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玉静[1]2001年在《国外奶牛业的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文中研究说明奶牛饲养是现代国家农业的核心行业。奶牛不仅把饲草转化为牛奶和牛肉，而且为乳品和肉类加工业提供了原料。在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奶业产值一般都占畜牧业总产值的叁分之一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奶牛业发展趋势是总产增长缓慢趋于稳定，其中多数发展中国家总产增加较快，主要是由于奶牛头数增长所致，但单产水平较低；多数发达国家奶牛头数不断下降，而平均产奶量却不断提高，故总产量仍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产量的增长主要在消费量增长的地区和若干不提供出口补贴的低成本生产国家之中。 世界奶消费总量和人均消费量从70年代末开始呈上升趋势，发达国家奶的消费从80年代末开始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的增加、城市化发展、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对奶的消费量大幅度增加。液体奶的消费量彼此相差很大，通常是由总的供需情况决定的，在乳产量比较低的国家，大部分乳都投向液体奶市场。 奶和奶制品的世界贸易量一直比较稳定。在世界乳品市场上，主要的出口国是欧盟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些国家占世界乳品出口量的83％。不过在WTO乳业协议取消乳品出口补贴的要求下，欧盟有可能丧失其现有的市场占有率，而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从中获益，因为其生产成本低，具有较高的竞争优势。此外，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有可能增加出口量。亚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国内生产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需要通过进口加以平衡，因此成为重要的进口国，目前亚洲市场已占全球乳品进口的40％。 奶业发达国家都有较长的奶业发展史，他们的共同经验可以归结如下： 在生产方面：通过发挥区域优势进行奶牛生产，以节省大量的饲料粮和其他费用；重视科技研究，狠抓品种改良和技术推广工作，使奶牛的生产性 能大幅度的提高；在奶农户均生产规模较为稳定的情况下，通过“公司或合 作社十农户”的经营方式，使奶农获得必要的服务和利润，逐步形成了产、 加、销一体化的经营机制：乳品加丁业非常发达，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乳 制品的品种非常丰富，可以满足不同消费口味的需求。 仕需求方面：通过宣传、改变国内的销售方式、制定相应的价格政策等 措施米促进奶和奶产品的消费，同时通过奶计划的实施和对外贸易等力‘式解 决国内乳和乳制品的过剩。 在奶业政策方面：许多国家都制定了促进奶业发展的优惠政策，把保护 奶农利益作为制定奶业政策的中要出发点，－批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也逐渐以 富裕奶衣为n标米发展奶业。 我国政府出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考虑，长期以来实施了“以粮为纲”的力 针，加上汉族人民牛活习惯的影响，奶牛业的皋础I·分薄弱，起点很低。改 革开放以后，小国奶业发展迅速，己具有 定的发展样础。仍是勺发达囚家 的奶业相比，小国奶业存在着b大的差距，奶畜申产低、产品加r规模小、 乳制品品种单、人均消费量少、乳品贸易额占整个农产品贸易份额很小。 根据国外奶业发展的经验，本文作芦认为，小国具备加速奶业发展的所有条 件，包括宁富的士：地和饲料资源、卡富的人力资源、b大的国内市场需求等， 这些资源还远没有被充分挖掘和利川起米。中国奶业市场前景十分光明，在 较短的时期内扩大牛产和消费是完全有可能的。 在借鉴国外奶业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就促进和加快我国奶业发展提 出了一些建议：允分发挥我国的比较优势，在农村地区建立乳品和牛肉加丁 企业，全面优化农村牛态环境，建立我国行之有效的“乳品／肉制品个业十奶 业合作经济组织十奶农”的一体化经营管现方式，为农村地区创造大量的就 业机会，增强我国粮食女全的能力，走出·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奶业发展道路。
徐群[2]2012年在《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影响研究（1949年至今）》文中认为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说过：“城市化是个世界性现象,它同样影响着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化完全背道而驰的趋势是不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新世纪对于中国有叁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可见,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城市化已经成为21世纪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影响力的社会过程。上海是中国大陆第一大城市,无论其城市化水平或者产业结构演进的程度都领先于我国其它城市。经过上世纪90年代的快速发展,上海中心城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服务功能逐步凸显,集聚功能进一步提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2011》,2010年末上海户籍人口1412.32万人,其中农业人口仅157.37万人,城市化率达到88.9%,可见上海已步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从产业结构演进来看,上海也已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第一产业的比重进一步缩小,第叁产业的比重稳步上升并已超过半数。反观农业,上海非农业大市,却是一个农业强市。截至2010年,上海的耕地面积为20.10万公顷,属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低者,但同时,就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农民人均纯收入、农产品商品率等方面而言,上海名列前茅。其城市化背景下的农业发展经验对许多地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经过多年的发展和积累,上海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并联动杭州、宁波、南京等地,形成长江叁角洲大都市带。目前,上海已进入城市化后期,历经了城市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本研究在考察上海城市化与农业发展演化轨迹的基础上,从人口城市化、经济城市化和空间城市化叁个角度切入,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上海城市化发展特征及其对上海农业发展的影响。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上海由一个多功能的工商业城市转变为综合性的工业基地,从“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与此同时,上海的城市化率因各种原因,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到1978年降至58.75%。在这一阶段,温饱问题是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农业的功能是以提供粮食为主的大宗农产品为主,仅在近郊和苏州河沿岸的狭小区域内,出现了较为集中的蔬菜产区,呈现部分城郊农业的发展特征,其他广大区域均以粮棉种植为主,呈现典型的乡村农业发展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地区第一产业业人员的比重明显高于第二、叁产业,但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和乡村工业的兴起,出现了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转移,但至改革开放前,第一产业仍吸纳着全市叁分之一以上的从业人员。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耕地在全市土地总面积中的比重不断减少,但至1978年仍占到50%以上,仅减少4.9个百分点,总体上形成以农业用地为主导的土地利用结构。