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抗战史研究现状与新进展”笔谈——21世纪日本学界有关日中战争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笔谈论文,日本论文,学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进入21世纪，日本有关日中战争史的代表性研究，主要可分为三类：其一是为纪念日本战败60周年进行的综合性研究，以及日中美三方学者关于日中战争史的国际共同研究；其二为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及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等校际研究会所展开的共同研究；其三是学者关于日中战争史的自主研究。这一归类大致可以反映出日本史学界长期以来的学术传统。本文将分别予以介绍，以此展示近年来日本学界关于日中战争史研究的整体动向。 首先要提到的多卷本著作，是《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共8卷，编辑委员：仓沢爱子、杉原达、成田龙一、Tessa Morris-Suzuki、油井大三郎、吉田裕，岩波书店2005～2006年版)，这是在经历了战败后的60年，日本学界对于1945年夏天结束的太平洋战争所进行的综合性研究。 1945年的战败，将日本社会的发展阶段明确划分为战前与战后两个阶段，这一重大事件也对整个世界及社会的认识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基于此，岩波书店出版的这套系列讲座丛书，旨在借战争结束60周年之际的纪念性影响，对战争的历程以及战争行为本身做一个重新的考察。从全卷的基本框架来看，没有延续过去使用的“大东亚战争”“太平洋战争”“十五年战争”来命名1945年结束的这场战争，而是使用了“亚洲·太平洋战争”这一新概念，力求跳出战争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并着眼于殖民帝国与殖民地的关系，同时将考察时段由战时延伸到了战后，力图展示出一幅历史与现实相关联的新图景。该书提出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1.关于“十五年战争”这一认识，具有“单一国别史”及“单线性”的侧面；2.提出了社会性别、族群、战争记忆与叙述等与战争研究有关的一些新概念、新方法；3.关注日本“帝国”的殖民地统治及去殖民地化这一课题的重要性。 这套丛书的第1卷《为什么是亚洲·太平洋战争？》中，包含了战争系谱图(成田龙一)、日本的帝国经历(杉原达)、当下的战争责任论(吉田裕)、日本近代史上的战争与殖民地(荒井章二)、20世纪亚洲的战争(仓、浞爱子)、世界战争中的亚洲·太平洋战争(油井大三郎)、讲述暴力的可能性(Tessa Morris-Suzuki)以及历史修正主义(岩崎稔、Steffi Richter)等主要内容。 第2卷《战争的政治学》汇集了东京裁判论(野上元)、祭奠与追悼(原田敬一)、帝国日本的“随军慰安制度”论(SOH，Chunghee Sarah)等内容。 第3卷《动员·抵抗·翼赞》主要从人性的视角讨论了战斗的士兵·守卫的士兵(河田明久)。 第4卷《帝国的战争经历》分别考察了殖民者视野下的台湾(近藤正己)、帝国的劳务动员(内海爱子)、从神户港看强制劳工问题(飞田雄一、安井三吉)、战后“撤离”与“扣留”(成田龙一)、台湾原住民的殖民地化与去殖民地化(傅琪贻)、刘连仁·横井昭一·“中村辉夫”眼中的战争(丸川哲史)和后殖民地式的“重逢”(高媛)等问题。 第5卷《战场面面观》集中讨论了战场上的暴力行为，如士兵们的日中战争(山田朗)、亚洲·太平洋战争中的战场与士兵(吉田裕)、中国战线的诸种非正规战(菊池一隆)、南京大屠杀事件(杨大庆)、治安战的思想与技术(笠原十九司)、日军的性暴力及其特征(山下英爱)和从战略性轰炸到原子弹投放(伊香俊哉)等。 在第6卷《日常生活中的总体战》中，主要考察了日本民众及中国沦陷区民众在战争影响下的日常生活样态。 第7卷《统治与暴力》则以中国沦陷区为叙述主体，分析了满洲国的民族与民俗学(杜赞奇)、日中全面战争结束后的在日华侨、印侨群体网(笼谷直人)、汪兆铭政权论(刘杰)和内蒙古的“蒙疆”政权论(Li Narangoa)等主题。 在第8卷《20世纪的亚洲·太平洋战争》中，较为宏观性地分析了世界大战与帝国重组关系(木畑洋一)、战争与革命(加藤哲郎)、亚洲·太平洋战争与“一般性”国际机构的形成(半泽朝彦)、战争赔偿与补偿(矢野久)及战后责任与和解探索问题(阿部浩己)。 2000年，傅高义(哈佛大学教授)发起由日中两国研究者共同研究日中战争的倡议，并提出了共同讨论的四个视角：1.日中战争中的地方政权；2.军事史；3.社会与文化；4.外交与国际关系。以此倡议为基点，日中美三方组成了共同研究团队，并依次在哈佛大学(2002年)、夏威夷(2004年)、箱根(2006年)和重庆(2009年)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该团队经进一步调整后，于2013年在重庆召开了第5次会议。 