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劲光[1]2002年在《国企改革中的企业制度选择——以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主线展开的研究》文中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是当今世界各国的一大难题。我国的国有企业历经了自1978年以来20余年的艰难改革之路，终于初步实现了由点到面、有目的、分阶段的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转变。这期间的企业制度也先后经历了从单一的传统国有企业制度逐步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的大变革。企业制度的变迁发展不仅反映了整个国有企业改革的演进逻辑，而且其所存在的问题也正是改革的问题和难点，本文以股份合作制这种企业制度为研究客体，探讨了其制度的变迁和发展。与此同时，这也是从企业制度变迁的角度出发，对整个国有中小企业改革进行探索的一篇研究论文。文章由引言、正文、附录叁个部分构成，在引言中主要阐明的是本文的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附录部分主要是介绍正文中所采用的定量分析方法——AHP（层次分析法）的具体使用步骤和简便计算方法；正文部分即文章的主体部分，主要分四个部分进行展开：第一部分 从分析国有企业改革的改革逻辑出发，探讨了国有企业的制度变迁与制度发展过程，先后讨论了放权让利、利改税、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改革措施的内涵和所存在的制度性缺陷，初步得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结论。之后，运用“赌徒模型”和“庄家模型”分别从信息成本角度和激励因素角度对以上结论进行了证明。第二部分 主要是从定性和定量两个方面对企业选择股份合作制的缘由加以分析。首先，从定性的角度分析了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特点和选择依据；然后运用AHP（层次分析法）从定量的角度深入、细致地对股份合作制的选择问题加以了验证，得出了股份合作制的选择是合乎逻辑的这一结论。第叁部分 简要探讨了股份合作制改制中所出现的一些相关问题。比如股份合作制改制的基本做法、改制的一般程序以及改制中所涉及到的改制的限度问题等等。第四部分 也是有关股份合作制和国有企业改革联系最紧密的一章。探讨了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变化和制度发展，说明了它为什么变，怎样变以及如何发展这种企业制度等问题，这些问题也正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因此，文章从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和政府在改革中的角色定位两个层面对该问题加以了深入地分析和探讨，这也就构成了该部分的主要内容。<WP=3>总之，股份合作制的制度发展趋势也是国有中小企业改革的方向和趋势，研究股份合作制的制度选择问题也就是研究企业的改革问题，二者具有内在的相关一致性。对于此问题的研究，限于笔者水平，还不能达到应有的理论深度，文中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恳请各位老师和同学批评指正。
李艳[2]2013年在《适应性调整：新制度主义视角下的中国体制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新制度主义为分析视角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意识形态叁个方面研究中国体制转型中的适应性调整问题。从总体而言,中国的体制转型是一场大规模的制度变迁,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由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复杂性,使得转型中出现许多新制度主义理论所不能涵盖的特征,本文称其为“相机抉择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制度变迁主体角色适时转换；“诱致性”与“强制性”相伴而生的制度变迁方式；制度变迁路径的过渡性与适应性；意识形态的适应性调整。影响体制转型的主要因素除了行为主体的利益目标外,还包括宪法秩序、意识形态、中央放权改革、市场化进程等不断变化的制度环境以及利益集团与权力分配等因素。在中国体制转型中,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随制度环境的变化而进行适应性调整并呈现出规律性特点,这些构成了中国体制转型的总体画卷。其中,产权制度是重中之重。依据新制度主义的经济绩效观评价中国产权制度改革既不符合制度绩效的一般标准,也不符合中国的特殊国情。本文构建了一个包括形式绩效与实质绩效、静态绩效与动态绩效相结合的多维绩效观取代原有的仅包含经济绩效标准的单一绩效观,并以此来评价中国体制转型中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绩效。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指出,从形式绩效的动态角度而言,体制转型中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产权制度调整均具有一定的“适应性效率”,即其各阶段的产权制度具有相对效率与动态适应性特点。但是从形式绩效的静态角度而言,还存在产权制度与外部竞争机制、内部治理结构的非耦合,以及制度供求不协调,相关制度安排配套改革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在实质绩效方面,国有企业自改革以来其经济绩效显着,而公平绩效却存在很大不足。关于政府行为变迁,本文认为无论是中央政府行为还是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均是在自身趋利动机下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只不过对二者形成约束的目标函数和面临的制度环境不完全相同。中央政府针对环境变化而进行的适应性调整主要体现在其放权行为(包括行政性放权、经济性放权、财政分权、政治放权)中。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与我国各个阶段的经济制度相适应,其放权进程主要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经济制度框架与官方意识形态。总体而言,中央政府的放权行为呈现出中央政府主导下市场导向性特征,通过中央政府对改革的主导性和对市场化的适应,使得中国形成了一种政治上相对集中与经济上相对自主的独特的政治经济结构。本文从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中政府演化规律推导出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一般性轨迹,即地方政府行为经历从“直接介入”到“间接推动”再到“外围提供服务”叁个阶段的转变。