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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34(2009)03-0014-05
全球生态危机的日益加剧，现代人精神困境的日趋严重，促使生态批评跨越地域和语言的界限，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文学研究的显学。生态批评从它诞生起，就负载着生态危机的救赎感和使命感，祈求“重建自然与人在本源上的生态关联，重新实现自然与人的和解”，消弭现今人类社会面临的生态灾难。随着“文学研究绿色化”思考的深入，深层生态批评以更为开放的自觉意识，试图穿越自然生态学单纯对自然环境的维护与弘扬，以对人类生存前景的终极关怀为目的，关注人与自然世界的复杂性关系，多元化、多向度地透视当代世界自然环境和文化精神的生态失衡，考量现代人类的思想、文化和文明等诸多复杂的问题。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渗透强烈的文化批判精神和社会改革理想的批评理论，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和现实价值。但是，生态批评主要还是一种文学与生态相结合的文学批评理论，其理论话语的独特性值得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力图对生态批评的文学生态理想作些理论分析和阐释。
一、生态批评的文学生态构想
随着生态思考的深化，越来越多生态研究的业界人士意识到，环境问题早已超越物质生产与技术的层面，进入到人们的社会文化心理层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范式、行为方式、生活习俗、文学实践等方面。关乎全体人类生存的生态思考不仅仅是生态学家的精神守望，它需要包括文学批评在内的各学科与领域的共同担当。美国的威廉·鲁克特说：“我们必须开始有所作为，由于文学就是我们的工作，就让我们以这一领域内的诗人作为开端，看看我们能否通过把诗歌与生态相联系的方法发展一种具有创造力的诗学”。[1](P105)他还认为，这并非浮夸之辞，因为任何浮夸之辞或出于政治、经济、技术或其它目的语言技巧都无法将其掩盖。这是一种事关整个生态圈的实质性现实，是人们必须面对并努力改善的现实。[1](P115)生态批评家将维护生态圈健康视为自身作为人类一分子与文学研究者的根本责任，从而将文学批评与生态关注相结合，把批评实践的重心位移于经岁月淘洗过的经典文本中“自然”形象的重审和重评，并通过寻找“自然”的缺席，揭露人们对自然的熟视无睹和肆意攻掠，唤起人们对自然的怜悯和同情、理解和尊重，唤醒人们的生态保护意识。通过恢复面向自然的写实文学传统，重新发现、重新评价作家及其作品，追踪文本结构、意义与阐释符码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努力提升整个人类的生态责任感。
生态批评命定与“人类中心主义”无缘，其文学生态构想肇始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有机整体主义的革命性转向，理论依据即自然界的有机性、整体性与综合性的生态哲学观。它在与人类霸权主义力量较量和博弈中，力主文学文本在处理人同自然界关系时，尊重自然界的价值与权利，把自然看作是人类生存于其中并与之血肉相联的自然，无论人的能力怎样发展，人仍然是自然界整体的一部分。鲁克特说，所有这些好像与文学的创造、阅读、教学与写作相距遥远，但事实并非如此。“在此我要诉诸生态学的首要法则：万事万物都相互关联。这条法则对所有生态学家与生态构想来说是通用的”。[1](P107)尝试探索生态智慧的先行者，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又将生态整体主义的核心观点“生态平等”定位在“原则上的生物圈平等主义，亦即生物圈中的所有事物都拥有的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2](P49)他通过深入到价值论与社会层面，开展了对生态问题的深层追问，坚信人与自然万物生死与共，强调人与自然的平等共生亲和关系，提出了“生态自我”、“生态平等”与“生态共生”等生态智慧。海德格尔则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平等游戏，由遮蔽走向澄明之境，去实现人的“诗意地栖居”。这些主张使一度消隐不彰的思考路向清晰了，有机整体主义颠覆了“人类中心论”的绝对性和唯一性，彻底剥夺了“主客二分”的知识权力，人与社会、自然之间多元共存、相互关联，又能动影响整体。更为重要的是，生态批评的生态平等观，不仅超越了物质利益，还从人类与自然持续美好发展的高度来界定两者关系，其“生态平等”，不是人与万物的绝对平等，而是人与万物的相对平等，也即生态共同体或曰“生态链”中的平等。因为生态世界是无数生命主体的家，各种生命主体拥有平等品格和自己的言说方式。正是有了各种生命的存在，文学才会有表现的对象，才会有最原始的创造者，失去了众多生命主体的互生和共生，文学就不可能诞生。
