中医存废争论：问题的提出与破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1[文献标识码]E[文章编号]1000-7857(2007)20-0017-04
0引言
《科技导报》2007年第10、11、12、14、16期连续刊载了有关专家学者在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主办的主题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学术沙龙上发表的观点后[1-5]，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系申素玲遂致函本刊编辑部(见2007年第16期《科技导报》“读者来信”栏目)，表达了她对此问题的兴趣，以及对本刊刊载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各种观点做法的赞许。之后陆续有读者来信，希望本刊介绍近期有关中医存废争论问题的具体情况。本文力图给读者提供历史上有关中医存废争论问题和21世纪新一轮存废问题的背景材料，相关人士和政府主管部门对此问题的态度和立场，以及国家对促进中医药发展、创新的有关对策。
1中医存废问题争论始末及主要观点反映
2006年4月，中南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张功耀教授在《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杂志上发表了“告别中医中药”一文[6]，声称“从文化进步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没有寻求到自我进步的道路，约束了人们对病理和生理的理解；从尊重科学的角度看，中医中药既缺乏经验基础又缺乏逻辑基础；从维护生物多样性的角度看，中医中药在倡导不科学施治的同时，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从人道主义的角度看，中医中药蕴含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毒物、异物、污物入药。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由此点燃了21世纪我国中医存废问题争论的导火索。
同年9月8日，张功耀在其博客上又发表文章“再论告别中医中药”[7]，号称“以资源有效利用的名义，以向国际医德标准看齐的名义，以弘扬科学精神的名义，以紧跟医学科学进步的名义”，重申“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告别中医中药”，为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继续推波助澜。
2006年10月7日，张功耀联合美国纽约康复科医生王澄，在医学捌号楼网站发起《关于征集促使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签名的公告》[8]，要求“修改《宪法》，删除《宪法》第21条有关中医的内容……；采取适当措施，让中医在5年内全面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回归民间……；立即停止缺乏科学原理、违背科学精神、没有安全保障的中医中药研究……；善待已经取得相关执业和职称资格的中医师，引导他们主动转向主流医学。”把关于中医废存问题的争论推向高潮，导致了延续至今的各界人士热点关注的“中医废存争论事件”。
张功耀的言行在社会尤其是中医界引起激烈争议，有人附和，有人坚决反对。在科学界，赞同张功耀观点的科学家代表是何祚庥院士。他认为，评判中医理论是否科学，首先应看它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支持批评中医，并认为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何祚庥认为中医的理论落后，其中的虚、实、气、补等概念都不准确，阴阳五行这套理论也不科学。为此，他把中医的这套理论称为伪科学。与此同时，何祚庥院士对张功耀等人说要废止中医还是有保留的。他认为马上废止中医是不现实的，他之所以现在批评中医是为这种落后的生产力将来退出历史舞台创造条件[9]。
著名科普作家方舟子在《北京科技报》上撰文指出[10]：“中医理论与现代科学格格不入，虽然有许多人幻想将来有一天中医理论会被纳入科学体系，甚至被用来拯救现代医学，但那仅仅是一种幻想，我不认为它有可能实现。世界上各个民族(包括西方民族)在历史上都有过自己的一套医疗理论，它们也都被排斥在科学体系之外，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己民族的传统医学就会是个例外。”他同时也认为，“否认中医理论的科学性，并不等于全盘否定中药。中医的某些疗法就像其他民族的传统疗法一样，可能有其价值，值得用现代医学方法进行挖掘、研究。”[10]
在新浪网组织的“中医该不该退出历史舞台”的调查中，超过80％的网友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反对张功耀观点的人认为，张将中医存在的个别问题上升到普遍层面，进而得出偏激的结论。他们同时也对张功耀视西医中存在的负面效应而不见表示不满。
在中医药界，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程丑夫教授率先公开反击张功耀。他认为，张功耀关于“取消中医药”的论断犯了3个大的错误，即所采用的推理方法违背了逻辑学，其认识方法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并采用了臆造诬陷的手段。他还指出，张关于“取消中医药”的结论基本上都是采用举例的方法进行推理的，因而是站不住脚的，也是不能成立的[11]。
对于中医药究竟是不是科学这个问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认为，中医药是科学，但不同于西医的“还原论”，而是复杂性科学。他还曾在第二届中国中医药发展大会上所做的“用现代科学观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报告中强调，“20世纪后期诞生的复杂性科学，使现代科学的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开启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药的科学性的大门。”[12]
医学界也有专家把这场争论看成是一场不同医学理论体系的争论。现年76岁的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危北海教授既做过西医，也做过中医，他认为中医、西医的理论体系完全不同，但都能解决实际问题，无法比较哪个更好。如果一定要对这两个体系进行比较的话，危教授认为，只能说西医是对微观领域的具体研究，而中医则是对宏观问题的把握，中医是整体论，而西医是个体论。至于谈到中西医理论体系的关系，危教授认为，中医理论体系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基础上的，所谓阴阳五行实际上是探讨人体内的一个对立、统一、矛盾、平衡的唯物辩证思想，而西医体系则是建立在实证和解剖基础上的，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13]。
