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劳动关系研究述评_劳资关系论文

劳动过程理论视角下的劳资关系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劳资论文,视角论文,过程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465(2015)01-080-11

      学界对劳资关系的研究形成有三大流派：劳动过程视角下的劳资关系研究、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劳动关系系统控制理论。三大流派在研究立场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完全站在资本的立场来考察劳资关系，偏重资方对雇佣劳动者的管理和激励。系统控制理论将劳资双方、政府、雇主协会、工会等相关利益团体纳入到研究框架之中，强调各方如何在系统规则的约束下展开各自的活动并达成一致。该研究相对中性化。劳动过程理论遵循了马克思的研究传统，站在雇佣劳动者的立场来考察劳资双方力量的博弈、利益的冲突与演进。从劳资关系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上追溯，最初的劳资关系产生于“劳动过程”之中，资本与劳动通过生产资料这一媒介实现了在劳动过程中的结合与对接，由此形成资本主义经济组织中的基本经济关系——资本雇佣劳动。因此，从劳动过程研究视角来探究劳资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是一种具有可行性的研究进路。

      一、劳动过程理论的演进及嵌入其中的劳资关系研究脉络

      (一)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阶段及发展现状

      劳动过程理论从提出到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1867年《资本论》第1卷的发表，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和劳资关系研究的正式开始。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之久，既是劳动过程理论的萌芽阶段，也是劳动过程理论缺失的阶段。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是劳动过程理论复兴与发展的阶段。标志是布雷弗曼于1974年发表的《劳动与垄断资本》一书。第三个阶段即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是劳动过程理论的多元化阶段。在此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不同流派对此都做出了回应。

      三阶段代表人物的研究分别呈现了劳动过程理论演进的不同方向。第一阶段以马克思为代表，马克思是劳动过程理论的开启人，内嵌在劳动过程理论之中的劳资关系研究自然也随之系统化，但此时劳动过程理论并没有形成一个流派，这个工作由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布雷弗曼完成。

      第二阶段的代表人物有布雷弗曼、马格林、蒙哥马利、弗里德曼、爱德华兹和布诺威等，其观点分别体现在他们的代表作之中。“劳动过程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正式得以确立，却是自近百年后的布雷弗曼始。而正是这本《劳动与垄断资本》标志着劳动过程理论的形成”，[1]布雷弗曼的理论引发了理论界对劳动过程理论的争论与研究，由此使劳动过程理论研究进入到复兴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也被学者细化为三个阶段(谢富胜、宋宪萍，2011)。

      第三个阶段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代表人物比较多。由于20世纪70、8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福特制开始遭遇危机，资本主义经济与劳动过程开始向后福特主义转型，学者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与劳动过程的转型、组织形式的创新与组织结构的网络化，以及雇佣关系的转型。如斯科特·拉与约翰·厄里(1987)分析了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与无组织时代的开启；阿兰·利比兹(1987)详细分析了全球福特主义的危机与转型；艾什·阿明(1994)对后福特主义做了系统的研究；贝内特·哈里森(1994)分析了21世纪生产组织型态的转型，生产网络的形成及弹性化生产网络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侧重于对劳动力市场层级的分析；巴贝尔与克里斯滕森(1998)对转型中的美国雇佣关系的研究，关注了美国临时工作的发展与增长以及对雇佣关系的影响；伯奇·波波罗格鲁(2002)则考察了全球化时代的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等等。

      当前，对劳动过程理论的研究，在国外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团体和理论流派，劳动过程理论研究呈现多元化趋势。例如，与马克思和布雷弗曼的理论传统一脉相承的法国调节学派、美国的社会积累结构学派，他们分别提出了新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弹性专精等新的理论和研究范式；还有一些学者更加关注工人的主体性问题，把工人个体特征引入了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理论之中。[2]这些研究丰富了劳动过程理论和劳资关系的研究内容。除此之外，以蒙哥马利为代表的新劳工史也关注了劳动过程及嵌入其中的劳资关系斗争。代表性研究团队例如布莱尔研究小组，他们还形成了理论阵地——国际劳动过程大会。劳动过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也使嵌入其中的劳资关系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二)嵌入劳动过程中的劳资关系研究脉络

      以上是从时间及历史发展的阶段层面对劳动过程理论进行的划分。事实上，尽管一些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按时间标准划分到一个阶段，但若考虑到研究内容和主要关注点，对上述代表性研究者的研究还需要从理论发展脉络、理论承接关系的角度进行划分，这样更有利于对他们各自理论的理解和把握。“资本家为促进资本积累的社会控制是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产生和变革的根源，从而拉开了欧美等国近40年劳动过程研究的序幕。”[3]