“直接介入”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主要表现为直接介入、大包大揽和很强的资源动员、支配能力,政府行为影响企业经济活动的全过程,并主导企业的经济行为。“间接推动”阶段的政府行为特点与“直接接入”阶段大包大揽的政府有很大不同,政府由于客观制度环境而“被动”地从“主导者”转向“推动者”。政府充当“企业经纪人”角色,即政府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将企业推向市场,政府从对企业的具体经济管理角色中退出。“外围提供服务”阶段的政府,由于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由政府经济人、企业经纪人转为政府与企业间的互助或互惠关系,这时的政府不再对企业直接管理和经营,而是致力于营造本地区更好的市场环境、加强对企业的宏观指导。地方政府行为特点的演化是地方政府根据制度环境所进行的适应性调整的结果,影响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市场化进程、宏观制度环境与微观制度环境、政策环境、意识形态约束等。中央政府行为与地方政府行为调整的效应具有双重性,既推动又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从而形成了“政府行为悖论”,这是一种不完全等同于“诺斯悖论”的“制度性悖论”,即体制转型中的政府行为悖论更主要源于政府行为背后的制度因素,主要源于意识形态以及相关制度没有及时针对变化的经济基础及制度环境进行适应性调整。制度与行为均离不开观念的引导,在体制转型中对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构成最大约束条件的则是官方意识形态,产权制度与政府行为的调整必然伴随着官方意识形态的调整。在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官方意识形态其实已是正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国家政策文件以及宪法与相关法律体系中,对个体和团体的行为选择和国家制度变迁具有刚性约束作用,因此常被作为制度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在意识形态因素中对当前中国体制转型影响最大的是：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所有制性质以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关系、分配领域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等的认识。中国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调整呈现出官方意识形态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并行、意识形态与其他制度安排及制度环境的双向适应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渗透着实践理性的实用主义等特征。同时,体制转型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效应呈从中心到边际递减趋势。并且,地方政府不同的意识形态偏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本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和经济模式,如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形成很大原因在于地方政府的意识形态差异。在肯定意识形态与观念调整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滞后性的一面,如导致对国有企业改革中的认知时滞、发明时滞与启动时滞；无法解释产权制度变迁与分配制度变迁中的现实问题；也没有针对市场经济建立起对寻利行为合理规约的意识形态,以至于无法发挥其淡化机会主义行为的功能。还体现为传统文化与价值观念与市场经济不协调,等等。中国体制转型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主要源于产权制度、政府行为与意识形态上的适应性调整。但是,我们也要应充分认识到,在这叁大领域的调整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改革的绩效与进程。适应性调整的未来趋向首先要解决这些问题。在企业产权制度上,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在深化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继续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并健全外部竞争机制；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社会目标与市场目标；健全与完善其他相关政治、经济与法律制度的配套改革：在政府行为上,就是要通过相关制度的完善与健全来正确处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关系；通过转变政府行为理念、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并改革政府绩效评估标准来促使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立；通过完善地方政府权力制衡机制来约束地方政府行为悖论；在意识形态与观念上,就是要一方面根据主导性与包容性并存；继承性与创新性兼顾；适应性与灵活性；有效性与实用性等原则继续发展与完善主流意识形态,另一方面还需要着力于构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文化基础和价值观念体系,以更好地指导与规范人们的市场行为。总之,中国的体制转型向纵深处发展必须重点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深入进行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最主要的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配套改革；另一个是继续推进意识形态与观念的适时调整,使之既能很好地对转型成果作出合理说明,又能成为体制继续进行适应性调整的指南。
