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纪拉伯雷的经典化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过程论文,世纪论文,经典论文,拉伯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3)05-0110-08
人们对文学经典有很多种不同的定义，文学经典包括Classics和Cannons两个维度，它首先是一个文化的观念，也是一个认知型和意识形态的观念。
从文字书写时代的经典作家看，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指出：“作家群要经受的这种历史性考验，既有数量上的，又有质量上的。”“从数量上来看，决定性的、最严格的筛选，在传记区以外的第一代人：作家死后10年，20年或30年，总要到忘却那儿去报到。如果某个作家跨越了这条可怕的门槛，那他就踏进了文学人口的圈子，几乎就能流芳百世——至少可以跟看见他出生的那个文明的集体记忆共存亡。”“随后要经过另一些筛选。还有蔚为奇观的‘回收’现象，即一位长久被遗忘或被忽视多年的作家‘东山再起’了。但最常见的情况是没有完全被忘却，对此，与其说是重新发现，倒不如说是重新评价。”关于历史性的考验在质量上的影响，“历史性的考验所作的筛选针对壮年人的作品，尤其是老年人的作品，这些作品被淘汰，让位给年轻人的作品。平均临界年龄在40岁左右。这一结果也能通过其它不同的方法得到证实。总之，我们可以记住，一位作家的形象，他以后在文学人口中出现的面目，几乎近似于他40岁左右给人留下的那个样子”[1]。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构成了他们归属的文化的集体记忆，是经典永恒存在的主要表征。文明的集体记忆并不是一直持续地活跃在每一个时代中，它可能暂时隐蔽在文化的褶子中，然而正是这些经典建构了多重的文学传统，文学传统会因为新的作品加入而改变，这个传统会重新调整整体的关系、秩序、比例和价值。
基于对第二帝国时代及其后法国文学的社会学分析，布尔迪厄认为，文学作品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生产的产品(或文化资本)，它处在自身运行的、变化的、充满竞争的权力场中。文学场首先假定一个作品是被他者纠缠和调控的有意图的符号(系统)，是他者的征兆。在《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中，布尔迪厄至少7次使用了“经典化”(canonisation)一词，甚至把“经典化”简化为“声誉大振”(réhabilitation)，他敏锐地指出，作品的经典化与文学上的等级制度是共生的，社会制度(例如管理、出版、赞助、收藏)、社会机构(例如博物馆、经典认可机构、学院、评判委员会)和别的因素(例如美学、体裁的特性、持久革命)共同分享了文学场的权力，而教育系统通过打造有文学意识的消费者不断再生产经典作品的价值。“但是人们也可以通过建构经典化过程的模式来打破圈子，经典化使作家制度或机制得以建立。对文学圣殿在不同时期所授予的不同荣名榜上的不同形式进行分析——不同形式还体现于别的文献，如教科书、小册子、作品选等，也体现于纪念性建筑物、画像，雕像，半身像或‘伟大人物’纪念章上(略)——人们可以综合不同的方法，努力追溯由不同形式和现象指示的神圣化(consécration)的过程(雕像或者纪念牌匾的建成典礼，街道名称的分布，纪念团体的创立，引入大学课程等等)，来观察不同作家评价指数的波动(通过他们的书的销售曲线或论文论及他们的曲线)，揭示他们为振兴声誉而竞争的逻辑，等等。这项工作丝毫不会使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灌输过程变得清晰明了，这个过程却让我们把确立的等级制度看作不言而喻的事情。”[2]
布尔迪厄关于文学的经济学模式是狭隘的，也许暂时搁置这个争议是明智的。他对文学场的空间和时间的理性主义揭示，使人们认识到文学经典是特定文化生产的产品：一个声誉显著的经典不仅仅是一种文化产品，它还会聚了众多剧烈竞争的权力，文学经典是社会中“快乐的知识”的身体(corps)。作品的经典化是各种权力竞争(例如为合法性和利益等而竞争)的过程，而不是源于超验的或神秘的文学本质与效能。当然，要注意的是，与英国、法国的情形不同，中国文化有完全不同的文学经典和经典生成方式。