      如果从资本对劳动的控制监督与工人的反抗层面，对以上所有代表性理论进行划分，则马克思和布雷弗曼属于第一个派别，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他们研究的重点在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本身以及这个过程对劳资关系的影响，更强调产生于劳动过程之中的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监督以及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对工人的异化、去技术化的影响。

      从弗里德曼到爱德华兹、布诺威等，这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及布雷弗曼关注了雇佣劳动者的客体性、被动性与对资本的适应性，而忽视了对工人的主体性问题的关注。因此，他们将研究重点从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转移到了劳动过程的控制上，关注工人的反抗对资方管理控制的影响。

      拉佐尼克则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维度来研究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与劳资关系之间的互动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他试图以企业内部劳资关系为核心，打开新古典经济学的企业黑箱，揭示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这不仅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与组织变迁的理论，同时也为企业能力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大卫·哈维与拉佐尼克不同，他把劳资关系置于后现代社会中生产体制转型的层面来研究，哈维的灵活积累体制是网络经济时代的灵活性空间积累模式的前身，为研究网络经济时代的劳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工人地位的变迁与劳资关系演变：从微观控制到宏观转型

      (一)理论开启：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与工人的客体性

      1.马克思：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强制与剥削。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系统阐述了资本对劳动的控制和异化、技术对劳动的替代及其对工人家庭的影响。包括三个层面的分析：

      一是在商品货币理论中阐明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确立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框架。制度框架一旦建立便进入到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分析，马克思在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价值既定的假定前提下，把注意力放在工人进入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之后资本家如何从他们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了。[4]

      二是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从劳动过程入手，阐明剩余价值的来源及劳资双方之间经济上的对立。这种对立随着资本家对劳动过程的监督、控制不断地再现出来并不断固化。由此，资本对劳动的强制、监督、剥削和雇佣劳动对资本的社会依附性即从属性关系正式形成。

      第三，在再生产理论中，强调作为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统一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还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连续运动最终形成完全对立的两极——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技术不断替代劳动力，机器的使用则扩大了劳动力供给也制造了大量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这进一步强化了资本雇佣劳动的制度基础。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分析可以发现，马克思把资本与雇佣工人的关系置放在劳动力以社会规模成为商品的基础之上，详尽地阐述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雇佣劳动阶级形成的历史，以及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与雇佣劳动关系的变化，而所有这些变化都会为人的发展，包括雇佣劳动阶级的发展提供客观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5]在以上的分析路径中，马克思注意到雇佣工人对资本控制的抗争从未间断过，这种斗争与资本关系同时产生和发展，但只是表现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关于工资、工作日长短的斗争；随着机器的出现，才第一次发生工人对劳动资料的暴力的反抗。[6]

      至此，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关系的特点——资本对劳动的剥削与控制的关系，这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对立被看做是这种生产关系中固有的特征，管理和监督职能要求压制出来能够从劳动中攫取最大剩余价值以外的一切特性。……工人已经变成了单纯的‘工具’，是各种投入成本中的一项。”[7]而资本家之所以能够对雇佣劳动进行剥削与控制，根源于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资本家控制生产资料，使无产工人作为工资劳动力对雇佣安全的依赖性要比资本家对获取个别工人的依赖性大得多。[8]马克思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层面分析认为资本家与工人的社会权力根植于社会依附性。

      2.布雷弗曼：工人的去技术化及工人阶级结构图景。布雷弗曼从四个层面分析了工人的客体性及其管理控制对工人、工人阶级的影响。一是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契约关系构成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起点。他从人与动物的劳动的区别出发，指出人的劳动的特殊性在于概念和实行的统一。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概念与实际的分离恰恰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其分离的直接后果就是劳动过程的分化和重构，劳动过程被分割为两个不同的场所并分别由不同的两类劳动者(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来进行。[9]资本家通过各种方式获得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其思想和活动占有支配地位，工人处于工具性的地位。

      二是管理控制的实现及原则。尽管工人处于工具性地位但并没有失去思想，为更好地控制工人，资本家充分利用分工原理和三条控制原则②，实施“管理控制”。管理者根据动作类型来使用人的器官，各种标准化形式的劳动成为可互换的部件，由此促成劳动者由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变为客观因素，降到从属地位。

