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预言与古代小说“铭知发者”母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代论文,神秘论文,小说论文,母题论文,铭知发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研究者们都熟知小说名著《水浒传》开篇的“遇洪而开”，所谓铭上早有发者名，或曰“铭知发者”，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古老而神秘的母题，在许多小说及野史笔记史都显示了其文本结构效应，其演变过程更是历久而绵长。
一、母题的几种主要类型及其具体表现
“铭知发者”母题的出现，在古代文献中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其并不是偶然的载录，而往往明示着特别的用意，有着多种文化内蕴，大体可分为如下几类。
1.作为无可抗衡的神秘力宣示，母题主要集中在对于毁坏坟墓的预料、儆戒和恫吓上。盛弘之《荆州记》载：“冠军县东一里，有张詹墓，魏太和时人，刻碑背曰：‘白楸之棺，易朽之裳。铜钱不入，瓦器不藏。嗟尔后人，幸勿我伤。’”即使不是墓主实施的报复，掘墓者也难逃惩罚。张读《宣室志》卷五又载，出于方士的儒生卫大经，葬于解梁之野。开元中发洪水，姜师度奉诏开凿无咸河，挖到卫大经墓前得石铭，文曰：“姜师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姜惊命民工改道。由此，母题还泛化为对某种物品神圣性的尊奉，以震慑开启者。《警世通言》卷四十“旌阳宫铁树镇妖”写许真君所留石函，唐朝张善安曾凿开盖子，见内册朱书：“五百年后强贼张善安开凿之。”吓得赶紧磨洗，但终不泯灭。按，姓名禁忌是人类基本的禁忌之一。铭知发者，在冥冥中的宣示者那里，其威慑力在于昭明早已知晓了当事人的姓名；在发掘（发现）者这里，则不免担心；自己的名字早为人知，何敢不照办。
2.恳求发掘者代为护墓或迁葬。刘敬叔《异苑》卷七载：“海陵如皋县东城村边，海岸崩坏，见一古墓，有方头漆棺，以朱题上云：‘七百年堕水，元嘉二十载三月坠于悬巘，和盖从潮漂沉，辄泝（溯）流还依本处。’村人朱护等异而启之，见一老姥年可七十许……”他夜梦此姥赠钱求迁葬，于是真的得了钱，照办了。可见母题与迁葬报恩的信奉有关。孔瞭言《神怪志》（异文见《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一引）称，王果经三峡时见到一悬棺，上有石铭：“三百年后水漂我，欲及长江垂欲堕，欲堕不堕逢王果。”他怆然地注视着说：“数百年前知我名，如何舍去？”便为其葬埋设祭。张读《宣室志》卷五又载洪水发时，玄宗派侍御史邬载巡视江南，其命人迁古墓，“既发墓，得一石，凿而成文，盖志其墓也。志后有铭二十言，乃卜地者之词。铭曰：‘而后一千载，此地化为泉。赖逢邬侍御，移我向高原。’因校其年，果千岁矣”。褚人获《隋唐演义》第三十二回描写，麻叔谋开运河至一墓，墓下石匣上石板有蝌蚪篆文，“亏得山中一个修真炼性，百来多岁的老人，抄译出来。其文曰：‘我是金大仙，死来一千年。数满一千年，背下有流泉。得逢麻叔谋，葬我在高原。发长至泥丸，更候一千年，方登兜率天。’”麻叔谋惊讶不已，择高处加礼迁葬。按，此紧承明末诸圣邻《隋炀帝艳史》第十九回，说明其传奇性情节接受改编时为作者所偏爱。