一、最初的印刷版本与经典化
拉伯雷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和作家。因为只有极少的传记材料流传下来，人们对拉伯雷的个人生活知之甚少。拉伯雷不朽的文学声誉主要是在富有争议的小说《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La vie de Gargantua et de Pantagruel)流传中产生的[3]。在1532-1711年间，拉伯雷经历了一个充满争议的、曲折的经典化过程，鲜明地呈现了文学场复杂的权力关系。拉伯雷的经典化是无限延迟的种种争议以及拉伯雷批评的争议发生与更替的过程，在这些无法消弭的争议中，人们一再反复阅读拉伯雷的小说[4]。印刷书籍的出现使知识阶层获得更多的阅读便利，这种普遍化的书籍传播，在客观上有利于作家的经典化。对于一个处于印刷时代初期的作家，连续多次的印刷无疑意味着他赢得了大批的读者和持续增长的文学声誉。虽然每个印刷版本的每次印数不明，但拉伯雷的小说大致有较好的发行状况，因此他一直在持续地创作他的“嘲笑小说”。1553年还出现了汇集/汇编的《拉伯雷作品集》，对一个刚去世的作家来说，“文集”无疑表明他已经赢得了极好的文学声誉。以下主要依据普兰的《文献目录》简述拉伯雷作品的出版情况[5]。在16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拉伯雷的作品是当时最好的通俗畅销书，他的早期读者包括社会各阶级的知识阶层，例如具有批评倾向的开明贵族(杜贝雷红衣主教是拉伯雷最重要的保护人)，尤其是同情怀疑主义思潮的人文主义者和自由知识分子，他们更倾向于发现知识或精神的乐趣。不过我们已无法确知这些早期印刷作品的受众更丰富更详细的状况。
1532年拉伯雷的小说《庞大固埃》(Pantagruel.Les horribles et épouvantables faits et prouesses du très renommé Pantagruel Roi des Dipsodes,fils du Grand Géant Gargantua.Composés nouvellement par maitre Alcofribas Nasier,abstracteur de quinte essence.)在里昂由出版商努利(Claude Nourry)出版，圣协隆教堂的主教、诗人萨勒尔(Hugues Salel)拥有此书版权。1533-1542年此书在里昂和巴黎出现了7种版本，巴黎的加诺(Denis Janot)版本装饰有少量插图，1542年里昂的居斯特(
Juste)版本也装饰有少量插图。1532年该书另以《庞大固埃的预示》(Pantagruéline prognostication，certaine,véritable et infalible［“sic”］pour l'an mil DXXXIII)出版，有5种版本(1532、1533、1537、1538、1542)。1542年里昂的出版商是居斯特。1544年鲁昂的出版商杜果(Robert and Jehan Dugort)出版《布英格纳耶》(Bringuenarilles,cousin germain de Fessepinte)，1545年新版装饰有少量插图。《布英格纳耶》是从1542年居斯特版本改编而成的[6]。
1534年拉伯雷的小说《卡冈都亚》(Gargantua.La vie très horrifique du grand Gargantua,père de Pantagruel,jadis composée par M.Alcofribas abstracteur de quintessence.Livre plein de Pantagruélisme)在里昂由居斯特出版，这是一本更成熟的小说，尤其是在语言、结构和技巧上，鲜明地表现出人文主义思想。1534-1542年间此书出现了6种版本。
1546年《第三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Le Tiers Livre des faits et dits Héro