      三是工人的抗争与管理控制对工人阶级结构的影响。工人被非人的利用并在表面上适应的新生产方式，但工人的思想、批判能力对于资本仍是一种威胁。为避免劳资对抗开始出现专门研究工人问题的适用的和理论的学科，给工人灌输忠诚于工作的思想，为公司和管理部门培养顺从的工人。但工人对退化的工作形式的敌对情绪形成一股暗流一直没有消失过，随时可能爆发。[10]至于“暗流”怎样爆发，布雷弗曼没有对此进行深入分析。

      四是管理的控制和车间里的分工原理和概念与执行的分离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中的各个行业，引起工人阶级职位的不断增长。如劳动过程的简化所创造出来的办公室人员的增加、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中就业人员的迅速发展。布雷弗曼通过对这些简单职业岗位的性别构成、工资待遇、相近岗位的比较等多个维度详细阐述了办公室人员、服务业和零售业的工作性质和就业人员的社会地位。

      (二)微观控制：劳动过程控制论下的工人主体性

      1.弗里德曼：关注工人抗争对管理策略的影响。弗里德曼(A.Friedman)在布雷弗曼的理论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劳动过程控制理论。一是提出“责任自治”(responsible autonomy)策略。他认为布雷弗曼理论中的管理控制是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direct control)，这一策略把工人当作机器对待，采取强制性的威胁、严密的监督、以及给予工人最少的责任等手段来限制劳动力的活动范围，这容易增强工人的抵制。为此，资方或管理者还会采取“责任自治”策略，通过赋予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灵活性、权威和责任，促进工人对公司管理方式的适应，从而赢得工人的忠诚。[11]

      二是管理者对工人行使权威的变动区间。对工人行使权威是管理者的重要职能，权威的行使是在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策略的区间变动。其好处是，管理者可以通过改变管理策略来应对劳动过程变化中的竞争压力和工人的抗争。虽然管理策略有选择性，但这些策略也具有刚性和内在的矛盾性。矛盾性表现在直接控制把工人当成机器，而责任自治策略则是把工人当人——自由劳动者，让其相信自己的目标与管理层的目标一致。刚性表现在：如果从责任自治策略变为直接控制的方式，会引起工人激烈的抗争；在工人和管理者的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管理策略由直接控制策略变为责任自治的策略，将会出现严重的协作问题。[12]

      三是为避免矛盾、更好发挥管理者的权威，管理者需要对工人采取的策略。核心策略就是对工人分而治之，将工人划分为不同的群体，例如可能会根据工人的技能、贡献和抗争的强度将工人划分为核心工人和边缘工人，管理者对核心工人采用责任自治的策略，对边缘工人则采取直接控制的策略。在经济衰退期间，核心工人的雇佣职位将得到保护，边缘工人被解雇的风险很高。[13]这种分而治之的管理策略能够克服各种管理策略和手段的刚性，也能够将工人的抗争弱化。

      2.爱德华兹：阶级斗争推动控制系统的转型。爱德华兹(R.Edwards)在关注工人主体性的同时全面分析了在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工作场所的控制系统如何向更加复杂的方向转型。其理论如下：

      一是基本命题和理论背景。爱德华兹提出的基本命题是工作场所是一个充满斗争的领域，为应对工人的抗争，雇主们开始重新组织劳动过程，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控制结构来减少工人反抗的机会。[14]爱德华兹以美国的一些大型垄断公司为样本，系统研究了工作场所的控制系统的转型，而转型的背景，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另一方面是企业的组织形式由小企业向大企业、大公司转型。

      二是雇主的控制体系。工作场所的控制方式并非是布雷弗曼的直接控制，也不是弗里德曼提出的责任自治，而是由资本家的直接控制和等级控制(简单控制)向结构控制转变，包括技术控制和官僚控制。在小企业中，控制形式比较简单，权力集中于资本家手中(资本家亲自控制)，工人几乎都没有权力。随着企业规模扩大，管理层革命带来两权分离后，经理人和工头等中间阶层的出现形成了等级控制，这些中间阶层开始替代资本所有者行使其管理权力。[15]同时，围绕大企业形成“核心—外围“的企业组织形式，外围中小企业依然采取简单的控制方式，核心企业的控制系统则更为复杂，由简单控制向结构性控制体系转型，如下表所示。

      