3.宣布幸运得宝者姓名，确认其幸运得宝的合理性。《纪闻》作者牛肃自称，祖墓守者小安，因梦示掘出金铤，他藏金，而以砖上铭文让村人杨之侃辨认，铭文写出了砖下五百两黄金该由一个姓史的得去，还提示了另一处藏金地点，但杨却没有告诉小安此铭内容。风闻者对小安软硬兼施，还是未得到。故事旨在说明，该谁得金，铭上已写，不会临时改变。南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称：“丁晋公自海外徙宅光州，临终，以一巨箧寄郡帑（国库）中，上题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来此作通判，可分付开之。’至是岁，有丁姓者来贰郡政，即晋公之孙，计其所留年月，尚未生。启视之，但一黑匣，贮大端研一枚，上有一小窍，以一棋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无有歇时。温润之甚，不可名状。丁氏子孙，至今宝之。”《后水浒传》第三十九回写乐汤回忆当年经过外黄河，见水面上浮一物，原来是一铁棍。上有“配偶木易，用之纵横”等字迹，木易为“杨”的析字，宣示得主为杨幺。
4.宣布某一工程的进行日期，或自身显露于世的必然。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六载，范公堤是范希文为兴化令时所修，宋末詹士龙复修时，“得希文石记云：‘遇詹而修。’此事古往往有之，然系希文所留，不独名臣，且擅康节之数学矣。贤者故不可测如此”。以此生发出重修者的为官业绩，强化了清官贤臣崇拜。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七还特予搜集辨析。而清人编《全唐诗》卷八百三十五《谶记》类，收录此类诗多首，如“欲堕不堕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欲陷不陷被藤缚，欲落不落被沙阁，五百年后遇熊博”；“佳城今已开，虽开不葬埋。漆灯油未灭，留待沈彬来”；“车道之北，邽山之阳，深深葬玉，郁郁埋香。刻斯贞石，焕乎遗芳，地变陵谷，崄烈城隍，乾德丙年，坏者合郎”等。相关韵文的介入，符合谶谣古老的口头传播方式，也是其内容流布于众口的标志之一。母题传播过程中的现象，表明了母题的活跃。古代实施建筑工程，经常掘出古墓遗址，无可置疑，工程伊始，往往也正是该传闻开始传播之时。而不少工程实施时有争议，抑或需要对参加者宣传教育，于是，借重铭间早埋的铭文，来宣示主持者操办这项工程的合理性，当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手段。
5.铭文宣示，往往也作为宿命观念的符号表征。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二称：“张步溪中有石，里人号曰‘团石’，有谶语云：‘团石圆，出状元；团石仰，出宰相。’”《宋史》卷六十六《五行三》载：“太平兴国四年九月，夹江县民王诣得黑石二，皆丹文，其一云：‘君王万岁’，其二云：‘赵二十一帝’，缄其石来献。”从内容上看，似乎受当时沸沸扬扬的天书事件启发。关于凶兆，朱梅叔《埋忧集》续集卷一称：“明大内有画藏库中，累朝不开。至崇祯时，上欲开视，均以从来未开为言。而上意甚坚，珰不敢逆，遂开。进，无所有，惟后小红箱一只。捧至，上书崇祯某年某月日开。上以其预定也，益异之。及启视，止盛画三轴：其一作无数军民相反背，其一则无数官吏士民仓皇逃窜之状。上回：‘嘻！乱离不远矣。’其三则止有一人被发赤体，悬于树上，其貌则伊然御客也。群珰动容，上恍然不乐而出。”此类意自不必待言。