从1949年到1978年间,上海的农业产值从2.27亿元上升到18.26亿元,但其增长速度远低于第二和第叁产业。其中部分原因在于政府的导向是大力发展工业,于是“以农补工”成为一种趋势,即以“价格剪刀差”等形式通过农业来支持工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所有的资源都向工业倾斜,对农业的投入自然会降低,也间接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以后,上海地区的发展在战略上进行了调整,整个城市定位从单一化的工业生产基地逐步向一个多功能的城市改变。城市化率由1979年的60.72%上升到1999年的73.84%。在这段时期,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人民对生活质量开始提出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新鲜蔬菜和副食品的需求直线上升,上海地区也相应呈现出城郊农业的典型特征,畜牧业快速发展,并在后期出现都市农业的萌芽。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基本呈下降趋势,农村青壮男性劳动力转向第二、叁产业,女性和老年劳动力在总体农业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逐年上升。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从1979年到1999年间,耕地面积由35.58万公顷下降到29.09万公顷,减少了18.24%,但农业产值从20.41亿元上升到206.90亿元,发展迅速。其中,科技投入是重要因素之一。在这一阶段,“以农补工”的情况基本结束,逐步转向“工农自补”,并在后期开始出现“工业反哺农业”的情况。经过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战略调整,上海在迈入新世纪之际,已经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国际化大都市,并朝着经济、物流、贸易和航运四大中心和长叁角大都市带龙头的方向积极建设。上海的城市化率在2000年已接近75%,到2010年达到88.9%,进入城市化后期。从经济结构来看,第叁产业所占比重在2000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达到50%以上。2000年,上海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到2010年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表明上海进入中等发达经济体行列。这一阶段,上海人民的生活水平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对提高生活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为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对居住环境的要求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的农业发展进入到都市农业阶段,农业的多元功能作用开始显现。在对上海城市化不同阶段对农业发展影响考察的基础上,第五章进行了系统的思考和总结。首先从上海城市化发展促进农业产业升级、上海交通建设发展促进农业贸易开展、上海农业科技发展保障农业可持续发展叁个方面总结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促进作用；其次,从上海城市定位和功能变化制约农业发展、上海城市化发展导致农业劳动力数量和质量双重下降、上海城市化发展对耕地的大量侵占叁个方面归纳了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的主要制约作用；最后,文章就上海城市化进程对农业发展影响研究的结果对于其它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规划农业发展之时可以借鉴的地方,提出八大建议,分别为：把握一般规律,着重战略规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单位产出；有效保护耕地,确保安全供给；合理分流人员,促进城乡融合；规划交通建设,促进贸易流通；防治环境污染,保障持续发展；借力二叁产业,促进农业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激发市场活力。
孙继光[3]2016年在《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国际竞争力一词的出现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与演进的产物,是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的重要体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是一个由国际竞争力衍生而来的概念,从产业的投入与产出角度出发,通过对某一国家的某一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进行比较与评价,分析产业发展规律,发现影响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可以为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提供政策建议。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食品加工业承担着为国民提供安全、健康、营养食品的重任,是保障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产业,但中国食品加工业自主创新能力较弱、部分领域产能过剩、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美国食品产品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对世界食品加工业具有重要的影响,系统研究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3个理论和实践问题:(1)产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如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评价?(2)美国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及其国际竞争力表现如何?(3)影响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表现的因素包含哪些方面,有何影响?为了回答上述核心研究问题,本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首先,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在梳理现实背景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主要研究内容以及研究路线等,主要集中在第1章中。其次,研究主体部分,该部分为本研究的核心,通过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相关理论的分析形成本研究的理论框架与分析方法基础,进而详细分析美国食品加工业及其产业国际竞争力表现形式、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影响因素等,力求比较全面地展示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及其背后的产业生态系统。最后一部分为论文的政策建议部分,总结美国食品加工业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主要经验,对中国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提升中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政策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章节安排、研究结论和发现如下。第1章“绪论”部分主要交待研究背景、研究目的以及研究方法。食品加工业承担着为国民提供安全、健康、营养食品的重任,是保障国计民生和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产业。近年来,我国食品加工业加大了产品研发力度,积极进行技术升级,食品加工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也存在发展方式粗放、食品安全形势不容乐观等问题。在对理论背景、现实背景的梳理与分析基础上,交待本研究开展的大背景。