至此，人类的迷途知返使当代生态批评抵达生态文明反思的源头，那些西方文学传统中反复出现、积淀着民族经验、反映出社会文化心理的自然原型成了批评的重要研究对象，并试图发掘符合生态思考的新田园观。美国生态批评家切瑞尔·格罗费尔蒂告诉世人，这些反映西方文化心理积淀的自然原型，其中就包括伊甸园、阿卡狄亚、处女地与荒野等形象。劳伦斯·布依尔也竭力在社会文化与环境的双重背景中考察蕴含生态意识的田园观的思想价值，将源远流长的田园思想作为未来重要的文学与文化的力量。阿尔杜·利奥波德则提出了著名的土地伦理观，这种蕴含生态整体意识的土地伦理观被生态批评家视为衡量新田园观的试金石。随着不断的思想清理和文学生态构想的深度拓展，生态批评完全进入生态有机整体主义和深层生态批评的话语频道。
生态批评从剥夺人类主体特权开始，进行生态整体主义的呼吁，消除文学中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实现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统一，毫无疑问是借助了当代生态学的科学力量。但是，从更广的文化背景去细察其文学生态构想的实际意义，生态批评应该隶属于后现代文化研究视域中的一种具有深度模式的理论，不仅包含着解构的否定性维度，而且也具有积极的建设性内涵。实际上，对于开放性与跨学科性的生态批评来说，多元文化视野是其自身发展所必需的研究视野，所以“必须将这种生态构想渗透到当代的经济、政治、社会、技术构想当中，并使这些构想具有激进性”。[1](P107)换言之，生态批评以“拯救地球”为己任，全方位打开批评的通道，和文本以外的政治、经济以及其他社会文化因素不断对话，转变人类面对自然的不合理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探索文学文本和理论话语中关于生态环境的建构意识，挖掘和揭示文学文本中关于生态环境的积极或消极的观念等，多向度厘清反生态的人类思想、文化和行为，成为生态批评文学生态构想的正当权利和充分可能。
二、生态批评视域的文学生态品格
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同在一个生态场域中，文学文本为文学批评提供新鲜的研究资源，文学批评又通过具有语言艺术特质的文学启迪读者来关怀生态。保护生态环境，关注我们共同的家园，成为生态批评家、生态文学家心灵的共同呐喊。许多生态文学家在对生态文明的理性渴望和感性追逐中，在对生态危机社会问题的反思和现实批判中建构了文学的生态品格。作为负重前行的精神行者，文学史上许多文学家曾倾情于对自然的歌咏，也部分地显现了文学生态品格。如从生态批评的视角去审视生态文学，那么文学生态品格可以被这样归纳：
第一，尊重自然生态的品格。自然是生命启程和回归的地方，是所有生命得以存在和共生之所。文学史表明，文学与自然、大地、自在的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以自然为母题，歌咏自然的丰富、野性，或抒发对自然、生命的无比热爱就是尊重自然生态。尽管中外历代文学不可能有今天意义上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智慧，但仍大量存在着表现和尊重自然生态的文学文本。尤其是浪漫主义文学形成了歌咏大自然的传统，诗人笔下的自然获得了自由的文化精神和独立的文学表达，这种自由野性的精神特质在拜伦、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雨果、梅里美等诗人的创作中都有表现，一些优美的诗句充分表现了诗人们热爱自然、尊重自然的早期生态思想。由于工业革命的全面展开，人实现了对自然实践意义上的控制，人类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借助科技的力量展开了对自然大规模的入侵，长期以来人与自然的和谐局面被打破，曾经充满神性的自然陷入了被随意分割和破坏污染的境地，存在既不能和昨天重合，也不能为明天提供可能性，人和自然看似相互依存其实相互拒绝。在全面生态危机状态下，生态文学与生态批评一起，在力图修正人类对待自然的错误中出场，并在新的文化语境下重寻人与自然之和谐，重新建构现代意义上的生态文学的话语，呼唤尊重自然、尊重生态意识的回归，至此，文学尊重自然生态的品格重新复兴并被催化。