6.与上相联系，是宣示发者得凶祸，抑或发掘后带来世上大乱。李冗《集异记》称汪凤宅总出凶祸，邑胥张励掘开，只见石柜中有铜釜，开后一大猴跳出，石铭写：“祯明元年七月十五日，茅出道士鲍知远囚猴神于此。其有发者，发后十二年，胡兵大扰，六合烟尘，而发者俄亦族灭。”这一年是天宝二年，果然十二年后安禄山之乱爆发，一年后张励遭灭族。相信《水浒传》的洪天师误走妖魔，即本于此，而这是与铭知发者母题整体系统相关联的。钱钟书《管锥编》论《太平广记》第五五则已指出这一点，认为：“符咒能禁服鬼怪而不能约束常人，常人畏鬼怪，却不畏鬼怪所畏之符咒。”然而此机杼不限于《水浒传》，鸳鸯湖叟校订《说唐全传》第二十八回写程咬金探地穴，过石桥进大殿发现一拜匣，其中一块玄圭，一张字纸。咬金不认识字，拿回给徐茂公看，上写：“灭者灭，兴者兴，一唐过去一唐生。四野八方多少帝，治世安邦有二秦。”背后写：“程咬金举义集兵，为三年混世魔王，搅乱天下。”在隋唐讲史系列小说中，该母题占有一个经久不变的重要位置。这说明，铭中早知掘者名母题，还往往与小说中描写的英雄经历及命运相关，且其各分支意蕴一旦形成便有其稳定性，很难变更或消泯。
二、母题萌芽及其与谶纬文化的内在联系
铭知发者母题，本质上当属于谶纬文化的一个有特色的分支。纬书中的《春秋演孔图》《三教指归》卷上觉明注引《龙鱼河图》称：“伏牺氏王天下，有神龙负图出于黄河，法而效之，始画八卦，推阴阳之道，知吉凶所在，谓之河图。”《孝经·右契》等谶纬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这麒麟向着孔子，口中吐出三卷书，每卷二十四字，让孔子为代周而起的赤帝制命立法。《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疏引：“得麟之后，天下血书鲁端门，曰：‘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政起，胡破术，书记散，孔不绝。’”其本于汉代纬书的根据，又见于《开元占经》卷一百二十引《尚书·中候》：“唐帝沉璧于洛水，龟负书出，有甲赤文成字，上坛也。”《初学记》卷三十和《太平御览》卷九百三十一引《尚书·中候》：“周公摄政七年，制礼作乐。成王观于洛，沉璧，礼毕王退，有玄龟，青纯苍光，背甲刻书，上跻于坛，赤文成字，周公写之。”等等。《宋书》卷二十七《符瑞上》称，黄帝轩辕氏，“游于洛水之上，见大鱼，杀五牲以醮之，天乃甚雨，七日七夜，鱼流于海，得图、书焉。《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接万神于明庭，今寒门谷口是也”。[1](P17)
王莽、刘秀更是利用谶语符命作为自己受命的根据。《汉书·哀帝纪》载建平二年，夏贺良向哀帝奏“赤精子之谶”，说：“汉家历运中衰，当再受命，宜改元易号。”哀帝即下诏，改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称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应谶语。但王莽为了达到篡权的目的，说谶文是要他代汉，于是改元为初始元年。后又利用长安无赖哀章伪造的《天帝行玺金匮图》和《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正式代汉为帝。《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其即位也引用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作为受命的根据。而那些忠于刘氏皇朝的人更是大量编造谶语、符命，以此来为神化刘氏政权服务。如《河图·稽命征》：“刘受纪，昌光出轸，五星聚井。帝刘季，日角载北斗，胸龟背龙，身长六尺八寸，明圣而宽仁，好任主。”类似的谶语在纬书中比比皆是。在满社会提倡孝道和丧葬礼仪的文化氛围中，母题很快就与丧悼文化结合融汇了。