      三是结构控制方式。包括技术控制(technical control)和管理控制(bureaucratic control)(或科层控制)。前者嵌入于公司技术程序和结构之中，后者则嵌入于公司的社会和组织架构之中。[17]技术控制的前提是技术能够指导或节制整个劳动过程或大部分劳动过程，这种控制不同于简单的机械化或简单的机控节奏(machine pacing)，而是同质化、类似标准化零件的工人要共同服从于机器决定的工作模式和节奏，大规模生产方式便是如此。官僚控制是通过设立“公司规则”或“公司政策”将公司内部等级权力的行使制度化，对管理者和雇员都具有约束力。官僚控制缓和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冲突，工人个人而非集体的抗议也不会对雇主的控制产生严重影响。[18]

      3.布诺威：在劳动过程中制造工人的“同意”

      布诺威提出了“生产的政治”或生产政体(regime of production)，将政治和意识形态放到生产领域，阐明了“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

      首先，布诺威根据自身的经历提出了“是什么使工人如此努力地工作？”这一问题，认为从马克思到布雷弗曼都认为强制(coercion)是从劳动力身上榨取劳动的手段，并不能解释他所在的联合工厂的工人们的行为，如设法超额、完成配额、寻找新诀窍、同时完成两件工作，甚至冒着失去生命和肢体的危险多做一个零件，尤其还处于工人已经有最低工资保护的社会背景之下，这些行为再用“强制”来解释显然欠缺说服力。从这个意义上看，布雷弗曼聚焦于工作“去技术化”(deskilling)的历史变迁忽视了工作层面的主观性。布诺威因此提出了“生产的政治”或生产政体(regime of production)，将政治和意识形态放到生产领域，并阐述了“同意”是如何在生产中被制造出来的[19]——“一种自发的、同意的元素与强制相结合塑造了生产行为”，[20]也演化着工作场所的劳资关系。

      其次，布诺威把生产政体的变迁理解为劳动过程由专制主义政体——霸权主义政体——霸权专制主义政体的连续过程。即“从专制统治到霸权统治的、从通过强制和畏惧来榨取成果到通过建构同意的组织来榨取成果的连续过程”[21]。尽管强制和同意始终贯穿于劳动过程之中，但随时间的变动，同意的力量超过强制的力量，以霸权为基础的专制主义最终取代了霸权主义政体。

      最后，生产政体的转变源于内部劳动市场和内部国家的发展，前者通过按资排辈构建了长期供职于公司的工人的利益，后者作为工人的申诉机制和集体议价机制协调了工人与资方的利益。正是这两种制度构成了超额游戏，诱使工人自发同意资方对产量的预期。超额游戏将工人以个体形式植入劳动过程之中，工人控制他们自己的机器而不是被其控制的表象提高了工人的自主性。“恰恰是利益将工人吸引到竞标体系中，并产生了对其规则和所代表的情绪——即抽空了技能的劳动过程——的同意”。[22]

      (三)宏观转型：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视角中的劳资关系

      1.拉佐尼克：劳资关系——资本主义经济竞争力的关键。威廉·拉佐尼克在其著作《车间的竞争优势》(1990)一书中，通过对英美日等在不同时期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车间现场组织形式的比较研究，探讨了企业管理方与工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既做到不仅让资本主义这种经济体制继续存在，而且还让其经济迅速发展的。[23]

      首先，为了分析劳资关系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拉左尼克阐述了车间工人与管理者的价值创造的分享。他认为车间价值创造值可以表示为在工人和管理者之间分享的收益，工人分享总价值创造值的份额和管理者剩余之间不一定总是零和结局。认为通过对价值创造值进行合理分配，可以激励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也激励管理者投资引入节省劳动的技术，从而产生价值增加值。[24]

      其次，在价值创造与分享的理论前提下，拉佐尼克阐述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劳资关系与技术之间的互动对各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拉佐尼克系统地分析了技术工人控制带来的英国经济的繁荣与衰退，剖析了英国技术工人控制的根源、控制的结构；在英国经济衰退的同时，美国实现了管理控制与速度经济，从而成为工业领头羊。美国采取击破技术工人联盟的做法，实现了对车间的控制。20世纪初，美国企业在劳资关系层面确立了合作性劳动—管理的关系，取得了速度经济效益和企业的大批量生产，并形成工会的岗位控制路线。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劳资冲突增加、高工资和高报酬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美国的劳资合作崩溃，并受到来自日本的柔性生产与工人合作的挑战。日本企业将工人吸纳到车间劳动分工的规划和协调工作中来，通过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将车间工人结合起来有机地融入到企业的长期发展当中。[25]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管理者依靠技术工人完成了高水平的产出，并投资于柔性的批量生产等新的车间技术，在具有多面手的技术工人的合作下，发展出准时制、操作工人工位多技能、全面质量管理等车间现场组织方式，使日本工业取得竞争优势。[26]