ques du noble Pantagruel,composés par M.Francois Rabelais,docteur en médecine et Calloier des Iles d'Hyères)在巴黎由费赞达(Michel Fezandat)出版，1552年获得国王特许，标题再次重申了描写笑趣的目标。1546-1552年此书在里昂、巴黎、土伦和瓦朗斯等地出现了10种版本，巴黎出版商威歇尔(Chrétien Wechel)发行过该书，1547-1548年里昂的拉威尔(Claude de Ira Ville)版装饰有少量插图。
1548年《第四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Le Quart Livre des fails et dits Héroques du noble Pantagruel.Composé par Rabelais,Docteur en Médecine et Calloier des Iles d'Hyeres version intégrale)在里昂出版，这是一个108页的简略本，未标明出版商。1552年装饰有少量插图的该书在巴黎由费赞达出版，这是一个333页的修改(全)本，献给他的保护人红衣主教喀狄庸(Odet de Coligny,dit le cardinal de Ch
itillon)。拉伯雷在第四卷中叙述了庞大固埃和巴奴日等前往东方寻找魔瓶的海上远行，引入了异域色彩，强调了天主教教义。1552-1553年此书在里昂、巴黎、鲁昂等地出现了8种版本，如鲁昂的科棼(Vincent Coffin)、里昂的夏槟(Jehan Chabin)、巴黎的费赞达都出版过该书。
1553年拉伯雷去世后，1562年《声喧岛》(L'Isle sonante,par M.Francoys Rabelays,qui n'a point encores esté imprimée ne raise en lumière; en laquelle est continuée la navigation faicte par Pantagruel,Panurge et autres ses officiers)在里昂出版，这只是一个41页的第五卷节录本。1564年《第五卷 尊贵的庞大固埃英雄言行》(Le cinquième et dernier livre des faits et dits héroques du bon Pantagruel,composé par M. Rabelais,Docteur en Médecine)出版，没有献词和出版信息，作者尚可质疑，该卷包含较多争议内容[7]。
1553年《拉伯雷作品集》(Les oeuvres de Maistre Rabelais)出版，没有献词和出版信息，未采用正字法，该文集收入《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前四卷，有作者序言。1556年出现了两个新版本。其一在特鲁瓦出版。1558年《拉伯雷作品集》在里昂由马丁(Jean Martin)出版[8]。1856-1626年，《拉伯雷作品集》在里昂、蒙图尔、鲁昂、厄斯特亚等地出现了36种版本(较早的五卷本有1564、1565、1567年版)，里昂的马丁、厄斯特亚(Pierre Estiard)，蒙图尔的佩斯诺(Charles Pesnot)，鲁昂的皮特-瓦尔(Rapha
l du Petit-Val)，厄斯特亚的尼尔( Nierg)、弗厄(Jean Fuel)等出版过该书。在16世纪，拉伯雷是少数出版“作品集”的当代作家，在人们对《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最普遍的阅读活动中，拉伯雷赢得了有争议的显著声誉[9]。
1663年路易和丹尼尔·厄尔泽维尔(Louis et Daniel Elzevier)出版了现代版《拉伯雷全集》(Le Rabelais moderne ou les oeuvres de Ma