母题最早文本当属西晋葛洪《西京杂记》卷四，曾为刘邦驾车的滕公，一次驾车之马嘶鸣不前，以足刨地，滕公掘开见一石椁，上有铭文：“以问叔孙通，通曰：‘科斗书也。’以今文写之，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死，其即安此乎！’死遂葬焉。”故事异文又见于《博物志》卷七，《初学记》卷三百六十一、《太平广记》卷三百九十一等。而张华《博物志》卷七称“卫灵公葬，得石椁，铭曰：‘不逢箕子，灵公夺我里。’”《西京杂记》卷四又载：“元后在家，尝有白燕衔白石，大如指，坠后绩筐中。后取之，石自剖为二，其中有文曰：‘母天地。’后乃合之，遂复还合，乃宝录焉。后为皇后，常并置尔笥中，谓为天玺也。”这也属于铭知发者类型的故事，显然是自神其事，但有与上不同者。可见铭知发者，并不仅限于墓葬相关事象。
清人朱彝尊《经义考》卷二九八《说纬》称：“按谶纬之书，相传始于西汉哀平之际，而《小黄门谯敏碑》称‘其先故国师谯赣深明典奥，谶录图纬，能精微天意，传道与京君明’。则是纬谶远本于谯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明年祖龙死’，‘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已为纬谶兆其端矣。”的确，《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载：“燕人卢生使入海还，以鬼神事，因奏《录图书》曰：‘亡秦者胡也’。”《淮南子·人间训》也有相关传闻。直到清初吴伟业《绥寇纪略》卷十二亦称：“万历末年民间好叶子戏，图赵宋时山东群盗姓名于牌而斗之，崇祯时大盛。其法以百贯灭和为胜负，有曰：‘闯’，曰‘献’，曰‘大顺’，初不知所自起，后皆验。”可以说，预言必验，乃是中国古代预言的基本的稳定性结构。
但魏晋后至唐宋时期，统治者往往意识到图谶的非正统的煽惑力，一再禁毁图谶。如《晋书·武帝纪》载，西晋泰始三年（267年），晋武帝下令“禁星气、谶纬之学”。《晋书·石季龙载记上》载，后赵建武二年（336年），石虎也“禁郡国不得私学星谶，敢有犯者诛”。《晋书·苻坚载记》载其下诏：“禁老庄、图谶之学，犯者弃市。”而《魏书·高祖纪第七》也载孝文帝元宏下诏：“禁图谶，秘纬及名《孔子闭房记》，留者以大辟论。”等等。按，这可能正是“铭上早有名”——镌刻石上易于保存隐蔽，以使得该传闻较多保留的主要原因之一。《隋书·经籍志》著录《尚书·中候》五卷，《中候》十八篇，候，即是占，是占验之书。”[1](P177)王充《论衡·卜筮》即称：“有神灵，问天地，俗儒所言也。”《隋书·经籍志》载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兴，遂盛行于世。……俗儒趋时，益为其学。”不过，这之中真正对于母题兴盛起到巨大推动的，还是六朝志怪小说。
干宝《搜神记》卷十一载：“新兴刘殷，字长盛，七岁丧父，哀毁过礼，服丧三年，未尝见齿。事曾祖母王氏。尝夜梦人谓之曰：‘西篱下有粟。’寤而掘之，得粟十五钟。铭曰：‘七年粟百石，以赐孝子刘殷。’自是食之，七岁方尽。及王氏卒，夫妇毁瘠，几至灭性。时柩在殡而西邻失火，风势甚猛，殷夫妇叩殡号哭，火遂灭。后有二白鸠来，巢其树庭。”故事又见《十六国春秋·前赵录》。唐修《晋书》卷八十八《孝友传·刘殷》引述此故事后称：“时人嘉其至性通感，竞以谷帛遗之。”新闻效果与实际功用可见。《搜神记》卷八还称：“孔子修《春秋》，制《孝经》，既成，斋戒，向北辰而拜，告备于天。天乃洪郁起白雾摩地，赤虹自上而下，化为黄玉，长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读之曰：‘宝文出，刘季握。卯金刀，在轸北。字禾子，天下服。’”此广为引录，又见于《孝经右契》、《春秋演孔图》、《宋书·符瑞志》等等。
