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经济空间积聚：基于Hall and Jones“社会基础设施”的C-P-I空间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空间论文,基础设施论文,模型论文,制度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JEL Classification:F15 038 R12
一、引言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Thomas L.Friedman(2005)“世界是平的”的观点已成为共识，而Peter Hall(2000)“世界是尖的”的论断亦得到认同。前者体现了经济扩散、专业化和区域一体化的过程，后者则表现了经济集聚、多样化和区域非均衡的过程。可以看出，经济的空间集聚（扩散）与非均衡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
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一再发生转移①：从价值论、生产论、分配论到增长，现代经济理论主要探索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经济差距的成因，经济学家们已发现了物质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进步与制度等因素与经济绩效密切相关。而在面对现实经济时，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与新经济增长理论无法很好解决经济非连续性增长以及为何区域间非均衡态这两大难题。区域空间经济学前驱Walter Alsard(1949)抨击经济学分析是“在一个没有空间维度的空中楼阁中”进行的，空间经济学与新经济地理学随即转向“空间维度”，认为经济发展的空间状态存在多重均衡，前者将城市视为“漂浮之岛”而赋予政府和企业重大使命，后者则关注空间的自组织而忽视政府和企业，“空间维度”的纳入被认为是经济学第三次革命和最后的前沿(Krugman and Fujita，1991，1995，1999，2004)。新经济地理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经济集聚是运输成本与企业内在递增报酬作用下自发形成的，推动空间经济演化的是那些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个人与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新经济地理暗含的制度同质与企业同质的假设与现实，尤其是中国转型经济的现实显然不符，中国特色的行政体制和官员升迁制度使得各级政府自主推动经济空间演化，有些甚至不管科学和合理与否；同样，制度因素也被排除在理论分析之外，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对经济集聚与发展显然具有重大影响。因此，对含有空间维度“最后前沿”的批评来自两点：首先，空间经济理论模型的建立，依赖于“经济人”假设，强调人的理性与预期，这种个人主义与均衡的分析方法不切实际；其次，虽然空间经济理论模型将许多传统经济变量包括在内，但社会性变量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各种制度性的因素被忽略了，这导致空间经济理论的实际应用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同区域间具有鲜明不同的技术特征和非技术特征，地域特色的文化、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影响甚至决定着区域经济主体的决策与行为，②进而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模式，这些模式具有路径依赖(path-dependent)和历史依赖(history-dependent)特性，同时可能被低技术锁定(locked-in)。
科学理论不适用于普世，只能做间接评测(Karl Popper，1934，1963)。③事实上，社会经济发展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包括技术、制度、文化等多种因素相互交织作用，非均衡累积因果循环的结果，由于“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s)”和“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地区和国家间发展趋异(Myrdal，1970)。行为理论认为大脑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个人决策与行为的范围或能力(Carter，1998；Alla A.Schmid，2004)，④人类行为实质上是不可能理性的，即“有限理性”(Simon，1982)，那么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制度及其分析应该是建立在行为科学基础之上，制度形成、演化及绩效分析都应该在个人和群体行为的基础上进行。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极大地促进了经济的增长(Romer，1986；Lucas，1988；Chow，1993；Hut and Khan，1997)，但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要素的投入量，还取决于要素的配置效率，其效率依赖于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组织行为。如果说制度和政策是一个经济体增长与发展更深层次的决定因素，那么作为这些制度和政策的执行者的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什么样在作用呢？