钟南山院士也不认同取消中医的言论。他认为，太多的江湖医生以中医的面貌出现，由此诋毁了中医的信誉：中国医学要在社会上稳固自己应有的地位，还需切实加强自身的发展；中医要加快现代化发展，要用现代方法来发掘中医药的宝库[14]。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会长、天津市中医药研究院院长张大宁教授是一位中医药坚定的支持者、研究者和实践者。他说，中医药属于应用科学范畴，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它是在长期经验和文化积累上形成的一种特殊体系，中医药能够绵延数千年，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中医药要想站得住脚，不能只是靠民族特色，而是要靠疗效方面的优势[14]。
著名中医药学专家陈可冀、李连达、张伯礼、石学敏、程莘农等认为，仅凭中医或西医一支力量不可能担负起中国13亿人的医疗保健任务，中国近半数人口接受中医服务并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已形成完善的中医药医疗网，在农村也形成了县、乡、村三级医疗服务网，其中40％的乡村卫生院、70％的乡镇医院、89％的城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100％的城市大医院都可以提供中医药服务，中医药在中国卫生事业中的地位已不可替代。他们同时提出，应促进中西医优势互补，使其共同为全国人民的医疗保健和世界医学的发展做出贡献[14]。
那么，国际主流医学界又怎么看待类似于中医废存这样的问题呢？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在190多个会员国间广泛磋商的基础上，首次制定了全球《传统医学战略》，指出“传统医学是重要的卫生保健资源”，将“帮助会员国制定和实施国家传统医学(补充和替代医学)政策和规划，酌情将其纳入国家卫生保健体系”。该组织为避免人们对传统医学持错误态度，在《传统医学战略》中专门强调，对传统医学“盲目的热情”和“无知的怀疑”都是不可取的[12]。
面对这场波及面广、影响重大的争论，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先后公开表态，明确表达了政府主管部门支持中医药的立场和观点。2006年10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在该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取消中医的说法。这位发言人表示，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他斥责征集取消中医签名的行为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无知和抹煞。”[15]同年10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新闻发言人也明确指出，取消中医是对科学的肆意否定。他强调，中医药经历了几千年的实践验证，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和信赖。实践和历史将证明，这次征集取消中医的签名活动和历史上其他否定中医药的事件一样，只是一场不得人心的闹剧[16]。
2007年1月11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出席2007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并专门强调她出席这次会议并讲话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一是当前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比较突出，中医药对于缓解这个问题是大有可为的；二是我注意到近一段时间以来，个别针对中医药的极端言论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就是要表明坚定支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态度。”[17]吴仪还强调，要切实推进继承创新，充分发挥特色优势，坚定不移地发展中医药事业。同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指出[18]：“要大力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的发展，充分发挥祖国传统医药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这是社会上长时间争论“中医存废”问题以来，我国最高一级政府给出的最为郑重的观点和态度。
2历史上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交锋
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郑廷鑫2006年11月曾撰文详细介绍了近百年来我国关于中医存废问题的几次重大论争事件[19]。
1879年，清末国学大师俞樾先后发表《废医论》、《医药说》，提出“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成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始作俑者。1912年，北洋政府在颁布《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时，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没把“中医药”列为教育学科，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造成了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为此，中医界人士纷纷表示抗议，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愤责：“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1913年颁布的第二个《中华民国教育新法令》依然把中医排斥在教育体系之外，致使该年10月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药界人士组织“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教育部设立中医药专门学校[19]。
1925年，中国教育界决定将中医纳入学校体制中。以余云岫为代表的西医界人士上书教育部予以抵制，教育部以此为由拒绝了中医进入大学学系的要求，导致中西医矛盾、冲突进一步加深，继而引发了20世纪最大的一次中医存废之争。1929年2月，南京政府卫生部讨论通过的废止中医案——《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一公布，立即遭到中医界的强烈抗责，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3月17日，全国281名代表在上海召开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要求政府立即取消议案。社会舆论也支持中医界，提出“取缔中医就是致病民于死命”等口号。主张废止中医的余云岫、汪企张等，纷纷发表废止中医的言论以回应中医界的批评。卫生部长薛笃弼为化解与中医界的冲突，公开表示并无废止中医之意。不久，国民政府文官处批示撤销一切禁锢中医法令，但仍禁止中医参用西法西药、中医学校立案、中医开设医院，再次引起中医界的抗争。1934年，傅斯年发表“所谓‘国医’”和“再论所谓‘国医’”，在舆论上掀起了又一场激烈的中西医之争[19]。