      拉佐尼克通过比较研究得出结论：尽管机器是资方控制雇佣劳动的有效手段，但是机器的采用并没有彻底克服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的反抗。资方或管理者必须寻求适当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来治理工作努力和工资报酬之间的关系，使工人付出足够的努力以实现新技术所带来的生产率潜力。[27]

      2.大卫·哈维：资本主义生产体制转型中的劳资关系。大卫·哈维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性，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转型以及劳资关系的变迁。大卫·哈维从历史—地理纬度论证了资本通过时间消除空间的过程，指出资本积累是一个时空压缩的过程，在此基础上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劳资关系的变迁。基于福特制的无限扩张性与消费者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福特制自身的僵固性等特点，大卫·哈维分析了福特制大规模生产的弊端，认为这一弊端与外部环境的变动共同推动了福特制向灵活积累体制的转型。促使灵活积累产生的力量增强了雇主们在生产和管理方面的灵活性与机动性力量，福特制下的大企业、大工会与大国家三方格局开始向灵活雇佣关系转变，大卫·哈维重点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重组与劳动力的分化。[28]

      三、一个评价：七位代表性学者理论研究的更替

      1.对马克思劳资关系理论的评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研究最早、最系统的当属马克思，他的经济理论影响深远。《资本论》把“对劳动过程的分析第一次置于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提供了所有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他运用这些概念和方法达到了如此良好的效果，以致他的追随者长期以来都认为根本勿须在这个研究领域里再增添新的东西了。”[29]布雷弗曼认为《资本论》第1卷对资本控制下的劳动过程进行了最渊博而又系统的研究，但“马克思主义者们在这方面并没有对马克思的著作增加什么新东西，无论是整个资本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纪中生产过程的变化，或是劳动人民的职业结构和工业结构的变化。”[30]拉佐尼克认为马克思的理论“着重分析了劳动、报酬和技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对我们分析资本主义企业的组织对生产率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来说，是不可或缺的”。[31]④事实证明，“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演进的出发点，马克思关于生产过程中资本和劳动利益冲突的见解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32]

      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提供了劳资关系分析的基本框架，尽管他过于关注资本对劳动的控制、技术对工人的影响，而忽略了资本控制下的工人的主观反应和感受；将劳动力进入劳动过程之前的市场行为作为既定前提也忽略了劳资之间的斗争对劳动力价值决定的影响等等，但对妇女、儿童加入劳动力大军的分析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工人主体性的问题，而且对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做了详细的分析与阐述，这都为后继者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2.对布雷弗曼理论的评价。布雷弗曼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劳动过程理论和劳资关系理论。布雷弗曼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及职业结构、工业结构缺乏全面的分析，而他完成了对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系统研究。布雷弗曼指出，车间里的分工原理、概念与执行的分离，以及车间使用的这些方法不可避免地会向资本主义其它职业领域的扩散。对办公室、服务性职业和零售业就业人员的分析，是布雷弗曼对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大发展，他关注到了管理控制对工人和工人阶级结构的影响，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更加接近于现实。

      布雷弗曼看到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两极正在向更广的范围扩展，因为劳动力的流动在某种程度上已具有国际性，尽管这种流动要受到本国资本需要的限制。[33]布雷弗曼考察了服务活动、零售业中的大量新兴工人阶级的出现与工业机械化、自动化的一致性，认为在新兴职业与工业之间形成了一个符合资本积累的内在循环。从表面上看，资本为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事实上是过剩劳动力的存在支撑了资本的扩张，从而产生了一系列的新职业。[34]

      布雷弗曼把马克思的理论应用到由于资本不停地扩大而造成的新方法和新职业中去，由此开辟(或重新开辟)了一向被忽视而且现在需要研究和仔细推敲的探讨途径。布雷弗曼从劳动过程出发，为读者绘制了一幅关于工人阶级结构和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资关系的画面。布雷弗曼对阶级结构的剖析为分析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劳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

      当然，布雷弗曼的理论也值得再推敲，比如他认为整个工人阶级的技术和劳动条件有降低到其过去水平以下的长期趋势；再如他指出技术的发展在实践中要求工人的技能水平越来越低，但教育和技艺等社会制度却力争培养高素质和高技能水平的人才，二者相悖是一种错误和潜在的危险。这些现象的确存在但并不能涵盖全部工人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中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技术水平在不断提高，而且需要以教育为支撑，否则社会的技术水平如何得到提高？