中国演绎了怎样的故事呢？显然，经济增长的“空间维度”不仅包含地理向度，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组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非常积极、重要的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区域发展规划中着重于发展经济和城市中心，旨在改变开放前追求平衡布局所造成的人力、物资的巨大浪费的局面，⑤发挥经济集聚效益，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即追求所谓的“效率”阶段，从而区域呈非均衡态势。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应是到了大力发挥经济扩散效应，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即要注重“公平”之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我国地区经济增长的差距呢？从理论上思考，集聚的成因仍未完全一致，从政策层面来说，拉大的区域差距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问题发展的重要困境，如何缩小地区差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城镇化、城市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突出的现实问题。因此，研究城市化、一体化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经济集聚与扩散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与战略意义。
如何在全球化大背景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是21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之一。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非均衡发展和空间集聚是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对经济增长中适宜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再认识，我们试图将区域制度和组织行为特征纳入新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在“空间维度”中考虑萨缪尔森的“冰山成本”式的制度绩效问题，进而探寻区域经济非均衡增长的实质，并对区域经济的非连续性增长做出更加符合现实的理论判断。
二、文献综述
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经济现象，⑥对其关注源自于对经济增长的思考，从一个产业到特定区域范围内的增长，涉及分工、专业化、外部性、收益递增等经济学中备受关注的焦点。⑦解释集聚的形成原因及其内在机理的文献是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新增长理论、新马歇尔理论、新经济地理和演化经济学。
（一）理论回顾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时代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还处于萌芽状态。斯密(1776)《国富论》就指出“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斯密定理”）和“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斯密困境”），Young(1928)重新阐述了斯密关于分工与市场规模的思想：“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相互作用和彼此增进”（“杨格定理”），并着重强调了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递增，“暗示”了专业化带来集聚的思想；Weber(1909)首次提出“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的概念，Marshall(1920)则提出投入共享、劳动力市场集中和知识溢出，即“外部性”是厂商进行区位选择并导致集聚的原因，⑧为集聚提供了微观理论基础。马歇尔强调“专业化”与Jacobs(1969)强调“多样性”才是经济集聚的重要原因和特点的争论成为上百年来集聚经济研究的由来（徐承红，2010）。
在新增长理论中，Lucas(1988)、Romer(1990)分别采用外部经济分析法构建了他们的增长模型。Romer认为经济聚集是因为厂商追求“知识溢出”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和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持续增长。Martin和Ottaviano(2001)综合新增长理论，建立了经济增长和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间的自我强化模型，证明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降低了创新成本，刺激了经济增长。
在增长极理论中，主导产业因为技术创新和扩散、资本的集中和输出，一些地区或城市集聚或优先发展，从而形成经济增长的“磁极”，即规模效益和集聚效益形成“增长极(Growth Pole)”(Francois Perroux，1955)，佩鲁进一步把上述效应发展为“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⑨；市场力的作用通常是倾向扩大而不是缩小地区间的差异，在增长极的作用过程中，如果不加强国家干预，回流效应（即极化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Myrdal，1970)，由此便形成了政府是否应该干预的两种观点，但赫尔希曼(A.Hirschman)认为，增长的累积性不会无限的进行下去，从长期看，地理上的涓滴效应（即扩散效应）将足以缩小区域之间的差距。布代维尔(J.Boudeville)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⑩