第二，关怀精神生态的品格。精神生态是地球生态系统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精神不仅仅是“理性”，也不仅仅是人的意识，它还是宇宙间一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是自然的法则、生命的意向、人性中一心向着完善、完美、亲近、谐和的意绪和憧憬。可见，文学的价值是精神的价值，真正的文学精神等于生态精神。鲁枢元是我国最早倡导生态批评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说：“现代社会的生态问题，显然远不只是一个科学技术的话题、一个行政管理的话题，它同时还注定是一个有关精神的话题，与人类对世界的信奉、对生命的体悟、对自身的反思密切相关”。[3]既然当下生态危机折射出的不仅是生态本身的危机，更为关键的是人的精神危机，生态文学就必须拿出巨大的心智和勇气参与解决人类面临的精神生态健康问题。充分利用文学的特殊形式把人的同情之心、善良之心、爱恋之心、亲情之心等真实自然之情，重新灌注到人的身上，恢复人的完整健全的精神生态，并将已被客体化、物化的人恢复为未被异化前的原生态的人，即将人这个“主体”再主体化，复归为真实自然的生命本来状态，重建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生态心理学认为，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不仅具有物理性质的关联，人的心灵与自然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情感联结”。[4]文学可以借这种“情感联结”，通过人类与土地、自然、生命、故乡、家园的血脉联系，从人性深处切入生态主题，在生命体验和情感观照中，使文学意象获得精神生态的表征，让读者可以通过文学意象，去寻究那种更本源的隐藏于存在背后或底层的精神根源，重建人与自然真实的亲和关系。20世纪90年代后，生态小说逐渐成为生态文学创作的生力军，陈应松、郭雪波、杜光辉等在生态小说创作上收获颇丰，其中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作品最引人注目。他的作品以湖北神农架生活为背景，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触及人的精神生态问题。此外，姜戎的《狼图腾》、阿来的《空山》、杨志军的《藏獒》、刘庆邦的《喜鹊的悲剧》、张炜的《赶走灰喜鹊》、叶广苓的《狗熊淑娟》和《老虎大福》、甫澜涛的《紫山岚峡谷》等优秀的生态小说，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命题的思考，从不同角度展现了人所面临的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问题，作家们不仅充满了爱心和人道主义的博爱情怀，而且其思维触角已经深入到了社会、文化的内核，力图从更深的层面上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用文学引导人们回归自然，找到情感归宿、精神家园，鲜明地展示了文学精神层面人文关怀的理想品格。
第三，深刻批判的生态品格。生态文学是以生态利益为最高价值尺度的文学，生态危机的严峻事实成为作家进行生态文学创作的强大推动力，他们以广阔的生命情怀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批判人对大自然的实用主义态度与行为，批判时代弊端和官员的劣迹，注重挖掘生态危机产生的社会性原因。生态文学揭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关系，批判人类精神生态的失衡，是从观念意识、实践行为、社会形态和文化传承等方面全面进行反思的，其态度立场就是生态文学的批判品格。当前有许多作品都以不同的视角发出灾难警告，对人肆虐自然的行为作深入分析，揭示社会的、经济的、人性的内在动因。作家们直面现实，敢说真话，赞美生态维护者，谴责见利忘义、破坏生态环境的丑恶行为，充分揭露官僚主义的独断专行与舆论监督的缺失，地方经济保护主义的狭隘性，个人欲望的膨胀，自私贪婪、权力欲望等等弊端。同时一些文学文本批判锋芒直指人类对自然的主宰与无度掠夺的行为，对人类中心主义局限进行痛击，如郭雪波的《大漠狼孩》中将人的亲情与狼的亲情的一致性，在自然高度加以体认，表达人对亲情的损害与狼的爱恨情仇的复杂关系，启示人对自身现实处境及其在自然界中遭遇的强烈关注，其意义在于重新挖掘人类在正确对待生存关系方面的潜质。人类精神的提升正需要精神生态的改善，而这也应当是生态文学深刻批判的重要目的和价值立场。
第四，融合审美的生态品格。生态批评视域中的生态文学离不开生态性，但也离不开审美性。文学在引进生态学的时候必须保持文学自身的特点，尽可能采用审美的方式与生态进行对话，并将它转换为文学与生态学结合、独具审美生态品格的一种文学形态。当然，生态意义的审美不仅是审美主体的心灵与审美对象生命价值的一般融合，而是需要超越役使自然而为我所用的实用价值取向，将审美主体自身生命与对象的生命世界和谐交融。所以，生态审美意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审美主体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体认，以及对外在自然审美价值的发现，而是在于人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共通性和共感。生态审美品格要求文学演奏的既不是审美主体自身生命的独奏，也并非自然的独奏，而是人与自然的生命和弦。
