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在“五四”
文/刘永加
有人说，如果五四运动是一部北京出品的大片，那么浙江一师风潮就是一部杭州制造的大片，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延续和深入，它的影响也波及全国。
在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时期，进步青年们积极参加各种活动，对中国思想文化、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教育，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时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职的陈望道，就是其中一员，他翻译《共产党宣言》，主持编辑进步刊物《新青年》，筹建共产主义小组，为党的成立做出了重要贡献。
革命初体验：浙江一师风潮
陈望道少年时期即在家乡私塾中接受了传统教育。16岁时，他到义乌的锈湖书院学习，之后又辗转在金华、上海等地求学。1915年，陈望道赴日本留学，最初在东洋大学学习文学、哲学，后在中央大学学习法学，获法学学士学位。
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产生了很大影响。陈望道结识了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等人，开始阅读马克思学说，思想由此升华，逐步转向进步和革命立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的进步思想得到广泛传播。这年夏天，陈望道回国来到杭州。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是一所名校，素有“北有京师学堂，南有浙江一师”的说法。此时，浙江一师在教育界名流、校长经亨颐先生倡导下，已经成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阵地。陈望道接受了经亨颐的邀请，与国文教师夏丏尊、刘大白、李次九等在浙江一师任教，并积极进行国文教学改革，在教学形式上采用白话文，在教学内容上，大力批判封建旧思想，宣传新文化、新道德，产生了较大影响。他们四人被称为“四大金刚”。
哪知经亨颐是支持进步师生的，他言辞犀利地拒绝了教育厅长的无理要求。他说：“新思潮这样勃发，新出版物这样多，其感动的力量，实在大得了不得。要想法子禁止，实在是办不到的。如果空气能排得尽，新思潮才能禁止。斥退学生是教育的自杀，盼官厅明白这一点。”
上面看他不听招呼，决定撤换校长，改组学校，随之引发了学校师生的大规模抗议行动，陈望道也积极参与其中。当局出动百名警察包围了学校，强行驱赶学生，酿成了“浙江一师风潮”。后来，风波平息了，陈望道也被迫离开杭州，回到家乡。
一是针对因学致贫贫困户，对疆内外高中专、大学院校学生给予资助。二是对医疗费用经保险赔付后仍无力支付的贫困户全部低保兜底，防止因病致贫、返贫。三是针对因灾致贫贫困户，给予过渡性救助，保障其基本生活。四是针对“特殊人员”家庭中的困境儿童给予生活补助。五是对6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的孤寡老人按照意愿集中供养。
当时浙江一师的学生中，也有不少思想活跃的进步人物，其中就有施存统、俞秀松、汪寿华等人。他们组织创办进步刊物，有一定影响。1919年11月，施存统在《浙江新潮》第二期发表了《非孝》一文，指出“孝”是封建道德的基础，是封建家庭制度的核心，对“孝”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抨击，一时引起轩然大波。浙江省教育厅非常惊慌，厅长派员到学校“查办”，还把校长经亨颐叫去谈话，要求开除“四大金刚”和施存统。
选取2016年1月～2018年5月在我院消化内科就诊的溃疡性结肠炎患者3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将其分为两组，各15例。研究对象均已被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患者，研究对象无精神方面疾病，语言表达能力正常。其中，研究组女7例，男8例，年龄20～57岁，平均年龄（34.23±6.74）岁；对照组女9例，男6例，年龄21～59岁，平均年龄（35.23±6.34）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1] 。研究对象在研究前均已知情并同意参与调查。
由于学生顶岗实习岗位分散，实习过程中的监管、沟通手段和方法有限，校内外指导老师与实习学生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和工具，导致老师不能及时跟踪实习过程中学生调整单位的信息及遇到的问题和困惑，也不能了解学生在岗位工作中的技术掌握程度及是否达到企业员工标准等实际情况，从而致使教师对学生只能进行形式评价，不能全面反映顶岗实习的真实效果。
陈望道废寝忘食地翻译《共产党宣言》，留下了“粽子沾墨”的佳话。图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蜡像。
与共产主义思想结缘
1920年3月，早已回到家乡的陈望道接到了上海《民国日报》主编邵力子来信，说《星期评论》主编戴季陶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共产党宣言》事。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共产党宣言》，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欣然应承。为达到精确翻译，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从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那里借来了《共产党宣言》的英文本，与戴季陶提供的日文本对照翻译。
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环境，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开始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南方山区的春天，夜里依然寒气袭人，加之坐的时间长了，手脚冰冷至发麻酸疼。陈望道毫不介意，时时刻刻聚精会神斟词酌句，一丝不苟，这期间留下了“吃墨汁”的佳话。
经历了一个多月夜以继日，陈望道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他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稿带到上海，交由陈独秀和李汉俊校阅。不久，1000册中译本《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这是《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本只有2万8千多个汉字的小册子，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创造信仰故事的思想起点。
一天，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外加一碟红糖。过了一阵，母亲来取碗筷，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红糖却原封未动。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问道：“吃完啦，这糖甜不甜呀？”陈望道仍浑然不觉，头也不抬地说：“甜，真甜。”
在上海出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期间，陈望道应陈独秀的邀请，主持编辑《新青年》，还与陈独秀、李达、李汉俊、沈雁冰等人一起着手筹建共产主义小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5月，上海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5月1日，陈望道与其他革命者一道，组织了中国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活动，《新青年》出版了《劳动纪念专号》，产生了很大影响。
陈望道积极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陈望道被选为上海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能出席，但是党成立以后，陈望道被选为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做了不少实际工作。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陈望道在参加革命活动的过程中不断探求真理，逐步成长为社会主义者；他满怀救国报国之志，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探讨社会改造方案，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创建中国共产党做出了积极努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杰出贡献。
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自党的十一届三种全会以来，弹指一挥间，中国的改革事业已走过了四十年的光辉岁月。多年来工行人秉承“工于至诚 行以致远”的工行精神扎根高原，克服寒冷缺氧的工作环境，用勤劳的双手著写辉煌壮丽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