从提高中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这一现实问题入手,以产业国际竞争力研究范式为方法论基础,笔者通过对具有国际代表性的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进行研究,对提高中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第2章“产业国际竞争力及相关理论分析”对产业国际竞争力及相关理论分析进行系统梳理、回顾,形成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本章第一节对产业国际竞争力概念进行深入分析,从产业定义出发,明晰产业范畴,并明确产业国际竞争力就是一个国家某一产业在现有国际市场环境下,在国际以及国内市场与制度安排下,通过对资源与要素的配置与转换,持续满足消费者需求,并促使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接下来,本章对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等有关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回顾与综述,进一步探索国际竞争力的形成来源与机制。在此基础上,重点回顾波特教授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分析影响一国在国际市场上建立和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变量主要包括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产业与支持产业及企业战略、结构和竞争等四大要素,为后续分析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第3章“美国食品加工业及其国际竞争力表现形式”主要考察美国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以及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表现形式。具体来说,本章首先对食品加工业进行界定,从美国食品加工业总体规模和内部结构变动、要素投入状况、研发投入状况以及内外部市场需求状况等方面分析美国食品加工业整体发展情况。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美国在全球食品加工业进出口市场所占份额、食品加工业贸易顺差以及大型食品加工跨国企业市场表现等国际竞争力的具体表现。第4章“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形成基础和条件”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基础条件进行了分析。美国食品加工业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对美国失业率的降低贡献显着,并且对世界食品生产、食品质量和食品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究其原因,这与美国整体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紧密相关,同时美国食品加工业在国际上的较强竞争力与自然条件、劳动力素质、生产技术等优势条件密不可分,或者说,这些条件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基础。本研究分别从美国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劳动力素质、科技发展水平以及工业生产集中化程度四个方面进行剖析。第5章“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从美国食品加工业产业生态系统入手分析对其国际竞争力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的形成与维持离不开其赖以生存的产业生态环境。为了进一步剖析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影响因素,笔者以波特教授的“钻石模型”为框架,系统分析了由人力资本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等构成的生产要素体系,由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构成的市场需求,由物流运输业与包装业等组成的相关支持产业以及政府制度安排与监管等对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产生的具体影响。第6章“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绩效评价”从美国食品加工业对外贸易角度考察其国际竞争力,采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和贸易竞争指数(TC)作为具体评测手段考察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同时对美国的RCA和TC指数与选定的一些发达国家进行比较,横向分析美国食品加工业的国际竞争力。结果显示在2000-2006年间,美国食品加工业出口处于显示性比较劣势地位,而在2007-2013年间,美国食品加工业出口表现为显示性比较优势。美国食品加工业竞争力指数在2000-2005年间呈现下滑的趋势,由2000年的0.01降至2005年的-0.07,而后其竞争力指数则出现了较为快速的提升,在2008年达到观测期最大值0.1,美国食品加工业-0.07到0.1之间的振幅基本上可以视作美国食品加工业的进出口贸易刚好平衡,美国在大量出口食品的同时,也在大量地进口食品。第7章“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形成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在总结美国食品加工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主要经验的基础上,分析我国食品加工业发展现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通过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促进相关产业协调发展,提高企业效率,美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得到了提升。经过60多年的发展,我国食品加工业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面临食品安全问题频发、产能过剩以及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等问题。针对我国食品加工业存在的不足,笔者分别从食品安全监管、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产业链建设以及企业兼并重组等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以期为提高我国食品加工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借鉴。
陈盛伟[4]2006年在《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研究》文中指出农业保险是农业风险管理的重要手段,我国国情放大了农业保险的风险管理功能。实践中,农业保险表现出了促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推动农业新技术推广与应用,提高农业经营主体信用地位等作用,这使研究和实施农业保险的意义更加凸现。我国理论界从农业保险体系、农业保险体制、农业保险政策、农业保险问题、农业保险模式、农业保险形式等多个侧重点对农业保险进行了较多的关注,在学习同仁和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切入了农业保险制度建设这一视角。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农业保险制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有自己的理论规范,包含了制度对象、制度理念、制度规则、制度载体四大要素,但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理论设计需要解决实际问题,需要考虑到制度设计过渡到制度实施的成本。因此,对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理论设计离不开对我国农业保险发展历史的研究,离不开对当前农业保险实践的具体认识,离不开对基本国情的分析,也离不开对农业保险制度本身的规范理解。在对农业保险制度进行了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规范的考察和分析后,论文形成了几点结论:(1)基于农业保险是准公共物品的理解,农业保险制度是政策支持性制度,财政补贴是国家支持农业保险的重要措施;(2)历史分析表明:法律制度缺失、政府主导和推动职能缺失、风险分散机制缺失、经营主体缺失、农业保险在农业保护制度中缺失是中国农业保险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3)中国农业保险的地方实践表明:多形式、多层次、多主体是中国农业保险新实践的重要特征,地方属性是中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4)我国农业风险特点、我国保险业的快速发展、农业保险功能与作用的延伸、农民对农业保险的需求特征、农业生产特点、粮食作物经济特征、国家叁农政策、农产品国际贸易规则、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和行为特点等九个方面丰富了农业保险制度中国化的内容,研究这些特征将产生中国农业保险制度的诸多亮点。对农业保险制度历史的、社会的、具体的、规范的分析,揭示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的概念属性、理论基础、实践依据、背景特征,它们界定了我国农业保险制度建设的四个重点内容:农业保险的法律法规、国家财税政策支持、巨灾风险的分散与预防、具有地方属性的中国农业保险制度。