会议成果已集结成日文、中文以及英文的论文集。日文版论文集《关于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系列包括：姬田光义、山田辰雄编《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日本的统治》(2006年)；波多野澄雄、户部良一编《日中战争的军事部署与展开》(2006年)；傅高义、平野健一郎编《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2010年)；西村成雄、石岛纪之、田嵨信雄编《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2011年)；久保亨、波多野澄雄、西村成雄编《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2014年)。 在各卷中，编者分别根据历次会议的主题，针对与日中战争相关的各领域进行了如下总结：如《中国的地方政权与日本的统治》一卷讨论的主题是，日中全面战争前，中国社会存在五种体制：1.当时唯一具有合法性的中央政府——南京国民政府；2.与之针锋相对的中共势力支配下的地方政权(延安)；3.中央政府势力难以触及的、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山西、广西、四川、云南、贵州等)；4.日占区以及日军影响力较大的区域(台湾、东北、蒙古、华北的一部分)；5.上述统治势力皆无法介入的治外法权地区(上海、天津等地的租界区)。日中全面战争时期，各地域政权内都存在着对立与合作、以及权力的相互渗透，各地域也处于极为复杂的多重权力构造中，认为单纯地用二元对立结构，很难准确把握战时中国地方政权的实质。 《日中战争的军事部署与展开》一卷主题是日中战争的军事方面，尽管论题限定，但日中学者的观点还是相距较远，比如对台儿庄战役的效果分析，对“三光作战”的认识(声称对日军野蛮行径进行诸因分析但绝不是为之“辩解”的说法，还是受到严厉批评)等。另外，学者们在对国民政府军初期抗战中的积极作用、一号作战(豫湘桂战役)中日军展现的战斗力及其对国共合作的影响等问题上，开始形成一定的共识。 在《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文化》一卷中，学者们认为，日中战争时期中国存在五种不同的地方性政权，每个地域内的民众生存状态各不相同，在社会与文化形态的表现上也有差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与文化处于割裂状态。事实上，因战乱而被迫来往于不同地域间的民众，因此有了相互交流、协作的机会，地域性社会与文化间的多种尝试性沟通发生了，凝聚性与文化的同一性反而有所增强。 《国际关系中的日中战争》一卷关注国际视野下的战争状态，如战时重庆在政治上扮演着其他都市难以企及的国际性角色。作为联合国主要成员国之一的中华民国政府，陪都重庆自1938年直至1946年迁都南京前的9年间，都是中国外交关系的中心。1944年春开始的日军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豫湘桂战役)，占领了包括美空军基地在内的华中、华南地区，给重庆的政治空间造成极大危机感。即便如此，国民党承诺战后推行宪政的表态，还是刺激了国统区民主宪政运动日见高涨。因此，在美国大使赫尔利的国共调停活动中，联合国表现出了为维持抗战实力而要求国民政府进行政治改革的立场，中国为寻求更多国际援助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的立场，国际关系对内政的约束性由此凸显。 《战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一卷关注的是战时中国社会的变动情况。日中战争期间，四川、云南等地是抵抗侵略的“大后方”据点，日军侵占下的“满洲”(东北)、华北、华中等地区，以军需工业为中心的经济生产得到急速发展，这种经济结构一直延至战后。通过对与经济发展密切关联的战时动员体制的整顿与强化，社会整合有所推进；另一方面，寻求新政治变革的民主化运动也有了较大进展。 作为校际研究会的中国现代史研究会(东京)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着力于中国国民革命史研究，后来逐渐转向国民政府史研究。石岛纪之、久保亨所编《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2004年版)一书，是有关日中战争期间作为中方代表性存在的重庆国民政府(1937～1945年)的共同研究成果，也是日本有关这一方面的首部综合性研究著述。该书提出了以下几个基本论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总体战，日中战争同样具有总体战性质。对于中国来说，抗日战争关系到国家与民族的存亡，因此战时总动员体制的构建不仅仅是由国家自上而下的推进，也有来自下层民众的诉求。可以说，在对国民展开强制性动员的同时，中国的总动员体制也有以扩大民主主义的方式来动员民众的一面。 