tre Rabelais,Docteur en Médecine...Cette édition à la sphére)，这是一个精致豪华的两卷本，包含有作者生平，少量评论和多种版本的汇校注释。经过漫长而曲折的经典化历程之后，拉伯雷的崇高声誉足以让他成为文学上的“不朽者”。到1691年，另有4次重排印行。1711年杜夏编辑了全新6卷本《拉伯雷全集》(Jacob Le Duchat éd.,Oeuvres de matre F.Rabehis)，这是第一个详细的注释本，杜夏在《致温沃的拉比男爵》的献词(Eptre à Son Excellence My Lord Raby Wentworth)中说：“今天，拉伯雷和他的作品仍然在高贵而优雅的人们中间不乏支持者。他并不缺乏一个伟大的名声，在此情形下，他不能指望得到所有人的支持，以及人们经常表达出的喜爱。”[10]这标志着拉伯雷经典化的最终完成。此后，杜夏流亡柏林，增补修订了全集中的评论注释(Oeuvres de Matre Francois Rabelais,avec des remarques historiques et critiques,1741)。1912年勒弗朗、赛尼昂等编辑的《拉伯雷全集》(
uvres complètes de Rabelais,ed.Par Abel Lefranc,Lazare Sainéan)以丰富而准确的注释提供了16世纪丰富的知识现象[11]。此外，16世纪法国已出现了模仿作品，甚至是较精致的改写本如1619年在布鲁塞尔出版的《拉伯雷修缮本》( Garasse.Le Rabelais reformé par les ministres,etnommément par Pierre Du Moulin ministre de Charanton,Christophle Girard)，也有选编文本如1611年鲁昂出版的《拉伯雷还原本》(Nicolas J.Horry.Le Rabelais ressuscité recitant les faicts et comportements admirables du très-valeureux Grangosier,du Brueil)。
二、同时代的反响与赞誉
拉伯雷是一个不轻信、不执著的天主教信徒，他取笑/嘲讽他那个时代的一切陋习和拘束人的自由意志的规范，包括许多传统的宗教信条。拉伯雷的调笑/戏谑不是下层民众化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丰富的术语、方言、行话、外语、文字游戏和思想，只有极少数知识精英可以理解[12]。德谟克利特强调幸福论，主张道德的标准就是快乐和幸福，被称为笑的哲学家；拉伯雷的同时代人大多愿意称他是新的德谟克利特。罗马时期的每年2月纪念罗慕洛斯及别的先祖的奎里纳尔节(Les quirinales)，即后来的愚人节，也许深刻影响了拉伯雷。诗人沃盖林(Jean Vauquelin de La Fresnaye,1536-1608)是龙沙的弟子，深受七星诗人的影响，他是拉伯雷的热心读者，在诗中多次论及拉伯雷。在一首致匹隆红衣主教的讽刺诗中，他指出，拉伯雷日夜研读圣奥古斯丁的著作。[13]
从文学场域的经典化机制而言，持续的赞誉(包括积极的反响和好评等)是推进作者经典化的重要标志，因为严厉的指责将迫使一个作家退出文学声誉的竞争。以下主要论述1532-1583年间与拉伯雷同时代的积极反响和文学上的赞誉，揭示拉伯雷经典化的进程。
拉伯雷生前已在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知识上、在医学实践上和在小说的想象力、快乐哲学(包括笑、诙谐、戏谑)、风俗讽刺和社会批评上赢得较高声誉。在他身后(1553-1583)依然受到年轻作家持续的推崇和赞美，他们确立并捍卫了拉伯雷作为“不朽的大师”的文学地位。这些年轻的作家不断发掘拉伯雷作品的意义，展现拉伯雷作品无限的丰富性。他们还暗示拉伯雷作品总是被广泛的读者所喜爱。乔姆·科莱说：“他由于天赋的才能和自己的努力，达到了只有少数人达到过的那种博学的程度，因为毫无疑问，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文主义者，最渊博的哲学家、神学家、数学家、医学家、法学家、音乐家、算术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同时又是艺术家和诗人。”[14]在埃斯卡皮看来，拉伯雷生前20余年和身后30年的极高文学声誉，可以看作是他的经典化的完成。