陈小霖[5]2007年在《供应链环境下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产品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正在变成日益突出的全球性问题,不管是基于科学方法还是基于价值观,不管是国内供求还是国际贸易,都面临着共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基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容乐观的现状,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势在必行。然而我国真正重视农产品质量安全还是近几年的事,学术研究也并不深入,我们并不十分清楚,我国安全农产品的管理状况如何,控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在哪,如何真正有效快速的全面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这些问题亟需我国农业理论工作者加以研究。有鉴于此,本文以“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研究”为题开展了本研究工作,旨在分析清楚供应链环境下,影响供应链运作中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或因素,然后利用先进成熟的工业供应链管理理论,对症下药,研究怎样的供应链管理优化技术能够对这些关键环节起到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总的目标是利用各种供应链管理优化思想和技术达到全面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效果。本文以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工作为研究对象,以建立农产品供应链管理质量安全集成平台为目标,结合质量管理体系、供应链博弈、收益协调机制、供应链风险评估为技术手段,选取苏州农业企业为实证应用示例,通过九章内容的层层深入分析来完成整个农产品供应链质量管理保障的研究。第一章,绪论部分,是论文研究的逻辑始点,从实例数据等多方面论证分析了本论文的选题背景及研究意义、综述并且评析了农产品安全保障相关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主要研究方向、从而引出本文拟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全文的基本框架结构,随后对论文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作了简单的介绍。同时对诸如供应链与农产品供应链、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保障等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指出本论文的研究范围涵盖管理理论创新(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的四个关键方面)和实证应用创新(苏州农业企业)两个方面。第二章,相关基础理论与方法部分,全面总结介绍了论文所依托的五个理论基础:“供应链管理”理论、“农产品供应链管理”理论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理论、“博弈论”理论、“预警理论”。主要针对供应链管理与农产品供应链的特点、发展历程、概念模型、体系结构与实施原则等进行了研究,为后续各章(四、五、六、七)研究如何在农产品供应链环境下,通过实施各种管理措施来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奠定了概念与理论基础。第叁章,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关键点分析,把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研究的一般问题和关键问题进行了一个系统的梳理,理清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究竟要研究什么问题,从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研究的一般问题研究过渡对供应链环境下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关键问题研究。明确指出的几个关键研究问题正是后续章节所研究的重点,此章内容在整篇论文中起着穿连后续章节的作用,使得各个章节突现合理的组织逻辑性。第四章,系统地介绍了农产品供应链欧美模式和日本模式的主要特点,并选择了一些典型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荷兰、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进行了实证研究,结合其农业特点以及经济、社会特点分析其供应链模式,就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和教训提出对我国农产品供应链政策层面和实业界的启示,以此得出成功运用农产品供应链管理能够有效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结论。第五章,农产品供应链价格质量的博弈研究,在分析国内外农产品供应链安全信息化现状及差距的基础上,应用系统思维观系统分析我国农产品供应链安全问题,研究指出我国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针对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信息不对称及其特殊性,本章重点研究了农产品供应链的两个最主要上下游环节——农产品供给方与农产品消费者之间的价格质量信号博弈模型和演化博弈模型。本章引用系统科学关于动态过程和动力机制的观点,引入含有随机参数的消费者二元效用函数,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分析非对称信息下农产品安全重复博弈的演化稳定性。第六章,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分配的协调机制研究,深入分析了影响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管理的另一个主要方面——农产品供应链节点企业合理收益分配的重要性。简单介绍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分配的总体原则之后,将协调机制运用与农产品供应链收益分配中,成功架构了激励农产品供应链合理收益分配的模型,从而从正向激励来保障供应链中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第七章,农产品供应链安全质量的风险评估,在风险分析理论的框架下,对农产品供应链进行预警和管控分析。介绍农产品安全风险分析的主要概念和内容,重点讨论农产品微生物风险分析以及微生物定量风险评估方法,使用预测微生物学模型来建立货架期预测模型和微生物数量预测模型,并引入蒙特卡罗方法来处理模型参数的不确定性因素影响。本章旨在基于预测模型,提出农产品供应链的销售终端环节所应该进行农产品微生物风险分析控制的方法和概念模型,以期为农产品供应链中下游保障农产品安全问题的管理与控制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第八章,农产品供应链优化管理应用实例——苏州农业企业实证,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的角度,选取江苏省苏州市的农产品生产、加工与流通中的重点成员作为具体研究对象,针对性的设计了一套调研方案与问卷,对苏州市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展开了重点调查以获取基础数据,进而部分或全部采用4、5、6章节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优化理论,对苏州市农业企业进行了各方面的改进,最终从实例的角度验证了构建理想的苏州市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来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第九章,研究结论以及进一步的展望,实证分析表明,论文所架构的农产品供应链优化质量安全管理集成平台,对于改善现有农产品供应链质量安全问题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对于构建理想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模式有着重要指导意义。