从总动员体制构建的角度来看，重庆国民政府的战时体制存在着诸多矛盾与问题。首先是抗战的指挥体系，国防最高委员会作为集党政军大权于一体的战时最高领导机关，其功能并未得到充分发挥。另一问题是，由各方势力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对中国抗战力量的形成及壮大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但随着国共两党对立加剧，统一战线逐渐走向解体，与此同时国民党政权的统制政策得到进一步加强。 1941年12月初亚洲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可以视为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战略的重大成功。中国此后成为联合国创始国之一，形式上与美、英、苏并列为四大国之一，蒋介石就任联合国军中国战区最高司令官。同时，英美接受了中国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要求，于1943年1月分别与中国签订新约。尽管此后经历众多曲折，中国最终还是赢得了抗战胜利，重庆政府在中国抗战中承担了主要作用。 最后是关于重庆国民政府时期(也称“抗日战争时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时期划分上的定位问题。关于此点的意见分歧，主要是从连续性视角看待七七事变前后的历史，还是重视七七事变前后中国社会的质变与断裂。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在进行国家建设同时，也着手抗战准备，两者既相互结合又互相对立。抗战总动员体制的正式构筑，则是在日中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由此来看，包括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国民政府迁都内陆等事实在内，七七事变前后的中国确实发生了质的转变。 成立于1990年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同样在校际间共同研究的基础上相继出版了《上海史——巨型都市的形成与民众生活》(高桥孝助、古厩忠夫编，东方书店1995年版)、《战时上海：1937～1945》(高纲博文编，研文出版2005年版)等著作。后者论及战时上海的政治、经济、社会、外国在华权益、大众媒体及娱乐等方面的研究。在汲取古厩忠夫(逝于2003年)关于上海史研究的认识及视角基础上，编修者高纲博文认为，近代上海既非纯粹西化、也非传统中国的形态，是中西文化交融后产生的新型文化场域(“克里奥尔化的上海”)。战时中国的抗战力量，可以从重庆—延安—上海的三极构造上进行把握。可以将上海及日占区视为以重庆、延安为两极的两个三角形构造的底端。日本试图在上海及日占区建立傀儡政权来构建出与抗战力量相对抗的第三极三角形支配结构，反而在控制与反控制的相互纠葛中以失败告终。抗战结束后，如何处罚以及是否处罚“汉奸”这一问题，实际上是与争夺战后社会领导权以及战后重建等问题密切关联的。 在综合性研究及校际研究会的共同研究之外，一些学者个人的独立研究，也是日中战争史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介绍相关的6部重要论著。 提到对日中战争研究的现实关怀与“十五年战争论”，安井三吉所著《从柳条湖到卢沟桥：1930年代日中间围绕华北地区的对抗》(研文出版2003年版)一书颇具代表性。著者认为，21世纪以来日本关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多集中于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强制劳工、七三一部队、三光政策等战争过程中所发生的个别事件，对于个体的战争记忆与情感以及什么是“历史认识”等方法论问题也关注较多，但对于战争原因以及战争走势则注意不够。另外，近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抗战史研究正在脱离各自的革命史观，基本确立了以1931～1945年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时期划分。与之对应的是，日本学界虽已普遍接受了“十五年战争论”，但仍存异议。日本政治史与中国国民政府史都有各自的时期划分，但就日中战争史而言，“十五年战争论”最能说明日中战争的全貌。 安井三吉论证，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就有企图侵占东北以及华北的计划，并为实现这一计划展开了反复的军事压力与政治分化工作(即“分治合作方式”“现地解决方式”)。此外，经过对“卢沟桥事件”的深入考证，作者认为，日本学界存在的“中国共产党阴谋论”、中国学者所说的“日军阴谋论”皆为子虚乌有，该事件对于日中双方来说纯属“偶然”，但放在日中对峙的历史背景下又不是偶然的。 