张晓红[3]2006年在《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研究》文中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性最终要依托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高效率。我国的改革是从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开始的。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因而解决了13亿人的吃饭问题。1984年以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把增强企业活力作为改革的中心环节也是基于提高企业效率的考虑。现在改革向纵深进行,改革的方法和措施虽各不相同。但提高效率的目的并没有变。本文的论题为:探讨在经济转轨这一特定背景下,我国微观经济组织的效率状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效率改进的相关建议。为此,本文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中新兴的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方法论的指导下,具体采用比较分析、定性分析辅之以定量分析、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沿着总—分—总的基本思路展开论述。在总括介绍了效率理论、界定了微观经济组织并构建了微观经济组织效率分析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分别对我国转轨阶段存在的主要微观经济组织进行个别效率分析,并分别提出了各自的效率改进方向,最后又综合分析各类组织之间的效率联动及其必要条件,并提出了促进组织之间效率良性互动的环境建设方向,以此作为一个完整的分析体系。具体内容及主要观点如下:第一章为研究准备,回顾、分析、梳理效率理论的已有成果作为研究的理论准备,界定微观经济组织并深刻认识其所依托的经济环境作为必要的背景知识准备,构建以制度为主线的、产权—人—环境叁位一体的微观经济组织效率分析框架,用于对我国微观经济组织进行效率判断及解析。第二章至第五章在上述的效率分析框架下,分别对国有企业、乡镇企业、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农业微观经济组织进行个别效率判断和解析。第二章集中分析国有企业。本章指出了我国国有企业与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国有企业相比的特殊性,认为改革使国有企业的激励约束机制得以优化,渐进地提高了国有企业适应市场的能力,但是国有资产产权权能、权责、权利不能吻合成为其现阶段主要的效率制约因素。总体上判断国有企业的效率变动以提高为主,但增长势头弱。最后提出应该针对我国国有企业的不同经营领域设定不同的效率目标,辅之以准确定位政府职能、全面搞活国有资产带动国有企业渡过改革“深水区”。第叁章集中分析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我国独有的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它的组织形态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乡镇企业的效率分析表明,乡镇企业对不完善的“灰市场”特殊的适应性成为其效率的主要促进因素。本章所形成的另一个观点是:乡镇企业发展的趋势是乡镇企业作为一个独特微观经
叶龙祥[4]2016年在《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吴宣恭的经济思想为研究对象,力求对吴宣恭主要经济思想进行较为全面的分析与概括。吴宣恭经济思想主要涉及所有制与产权理论、我国社会的产权关系、西方现代产权理论、所有制改革理论、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价值理论、分配理论、经济发展问题的一些重要理论、现阶段重大经济社会关系及对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等方面。所有制与产权理论的研究与运用是吴宣恭经济思想的重中之重。本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充分运用唯物辩证法、史论相结合、求实与创新相结合、调查与采访相结合和比较分析等方法,从不同角度、多个方面对吴宣恭的经济思想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分析研究,提出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指导经济体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价值的结论。对吴宣恭经济思想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启示价值:第一,吴宣恭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学习、研究、发展和运用,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和把握;第二,吴宣恭经济思想根植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实际,研究吴宣恭经济思想有助于后学之辈了解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历程和实践运用,掌握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脉络;第叁,吴宣恭的严谨治学精神、高度责任感和崇高的品格是广大经济学人终身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
吕东升[5]2003年在《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叁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密结合国内外实践和作者的亲历，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这个带开拓性的世界性难题作了比较系统深入的探索。导论在科学总结、评鉴市场社会主义思潮的基础上，论证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内在统一性，概括了本文的主线、内容结构及研究方法，阐述了研究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重大意义。然后，分四部分对如何推进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进行研究。 第一部分“结合基础论”，研究关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本篇针对国际共运史的深刻教训和国内自由化思潮，系统研究了“为什么要坚持”和“如何实现”公有制主体地位问题。文中鲜明地提出和论证了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作的前提和基础，是保障国民经济独立自主运行和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先决条件；理解和把握公有制为主体的内涵要科学地进行“叁维分析”、坚持“叁条刚性要求、一点灵活”、正确处理四个辩证关系；在推进国有经济战略重组方面，“抓大”要保证国有经济占主导，“放小”要守住公有制为主体的“防线”等基本观点。 