      3.对弗里德曼理论的评价。弗里德曼的理论暗含的基本假定是，管理者管理策略的改变是一种被迫转变，是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条件以及工人的抗争而做出的策略选择。他认为应该对“工人抗争影响资方或管理者的策略”给予足够充分的认识，在工人与资方或管理者之间的博弈过程中，管理者对工人抗争的回应也非常重要，弗里德曼通过对英国200年来的管理历史的研究也验证了这个命题。

      责任自治理论突出了工人的抗争对管理者管理策略的影响，弗里德曼认为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工人抗争的重要性——资产阶级的掘墓人，但马克思及其追随者并没有系统地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其内部矛盾的回应，例如怎样应对工人的抗争从而调适自己，使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维持。弗里德曼认为，重要的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适应工人的抗争，而不是简单地研究它如何因工人反抗而可能被推翻。必须把工人反抗作为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力量，而不是把它仅当成可能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灭亡的一种力量。[35]

      弗里德曼接受马克思提出的“劳动力是可变资本”的观点，但赋予其另一种解说，认为“可变性”在于工人自身有主观上的思维和智力，主观状态可变，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受到资本的异化也会主动去抗议管理权威。[36]弗里德曼看到了工人的主观性，他提出的直接控制和责任自治策略在网络经济时代依然被实行，尤其是责任自治策略在技术模块化解构的过程中已成为治理核心工人的手段。不同的是，网络经济时代的责任自治同其他的管理策略交织在一起，情况更要复杂。尽管如此，该理论分析依然存在缺陷，比如弗里德曼提出两种控制方式是通用策略，没有突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控制的特殊性；整体分析比较宏观粗线条，没有研究微观情境下工人与管理者(雇主)之间如何具体地互动，等。[37]

      4.对爱德华兹理论的评价。爱德华兹关注的重点是自19世纪以来资本家对工人的控制方式是如何转型的。尽管他十分强调劳资之间的斗争对这种转型的影响，但与布雷弗曼和弗里德曼的研究一样，他也没有从工人的角度来研究工人对管理控制的理解及相应的抗争行为。此外，他只强调正式的规则和程序在控制中的作用，而没有考虑非正式制度对工人行为的影响。[38]事实上，爱德华兹提出的技术控制是经过信息化改造后的企业采用的一种普遍性控制方式，而在网络经济时代以前，官僚控制或科层控制体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但随着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和劳资关系的弹性化，为达到降低劳动成本的目的，这一控制手段已经在弱化，仅仅在技术核心领域被作为拉拢工人的手段，而对于广大的临时性工人则没有任何意义。

      5.对布诺威理论的评价。迈克尔·布诺威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的一个多世纪以来，劳动过程理论并没有受到马克思主义者的应有重视。马克思对劳动过程的深刻分析，基本上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也没有得到发展。[39]他指出，马克思的劳资关系理论将工人的意识形态预设到阶级斗争的熔炉，阶级斗争掩盖了工人的主体性。工人的意识形态应该来自于经济基础和生产过程。[40]因此，布诺威从劳动过程中生产政体的变迁来说明工人的主体性问题。布诺威关注了工人的主体性、意识形态在劳动过程中的作用，对于分析网络经济时代一部分核心工人为何如此努力工作有一定的说服力；但是依然无法解释那些沦为弹性工人的工作现状和主观状态。同时，布诺威的分析认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对资本的认同，仅仅是出于管理方的物质诱惑和工人个体的心理满足，排除了影响工人主观努力和其他因素，如社会就业、竞争环境的变化等。

      布诺威的观点在学界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既受到高度评价，也引致众多批评。如爱德华兹批评他没有关注工人的斗争、工人的能力和工人组织对工厂内部权力结构的影响，只关注计件制下工人的赶工行为。[41]Manwaring和Wood认为管理者与工人之间的合作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构中，是劳动过程固有的，不必预设管理者与工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制造认同(Manwaring & Wood,1985：181-182、184)[42]。布诺威提出的“认同”与学校教育和在家庭形成的性格无关的论点也遭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

      6.对拉佐尼可理论的评价。拉左尼克提出了不同于其他学者们的观点：理解资本主义成功的关键不是明白资本家怎样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而是要明白工人的劳动、技能和努力同资本家的投资结合起来时，为资本家和工人创造出足够的价值，让劳资双方都得到收益。[43]这个双赢不仅取决于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努力，取决于工人对劳动报酬的满意程度，更重要地取决于管理层对这种努力的开发、协调和控制。