菊池一隆与家近亮子的研究，着重讨论中国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抗战中的作用。 菊池一隆所著《中国抗日军事史(1937～1945)》(有志社2009年版)一书，论述了国民政府的经济政策及其各种改革对于支撑抗战的积极意义，同时也指出其经济改革的资金来源主要靠对民众掠夺这一局限性。著者认为，日中战争所以以中国胜利、日本失败告终，源于以下几个原因：1.国共双方皆以游击战为主来对抗日军；2.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树立，得以有效动员各方面资源；3.国民党特务(蓝衣社、CC系)在后方展开的恐怖行动及情报战；4.中共展开的游击战得到民众广泛支持；5.由华侨组成的国际性抗战支援网的形成；6.战时经济的一定增长使持续抗战获得了物质基础(源于“政学系”主导的盘剥民众政策)；7.中国社会多元且极具柔韧性的结构，在以“抗战建国”这一目标集聚各方势力的同时，又能以各自方式抵抗日本侵略。 家近亮子在《蒋介石的外交战略与日中战争》(岩波书店2012年版)一书中，将中国革命史观视野下中共主导抗战进程的观念相对化，对长期以来作用受到贬低的蒋介石进行了重新评价。著者认为，战时中国能够赢得国际地位的跨越式提升，得益于蒋介石的外交战略。家近亮子广泛涉猎了包括台湾所藏蒋介石文书、收藏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等大量史料，对于蒋介石建设四川的战略意义、将日本政界高层与民众加以区别的“二分论”、蒋氏独裁式的外交观以及“册封体制”式领土观等方面提出了新见解。 早在30年前就提出独特的中国抗日战争史概论(《中国抗日战争史》，青木书店1984年版)的石岛纪之，在最新出版的《中国民众的抗日战争：饥饿、社会改革、民族主义》(研文出版2014年版)一书中，不仅体现了其30年研究经验积累与成果，更倡导重新认识日中战争史。他认为，中方以“国家叙事”为表述原则，称抗日战争是“不愿沦为亡国奴”的中国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所展开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战斗”，是正当合理的，然而著者也指出这并非基于当时民众生存实态的客观评价。为此，该书重点考察的问题是，中国民众如何面对日军攻击、战时粮食问题、以民众动员为目的的社会改革等，其问题意识在于考察日中战争对于战时民众生活的具体影响。 关于“粮食问题与抗日民族主义”，石岛认为，日伪政权为实现“以战养战”战略，采取低价收购粮食政策，导致沦陷区城市粮食奇缺，致其统治面临崩溃的危机。国民政府则以低价粮食提供给国统区城市居民，从而安定了民心，但由于繁重的粮食征收与强制性低价收购，导致国民党政权与农民间矛盾加深。另一方面，中共在根据地实行减负增产、精兵简政等对策来解决救灾和粮食缺乏问题，在克服困难的同时扩大了根据地，而且根据地不存在城市居民的粮食问题，这对于支撑以游击战为主体的战争方式而言相当有利。 该书以太行根据地为实例，将民众如何认识及应对日军的残酷侵略，又是如何面对中共所实施的民众动员及社会改革这一过程的复杂性与曲折性呈现了出来。 在关于“农民的心性与社会改革”部分的讨论中，石岛认为，日军的残暴行为与民众(农民)民族主义情感的形成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对于战时民众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维持“自己的生活”及确保“自身安全”。因此，如何将农民极具“现实主义”的生活逻辑与抗战需求有效结合，对于国共两党的战争动员而言，都是重要也颇为棘手的难题。中共通过合理负担、“清算旧账”以及减租减息政策，大致建立了一个相对贫困但却相对均衡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共成功地将战争负担公平化，由此提高了广大民众的抗战热情，也增强了根据地的抗战实力。然而，这种高强度的民众动员手法，从内战一直延续到1949年之后，作为中国革命传统的延续，成为影响政治与社会走向畸形的重要因素之一。 同石岛纪之一样，笹川裕史、奥村哲所著《战场后方的中国社会：日中战争下的总动员与农村》(岩波书店2007年版)一书，同样试图描绘一个不同于中国“国家叙事”形态的日中战争史。该书明确指出：“被救国热情所点燃、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与财产的人们，并不能代表战时中国的后方社会。将这样一群人突出、并以之为历史主人公的做法，难以充分展现日中战争的复杂性与矛盾性，更无法客观认识其对战后中国社会深刻而又沉重的历史影响”。该书以国民政府的战时大本营四川省为主要考察对象，详细勾画了混乱的社会实况，并力求揭示中国社会如何在混乱中完成转型的过程。具体而言，首先是对农村的主要战争负担——征粮与征兵的实况——进行细致考察，其次是聚焦战时征用导致的地域权力结构变动，最后是检讨了国民政府为克服战时征用的严重弊端所进行的摸索与尝试。 著者认为，20世纪战争的一大特征是“总体战”，为支撑大规模的长期战争，国家必须全力动员所有社会资源，在动员过程中社会结构会被重新整编。