第二部分“结合关键论”，研究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创新问题。传统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必须坚持以“叁个有利于”为根本标准大胆探索，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道路。一是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性选择。要破除“彼此消长论”、“拾遗补缺论”、“权宜之计论”等认识误区，坚持正确的理论政策取向和运作换式，促其健康发展。二是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要始终坚持县(市)域经济和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的战略方针，引导民营经济由单一的个人所有制向混合经济、由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由家族式管理向科学化管理、由传统地缘经济向国际化方向发展，尽快提高其素质。叁是稳健发展股份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的股份经济，体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民有、民治、民享”，能有效地实现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现代公有制的首选实现形式。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股权结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好股权代表行政化、股份制改造中“重集资、轻转制”、股票市场投机等问题。 L回回n博士学位论文 W DOCTORAL DISSERTATION — — 第叁部分“结合核心论”，研究关于重塑国有企业市场主体问题。本篇针对 国有企业的制度缺陷和法人治理结构现状，全面阐述了公有制改革的必要性，论 证了推进股权结构合理化的宏观思路，提出了确保所有者在位、强化董事会功能、 形成对经理人员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机制、理顺党企政企劳企叁个重要关系的对 策方略。同时，阐述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了建立国有资产 管理、营运和监督体系的总体构想。 第四部分“结合保障论”，研究关于建立中共一元化领导机制问题。经济多 元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将葬送社会主义 事业。有鉴于此，必须牢牢把握和切实解决好以下五个重大问题：门）坚持和完 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要坚决维护中共领导的权威性和统一性，防止 陷入“多党制”的泥潭和深渊。（2）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坚持 ＊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政治格局，赋予“党要管党”的政治内涵，进一步理 顺党政关系，坚持依法治国、治市基本方略，切实解决好“管什么、怎么管？” 的问题。（3）推进党的现代化建设。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崇尚知识建党、人才兴党，永操党的先进性。H）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实行教育、制度、监督并举，跳出“历史周期率”， 赢得执政的认同。（5）夯实党的执政之基。在继续抓好国有企业、农村基层党组 织建设的同时，把新经济组织领域的党建工作做为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来抓，谨 防“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本文的创意和特点在于：其一，立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科 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发展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学 科，对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进行多维层面的研究。其二，提出并论证了 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四论”，着力解决在我国现阶段如何推进公有制与市 场经济相结合的难题。其叁，运用了理论与实践、系统论与重点论、宏观与微观。 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全文从研究思路、主要观点、逻辑结构 到研究方法，均具有创新的意义。
吴金明[6]2007年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文中认为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实践问题。本研究是在前人有关“基础设施”、“公企业”特性、定义、表现形式与发展成因的研究基础之上展开的。从导论到结论虽然分成九章来撰写，但始终是围绕“什么是公企业”、“基础设施领域中为何存在有公企业”、“公企业的演化动因与作用机理是什么”、“基础设施领域中公企业的演化规律如何”等方面的问题展开探讨与分析的。本文认为：(1)公企业是为了达成政府或公众目标，由政府全部或部分出资(或补贴)，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的、由政府经营或干预的、受单独立法模式调整与制约的特殊法人，是权力结构与权利结构之间博弈的一种均衡及其在微观组织上的一种体现。依据公企业公共性的类型与程度不同，它有A、B、C、D四种类型之分。尽管适合于市场经济要求的基础设施领域公企业的法人制度是一种“四位一体”的特殊法人制度，包括依据单独立法而设立的规制制度(即基于效率的放松规制和基于公平的亲贫规制)、以国有独资、控股与“公私合作”为代表的产权制度、关键利益相关者主导的治理结构和与企业文化共生的管理制度四个方面，但具体到公企业的A、B、C、D四种类型，其法人制度与治理结构又有不同。(2)基础设施的技术、经济与社会特性决定了公企业在基础设施领域中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公企业之所以广泛存在于基础设施领域，是基础设施的技术、经济与社会特性与公企业的两重性(公共性与企业性)综合作用的结果。(3)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公企业的演化动因不同。