这一章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对影响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的诸多因素及相互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全面总结,并指出本论文研究的不足之处以及今后所努力改进的方向。综观论文分析与总体结论,主要在以下方面体现了本文的研究价值:从整个农产品供应链安全管理系统的角度来看,利用成熟的农产品供应链管理优化机制来进行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研究,不仅能够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的农产品购物环境和渠道,更重要的是增强了供应链上各个环节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管理和控制的力度,有助于构筑具有诚信且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供应链体系。
桑颖[6]2010年在《美国对外援助中的私人志愿组织》文中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外援助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政治经济现象。在对外援助中,除了大量的主权国家间双边援助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外援助外,还存在着另外一类援助机构,那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美国作为近现代西方对外援助的发起国,其对外援助的历史悠久。作为当前最大的援助国之一,在国际对外援助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美国的对外援助有较高的比例是由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执行的,而这一部分常常在统计时被忽略。因此关注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中的活动,既有助于全面评估美国政府的对外援助政策,又有助于深入挖掘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实质。论文除导论和结束语外,正文共有四章。第一章对私人志愿组织及其对外援助进行了多维度的界定与梳理。本章内容由叁部分组成:第一,在分析总结对外援助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及其对外援助的特征之后,对美国对外援助进行了界定分析,认为美国对外援助不仅包括政府对外援助,还包括了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在此基础上,并根据《全球慈善事业索引》的统计数据指出,美国民间援助已经大大超过了美国政府的官方援助;第二,对非政府组织的概念界定及辨析之后,引出了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就是在对外援助及发展领域从事活动的非政府组织,而美国对于在海外从事援助活动的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又有其特定的称呼—私人志愿组织(PVOs);第叁,具体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概念、分类、收入和支出等概况。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以对外援助政策的视角全面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发展演变过程。本论文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划分为六个阶段。在早期阶段(1939-1945),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中立法案》和《租借法案》的背景下,在二战期间发挥了人道主义援助的作用;在兴起阶段(1945-1960),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援助范围从欧洲扩大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与此同时,援助领域由进行的救济援助扩展到粮食援助、技术援助的计划。此外,还获得了美国政府的公共补贴金(海运费补偿、剩余农产品、政府多余财产等);对外援助制度化阶段(1960-1970)是承上启下的年代。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制度化和援助政策变化的情况下,援助领域从救济援助转变为发展援助领域;在“新方向”外援政策阶段(1970-1980),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国际形势和对外援助政策的影响下,进入了迅速发展时期。私人志愿组织在发展援助领域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联邦政府创立拨款机制为其提供资金进行援助,使得拨款援助机制成为此时期私人志愿组织依赖政府的重要方式,从而使得依赖政府资金、实现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以及如何保持独立性的争论议题持续高涨;在对外援助私有化阶段(1980-1990),私有化趋势使得里根政府时期的对外援助政策加强了私人志愿组织的作用,开发署把与私人志愿组织的紧密合作关系界定为“伙伴关系”,而私人志愿组织的角色不仅仅提供服务,还开始充当影响政策的倡导角色;冷战后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新发展(1990-至今)阶段,随着外援私有化趋势加强,越来越多的对外援助任务由政府转移给私人志愿组织等非政府机构。政府与私人志愿组织的伙伴关系也日益加强。纵观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历史,可以看到它的发展演变过程与世界国际发展领域的形势和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的演变休戚相关。第叁章主要从理论角度分析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可能性与必然性、它在对外援助中充当的角色以及美国私人志愿组织与联邦政府之间的伙伴合作关系叁个方面。首先,从国际体系层面、国际组织层面、国家层面、文化层面和微观层面来论证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参与对外援助的动因;其次,从服务提供者、教化者和合作者详解它所充当的对外援助角色。服务提供者是私人志愿组织在对外援助中充当的基本角色,私人志愿组织通过提供项目援助、能力建设援助和人道主义救援来充当服务提供者的角色。随着私人志愿组织的发展,它不仅仅局限于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它还充当了教化者的角色。美国私人志愿组织通过提供信息、技术来影响国家外援及发展政策、通过成为影响国家外援政策的压力集团、通过监督手段来影响国家外援政策来充当教化者的角色;与此同时,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的过程中,还与联邦政府、联合国等政府间组织以及受援国政府和受援国非政府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从而充当了对外援助中的合作者和桥梁沟通的作用;最后,运用资源依赖理论阐述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和联邦政府的伙伴合作关系。第四章主要分析了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影响、面临的挑战以及它的发展趋势及前景叁方面。随着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对外援助活动的扩展,它作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叁方力量”,已经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美国私人志愿组织除了对于援助国的外交政策、国家形象、软实力,对受援国的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公民社会的建设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外,它的发展还受到国际体系、受援国政策和自身不足的制约的挑战。在未来的对外援助领域,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影响和范围将进一步扩大,私人志愿组织的专业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它的商业化趋势显现,与此同时美国联邦政府将继续运用私人志愿组织借助援助的名义来实现其促进民主的目标。论文的结束语部分指出,一方面,美国私人志愿组织的全球化和网络化趋势使得它们对外援助的活动能力大大增强。美国私人志愿组织在对中国的对外援助活动中,既有其积极的作用,也存在着消极的一面。另一方面,对于中国非政府组织对外援助活动,应该培养高效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对外援助,加强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对外援助的引导和管理,与此同时,加强非政府组织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合作。