应当说，完全竞争假设下的均衡分析方法虽然代表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增长的主要观点，但是由于其严格的假设条件越来越受到质疑，在现实条件下难以得到经验证据的确证。演化经济学继承了熊彼特非均衡分析的传统，结合进化论分析经济增长和技术变迁过程，重视历史事件、路径依赖的作用，在演化经济学指导下对于区域范围内技术变迁和创新过程的研究正成为近年来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一个新兴的领域，因其对于现实世界的解释力越来越受到关注。
马歇尔(1890)就曾指出，“经济学家的麦加在于经济生物学而非经济力学”，经济学不过是“广义生物学的一部分”，经济集聚（扩散）现象与演化经济学有类似之处，拥有路径依赖、自组织、多重均衡等类似特征，正如生物基因一样，制度、习惯、惯例和组织结构等是历史的载体，它通过模仿而传递。Veblen(1899)最早把达尔文进化思想引入经济学研究领域，对组织演进和制度变迁进行了研究，并建立了一个基于累积因果的经济制度演进范式。凡勃伦观察到制度和惯例具有相对稳定和惰性的品质，因此可以历时传递其重要的特征，它是社会有机体的基因组织，是社会选择的基本单位，“社会结构的演进，是制度上一个自然淘汰过程”(Veblen，1899)。制度是人类的思维和行为习惯，因此，变异或新奇必定是新思想和新的做事方式的出现，它在经济系统中是如何扩散的？演化经济学采用进化生物学的群体观对此加以解释，“从群体层次来看，任何个体的决策，无论是创新、模仿或保守的，都影响到群体中全部行为的相对频率”，这就是“频率依赖效应”(Witt，1997)(11)；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派则强调了非均衡和质变在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突出了企业家和技术创新在“创造性毁灭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提出了技术推动和技术、制度与产业结构共演的演化增长理论(12)，市场规模扩大和技术进步本身是制度的函数，即制度安排是决定市场规模和技术进步（创新）的重要因素。
发端于布罗代尔“年鉴学派”的法国“调节学派”(the Regulation School)则认为系统的各个不同部分或过程在某种条件下交互调整从而产生某些有序的动态，调节模式则是使资本积累结构得以稳定的习俗、制度、组织形式、社会网络和行为形式的突现性结构。20世纪80年代以来，“调节”学派最著名的工作就是运用其框架对美欧资本主义从福特制向后福特制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它对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如经济地理学和社会学等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Krugman、Venables和Fujita等开创的新经济地理学，运用非线性的动态研究方把报酬递增、不完全竞争、自我繁殖的凝聚力、运输费用等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通过将地理空间因素纳入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解释了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空间集聚机制(Krugman，1991；Krugman and Venables，1995；Martin and Rogers，1995；Fujita et al.,1999)，该理论强调，区位因素作为产业集聚的起始条件，将会在交易成本和规模报酬递增相互作用下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布局模式，“空间维度”的引入大大增强了区域增长理论的解释能力。
在上述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经济集聚问题进行了探讨（范剑勇、杨丙见，2002；Wen，2004；Ge，2004；路江涌、陶志刚，2006；Gao，2004；黄玖立、李坤望，2006；金，2006；梁琦、吴俊，2008等），本文关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焦点是经济的空间集聚原因与效益，具体而言是中国区域经济空间聚集。近年来，关于中国经济（产业）空间结构的研究集中在集聚水平及其变化趋势进行实证分析和产业集聚的形成原因进行探讨两个方面。金祥荣、朱希伟(2002)探讨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产业的发展都存在产业特定性要素和重叠性要素的竞争，而产业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大规模集聚解释了专业化产业区的起源与演化。制度等要素的空间惰性以致这种要素在空间上的不均匀分布状态在漫长的历史演化过程中逐步累积、强化并固定下来。我国“以东部沿海地区为中心，以中西部为外围”的区域格局已经形成。柴志贤(2007)强调了区位特有的个体效应如区域文化积淀、区位优势与区域政府在经济集聚的兴起和衰落中的作用；朱其忠、卞艺杰(2009)根据不同地区企业相对生长几率的不同，计算企业分形维数和多重分形谱，得出不同地区的企业演进轨迹及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因；杨盛标、张亚斌(2009)基于新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的逻辑基础分析了经济活动的聚集与扩散的机制；吕冰洋、余丹林(2009)认为中国特有的梯度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增长呈现高度的空间相关性，区域经济效率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两种机制产生空间联系；唐根年、管志伟、秦辉(2009)发现一些制造业空间集聚过度并呈现生产要素拥挤现象，生产要素配置存在输入剩余和输出亏空，典型集聚过渡型制造业客观存在生产要素的输入过剩和输出效率损失问题，应适当调整生产要素配置策略或进行异地转移；黄玖立、黄俊立(2008)基于1990～1997年中国省份细分产业数据的研究发现，中国地区产业增长的“中心—外围”趋势在加强，但是历史布局的影响居次要地位，各省份的经济规模存在显著差异使得本地市场各不相同，地理位置和土地面积的差异使市场规模也各不相同，地理和政策的原因使东部省份事实上比内地有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二）现有文献的不足