在资本主义经济形成时期，其演化动因是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建设上层建筑的政策工具；在战时和经济危机时期，其演化动因是应对系统性风险的保障、修复机制和政策工具；在20世纪50-70年代，其演化动因是原始性市场失灵的纠正机制和平均利润率下降的缓解机制与政策工具；在20世纪80年代至当代，其演化动因是新市场失灵的纠正机制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导入政策工具；在未来时期，其演化动因是扩张有效需求、维持网络经济性和引领前沿战略性产业的政策工具。(4)公企业与私企业之间存在着有限的替代性与四个方面的显着互补性，正是这种替代性与互补性，使得公企业与私企业总是以一个动态的比例分布于基础设施产业和其他一些战略性产业之中。根据社会物品短缺性质和基础设施发展模式的不同，公企业有以下特殊演化规律：一是基础设施领域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随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而不同；二是即使是在同一经济发展阶段，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随产业的不同而不同，总的趋势是，公企业的产业分布层次越来越高，且符合“赫希曼准则”；叁是在同一产业的不同环节，公企业的表现形式与分布特性也不同，公企业的分布面越来越窄，基于产业“七寸”环节而出现“收敛型”分布；四是不同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导致不同的公企业演化路径。(5)就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径依赖问题，提出了“两分法、一步走”模式和“谱系法、分步走”的模式的分类，并结合我国的改革实践，在分析指出“两分法、一步走”改革模式所带来的两大严重弊端(“内部人控制的外在化”——寄生性企业对母体的利益侵蚀和外部规制的失效——关系对制度效应的挤出)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改革的理论逻辑和可行路径：即“谱系法、分步走”的模式，即第一步，通过改革把缺乏单独立法的我国提供基础设施及其服务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国有企业改造成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A类公企业；第二步，把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与政监合一的A类公企业改造成基于单独立法的政企、政资、政监分开的B类或C类公企业；第叁步，通过改革部分地把基于单独立法的B类、C类公企业再转变成D类公企业或基于私法的民有企业。
罗湖平[7]2013年在《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能够尽快兑现其财富的“捷径”只能是改变用途或改变所有权。在中国土地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尽完善的土地治理结构、产权制度安排以及不尽规范的政府土地管制行为等共同作用,诱发着当事人在土地级差收益追逐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擅自走“捷径”以尽快兑现土地财富,由此,一种无序的、价格机制扭曲的、畸形发育的土地隐形市场在全国各地自发形成,成为当前的社会焦点和难点之一。所谓土地隐形市场,是指在我国特殊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各利益主体在土地产权权能流动过程中绕开现行土地法律法规擅自行动而形成的一切土地交换关系之和,通常是指当事人因利益驱使擅自改变原有土地用途或使用类型而形成的土地交易市场,它具有隐蔽性、自发性、非国家正式认可性、产权权能流动性和利益驱动性等特征。在我国土地资源配置中,主要包括农用地承包经营权隐形市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隐形市场、农地非农化隐形市场、国有划拨土地隐形市场和有偿性国有土地隐形市场等基本形态。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沿着资源配置效率改进路径,系统考察中国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进程中的治理结构效率和制度环境效率状况,发现曾经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或契约设计正逐渐成为无谓损失之源,土地隐形市场正隐匿于其中。进一步研究发现,土地市场治理结构中的隐形市场出现因应了政府的双层垄断性,土地市场制度变迁中的隐形市场出现因应了产权制度的内在规定性,城乡建设用地隐形市场的出现因应了土地管制中的政府失灵。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它既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对土地有形市场造成了消极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经济的内在需求而成为诱发土地制度创新或变革的动力源。因此,在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的路径选择中,既要强化土地行政,对刚性执法型土地隐形市场进行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又要对柔性执法型土地隐形市场进行正面引导,诱致土地制度改革和创新。由此,需要分层分类分阶段推进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一是在还权赋能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创新中优化土地制度环境,二是在打破政府垄断和推进征地制度改革中优化土地治理结构,叁是在规范政府行为和推进管理体制改革中优化政府土地行政系统。当务之急,是要积极推进土地确权、登记和颁证工作,这是中国土地隐形市场显形化效率选择的第一步。研究还通过动态建构无缝隙的产权制度变迁模型发现,我国土地资源市场化配置过程中的产权制度效率呈现出同一轨迹上“先增后减”的倒“U”型规律,同时又在不同轨迹上呈现出间断性的改进特征,有效率的无缝隙产权制度变迁周期将呈现出衰减规律。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没有一劳永逸的产权制度变迁,有效率的产权制度变迁越来越依赖于产权制度变迁。在政府双层垄断的治理结构状态下,现行制度中带有模糊性质的所有权和相对独立的使用权等组成的土地产权结构早已陷入“路径锁定”的低效状态,呼唤着新一轮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到来。