肖娥芳[7]2017年在《家庭农场发展：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文中认为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城乡一体化及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农村常住人口急剧下降,“386199250部队”、“农业老龄化”、抛荒等而导致的“谁来种地?”以及“怎样种地?”的问题凸显。且在我国农地细碎分散的农地制度背景下,有愈演愈烈之势,折射出对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进行变革迫在眉睫。而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家庭农场是缓解人地矛盾、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效载体之一,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农民持续增收、缩小城乡差距及提升农产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自2013年起,各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均明确提出要鼓励发展包括家庭农场在内的多种形式的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并为其提供合适的政策制度支撑环境。那么,何为家庭农场?其形成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未来又该如何促进我国家庭农场的优化发展?本文以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农户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效率理论、计量经济学等理论,以新制度经济学分析为主要方法,对家庭农场的形成机理、发展的影响因素、发展的演进趋势等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并在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家庭农场运营的成功经验启示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我国家庭农场优化发展的对策与建议,以期揭示世界家庭农场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对我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启示。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家庭农场的形成不是必然的,而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国家或政府等主导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偏好是家庭农场形成和发展的宏观动力,也是主要推动力。农户等非主导利益集团有流转农地,经营(或支持经营)家庭农场的需求,是家庭农场形成的微观动力,且其目标效率需求能够与主导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需求激励相容是家庭农场形成的关键。而交易环境的变迁,是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由普通小农户经营向家庭农场经营变迁,旨在追求组织制度安排与交易环境更高的相容程度,进而获得更高的组织绩效的重要背景。(2)家庭农场的发展既要受到外部交易环境因素,又要受到组织内部自身因素的双重影响。宏观层面上来讲,资源禀赋环境、政策制度环境、市场环境等都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着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式各不相同。其中,资源禀赋环境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着直接影响,而制度环境、市场环境都对家庭农场的发展具有显着的间接影响。微观层面上来讲,农户个人状况、家庭状况、经济特征、农地资源禀赋状况以及是否租借过他人农地等组织内部因素和外部交易环境因素都对农户经营家庭农场的意愿有显着影响。因此,应从改善外部交易环境与家庭农场自身内部组织因素两方面来同时着手,以增进二者的相容程度,进而促进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提升以及在更大范围内的优化发展。(3)家庭农场应该是一个学习型的组织,其发展的路径过程是组织自我学习,自我演进,以适应外部资源禀赋环境、市场环境以及由政府提供的制度环境等交易环境的变化,降低组织运营的交易成本,进而不断提高组织运营的目标效率的一个动态过程。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特征主要表现为:结构调整战略化、经营规模扩大化、经营模式一体化、管理运营现代化、资源利用集约化、经营人员素质职业化等趋势类型。且这些趋势在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演进过程中通常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交融发展的。也正因为如此,家庭农场发展的路径规律表现出一定的时空差异。(4)家庭农场之所有能成为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农地经营模式之一,并在长期中持续存在,关键在于这种农地经营模式能够在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外部交易环境条件下,与时俱进地平衡农业生产经营目标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并从战略全局的高度来实现国家或政府等主导利益集团、农户等非主导利益集团等相关利益主体目标效率的激励相容和多方共赢。(5)为促进我国家庭农场优化发展,应从增加家庭农场与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上来着手。具体应从以下方面来同时进行:其一、要进一步降低农地产权管制,加快并规范农地流转。为了让农地真正的流转到意欲或正在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人手中,政府应严格地、慎重地审批超大规模农地流转。其二、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农场发展信息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并对该平台的功能、运营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其叁、认为应积极探索和创新家庭农场支持政策及其效率监督机制,提升政策的精准性和执行效率。如应结合家庭农场发展的不同组织生命周期阶段,来给予政策支持。在支持方式上,应结合使用直接支持和间接支持、个体支持与集体支持。同时将家庭农场发展支农惠农政策的执行情况、政策效率与地方官员政绩挂钩,建立严格的涉农专项资金监管制度及惩罚机制。其四、建议鼓励和适度放开农村非官方金融互助合作机构成立的准入门槛,鼓励民间闲散资金进入农村金融互助合作领域,专门用于家庭农场等农业发展项目的支持。其五、为降低家庭农场的运营风险,应尝试推行类似于“交强险”的农场发展强制农业保险制度。其六、应鼓励和吸引民间资本、农民代表等力量参与农业科技创新和研发,建立“公益性”和“经营性”双轨并行的农业科技创新与推广机制,以期实现精准科技支农,提升农业科技进步的市场适应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其七、应推行分级新型职业农民职业资格证制度,将该资格证书纳入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必要条件之一。同时,也可作为家庭农场经营者获得金融贷款及贷款额度的参考依据。