约1511年，拉伯雷在丰特奈-勒孔特修道院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翻译了瓦拉(Laurent Valla,Laurentius Valla,1407-1457)的《希罗多德》(Herodotus of Halicarnassus par Lorenzo della Valle)，同时代的学者迪拉库、比德、马克林等先后表示拉伯雷熟练掌握了希腊语和拉丁语。瓦拉是意大利新拉丁语诗人、希腊语学者，他的人文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拉伯雷。1513年，巴黎法院的法官、拉伯雷的保护人提拉库(1480-1588)，在《婚姻的律法》中最早称赞了拉伯雷熟练的语言翻译技巧：“便让我们来猜想一下拉伯雷，一个低等级的修士，他是一个深谙技艺的人，娴熟于拉丁语、希腊语，和所有的学科知识；此外，人们可以预知他的年龄，并预知他的生活习惯，而不必过分拘泥他的社会阶层。”[15]
杰出的希腊语学者比德(Guillaume Budé,1467-1540)有两封致拉伯雷的书信(1521年4月12日、1523年1月27日)，并在致拉米(Pierre Lamy)的书信中多次提及拉伯雷。1523年2月5日，比德从巴黎写给拉米的书信中称赞了拉伯雷学习希腊语的成绩：“吉约姆·比德听说，拉米和拉伯雷因为热切、勤勉地学习希腊语而引发(人们的)关注。他们的会友本应对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习该语言所取得的很好成绩而表示敬畏！然而，这些僧侣作出种种努力，来妨碍他们的工作。……最后，吉约姆·比德乐于以修道院的宁静生活来反对这世界所骚动的生活。他请求拉米代为表达对拉伯雷的致敬，如果他们在一起；否则，写信说明此意。”[16]
1534年，萨莱尔(1504-1553)是拉伯雷的保护人，他把拉伯雷看作新的德谟克利特信仰者，并欣赏小说中的滑稽。他曾是国王弗朗索瓦一世与王后的近侍，他采用诗体翻译《伊利亚特》的前10卷和瓦拉的《女诗人》(Laurentius Valla,Epistre de Dame poésie)，享有很高的声誉。他和拉伯雷对希腊语、拉丁语和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有较多相同的兴趣，《庞大固埃》录有《于格·萨莱尔大师致本书作者的十行诗》：“如果说，对作家尊崇称赞，/是为了他寄教育于消遣，/那你一定会受到赞赏，这个，只管把心放宽；/我知道，你在本书里的意愿，/在诙谐、戏谑的内容里，/把它的作用说得完美周全，/我仿佛看到一个德谟克利特，/在拿人间事嘲弄讥讪。/坚持写下去吧，今世不得凭功论断，/到了崇高的世界自有它的评判。”[17]
1535年，法语诗人、《爱涅阿斯纪》的翻译者圣吉莱(1491-1558)对拉伯雷表达了适度的称赞，肯定拉伯雷小说在深层次上是灵魂的吁求，与上帝同在。他是拉伯雷的朋友，与马洛、拉伯雷在同时代(见莫宁Jean Edouard du Monin、龙沙、杜贝莱、马苏尔等的评论)一同享有极高的声誉。圣吉莱似乎能欣赏拉伯雷亦雅亦俗的滑稽逗乐。他说：“四元素，构成这人生的作家，/因为上帝和他存有的协议，/突然间也是快乐身体的灵魂/当某种缺席的［元素］重新召回。/因此，它们是四个真正的朋友，/因为他的情感而连接与合一，/只有当这合而为一走向分离/死亡，在某一时刻再变为四个；/然而，当它突然间发生变化，/另一成分的心灵，却不会死去。”[18]
1537年，新拉丁语诗人马克林(1490-1557)给拉伯雷写作了一首拉丁语颂诗《致弗朗索瓦·拉伯雷医生》(
Rabelais,de Chinon,médecin très habile)，称誉后者精神上尖锐的讽刺力量，开启了拉伯雷经典化的进程：“几乎只是这个拉伯雷/与你的生日，与居利沃顿西斯，/邻近奇诺城，乡村的果树/这个地区，开着富丽的花；//自由的人们呼吸着空气，/你畅享着，还有缀花的宁静/在这快乐乡村的水泽边，/还有那些柔软的黑桑葚。//从你的出生地。你获得/与我邻近，可爱的联系/牵系着，而你十分热忱/你学得更多，在共同的成长里。//你在奇诺地区的城市之间，/拉伯雷，你追随艺术之神/自然而优雅的理论/我们不否认锐利的机智。//还有优雅，独一的愉悦，/全面的赠礼，你熟练的/丰富的，流利的/掌握两种语言的知识。//向你传递治愈的艺术/你还曾努力学习数学，/月亮、恒星会来威胁我们，/行星有多么快的速度。//你的名声不小于帕伽马奥/从那些可怖的黑爪中/——死亡正在接近人们——/你努力夺下，使他复苏。//一切草根都可作为医药，/然而，你没有用心研究/解除所有疾病的艺术/去赢取你不朽的名声。//巴黎、那波奈城区、奥迪河/亲见了你们这许多卓越的神甫，/富丽的里昂，是你居住的城市，/还有你充满了和平的住宅。”[19]