卢海元[8]2002年在《实物换保障：完善城镇化机制的政策选择》文中研究说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的基本确立，我国城镇化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民进城面临的障碍已经主要不是体制和政策障碍，而是门槛过高、农民城镇化能力过低的经济障碍。这种重大而深刻的变化，决定了实施城镇化战略的主要任务是要提高农民对城镇化的有效需求，决定了城镇化的主要措施是要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将其逐步纳入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并对进城农民实施特殊的社会保险援助，从制度上保障城镇化健康有序地发展。否则，扩大和创造内需，动员国内即期和潜在有效需求，加快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目标就难以实现。 本文根据城镇化理论研究背景的上述重大变化和城镇化机制缺失的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论证了实物换保障是完善城镇化机制政策选择的理论假设，探索了深入研究城镇化机制理论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同时，重点围绕完善城镇化机制，在逻辑分析和经验验证一致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城镇化机制必须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以实物换保障的方式完善城乡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并论证了实物换保障的现实可行性。 全文共分十叁章，分别对城镇化机制理论、完善城镇化机制的对策和实物换保障的运行模式展开了具体论述。 第一章主要阐述了城镇化机制、城镇化制度平台，城镇化核心制度等基本概念，重点研究了城镇化机制的基本理论。同时，针对城乡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是我国城镇化机制缺失的根本原因，提出完善城镇化机制必须从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入手，完善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物换保障是完善城镇化机制政策选择的理论假设。 第二章主要考察了发达国家完善城镇化机制的历史，重点探索了发达国家完善城镇化机制的充分必要条件、充分条件和必要条件，分析了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原因及其对完善城镇化机制的重要作用。历史考察所获得的重要启示，为研究如何完善中国城镇化机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第叁章主要研究了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以计划为资源配置手段、以工业化为中心，服务于优先、快速发展重工业的独特的城镇化机制，并揭示出这一城镇化机制运行的规律是城镇化水平的最低化、滞后化。这是中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深层原因和内在机理。 第四章主要研究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城镇化机制的转型和城镇化机制缺失的原因。其中农村土地保障的落后性和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的封闭性是城镇化机制缺失的两大制度根源．同时还分析了城镇化机制缺失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 第五章主要阐述了完善城镇化机制必须实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先行的基本思路。只有突破了社会保障制度的瓶颈，其它城镇化条件就会加快成熟。同时，根据中国国情，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创新重在农村的原则，指出只有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健全起来，农民的双向退出机制才能建立和健全，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规模经营，加快城镇化，才有制度保证。 第六章主要论述了通过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来完善城镇化机制的可行性。中外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目前中国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都己基本成熟，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 第七章主要阐述了实物换保障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基本思路。实物换保障是以产品换保障为核心、相对独立的、有别于城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物换保障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体现在它是适合农民需求、不受资源约柬、制度建设成本最小、可以替代土地保障的政策选择，是加快城镇化步伐的制度保障，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农村杜会保障制度的政策选择。 第八章主要阐述了产品换保障的具体构想及其必要性和可行性。产品换保降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它是应对wTO、提高农业保护政策效率的政策创新，是能同时解决农业发展、农民保护和养老等问题的政策选择。产品换保障可行性主要体现在实施该计划的条件基本成熟，只要对实施方式和现行政策进行徽调，只要增添政府和有关机构的产品换保障职能就能变为观实。 第九章首先对事关产品换保障正常运行的法律关系依法进行了设计；包括产品换保障的法律关系，产品换保障权利的构造，产品换保障权利的保护，产品换保降义务的构造等内容。其中，特别对产品换保陌中特殊的法津关系进行了规范，以确保产品换保障关系各方权利与义务的实现。 第十章主要论述了产品换保陌服务机构构建的现实基础、基本思路和具体方式，重点对如何将国有粮食企业改造为产品换保障服务机构和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方式方法进行了研究，从产品换保降运行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实物换保障的司行性。 第十一章进一步对产品换保障价格的确定，产品换保障资金的运行，产品换保障基金的设立和监管等内容进行了设计。同时，阐述了产品换保障对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对国家粮食政策的战略性调整所可能产生的多重积极影响和创新效应，揭示了产品换保障成功运行的内在机理。 第十二章主要阐述了以双轨