既然关键在于当事人姓名与铭上预言的相符对应，那么，倘若有不符的，就涉及到如何补救的问题。改名以应图谶的诀窍，就应运而生。又是《管锥编》敏锐地察觉：
《后汉书·邓晨传》：“蔡少公颇学图谶，言：‘刘秀当为天子。’或曰：‘是国师公刘秀乎？’光武戏曰：‘何用知非仆耶？’”；《窦融传》：“智者皆曰：‘……今皇帝姓号见于图书，……故刘子骏改易名字，冀应其占。’”亦“人有倖心”之例。[2](P849,P693)
这一凭借改名以应谶之事，也不免同铭知发者母题结合起来。《太平广记》卷四百引《集异记》称，苏遏在一凶宅遇物怪，其中一个是金精，他发掘后见到一方石，上面有篆书：“夏天子紫金三十金，赐有德者。”他犹豫再三，经烂木怪提醒，他就索性改名“有德”，果然得到了紫金三十斤。
对此母题的神秘内蕴，清末著超《古今小说评林》曾剖析：“闻之野老言：年羹尧征藏时，掘得一碑，有‘我到无人到’五字，年大怒，扑之，碑碎其肤，复有句云：‘清朝尚有年羹尧。’而《蜀古迹》亦载曹彬伐蜀，谒武侯祠，以改庙得石碑，上有书云：‘测我心腹事，惟有宋曹彬’。又《明史》，成都城外锁江桥有回澜塔，万历中布政余一龙所修，张献忠破蜀，以塔为不利于城，命毁之，得石碑，上有篆书云：‘修塔余一龙，拆塔张献忠。’于是一般好事者，咸谓孔明能知未来事。而《烧饼歌》、《推背图》二书，其为术士所臆造者，魔力所及，足以迷倒妇女，而袁天罡、刘伯温诸名字，人间几视为千年之龟，谓后世早有人断定之矣。然杳渺无凭，终不及《飘流记》之切实也。”借助于这个旧有的神秘母题，古人代复一代地制造出石刻铭文“早知未来事”的轰动性效果。发冢掘坟，在古代本来就是新闻，何况这之中又牵动起与墓葬相关的神秘崇拜和禁忌，于是故事的新闻性和传播效应就易于展开，而传播之中与相关民俗心理进一步整合，于是也就愈传愈神。
三、母题若干要素及连带的诸般文化因子
郑振铎先生在《释讳篇》中，以他那跨文化的眼光注意到域外的同类现象，并且与中国传统的该母题进行印证：
英国侵略尼泊尔的战争时，尼泊尔人却要侦探出英军统帅的名字而加以巫术。又，在英国侵略印度战争时，莱克将军(Lake)克取一个城池，竟不费吹灰之力，他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的名字在土人言语里其意义是鳄鱼。这城原来有一个预言，说要为鳄鱼所攻取。像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也不少。《水浒传》里的“遇洪而开”以及什么《烧饼歌》之流，也都是关于名字的谜的作祟而已。”[3](P176)
这一提示，点出了铭知发者母题所连带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姓名崇拜。人类学家指出：“原始人把自己的名字看作是自身极重要的部分，因而非常注意保护它”；许多民族认为，自己的名字被人知道，就易于被伤害，“当人们认为有必要隐讳某人的真名时，习惯的做法只叫他的姓或绰号。因为人的第二个名字同他的真名或第一个名字不同，不属于他身上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可以随便被人使用或告诉大家，不会因此而影响本人的安全”；“不愿说出真名的原因可能有一部分是害怕引起邪恶鬼灵的注意，也有一部分是害怕被巫师知道了将借以加害于叫那个名字的本人。”[4](P362,P367-368)由此功能可知，铭中知晓了当事人的姓名，可不是一件小事，这表明被提到姓名者的身家性命出现了危机。但是，在小说中，母题却有着更加丰富的文学表现。