马洛(1496-1544)是法国文艺复兴初期的著名诗人，也是拉伯雷的朋友，他们都出生于希侬城，他在诗中多次论及拉伯雷。1532年以后，在里昂，拉伯雷与多勒(
tienne Dolet,1509-1546)、努利、马洛、圣吉莱等成为朋友，共同参与文学活动，拉伯雷以广闻博识和心智敏锐而赢得了朋友们的崇敬。在1537年的《侍臣马洛对萨贡的争辩》(Le Valct de Marot contre Sagon)中，马洛提出了与萨贡( de Sagon)不同的当代诗人新名单，其中包括拉伯雷：“我的灵魂，是宽广而丰盈的，/这些丰饶的年岁，丰饶的季节，/有很多牛羊，可以领去放牧，/而它们会尥蹶子，抗拒主人。/可是，我没有看到圣吉莱，/还有厄罗埃、拉伯雷，/布罗多、塞弗、夏毕，/看了(萨贡)的名录，我欲与他争辩。/名录上没有看到帕比庸，/甚至在附页上都没有看到泰诺，/然而，有许多年轻的牛犊(笨家伙)，/和许多新的(趣话丑闻)蒐集者，/(我)相信确是抬高了他们的名声。/他们总是厌恶那些知名的人士，/他们认为，原本就可以这样做。/因为在城市里，人们也许会说，/既然马洛这人是讨人喜欢的，/可这情形，他们却也不知道。”[20]
1553年，拉伯雷去世，人们为他写作了“墓志铭”体诗作表达对已故作家的崇敬。塔聿洛(Jacques Tahureau,1527-1555)写了两首有关拉伯雷的诗，他是最早对拉伯雷献上赞辞的年轻诗人。《论拉伯雷》(De Rabelais,pris du Latin de Bèze)一诗模仿特奥多·贝兹(Théodore de Bèze,1519-1605)的一首拉丁诗：“正如他超出了笑谑，/那些用心良苦的人/去处理重大的事件。/他又怎样有更伟大的题材，/(我为他祈祷，我说)他选取了/一份严峻而重大的工作？”《论逝者》(De Lui-m
metrespassé,1554)则是墓志铭，突出了拉伯雷的讽刺精神：“拉伯雷——生性博学的人，他螫刺/最能螫刺的人们——已安息在这锋刃下；/他嘲笑终将被死亡战胜的人，/死亡带走了这个引起不安的人。”[21]塔聿洛接受了伊壁鸠鲁的感受标准，表现出积极的理性主义，一切使人愉悦的都是好的、合理的，而不是恶的和荒谬的。
七星诗社的年轻诗人杜贝莱在多首诗中明显表达了对拉伯雷的敬意，《诗神醉意的一击》(La Musagnoemachie)称“有益的，愉快的拉伯雷”。他用拉丁语写了一首墓志铭(Pamphagi medici,1558)，赞颂拉伯雷诙谐逗笑的才华：“我是潘伐居，总是大吃痛饮，/看吧，我躺在这巨大的墓石下——/有一个无限的肚腹，/曾经我，睡觉，吃饭，喝酒，/宋努斯，尹格鲁维，巴库斯，维纳斯和尤库斯，/我活着的时候，他们是我的神。/你忽略了别的？我可是一个医生，/更多的，我会让人大声笑起。/不是使人流泪，羁旅的人，笑吧，/如果你因为已死的我的魂灵而快乐。”[22]现代学者费弗尔、勒弗朗、格里夫(Marcel De Grève)、歇斯尼(Elizabeth A.Chesney)等认为，诗中潘伐居(Pamphagus)就是拉伯雷的化名。
1558年，杜贝莱在十四行诗《土地是丰沃的》中再次对拉伯雷献上赞辞，肯定其小说中一切事物洋溢而出的健康精神与充沛力量，甚至是朴实粗野的力量：“土地是丰沃的，房宇是宽广的，/火炉闪烁着光色，木头的房屋。/文明和那些法律是永恒不变的，/民众严正的抗拒重罪与邪恶。//在不列颠和瑞士，人们日夜饮酒/他们肥硕而健康，能吃三倍的食物/这就是国王的侍从伴侣与校正者，/善意的拉伯雷则谑称他们为笨蛋。//他们从来都没有改变衣着与行姿，/他们嚎叫粗野的歌，像狗在狂吠，/他们满足于他们的方式和所有信仰：//它们是强健的，美丽的湖泊与水源，/木头似乎也是强健的。我要休息了，/我失去了记忆——而他们总让我畅饮啊。”[23]
七星诗社的年轻诗人巴伊夫(1532-1589)写了两首有关拉伯雷的诗。一首是《拉伯雷的墓志铭》(pitaphe de Rabelais)，赞誉拉伯雷的笑趣，是对萨勒尔、塔聿洛的回应：“冥王普鲁东，来接待拉伯雷，/因此，你将成为他们的君王——/那些从来不笑的人们的——/从此以后，你也将欢声朗笑。”另一首《论拉伯雷》(De Rabelais)表示拉伯雷的作品被人们普遍阅读：“我是新(时代)的德谟克利特，/因为几部作品而作了(民众)之王，/没有读过的人们是不会发笑的；/最后，这一直发笑的死神/却来嘲笑我的矫揉造作——/嘲笑这些没有欢笑的娱乐。”[24]