本文可能的创新点如下:(1)本文尝试性的提出了一个以目标效率视角出发的,来解释家庭农场产生与发展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通过该分析框架来解释了世界农业发展过程中,为什么是家庭农场这一农业经营方式,而不是别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会被选择成为占据世界农业发展历史上主流地位的农业经营方式。已有的研究多从家庭农场与普通小农户、兼业农户、农业企业等相比较,其所具有的功能优势以及其与国情的适应性等来探讨家庭农场的形成机理及其优势所在。而忽视了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中不同利益集团的目标效率偏好对组织变迁、形成和发展的影响。与这类已有的研究相比较,本文的研究视角独特,对家庭农场的形成与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的认识也更为透彻。(2)本研究试图从宏观主导利益集团和微观非主导利益集团两个层面,分别建立计量模型,对影响家庭农场发展的因素进行比较全面的实证分析。已有的关于家庭农场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多结合农户经济理论、社会心理学理论等从微观层面来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或者结合农户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来从宏观层面对家庭农场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定性分析和理论探讨。鲜有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分析,更缺乏基于交易环境与组织发展相容理论而开展的实证研究。本研究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现有理论的不足。(3)本研究从增加家庭农场与交易环境的相容程度的视角,结合交易环境、国家或政府(主导利益集团)制度供给、家庭农场(非主导利益集团)自身等层面全方位的给出了更具操作性和科学性的建议。如笔者尝试构建了基于“互联网+”的家庭农场发展信息综合服务一体化平台,并对该平台的功能、运营方式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这是降低交易成本,增进家庭农场与其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资源禀赋环境等的相容程度,进而降低市场经营风险的重要一环。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建议将进一步丰富已有的相关理论,并为家庭农场经营实践给出更具操作性、可行性的参考。
严和[8]2017年在《中国-以色列科技产业合作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伙伴关系,建立了新的国际合作平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科技外交。以色列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中重要的节点国家,经济繁荣,其科技实力雄厚,以高科技创新闻名于世,是中国重要的合作伙伴。近年来,中以关系迅速升温,双方在经贸、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不断加深,在科技外交的推动下,双边科技合作的内容不断扩大、层次不断加深,科技合作已成为双边关系的加速器。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正处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需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加快产业的升级换代。中国与以色列的科技合作涉及农业、生物医药、新能源、水处理等多个领域,与以色列开展科技合作可以将先进的技术引入中国,加快中国产业的升级,吸收借鉴以色列的成功经验,提升中国的核心创新力。目前,中以高层互访频繁,人文交流日益增多,加强了相互了解和互信,中以科技合作正向机制化合作发展。本文对中以科技合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了合作的情况。农业合作是双方科技合作的起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中以产业园则是当前中以合作的亮点,促进了产业的集聚和联合创新。其他一般性合作是中以合作的新探索,双方在更多领域将会加强合作,提升双边合作水平。不过,中以科技合作也存在许多困难和挑战,只有解决好这些问题,中以科技合作才能向更高的层次迈进。中国应该抓住“一带一路”的契机,继续推行科技外交,加强中以科技合作,推动两国创新全面伙伴关系的全面发展。
柴智慧[9]2014年在《农业保险的农户收入效应、信息不对称风险》文中提出近年来,农业保险作为一种被WTO“绿箱政策”所允许的可分散风险、弥补损失的非价格农业保护工具,日益得到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视。中共中央、国务院连续10个“一号文件”均提出要加大对我国农业保险的财政支持力度,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特别是自2007年起中央财政开始按照WTO协议中有关政府可在财政上参与农业保险以支持本国农业发展的要求提供保费补贴,我国农业保险呈现出蓬勃快速的发展趋势。内蒙古自治区作为保费补贴的首批试点地区之一,农业保险规模持续快速增长,自2007年到2012年,内蒙古农业保险保费收入从4.33亿元增加到19.21亿元,增长3.44倍；各级政府保费补贴从3.37亿元增加到17.38亿元,增长4.16倍,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无疑是内蒙古农业保险蓬勃快速发展的重要推手。然而,大量的财政保费补贴资金是否可以实现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现行的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对这些问题的理论研究与实证检验不仅是对中国特色农业保险理论的补充和完善,也是为进一步促进内蒙古甚至整个中国的农业保险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和政策建议。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综合运用微观经济学、农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以内蒙古六年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实践为研究对象,对该项支农惠农政策的福利效应和运营风险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以试图解答两个研究问题：(1)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若有,则其政策效应是否己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目前,影响农业保险政策效应发挥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其形成原因又是什么?(2)在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业保险在开展中是否存在运营风险,或者说,行为主体是否存在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道德风险问题和逆向选择行为?如果存在,如何规避?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结论陈述如下：内容一：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研究。从理论上看,农业保险可以降低农户收入波动,具有减轻农业风险、弥补因灾损失、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然而,基于微观农户样本数据,本文分别采用倍差模型、匹配模型和匹配倍差模型对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该项支农惠农政策尚难以发挥其稳定农户收入的福利效应。内容二：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成因研究。研究发现：“协议”理赔是影响农业保险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真正落实到受益主体农户身上的直接因素之一。内蒙古农业保险开展中“协议”理赔模式的产生既是政府、农户、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由于地位不对等而导致的各自利益低水平均衡的结果,更是叁方利益相关者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做出的现实选择,具体表现在农户的效用最大化与其弱势群体地位的不一致,政府的社会福利最大化让位于保持政策持续和社会稳定,保险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与其基层组织体系建设的不匹配。