      拉佐尼克没有刻意去强调资本对雇佣劳动的控制以及工人的反抗，但从他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发现，随着劳动过程和生产组织的变迁，劳资双方的不同权力结构是如何阻碍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的。拉佐尼克的贡献就在于他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技术与组织互动的理论，分析了技术进步、组织变革与劳资关系之间的互动如何推动经济的增长。与前面几位关注劳动过程控制的学者相比，拉佐尼克对劳资关系的研究视角更偏向宏观层面，把劳资关系置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考察，并且突出了技术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关系。

      拉佐尼克的理论弥补了前述学者们理论的不足。拉佐尼克指出了资方管理思维的转变与工人的主观努力的有机结合、资方和管理方分享价值创造所推动的劳资合作带来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发展。而且拉左尼克发现在技术先进的车间蓝领工人，不仅能以较少的劳动获得较高的报酬，还参与到新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增值收益的分配中。[44]认为用“同一的”阶级分析理论已经不能很有说服力地解释在资本分割下的不同工人群体的具有差异性的报酬和被剥削程度。这一点与布诺威相似：阶级的熔炉掩盖了不同群体或个人的特征。而那些不能够参与到价值分享过程的临时工人与资方的关系又如何？他们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又是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对于这些问题拉佐尼克并没有给予正面的回答。

      7.对大卫·哈维理论的评价。大卫·哈维充分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工人的分化以及灵活性积累所要求的大量临时工人的增加，阐述了拉佐尼克所没有关注的工人的另一部分的作用——非核心工人或者说大量临时工人在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相比较而言，哈维的理论又前进了一步，成为分析网络经济时代劳资关系嬗变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对于工人如何分化、技术组织和分工如何互动，哈维并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哈维的贡献在于他也是从比较宏观的维度考察了劳资关系的变革，并且从资本主义发展层面关注了劳资关系向灵活积累时期弹性关系的转变。尽管哈维勾勒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变化方向，但是对于这种关系是如何在劳动过程中演化的、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如何等问题，哈维的分析略显不足。

      另一位学者考克斯弥补了哈维理论上的不足，强调了技术对劳资关系的影响。考克斯认为，历史上三种先后出现的技术典型(手工技术——机器化——自动化)的变迁就是一场积累者对劳动力权力的不断加强的过程。劳资之间的权力斗争推动了生产方式或生产体制通过竞争的方式得到普及。考克斯通过分析技术与劳资关系互动发展的两个不同方向，来说明资本主义竞争层次的转移(劳动力成本的竞争——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劳资关系的重要意义。考克斯详细阐述了生产的国际化对劳工的影响和劳工的反应，也分析了资本积累对劳动力的分化——核心与外围劳动力——所起的作用。[45]这些理论与哈维的理论恰好形成了互补之势。

      四、从劳动过程研究劳资关系对中国的意义

      (一)劳资关系的全球蔓延依托于劳动过程的跨国化

      从劳资关系产生和发展的时空框架来看，劳资关系最早起源于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中海沿岸，然后在长达两个世纪的历程中，形成于英伦三岛、欧洲大陆诸国，紧接着是美国及北美。尤其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引入，改造了的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以信息化、网络化为载体的全球化在发展中国家落地生根。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经济关系。在劳资关系的全球蔓延过程中，跨国资本的全球流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通过生产过程的全球配置实现了跨国资本与全球劳动力之间的权力架构和弹性劳资关系。在跨国资本与全球劳动力之间形成的弹性劳资关系背景下，被纳入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之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地存在和发展，或多或少都会受其影响。因此，不论从全球的视角研究劳资关系，还是从某一特定国家的层面研究劳资关系，都离不开全球化背景，而这种全球化的表现之一便是劳动过程的跨国化。因此，从全球经济的系统性来看，从劳动过程出发研究劳资关系是一种可行的路径。

      (二)劳动过程：研究劳资关系的逻辑起点

      劳动过程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到当代宏观经济层面，从劳资关系产生微观层面看，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产生于劳动过程之中，发生在劳动过程中的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经济中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显然，对于劳资关系而言，劳动过程具有基础性。同时，劳动过程具有动态变迁和可移动性，嵌入其中的劳资关系也会随之动态变迁和演进。阿格列塔曾对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发展特征和时期进行了概括，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制造、机器制造、福特主义、后福特主义，每一阶段都代表了一种在生产过程中将资本与劳动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方式，一种组织劳动力的不同方式，以及这种劳动力内部一种不同的分层(stratification)和分化(differentiation)。[46]尤其是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重组了劳动力过程，也变革了劳资关系，劳动过程成为技术与社会关系变革的媒介。因此，把劳动过程作为研究当代劳资关系的起点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三)从劳动过程出发研究劳资关系对中国的意义何在