首先，在小说中，类似的母题出现往往起到了预言——应验的功能，渲染了英雄的神性。青莲室主人辑《后水浒传》第三十九回“神棍合借朱润还家，铁匣开遇杨幺出井”，写杨幺听说轩辕井通洞庭湖底和庐山，派人深掘，掘出一四方铁匣，中有两片小铁叶，上面凿得无数小字，“俱不是人间字迹”，不认识，杨幺说：“我闻当初异人，常得天书，莫非这两片铁叶上，是卷天书？”第四十二回写贺云龙、殷尚赤等持铁叶拜见真人，道童早知，领入观内密室，石壁上的字迹抄录完，殷尚赤也就知道了弟兄们的前后因缘。这也正是铁叶上的内容。铭文也需要辨认，此与天书需要解说者是相通的。于是，杨幺一军行将为岳飞所败的结局就交代出来，小说借此设下了悬念。
其次，母题还较早与“天书神授”母题联系起来，交代天书得主非其莫属。萧子显《南齐书》卷十八《祥瑞志》载：“会稽剡县刻石山，相传为名，不知文字所在。升明末，县民儿袭祖行猎，忽见石上有文凡三处，苔生其上，字不可识。刊苔去之，大石文曰：‘此齐者，黄公之化气也。’（《南史·齐本纪》作“黄石公”）立石文曰：‘黄天星，姓萧字某甲（《南史·齐本纪》作“道成”），得贤师，天下太平。’小石文曰：‘刻石者谁？会稽南山李斯刻秦望之封也。’”永明三年，“越州南高凉俚人海中网鱼，获铜兽一头，铭曰：‘作宝鼎，齐臣万年子孙乘宝’。”“永明二年正月，冠军将军周普孙北厢将堂有异光照城堞，往获玉玺一钮，方七分，文曰‘明玄君’。十一月，虏国民齐祥归入灵丘关，闻殷然有声，仰视之，见山侧有紫气如云，众鸟回翔其间。祥往气所，获玺方寸四分，兽钮，文曰‘坤维圣帝永昌’。送与虏太后师道人惠度，欲献虏主。惠度睹其文，窃谓‘当今衣冠正朔，在于齐国’。遂附道人惠藏送京师，因羽林监崔士亮献之。三年七月，始兴郡民龚玄宣云，去年二月，忽有一道人乞食，因探怀中出篆书真经一卷，六纸，又表北极一纸。又移付罗汉居士一纸，云从兜率天宫下，使送上天子，因失道人所在。今年正月，玄宣又称神人授皇帝玺，龟形，长五寸，广二寸，厚二寸五分，上有‘天地’字，中央‘萧’字，下‘万世’字。十年，兰陵民齐伯生于六合山获金玺一钮，文曰：年予主’。世主治盆城，得五尺刀十一口，永明年历之数。”
铭知发者，其类似于天书释义，往往可分二种：一是直接明义；二是发者不解，释者解说的结构。后者尤其显示了方士、谶言文化的叙事结构影响。而先前唐人张读《宣室志》卷七载，大和中王璠在丹阳，挖城沟时得一石，上有铭：“山有石，石有玉，玉有瑕即休。”僚佐均不解。有一叟求见其吏，说是绝宗的不祥之义，大和九年冬，“璠卒夷其宗，果符叟之解也”。解释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几乎与谶言本身有着同样的效验，显示了对“智慧老人”——术士的重视。与“天书”的叙事结构有类似性，[5](P91-99)如下表：
其三，母题还可以作为幸运英雄发迹的一个契机。与“睡显真形”母题类似，睡显真形也是英雄命定，只是这宿命一般只是体现在英雄本人和扶助、亲近英雄的人身上；而铭知发者，却带有更大的偶然性，这偶然中虽包含着必然，但这偶然的幸运却可能落到看来好像谁都可能承领的头上——那就看人们是否有行善之念了。而且不论谁一旦成了幸运者，那就不可逃避地承领冥冥之中所带来的一切。
金木散人《鼓掌绝尘》花集第十一回写汴京娄祝义葬骸骨，见一穴涌清泉，因好奇而领着众人挖下，得一石匣，内藏一小石蟹，匣底有两行细字：“历土多年，一脚一箝。留与娄祝，献上金銮。”第二十回写娄祝将此“温凉蟹”，献上成帝，果得重用。旋即娄率兵平叛，立下大功。这里。将英雄的个人命运与国家兴衰大事联系起来，而英雄的幸运，从根本上说还是作了善事——义葬骸骨，潜在地伏下了一个恩报结构在其中。显然娄祝掩埋的是贾尚书曾祖的骸骨，尚书的力荐实则报恩；善人如是伦理价值还染及到其领兵征战的能力上，也成了邦国的幸运。