内容叁：农业保险中叁方行为主体的道德风险问题研究。研究发现：在内蒙古现行的农业保险制度下,农户、政府、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其中,农户的道德风险问题可分为农户事前消极防损与事后怠于减损的不积极行为和农户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的保险欺诈行为两类。叁方利益主体均存在道德风险问题的现实原因是投保农户的认知偏差和侥幸心理,保险公司的利益驱使和机会主义,政府部门的认知误区与监管缺位；同时,道德风险不仅会使保险公司的业务拓展受挫,而且会造成各级政府的财政补贴资金流失。然而,基于农户视角的实证检验却发现,无论是在种植业保险市场还是在养殖业保险市场,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制度下,投保农户均不存在事前消极防损和事后怠于减损即事前与事后的不积极行为的道德风险问题,但存在事前骗保与事后骗赔等属于保险欺诈范畴的道德风险问题。内容四：农业保险中农户逆向选择行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农业保险市场中农户逆向选择的产生机理是投保农户在农业生产中风险差异的客观存在和保险公司根据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平均损失概率厘定保险费率；深层根源则是农业保险标的的特殊性,保险公司经营管理方面的不足以及部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如果农户的逆向选择行为非常严重,则会导致农业保险市场的风险累积和供求失衡。另外,基于微观农户视角,采用非参数分析方法和计量经济模型对农户在内蒙古现行“低保障、广覆盖、低保费、低赔偿”的农业保险政策实施中是否存在逆向选择行为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农户确实存在逆向选择问题,但其并不严重；原因可能是目前内蒙古农业保险理赔中“协议”赔付的广泛存在和政府对农户的大规模保费补贴。本文的创新点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在理论研究方面,本研究对农业保险中“协议”理赔的概念、表现、后果及其成因给予系统论述,同时对农户、政府和保险公司叁方行为主体道德风险和农户逆向选择的形成机理及其危害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研究结论不仅可以为消除“协议理赔”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可以完善农业保险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本研究应用农户层面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业保险是否具有稳定农户收入的政策效应,识别现行农业保险制度下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等信息不对称风险,研究结果可以为政策制定者与实施者评价农业保险的政策效应和判断农业保险的运营风险提供更为稳健的、可靠的决策依据。
王勇[10]2004年在《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文中指出中共十一届叁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民主要依靠诱致性的制度变迁步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生活的道路。但是由于改革的不配套，农业生产经营成本过高、农民收入水平有所下降、农产品流通不畅等问题仍然存在。“小农经济”和大市场的对接需要在组织模式上进行创新性探索。 综合现有的理论成果，本文给出了农民组织化的概念，认为它是组织主体依据一定的原则，采取不同方式将具有生产经营规模狭小、经营分散、经济实力较弱、科技水平滞后等传统职业特征的农民转变为有组织进入市场与社会，并且能够获得与其他阶层同等待遇的现代农民的过程。同时对农民组织化的内涵、特征进行了分析；并且找到了农民组织化的四个理论基础，即产业分工与协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行为科学理论，在此基础上又探索性地构建了评价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指标体系。 建国以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经历了农民组织化的准备、农业合作化和农业双层经营制度建设与改革叁个阶段。目前，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出现了从观念创新到实践探索的双重效应。这种效应促进了农村经济乃至于整个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也存在着许多问题。我国农民低组织化状态的存在和低向度的发展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进程，甚至也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 农民组织化作为农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竭力推动的一项事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方面体现出了一些共同特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经验对我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尽管农民组织起来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影响农民组织化程度提高的障碍性因素。 农民组织起来的目的在于拓展生产经营空间、组织有效营运、协调成员间的决策、行为和运作方式，谋求更大的组织化利益。目前，我国农民组织化主要有“企业+农户”、“政府+农户”、“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和“农村专业批发市场+农户”四种组织模式可供选择，并且有各自的实现途径。 结合国内外发展农村合作社的主要经验，并且结合我国国情，以农村合作社为载体提高中国农民组织化程度是现实的选择。在把农村合作社真正办成农民社员的合作经济组织的目标和合作社原则的指导下，加强合作社宣传教育与培训、推进组织模式创新、进一步完善农村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以及强化政府支持行为是促进我国实现农民组织化的重要途径。 农民组织化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必须在尊重科学、尊重事实的前提下确定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叁个目标，包括实现农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实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和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而强化组织是资源的观念，加大力度整合各类农村经济组织，加快经营模式和机制创新，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产品流通组织，加快科教兴农步伐以及加快体制创新，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 VIII<WP=12>能是提高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主要政策取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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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国对外援助中的私人志愿组织[D]. 桑颖.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7]. 家庭农场发展：形成机理、影响因素及路径趋势[D]. 肖娥芳. 华中农业大学. 2017
[8]. 中国-以色列科技产业合作研究[D]. 严和. 四川外国语大学. 2017
[9]. 农业保险的农户收入效应、信息不对称风险[D]. 柴智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4
[10]. 中国农民组织化问题研究[D]. 王勇. 东北农业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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