1555年艾蒂安·巴斯吉耶在《致龙萨的信》中认为，拉伯雷是无人不晓的学者，充满诙谐嘲讽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博得人们的爱戴：“可是，很快他们的谎言被觉察，他们的一切突然在烟火中焚灭了。对于关切心灵的事件，发生这种情形是常有的。我们中的一些人，(他们并不怎么理解拉伯雷医生，也不审慎地看待他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在民众中却也没有赢得赞誉。这件事发生后不久，两个模仿者，(彼此相信他自己就能做一切)，一个名叫莱昂·拉杜尔菲，恰如他的‘粗凿石像’，另一个是作品‘廉价饰物’的无名作者。”[25]
普瓦提埃市的皮埃尔·布朗热医生写了一首拉丁语的墓志铭，给予拉伯雷不容争辩的荣誉：“在这墓石下面，躺着一位最优秀的笑谑者。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们的后代会探寻它；因为所有人都会记住这位过去时代爱取笑的人；他们将了解他，超过别的人，因为对所有人来说，他是亲切可爱的。他们可能认为他是一个逗乐的小丑，一个闹剧演员，他抓住有益的食物增进了出色的言词的表达力。不，不，他不是一个小丑，也不是路口广场上的闹剧演员。相反，他具有精致和敏锐的天才，他取笑人类，嘲笑其疯狂的欲望，和他们对希望的轻信。他的命运是平静的，他过着快乐的生活，吹起的风，总是对他有利。可是，人们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博学的人，他不说笑话的时候，他喜欢庄肃地谈话，也摹仿庄重的人物！曾经可怕的面对着他的、阴沉而严肃注视的议员，却并不那么庄严，在他升高的座位前。那个被提出的问题，很大很难，这需要有很多学科知识和技巧来分析解决。你会说，对于他，这只是一个揭开的巨大主题；对于他，大自然的秘密尚未被揭示出来。他具有雄辩的才能，善于记下、突出他乐于说出的一切，赞赏所有——辛辣的玩笑，传统的精彩言词——让人相信爱开玩笑并不是博学者微不足道的方面！他懂得希腊语(知识)和罗马所产生的一切(知识)。但是，这位新(时代)的德谟克利特，他嘲笑徒然无益的担忧，粗俗者和王子的欲望，他们轻浮浅薄的忧虑，这短暂一生的忧心忡忡的劳作——它耗尽所有的时间，而这时间我们本应给予仁慈的天主。”[26]
1564年，佚名的《第五卷》编辑者在卷首写下一首献词《拉伯雷的墓志铭》，暗示拉伯雷具有伟大的精神和卓越非凡的感知，是一位不朽的作家：“拉伯雷死了吗？这是另一本书。/这最精彩的部分复苏了他的精神，/为我们提供他的另一部作品，/它使全部作品不朽，生趣盎然。/也就是说，我便作如此理解：/拉伯雷死了，他却恢复了感知/为我们献出这本书。”[27]
词典编纂者坡特(1531-1571)是龙沙的弟子，1571年写作的《拉伯雷的墓志铭》，响应了龙沙写作的颂诗体，重申拉伯雷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拉伯雷：爱开玩笑的人，尖刻的、有益而愉快的嘲讽者，另一个伊壁鸠鲁，爱嘲笑的人或取乐的人，法国的卢西安，爱嘲弄的博学者，有享乐主义的肚腹，戏谑的快乐者，庞大固埃主义者。弗朗索瓦·拉伯雷，医学博士，在他名为《庞大固埃》的作品中，喜好感官享受的生活，恰也名实相称。谁会有更多的知识/理解力，读这墓志铭(可知)：他是一个多方面综合的博闻广识的名人。”[28]
蒙田(1533-1592)在《随笔集》的“论书籍”中暗示他喜欢拉伯雷的作品。蒙田指出，拉伯雷的小说是值得玩味的消闲书，是与薄伽丘的《十日谈》一样充满机智/嘲讽的现代作品：“在那些纯属是消闲的书籍中，我觉得现代人薄伽丘的《十日谈》、拉伯雷的作品，以及让·塞贡的《吻》(若可把他们归在这类的话)，可以令人玩味不已。至于《阿玛迪斯·德高勒》和此类著作，我就是在童年也引不起兴趣。我还要不揣冒昧地说，我这颗老朽沉重的心，不但不会为亚里士多德也不会为善良的奥维德颤抖，奥维德的流畅笔法和诡谲故事从前使我入迷，如今很难叫我留恋。”[29]