生态文学具有审美的生态品格，必然就凸显出鲜明的生命性、有机整体性、节律性、和谐性等总体生态本性，最终指向应是对万事万物本体生命的体味和把握。而生态本性又以审美情感为中介，“就作家的创作主体来说，就是情，即主体情感；通过情感这样一个内在的中介，来融涵和统摄主体与客体、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寄托自己的忧生意识和创生思维。就文本的结构主体来说，就是人，即艺术形象；通过人物这样一个显在的具体中介，将人类对生态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考或曰哲学话语转换成形象生动、充满艺术感性魅力的文学话语。”[5]如生态文学家哲夫的生态文学大都通过在写情和写人中将生态性与审美性天衣无缝地融合，并具有诗一样的审美维度。譬如在《长江生态报告》中，高度生态化、审美化的文字随处可见，“它逡巡于上游时罹患了白血病，进入中游时爆发了肝昏迷和肺肿胀，到达下游时已经策杖而行……这就是我们的长江，这就是我们生命的歌者，如果它的病情继续危重，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它最终的命运，只能是坐轮椅……”[6]真正优秀的生态文学之所以吸引读者眼球，不只是展示一幅幅灾难性的图景，一串串令人心悸的数字，而在于作家感人至深的情感，及其对人类生存状态的个性感悟，并将题材的伦理意味和美妙的诗性话语融为一体。所以“它的生态叙事既是生态的，更是审美的，具备了文学作为人学应有的情感和美感、温暖和魅力。”[5]
三、生态批评的批评实践吁求
生态批评仍然是文学的批评，保持其诗意本性是生态批评的本质要求，张扬其生态的诗意传达更是生态批评实践的强烈吁求。
第一，将纯学术话语转换为与诗性话语融合的一种批评话语。生态批评的基本诉求主要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解析，去唤醒人的生态意识、张扬生态精神、弘扬人文关怀，提倡深度精神文化的责任和道义。由此看出，生态批评无疑具有十分鲜明的干预现实的倾向。但是，其批评话语不应该是生硬的学术对话或简单的生态传声筒。生态批评与生态学应该保持“异质同构”的关系，生态批评对生态学的引进，虽然在关系、形态方面与生态学呈现某种“同构”的相通或一致，但在目的、功能、手段上则有着“异质”的根本区别。对于生态批评来说，无论它怎样与其他学科相结合，都不能违背文学批评的基本规律。生态批评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批评了什么样的生态观，更主要的还是要关注文学是怎样将“生态”融化为一种“诗意”的东西而留驻在人们的心中，并潜移默化地帮助人们树立生态意识。尤其对那些确实富有审美诗意的生态文学进行生态批评时，更应该充分发掘它们的诗意性，分析这种诗意性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让其生态内蕴彰显在读者面前的，以便从更为宽广的视野中去发掘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为此，理想的生态批评都会采用学术性、诗意性融合的话语与读者对话，使生态理念形象化，使学术意味情感化。
第二，寻求文化性与审美性和谐统一的诗意维度。从本质上说，生态批评是一种文化批评，它在肯定人类必须、必然发展的文化本性上，在充分辨析和谐与混沌、生态平衡与停滞不前的本质区别上对文学进行审视。当它将作品所反映的生态问题置放在一个不断发展着的文化背景之下来进行考察，便能深入发掘作品包含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内涵和社会文化本质，在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整体观照中揭示生态文学对人类生活的意义，从而体现一种更为深邃的史学意识、理性精神和哲学思辨性。生态批评虽然是一种文化批评，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深刻的反思性及启发性，但生态批评的文化批判不能只停留在“问题”批评的层面，而应该积极上升到“审美”批评的层面。遗憾的是，当前的生态批评关注得更多的是文学文本的生态内涵，而不是它凭借审美中介对生态的富有意味的转换。这样，就有意无意地在文学研究中取消了审美评价，而将其置换成一种比较抽象、机械的生态学或准生态学的批评话语，这在无形中也就对当下生态文学过分生态化而忽视诗意化的趋势起到了推波助澜的负面作用。为此，寻求文化性与审美性的和谐统一，是生态批评也是生态文学共同的理想状态，只有“将生态文学作品视为文化的审美凝结，不剥离文化的审美蕴涵，从而使生态批评摆脱过度的文化哲学的观念思辨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其文学性读解的审美精神和诗性维度，这样才可以避免空洞的文化说教，更容易为人接受”。[7]
收稿日期：200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