综上，国内外在研究区域经济非均衡方面已有许多颇有价值的研究，然而，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还存在一些局限性：
(1)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因素。从理论上讲，经济增长理论表明，经济增长的源泉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二是制度、技术进步等因素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集聚经济正是通过这两个方面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制度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市场失灵需要制度和政府，而制度与政府行为同样明显具有外部性，我们认为它服从Pareto分布，也是一种Nash-Cournot均衡，由于有限理性，其经济效率不是帕累托最优均衡，存在“社会成本问题”（科斯，1960）。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1，2002，2005)多次强调政治和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Rodrik and Trebbi(2002)也认为，制度相对于地理因素和国际贸易的影响而言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制度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一旦考虑到制度的影响，地理因素对收入碎片的直接效应很弱。”
(2)多重均衡未能得到很好解决。新经济地理强调集聚这种特征产生了自我繁殖的凝聚力，对初始分布的微小扰动都会使经济走上一条全新的均衡道路，多重均衡存在可能。然而，大多数文献研究并不支持多重均衡的存在(Davis and Weinstin 2002，2008；Brakman et al.,2004；Miguel and Roland，2006；Bosker et al.,2008)。但不管怎样，不同水平上不同的集聚类型又被植入一个更大的经济体系中，共同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经济现象，这也是我们研究的理论前沿，这对设计出有效的城市和区域发展政策是非常重要的(Fujita and Mori，2005)。
(3)实证方法上过于片面。经济非均衡的决定因素或原因单一或者片面，过分强调第一自然因素(the Heckscher-Ohlin-Vanek Models)和第二自然因素(Krugman，1993；Overman，Redding and Venables，2000)，新贸易理论(the New Trade Theory，NTT)则强调这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杨小凯，2000；Batisse and Poncet，2003；白重恩，2003），但仍未能综合考虑制度、文化、政府行为等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显然削弱了其解释能力和应用能力。
中国经济变革和发展很重要的动力是“县际竞合”（张五常，1998），当前，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地方政府盲目竞争，地方政府行为具有过度作为倾向，都试图通过行政手段增强本地经济实力，使本地区成为空间经济集中地。这种政府盲目指挥并非起“催化剂”作用，而是意图实现政府主导的目的，其代价可能很高，其后果可能使经济资源分散，无法享受到本地市场优势、知识溢出等马歇尔外部性好处以及实现递增报酬。随着产业集聚的演进，集聚理论还有许多期待进一步拓展的问题。我们有理由认为正是区域经济的社会、制度、文化和政治上的深层原因在确定限制还是发展经济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基础上，借鉴把要素分为可移动性和非移动性，地区均具有空间惰性（制度、文化、习俗等）特征。
综上，这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思路：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差异是否也受到地区之间制度差异的影响呢？中国正处于经济和制度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历史、文化、地理和自然禀赋条件的差异，中国地区之间的制度演化与经济收敛的初始条件显然会存在差异。本文接下来自传统新经济地理模型基础上，通过引入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建立一个两地区拓展的空间经济模型来分析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问题。
三、基本模型：C-P-I
本文结合Baldwin and Martin(2003)拓展的“C-P模型”与Baldwin et al.(2003，2006)的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建立一个拓展的“C-P-I”模型，但不同的是，本文强调包含制度和政府政策的“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1999)在集聚过程(Agglomeration)中的作用。本文假定有北部(N)和南部(S)两个地区，并事先假定两个地区经济基础“均质”（即在相对要素禀赋、市场规模、开放程度、技术和偏好上是完全相同的），有制造业(M)和农业(A)两个产业与两种生产要素K和L，且生产要素无弹性供给，资本可以自由流动但资本所有者不能跨地区流动，两种产品在两地间可以进行交换，农产品交易无成本而制造业产品交易遵循“冰山成本”，即在其他地区要出售一个单位产品，需运输τ单位的产品（τ＞1）。文中带上标*的参数都表示南部，则北部制造业产品在南部销售价格p*=τ·p。引入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后，不失一般性，模型由消费者偏好模型、生产者行为模型和两地区均衡模型组成。