雅克-奥古斯特·图(1553-1617)曾是巴黎议会首席参议员，他向拉伯雷(一个快乐的酒徒)致以后辈作家的敬意。1598年，他前往普瓦图省的希侬城，住在拉伯雷故居，当时已改作酒店。他在《拉伯雷的阴影》( l'ombre de Rabelais)这首拉丁语诗中强调了希侬的快乐风俗，特别是惬意地饮酒：“我笑着，度过所有的时间；/我的写作证明空闲而自由。/人们读这些书会觉得快乐，/他们无意间总是快意的笑。//严肃的理性使人感到厌倦/变苦了我们极美好的日子。/这生活，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总该是欢笑和快乐的啊？//巴库斯，欢乐之神，/他总支配控制我的命运，/在把我送往另一个世界之前/我有理由来驱除我的悲伤。//因为我住在祖辈住过的房子。/过去他总是前往小酒店(喝酒)，/在那里，快乐使他焕然如新，/畅饮着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这些节日，人们在举办盛宴，/他们欢笑着，从夜晚到白天。/无论在客厅，或者在大厅，/可以发现所有希侬人都在飨宴。//在那里，人人唱着自己的歌谣；/在那里，明智的也是极疯狂的，/人们跳舞，在风笛的曲调里，/普瓦图省有最多欢快心醉的人。//可以发现地窖里藏放着酒，/它过去就是我的收藏间，/人们不必要去沉思默想——/新鲜纯净的葡萄酒的醇香。//冥王普鲁东，没有什么帐幕/愿意报偿理性，带给它好处。/请允许我的阴影游移/让我再回到我的房子，//无论什么价格我将会等待，/这就是我原初的愿望，/(这些酒)是租用，或者售出，/只为了人们得到它快乐的用处。”[30]
艾蒂安·巴斯奎尔(Estienne Pasquire,Lettres II)在给龙萨的一封信中写道：“在我们中间无人不晓学者拉伯雷在自己的《卡冈都亚和庞大固埃》中，多么高明地开玩笑。博得人民的爱戴。”[21]
红衣主教雅克·大卫(Le Cardinal Jacques Davy du Perron,1556-1618)在诗歌上追随龙沙、德斯坡特(Philippe Desportes,1546-1606)，却也很喜欢拉伯雷和蒙田的作品。在《法兰西国王传》(La Biographie et prosopographie des roys de France par Antoine Du Verdier,1583)中，他认为拉伯雷是一个无神论者，后来他称颂拉伯雷的《庞大固埃》是出类拔萃的小说，像真正的《圣经》，将使得法兰西“不朽”。
1699年，贝尼埃的《拉伯雷及其作品评议与新考察》首次开启了拉伯雷研究，他在《序言》中指出：“所有人都知道拉伯雷的名字。人人浅谈辄止，大多人却不知道他是一伟大的人物抑或是小人物？弗朗索瓦(是什么人)，是外国人？或者是文学中的(虚构)人物。”他还特别提到了安特万·勒洛瓦用拉丁语写作的《拉伯雷颂诗》(Antoine Le Roy,Elogia rabelasina)手稿。[31]
三、结语
在16世纪，拉伯雷经历了充满争议的经典化过程。拉伯雷并没有很快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在极大程度上，拉伯雷与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主义-怀疑主义思潮相一致，甚至可见拉伯雷对国王弗朗索瓦一世摇摆的宗教政策之追随。弗朗索瓦一世对神圣罗马帝国、意大利的战争及其宗教、内政政策，加剧了法国思想和精神上的混乱。正如龙沙所暗示的，拉伯雷是弗朗索瓦一世最忠实的拥护者，深受国王摇摆不定的宗教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新教和异教的宽容态度[32]。在此，重申艾略特的提醒是有意义的：“诗人必须深刻地感觉到主要的潮流。”[33]从已知文献看，拉伯雷小说同时赢得精英阶层和大众群体的关注，尤其是知识阶层上层和贵族阶层态度分歧的热情关注。
拉伯雷的经典化呈现出文学场复杂的权力关系，拉伯雷生前已名声大振，在最普遍的抗拒性阅读和接受实践中，拉伯雷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指责与批评，尤其是来自宗教、道德和教育立场的诟病与责难，几乎声名狼藉。然而，他却一直占据着文学神殿中的崇高地位，因为在16至17世纪，总是有不少人热爱并赞颂他的作品。
收稿日期：2012-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