其四，母题有时还宣告得主的姓名，与英雄兵器神授的母题贯通。罗贯中《粉妆楼全传》第五十八回写，罗灿、卢宣在大树林下掘出一个小石盒，内有两口宝剑，简帖写：“此剑一切妖魔能降。谢应登记。”罗灿不禁大惊：“谢应登乃是我始祖（即罗成）同时之人，在武举场上成仙去的。遗留此剑赠我，必有大用。”按，此当来自陶弘景《古今刀剑录》写袁绍梦神授宝刀：“及觉，果在卧所，铭曰：‘思召’。绍解之曰：‘思召，绍字也。’”“魏武帝曹操，以建安二十年于幽谷得一剑，长三尺六寸，上有金字铭曰：‘孟德王，常服之。’”神授兵器中出现赠者题记，使兵器神授这一关目更显庄严神圣，具有不容染指的排他性。于是不可避免地同“兵器神授”、“兵器妖化”母题相沟通。
其五，甚至母题还偶或与幸运英雄的婚姻大事产生纠葛。《聊斋志异·伍秋月》写侠少年王鼎游镇江时梦与女鬼伍秋月恩爱缱绻，秋月称先父是精于术数的名儒，知女寿不永，未许人，女十五岁果死，父为立片石棺侧，曰：“女秋月，葬无冢，三十年，嫁王鼎。”眼下到期，王郎果来，“心喜，亟欲自荐，寸心羞怯，故假之梦寐耳”。母题成为这个不幸早天的少女切盼与男子接近的绝好口实。尽管两人冥游时，王鼎一杀执兄虐待索贿的两个皂役，二杀调戏秋月的另两个皂役，但秋月凭着先父留下的符书护佑，二人成功地摆脱了冥使，美满地结合了。看来，一者，“铭上早有发者名”的预言，与符书的巫术作用，是相辅相成的；二者，“铭上早有发者名”的预言，又与“婚姻命定”的观念密切联系；三者是复仇恩报母题的介入，冥冥之中的赤绳早结，还交织着恩恩怨怨的纠葛，试想，倘若没有秋月所挟梦中冥游的机缘，王鼎岂能为兄报仇、救兄脱身？而若无王鼎及时赶到，秋月受辱在所难免，也就很难顺利地返阳再生。秋月王鼎既互为恩主角色，无疑这为一对命定的小夫妻的情感，又加进了生死与共、恩爱不渝的难得考验和强化剂。凡此种种，皆由“铭上早有发者名”艺术机杼而来。篇末载何评：“伍氏易数甚神，惟符书稍涉怪异。岂五行占验，其流弊必至此欤？”虽指摘符书，也并没有对上述母题有什么异议。
其六，母题充当了英雄死亡的预告。《前汉书平话续集》卷中写，梁王彭越在韩信被害后，奉诏要来长安，扈彻谏而不听，途中梁王射一噪鸦，箭落处老鸦不见，见一石碑，上穿一箭，“上有金字一十四字，曰：‘去年斩了擎天柱，今岁合摧架海梁。’梁王有疑惑之心。又见一老人，哭了三声，言道：‘不可去。’言讫，不见老人”。文学母题延伸了历史传说，使韩信被害的遗憾更加得到渲染。
其七，母题被某一特定性格的人物所利用，还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戏剧性效果。松滋山人《铁冠图全传》第十三回写李自成攻下杞县，县门前崩塌一个大坑，现出一个石碑，上写：“伯温留下万年碑，吩咐招人切莫推。木子若然推得倒，一切霸业总成灰。”下面的虫书大篆，众人不识，李闯请宋炯读，宋“将碑一看，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编出一套假话，说要改朝换代，让聘个好军师。趁着李闯与众人大喜之际，就拜了宋为军师。
其八，宝物“不到发时不能发”的禁忌，还往往与预言应验母题相结合。唐李冗《独异志》卷中载：“司马懿拜司空日，夜有人扣门求见，自称白虎使者，皆衣白衣，怀中探一物，内懿手中，戒曰：‘两世甚勿开，墓中绝。’言讫不见。懿曰：‘此或数也。’遂开视之，乃一金龙子，长三四寸，背上有铭云：‘父子从我受重火。’至武帝受禅，世墓中绝，元帝渡江，都建业。”如同古希腊神话中的潘朵拉盒子，禁忌勿开，却在不经意的情形下——出于好奇被打开。于是下面就有了一个承领违禁后果的情节。故事蕴含了一个“禁忌——违禁——违禁后果”的母题结构。
此外，母题与石崇拜结合。石中藏宝，来自宗庙里藏神主，其石盒为“祏”。宗庙既是供奉祖先灵魂的地方，灵魂是虚的，便以一实物作为象征，该实物方正矩形，叫做“祏”（“主”、“宗祏”、“主祏”），类似后来祠堂中的神主牌位。上刻祖先名讳，背刻谥号。祏的大小由所象征的祖先生前身份规定，如天子长一尺二寸，诸侯长一尺等。据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卷一上《示部》，祏是形声字，从石从示，最初材料当是石头，不过《史记》卷四《周本纪》称武王伐纣时，载文王木主（文王的主祏）于军中，说明至迟到西周初已改用木料。木质祏因怕火灾，故藏于石函。程大昌《演繁露》卷一称：“宗庙神主皆设石函，藏诸庙室之西壁。”一般祭祀时开函请出，祭毕藏入。这一仪式，很有可能就转换为铭知发者的神秘推想上了。