（一）消费者偏好
我们假设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
（二）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的引入
显然，制度变迁（包括制度安排和制度环境）和政府行为不直接作用于各种要素本身，而是通过其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来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生产与利用，从而最终促进经济发展，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参数，制度及政府行为除了影响厂商外，还会影响到消费者。
由于市场交易费用的存在，产生外部性问题需要制度作用和政府干预，外部性与制度紧密联系并且其解决方法可以通过制度得以解决(Knight，1924；Pigou，1950；Coase，1960)，他们都肯定了国家干预在控制外部性方面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行为主体都是政府。其不同之处在于政府作用范围的大和小，干预手段的直接和间接。政府的作用是科斯理论的核心。显然，制度与政府行为本身也存在外部性(McKean and Browing，1975；Schnid，1978；Charles Wolf，1994)，我们认为它服从Pareto分布，也是一种Nash-Cournot均衡，由于有限理性和交易费用的存在，其经济效率不是帕累托最优均衡。设SI表示包含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因素的“社会基础设施”，而政策可以看作制度的流量(Rodrik，2004)，即政策效率体现制度的作用特征，借鉴姜莉(2010)文化向度模型，因此本文假定一个“社会基础设施”代表性“企业”行为如下：
其中，X(i)代表第i种社会基础设施因素投入生产过程中的数量，δ为替代弹性，S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产量，即给社会带来的收益，并标准化其价格为1。该生产函数表现为社会基础设施（区域内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与各种经济性适宜要素φ的递增报酬，这表明经济性要素与“区域社会基础设施”适宜程度提高越快，报酬递增的幅度就越大。
(2)成本函数：C(i)=c+ξX(i) (11)
其中，ξ为边际劳动需求，c为固定的劳动需求量，SI从自然状态投入到生产状态（渗透效应）需要转化，假设转化过程中仅需要劳动一种要素投入，并且转化X(i)数量的第i种SI所需的劳动总量为(11)式。
同时，假定SI转化部门可由某个市场结构来定义。
(5)垄断性：每个转化企业都只转化一种“社会基础设施”因素。
(6)竞争性：每个转化企业所获取利润刚好弥补转化的所费成本。
由上，我们可以沿用D-S垄断竞争分析框架：由于垄断性定义，每个企业因转化的因子不同，则其面临不变弹性的需求函数时，便具有垄断性；由于竞争性定义，SI因子转化部门中的企业是连续集合，其中一个个体企业显得“微不足道”，可以忽略其对S和P的影响，因此，各转化企业的利润为：
如上文所述，NEC虽然解决了经济学“没有空间维度的仙境”(Alsard，1949)的不足，克服了过往经济增长理论无空间维度的分析范式，是革命性的一大步，而当面对多重均衡、稳定性和路径选择问题时，NEC显然陷入了困境。事实上，与Krugman(1990)强调偶然或者预期不同，我们认为地域SI特征以及其与各种经济性要素的匹配水平在区域经济集聚与增长的均衡路径选择上有着重要的作用。从我们引入“社会基础设施”模型推演的结果看，SI代表性企业的均衡产出公式意味着均匀产出S*随着制度变迁、政府行为与各种经济性要素匹配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将地域制度变迁、政府行为特征与各种经济性要素的匹配问题引入空间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假定β为地区SI的完善程度，借鉴Oldenski(2009)和王永进等(2010)，β的表达式为：
SIQ的经济解释是地区“社会基础设施”不完善提高了该地区企业的实际生产成本，因此，在两地企业初始生产技术相同的条件下，β大的地区的企业将会获得更多“社会基础设施”正外部性渗透效应，有更大的竞争优势，吸引周边生产要素和企业的迁入。
（三）生产者行为
解得厂商定价与企业产出数量（企业规模）分别为：
N代表性企业的总收益：
从图3可以看出，当集聚力在模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则如同图3的虚线，经济最终塌陷
五、总结性评论
本文首先总结评述了传统经济理论对区域经济非均衡的研究中发现几点不足，尤其是没有考虑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因素以及多重均衡存在性问题，随后通过结合Baldwin and Martin(2003)“C-P模型”与Baldwin et al.(2003，2006)Footloose Capital Model（F-C模型）建立了一个两地区拓展的“C-P-I空间模型”。但不同的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对制度性因素的忽视及完全理性假设的局限，本文转向强调包含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的“社会基础设施”(Hall and Jones，1999)在集聚过程(Agglomeration)中的作用，通过分析区域中心—外围结构形成的演变路径表明：以外部性成本形式进入空间集聚模型的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对经济集聚（扩散）具有重要作用，而影响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主要表现在社会基础设施价格的转化上，并在Bladwin(2002)的黑洞区位上影响集聚与扩散的黑洞条件，制度变迁与政府行为表现出明显的渗透效应。