1950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又一次拉开中西医论争的帷幕。余云岫在会上提出“改造旧医实施步骤”的草案，提出将中医改造成西医。不久，卫生部副部长王斌提出，中医是封建医学，应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消灭，并规定中医不许进医院，要进医院必须学习西医知识等。因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大力扶持中医，王斌和贺诚两位卫生部副部长被撤职，“中西医结合”说法开始兴起，并引起废存双方新的争论。“文革”后，中医在政策层面上获得支持。1982年修订的《宪法》提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从法理上给予了中医、西医同等地位。与此同时，医学界提出“中医药现代化”口号。之后，“中西医结合”和“中医药现代化”成为新时期中医存废双方的争论焦点[19]。
2006年，张功耀再次挑起了新一轮中医存废争论。
3中医药的发展与创新
尽管中医界和主流媒体对张功耀等关于告别或废除中医的言行基本都持否定态度，政府主管部门更是坚定不移地支持发展祖国传统医学，但是这次大范围的论争也促使中医界及其政府主管部门开始反思，正视目前中医药发展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认真探讨如何更好地促进中医的发展和创新。
2007年1月，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组织专家学者召开主题为“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学术沙龙，来自中医、西医、自然科学史、物理、考古、微生物、化学等学科的专家学者为中医研究“会诊”。与会专家指出，当前中医研究要走出3个误区：①不能再简单地用现代科学语言对中医进行“翻译”或“证实”，而需“解析”和“分化”；②应提倡中医和西医互相借鉴学习而不是“结合”；③世界上医学只有一门，中、西医殊途同归，不能过分强调中西医之间的“壁垒”[20]。同年3月18日，刊载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论文的《医学与哲学》杂志社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共同举办了“中医深层次思考研讨会”，邀请争论双方的核心人物和有关学者进行理性的学术讨论，会议讨论的议题主要涉及：①中医药目前存在的问题及革命性批评；②如何坚决维护并恢复中医的传统；③怎样促进中医的改革和创新。
2007年3月21日，由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6个部门共同制定的《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正式发布。这是继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后，国家为支持中医药全面发展制定的又一个纲领性文件和全局性规划。针对一段时期来有关中医存废问题的争论，《纲要》开宗明义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在与疾病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其有效的实践和丰富的知识中蕴含着深厚的科学内涵，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和人类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推动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以满足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纲要》还明确地指出了我国中医药目前正面临的以下3方面的挑战：①医疗保健服务能力不高：中医学未能充分吸收近代科学的成果而始终保持着具有自身特点的发展方式，相对于现代医学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普及水平的快速提高显得发展比较缓慢，还不能很好满足现代生活条件下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②现代产业基础不强：我国中医药产业缺乏优质高效的产品，研发和创新能力薄弱；中药产业链尚待完善，中药农业刚刚起步，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合理利用及相关生态环境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中药工业生产工艺和工程化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和综合利用能力相对低下，缺乏标准化的专用制药工业装备；中药出口以原料为主和依赖老品种的局面没有明显改观，中药产品.在发达国家进行药品注册尚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而“洋中药”返销进口有增长趋势；③现代科学基础薄弱：集中体现在用传统概念表达的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难以被现代社会普遍理解和接受；复方中药的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等现代研究一直未获突破；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评价方法和标准规范体系尚未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尚未形成，制约了中医药现代化、国际化进程。
为此，《纲要》明确提出了坚持“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多学科结合”的基本原则，确定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4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提出了“统筹协调、全面推进，加大投入、科技支撑，积极加强中医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强化对中医药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4项措施，以求切实推动中医药的传承、创新与发展。
我们相信，中医药现代化这一功在民族、利在国家、造福人类、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必将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支持，并将取得丰富的成果。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网络资料，在此谨向有关作者表示谢意。本文执笔人为苏青、齐志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