      1.劳资关系研究对于构建中国和谐劳资关系的重要意义。中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同样以资本为主体，这里的资本包括公有资本(公有制经济)、非公有资本(包括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数据显示：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GDP的60%以上，创造了近90%的新增就业岗位。非公有制企业职工已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中的多数。[47]如此大规模的就业人数与资本之间的关系状况直接影响着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非公有制经济中劳资关系的状况对于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显然具有现实意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外国资本与中国劳工之间的关系同样不容忽视。根据UNCTAD发布的《201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中国的FDI流入量仅次于美国位居全球第二位。[48]如此大量的FDI流入势必对中国境内的劳动力产生巨大的需求，由此在中国形成了跨国资本与新一代工人之间的劳资关系，这样的劳资关系对中国国内劳资关系产生了形塑作用，值得关注和研究。

      2.劳动过程同样是研究中国劳资关系的起点。目前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中小企业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途径仅仅是在生产分工中承担标准化的生产环节，成为发达国家的代工厂或加工厂。由此导致两大问题：一是中国的工人从事的生产环节技术含量低，或者已经属于标准化技术，这样一来工人的工资相对较低，中国的工人仅仅赚取一个低廉的加工费。二是由于中国企业在分工中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很容易被锁定在低技术循环陷阱之中。如何打破目前发达国家主导的游戏规则，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地位？这就要从劳动过程出发，在生产领域开展技术的自主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只有在生产领域和劳动过程中的创新才能够走出一条经济的转型升级之路：原始设备制造商(OEMS)——原始设计制造厂商(ODMS)——原始品牌制造者(OBMS)。这既能提高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提高中国工人的谈判力和技术能力，进而改善中国劳工的境遇。因此，从劳动过程出发研究中国的劳资关系同样意义重大。

      3.劳资关系理论对中国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的指导意义。自2010年以来，在中国境内接连发生跨国资本与中国劳工之间的对抗性事件，富士康公司的跳楼事件、丰田公司汽车配件厂的工人罢工事件最为典型。工人无论以跳楼这一极端的方式还是采取罢工这一方式，都表明工人对资本的抗争意识日渐增强，这也从另一方面表明，在中国，资本与劳动之间不和谐性。如何改变强资本弱劳工这一现状？一是在劳动过程中提高工人的主体性。这就需要对劳动过程和工作方式进行变革，充分发挥工人在工作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而不能将工人当作工具使用。二是政府全面介入到劳资关系的管理之中。事实上，在中国跨国资本与中国劳工之间正是由于缺少了政府的管理与作用，才形成了跨国资本对中国劳工的独裁和霸权。改变这种局势，关键在于政府加大对中国劳工的保护力度。三是加强工会组织建设，发挥其积极作用。工会在中国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意义，但这种状况由于工人的反抗正稍然发生改变，目前在深圳很多企业中已开始加强工会的作用。

      ①笔者的划分参考了谢富胜、宋宪萍的划分方式，但略有不同(参见：谢富胜，宋宪萍.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研究：从缺失到复兴[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10)：74～83)。而汤普森和纽桑则将劳动过程理论的发展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参见：王晓晖.劳动过程理论：简史和核心理论[J].前沿，2010，(10)：87～117)。

      ②第一条原则是使劳动过程和工人的技术分离开来。劳动过程完全不依靠工人的能力(包括手艺、知识等)，而完全依靠经理部门的实践；第二条原则是使概念和执行分离的原则，计划、指挥、设计等都由经理部门来控制，工人仅仅是执行命令，不用思考。即实现了手和脑的分离，劳动过程变得非人性化；第三条原则是管理部门利用对知识的垄断来控制劳动过程的每一个步骤及其执行方式。正是在这三条原则的基础上，现代管理产生，劳动过程从以技能为基础到以科学为基础的转变达到空前的速度。

      ③控制体系是雇主治理劳动场所，以利于从工人那里榨取劳动的策略方法。简单控制是着重于通过管理者个人在劳动场所实施的奖励和惩戒来维持劳动速度；技术控制则是将所设定的劳动速度纳入生产的机器之中；科层控制是利用职位阶梯、资历报酬和其他组织激励，以榨取工人的劳动。参见：[美]塞缪尔·鲍尔斯，理查德·爱德华兹，弗兰克·罗斯福.理解资本主义：竞争、统制与变革(第3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78～282.

      ④威廉·拉佐尼克.车间的竞争优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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