经济的空间集聚（非均衡）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中的突出特点，各地都出现了或政府主导或依托市场形成的产业集聚区。经济空间集聚意味着一个地区的繁荣与兴起，逆集聚则可能导致一个地区的衰落。然而，区域经济和一个城（镇）的兴起与衰落绝不是随机事件，除了大量偶然的随机因素之外，区位特有的个体效应如区域制度特征、区位优势与区域政府行为对兴起与衰落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区域发展规划中着重于发展经济和城市中心，旨在改变开放前追求平衡布局所造成的人力、物资的巨大浪费的局面，发挥经济集聚效应，推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即追求所谓的“效率”阶段，从而区域呈非均衡态势。如今，随着经济发展，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应是到了大力发挥经济扩散效应，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即要注重“公平”之时。拉大的区域差距已成为影响经济和社会问题发展的重要困境，如何缩小地区差异，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地区之间均衡、协调发展，为21世纪初中国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和现实问题之一。
传统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均可以解释经济的非均衡分布，传统贸易理论的解释主要基于“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则基于“规模经济”。需要指出的是，区域非均衡发展和空间集聚是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通过对经济增长中适宜制度、组织行为绩效的再认识，我们试图将区域制度和组织行为特征纳入新经济地理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当中，在“空间维度”中考虑“冰山成本”式的制度变迁和政府行为渗透作用问题，中国现实情况是，中国行政体制和官员升迁制度使得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动或强制推动空间经济演化，而有些甚至不管合理和科学与否，在政绩考核指引下，地方政府行为具有过度作为倾向，因此，必须考虑政府行为的边界和效率问题。显然，制度的变迁和政府行为在集聚过程中影响着本地市场放大效应、累积循环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我们揭开了North和Thomas(1973)所谓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被“黑箱化”的机制。当处于对称均衡状态时，如果本地存在制度和政府行为优势，社会基础设施价格下降，那么由于本地社会基础设施价格对本国真实收入的负效应，使本地真实收入高于外地，本地制造业份额上升，经济向内积聚。一旦经济偏离对称均衡状态向内积聚，由于Krugman的累积循环效应和Venables的产业关联效应，这种经济内聚过程不断自我强化，最终形成经济中心和城市中心。相反，如果本地的制度和政府行为存在劣势，社会基础设施价格上升，经济将向外扩散，而沦为经济带的边缘。
本文的不足在于制度和政府行为在传统“C-P”模型中未能进一步分解说明和模拟计算，但未来在实证研究中，将是笔者一个拓展的方向，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以及强势的中央政府领导下，在“空间维度”之外，制度的变迁（包括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在解决未来中国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带来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以期更加符合我国区域经济的非连续性增长现实的理论判断。
注释：
①尽管同时代不同学派对经济研究的对象和角度不同，但从经济思想演化及经济理论发展的纵向过程来看，经济学研究的重心还是有个清晰的界限，无论是从供给角度还是“需求落点”的转向。详见蒋自强、张旭昆、罗卫东等著：《经济思想通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张旭昆编：《西方经济思想史18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②Avner Greif(2008)认为各个地区或国家都有着不同的“技术”特征，如不同的地理位置、有用的知识和资本存量，这些差异会影响经济绩效；同样也有着不同的“非技术”特征，如伦理道德、法律规范及其执行方式、产权配置和保护方式、腐败状况等，不同的社会在“非技术”特征上的差异有其历史根源，这种差异反映了过去的文化、社会和权力结构，以及早先的政治传统等。现有制度不仅影响着学习、模仿及创新新制度的试错过程，而且影响着引入新制度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新制度朝着与现有制度要素相关且不会偏离太远的方向演进，这似乎是种“引力”作用。详细参见阿夫纳·格雷夫：《大裂变：中世纪贸易制度比较和西方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③Karl Popper深受弗洛伊德、爱因斯坦、哈耶克、罗素等人的影响，在其《知识理论的两个基本问题》(1932)、《研究的逻辑》(193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1945)和《猜想与反驳》(1963)等著作中批判经典的观测—归纳法，其证伪主义学说是批判的理性主义，波普尔认为科学理论和人类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识，都不过是推测和假想，人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想象力和创造性，好让问题能在一定的历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