四、母题的传播机制与文化整合功能
应当说，有关“铭上早有名”的谣言，也有不少属无意中流传出来。因其符合人们内心期待和信奉。1.流传过程中，不同异文，差不多都加进了载录者的想象补充，不是漫无边际的，而与其较早文本形成的“召唤结构”有关，往往有向着先前较早文本靠拢——按既定民俗趋向完满化的努力。2.符合母题核心内蕴的部分被夸大和精致化，加进去的带有伦理性的内容逐渐贴近人们的心灵图景。3.有时谣言是传播过程中无意中“郢书燕说”的，但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在某种无意识心理支配下接受误读的。4.传播者对于错误信息，不去辨明，而宁愿去相信。
再就是“从众心理”作用。一者，当时载录者可能知道对于当下事件解释的众多先前说法，这些基本上一致，不由他不随大流；二者，先前有关这个说法不多，但至少有一个已在载录者深心扎了根；三者，先前载录的权威性——连带者书本崇拜、贵古贱今贵远贱近心态定势深层作用，使认同作用发挥充分到位。
既有模式的套用，也是谣言——此类神秘传闻得以持久猖獗的一个原因。由上可见，尽管发掘者角色不断变化，但母题结构框架是相对恒定的。这无非是依样画葫芦，所要说明是无非是一个经久不变的事情。套用铭知发者的认知模式，是最为简便易行的。因为人们面对谣言，往往不愿显得标新立异，载录者的心态，对于相关谣言的丰富定型十分重要，至少他们总是生怕别人对其可信度产生怀疑，总是不忘记表白交代是某某说的、某某亲见之。
切不可忽视权威者阐释对于传播的触发效应。古代的巫师术士，也是具有这种专家的角色功能。许多莫名其妙的流言，实际上就是借助于术士或某个权威者的解说，才得以流播于世。而且，不少谣言是带有政治功利性的，由当事人借助于“专家”——如野狐精发出，早自秦末大泽乡起义英雄的“大楚兴，陈胜王”即然。
谣言总是在重申着某种训诫，而铭知发者，也是总在述说预言必验的不容怀疑。此外，谣言总是为多数的与事无关的传播者所欢迎，而“铭知发者”母题的传播者正是大多为与自己无利害关系的人。传闻，恰恰对了多数接受者的口味，符合造神运动的规律，迎合下层民众的种种神秘崇拜——丧葬礼俗方面的、神仙鬼灵方面的、预言必验的等等。如凶兆，正是那些不符合凶兆对象的大多数人们，因自身被排除在外，也就更加相信谣言的真实性。[6](P41,P87-88,P28,P97)
铭知发者母题，在古代小说反映的神秘预言崇拜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
一者，其充分凝聚和发挥了关于墓葬的神秘风习与思维传统，联结了充满仙气的石崇拜和石文化丛诸多因子，使得预言的保持具有了超越时间限制的威力，在这方面无可置疑，增加了可信度与传播的能量。
二者，母题艺术化地体现了宿命思想，成为宿命规定性的一个形诸物质的确凿证据。《二拍》卷三十二开篇谓：“话说天下凡事，皆由前定。如近在目前，远不过数年，预先算得出，还不足为奇，尽有世间未曾有这样事，未曾生这个人，几十年前先有前知的道破了，或是几千里外恰相凑着的，真令人梦想不到。可见数皆前定也。”显然，母题得力于宿命观念，又强化了古代叙事文学中的该观念。
此外，母题还宣扬了有预言必有应验的思想，加剧了民俗中相信命相术，以及古代小说里相术描写的大肆泛滥，此不赘。
收稿日期：2002-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