日本在亚洲最早完成向近代国民国家的转型，国家对社会的掌控迅速加强，日中战争爆发时，日本已具备支撑总体战的社会结构特征。中国则连进行战时征用所必备的户籍与地籍整理都不完善，基层行政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极其松散，传统农村社会也不具备日本式的共同体特征，组织性低，国家意识薄弱，单从支撑总体战这一角度来看，中国所面临的困难远超日本。 著者指出，中国的基层行政组织承担着战时大规模征用的空前压力，但其社会结构的欠缺性，使得本就苛刻的战时征用变得极其粗暴与不均衡。由此，有势力的富裕者非法逃避征用负担的现象大肆蔓延，在派生出地域性对立的同时，不断将负担转嫁给弱势群体。战前即存在的贫富差距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扩大，社会两极分化严重，大多数贫弱者的怨愤不断累积，要求公平分担战时负担的社会压力也日益高涨。为抑制他们的不满与抵抗，政府不得不使用赤裸裸的暴力。一言以蔽之，国统区大后方的社会秩序呈现出即将崩溃的严重态势。如果放任自流，支撑总体战的战时征用体制也将崩塌。 为防止事态继续恶化，国家采取了多种措施力图实现战时负担的公平化。随着社会贫富差距最大化，战时征用也近乎极限，社会上层群体已难以回避分担更多战争负担的局面。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土地革命展开的社会基础由此滋生。中共所以夺取1949年的革命胜利，军事胜利当然是首因，但支撑其军事胜利及社会政策执行的基层社会条件，可以说是在日中战争时期所形成的。 石井弓的《记忆中的日中战争：通过访谈理解他者的可能性》(研文出版2013年版)一书，以1944年9月发生于山西省盂县的赵家庄惨案为例，对有关日中战争的历史记忆在中国如何被传播以及战争记忆如何被集体重构进行了探讨。 石井认为，关于日中战争的集体记忆是经过如“诉苦”、编写“四史”“忆苦思甜”等政治活动的形式加以叙述及传播，一些记忆经持续加工得以重构。即通过“诉苦”讲述的个人经验，经“四史”运动被写入历史并传播至不同地域，再以“忆苦思甜”的方式加工表述进而重构记忆。当记忆被重构为公共表象时，记忆者会不自觉地改变记忆以迎合表述方式及公共表象，战争表象具有胜利与受害的双重层面，但最终受害记忆一方占尽优势。作者以流传于山西省盂县西北三村关于赵家庄惨案的顺口溜“刘根德探亲”为例证，将之与村民实地访谈、有关惨案的历史叙述和文史资料进行对比，发现文献资料、口述资料与民间顺口溜对同一事件的历史表述并不一致。历史叙述(县志、人民斗争史)中的赵家庄惨案，由村外第三者从外在视角以规范方式记述下来，将之定位为诸多惨案中的一个，这种历史叙述在细述日军行动的同时，基本忽略村民间的人际关系。但在文史资料记载与著者访谈中，村民更多的是讲述惨案中的个人死亡，反映出村民们理解战争灾害的个人视角与强烈愿望。顺口溜则是将听众设想在村内或是一定范围内，是面向村庄内部的话语。 无论多么残酷的体验，如果没有追忆和保留记忆的条件，随着亲历者的减少，历史也会逐渐淡忘。村民们之所以对60多年前的战争记忆犹新并形成一种感情记忆，不仅仅是因为惨痛经历带来的心灵震撼，更是因为革命时代的需求创造了这些经历被扩展和重构记忆的环境，这些战争记忆才得以保存至今。今天的赵家庄因人口稀少已濒临消亡，但日中战争给赵家庄造成的是无法维持自身生态平衡的严重打击，破坏了整个村落的群体关系。对于著者而言，以日本人的特定身份对受害者身份的村民进行访谈，这种特定的关系促使著者不断进行自我反思。 以上概要介绍了21世纪以来十余年间的日本史学界关于日中战争史的研究概况。《岩波讲座亚洲·太平洋战争》一书表达的理念是，现在的日本史学界应以何种姿态面对20世纪中叶的那场战争。《关于日中战争的国际共同研究》论文集，旨在缓解日中韩三国间的历史矛盾等东亚各国所忧虑的诸问题，希望通过国际性对话寻求出路，在共同历史认识的基础上编著出21世纪的日中战争史。石岛、久保所编《重庆国民政府史研究》，可以看作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者所描绘的标准的日中战争史图景。 如前所述，日中战争史的整体研究现状，一是持续“十五年战争论”，重新强调国民政府及蒋介石的抗战价值；二是石岛、笹川/奥村、石井的研究，都有意识地与中国的“官方叙述”保持距离，努力尝试着从各自视角重新定位和认识日中战争史。祈盼上述学术界的老将新锐持续努力，假以时日，微弱的萌芽或许能孕育出东亚地区开放性“历史叙述”的田地。 收稿日期 2015-03-25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太平洋战争论文; 国民政府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战争史研究论文; 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现状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社会现状论文; 总体战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