④Carter(1998)、Alla A.Schmid(2004)认为大脑有限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大脑各模块具有某种独立影响人类行为的能力，即大脑并不是单一整体，而且可能是内部不一致的两个特点，决定了个人决策与行为的范围或能力。
⑤这一阶段，集聚主导中国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模式，在区域经济发展上表现出严重不平衡。经济的持续增长与地区差距的不断扩大“两条曲线”并存：“经济高地”的东部沿海、“塌陷的”中部、落后的西部以及背着“包袱”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形成巨大反差。
⑥本文所论述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包括区域经济集聚、产业集聚（集群）或扩散、聚集经济等区域间不平衡发展态的广义概念。
⑦从18世纪起，古典经济学家Smith(1776)、Malthus(1798)、Ricardo(1817)及Young(1928)、Schumpeter(1934)、Knight(1944)等都探讨了驱动经济动态发展的基本因素，试图解释财富的积累和生产率的增长。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Harrod(1939)、Domar(1946)等人将Keynes(1936)的宏观经济理论进行动态化扩展，随后Solow(1956)、Swan(1956)、Cass(1965)、Koopmans(1965)等人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外生的技术变化，解释了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Lucas(1988)、Romer(1990)、Rebelo(1991)、Barro(1995)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模型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将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内生化，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而随着现代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制度内生性的假设逐步被引入发展经济学视野（North，1992；速水佑次郎，V.W.拉坦，1994），又扩大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
⑧马歇尔(1920)提出的“外部性”与制度学派“外部性”有所不同，他认为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产品投入（金融外部性）和技术外溢（技术外部性）使得同行业企业集聚于同一地区而获得运输便利和信息优势，虽然外部经济难以度量，但该分析法仍然提供了一个在完全竞争环境框架下的考察收益递增的分析工具。
⑨佩鲁(Perroux)认为，“极化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向增长极的回流和聚集，“扩散效应”促成各种生产要素从增长极向周围不发达地区的扩散。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其效应便削弱，“扩散效应”加强。而增长极效应是一种多种效应的复合体，如上游下游效应、集聚效应和互利效应等。
⑩布代维尔(J.Boudeville)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把经济空间划分为三类：均质区域、极化区域和计划区域，把增长极分为由市场机制支配的自发生成的增长极（“极化区域”）和计划机制支配的诱导生成的增长极（“计划区域”），经济空间集聚来源于个体和厂商的趋利行为，其中，由政府诱导产生的“计划区域”集聚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11)“频率依赖效应”认为一个个体对创新者是模仿还是反对依赖于群体中有多少成员已做了这种选择，不管创新者主观偏好如何，竞争过程将对其进行选择。报酬递增（正反馈或自增强）作为“频率依赖效应”的一种重要特性近年来得到了更多的讨论。由于新奇创生的不断突现，Witt认为，协调与脱协(de-coodinating)的活动常常同时并存，共同形成了可观察的市场过程，它导致了“非均衡态”（集聚与扩散）的永存。
(12)以纳尔逊、温特和多西(G.Dosi)等为代表的学者只是演化经济学中的“新熊彼特”学派（贾良根，2004），新熊彼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有爱德温·曼斯菲尔德、莫尔顿·卡曼、南希·施瓦茨等，他们秉承经济分析的熊彼特传统，强调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核心作用，主要是将技术创新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重视对“黑箱”内部运作机制的揭示，该学派虽然坚持熊彼特创新理论的传统，但所关注的是不同层次的问题，熊彼特忽略了创新在扩散过程中的改进和发展，而新熊彼特主义者的着眼点则在于创新的机制。
(13)我们认为制度与政府行为既影响厂商投入的固定成本，如土地、房屋，也影响其可变成本或边际成本，如工人工资，因此，由制度和政府行为组成的“社会基础设施”既可能有正渗透效应，如减少交易费用、增强技术外溢，又可能有负渗透效应，如增加企业生产成本。由SIQ可知，制度和政府行为是以指数的形式引入成本函数的，制度和政府行为影响厂商成本和作用于要素是非线性的，拓展了制度和政府行为的作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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