王朝明[9]2003年在《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配合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中国的扶贫计划，已经推进了 10 多个年头，其成就是举世公认的，主要体现在农村反贫困行动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贫困人口由 20世纪 80 年代初的 2 亿多人，锐减到目前的 3000 万人左右。虽然如此，中国反贫困的任务仍是十分艰巨的。当前，贫困现象不仅表现在农村，而且随着体制转轨，国企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源的重新组合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可避免，企业下岗职工人数和城市失业者数量都在逐年增加，城市就业压力不轻，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尚有相当困难，以贫困职工和城市长期下岗失业者以及部分农村流动人口为主体的城镇新贫困人群正在形成，原来不为人们关注的城镇贫困问题，正快速地凸显起来。政府、社会各界均已意识到城镇贫困问题的治理已迫在眉睫，中国扶贫事业面临新的情况和挑战。对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的贫困问题和反贫战略进行重新的反思和定位。本论文的研究正是基于中国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背景，对骤然而起的城镇贫困问题进行经济、社会、人文、历史等多视角的深入考察和系统研究，即主要是从基本概念，贫困测度，致贫因素，反贫对策，目标和趋势以及国际比较上对城镇贫困问题进行更深入，更全面的调查研究和认识分析。并力求通过其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构建符合中国特色的城镇反贫困战略体系，冀望能有助于缓解当前城镇贫困的蔓延，以便在继续推动改革深化的同时，统筹兼顾、协调好各种利益关系，尤其是切实维护好贫困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使他们能够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利益和成果，从而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论文共分 7 章，主要内容及观点如下：第一章，作为全论文的引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了贯穿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思路的理论主线是人文关怀的精神，由此点明了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和意义，并为后面各章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注入了灵魂和精髓。而全论文这个研究内核的提炼：一方面，是基于对经济学研究贫困的历史梳理，从而发现从古典经济学到现代经济学关于人的研究和人文关怀精神已经逐步地丢失。这样，对涉及到人的贫困问题及其治理，主流经济学建树不多。相反，始终以社会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作为奋斗目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学地分析和深刻地洞见了自工业化以来资本主义社会贫困存在的根源，提出了解决资本主义社会贫困的制度变革方式，在这方面留下了宝贵的理论财富。这也正是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着力对当前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进行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根本所在。因此，笔者在引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论断与邓小平共同富裕的思想为指针，重新诠释现代人文关怀精神，从而铸造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与反贫困研究的理论内核。另一方面，是基于对工业化社会以来反贫困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要突破过去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低经济收入和物质匮乏现象（当然这是贫困最基本的现象，但贫困的表现不止于此）的理解，扭转将反贫困囿 1<WP=5>于临时性、施舍性的给钱送物的简单做法，提高扶贫的效果和效率，促使反贫困行动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人文化的轨道，必须张扬人文精神的旗帜（这也是当前一些国际机构将物质贫困上升为人类贫困来治理的理由所在）。这样，才能从经济、社会、人文等方面构建中国城镇反贫困的战略框架、政策体系和组织结构；这也为我们在后面各章的研究中提供了一个跨学科边缘交叉分析的理论框架。此外，引论部分还界定了众说纷纭的贫困概念的基本内涵与反贫困的要义，提出了关于贫困类型的划分，给出了测量贫困程度的指标体系；同时从文献的角度，重点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贫困学说和社会主义国家及其转型过程的贫困与反贫困理论，以及经济学、社会学中关于贫困研究的代表性理论，并且确立了论文的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即框架结构。这一切为下文的分析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前提和学术准备。第二章，从现实客观的角度描述了中国转型期城镇贫困存在的状况。由于当前城镇贫困问题的突显，直接反映在城镇贫困人口构成的变化上。而说明这个变迁，我们运用了社会学关于社会分层的理论，分析了伴随着转型，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些享有资源占有的阶层出现了分化，中国社会分层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社会分层加剧的条件下，城镇贫困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为了识别这个变化的规模，探讨了尚无法统一的中国城镇贫困线标准，以及按照不同贫困线标准测算的城镇贫困人口规模，其中包括笔者提出的应把从农村进城的流动贫困人口估算在内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城镇贫困人口的分布情况和生存状况，运用英国学者汤森关于“贫困叁分法”的理论，将当前城镇贫困归结为界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基本贫困”状态。最后，归纳出转型期城镇贫困的基本特征和社会影响。第叁章，基于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双重转型背景，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 90 年
于洋[10]2013年在《新型国有企业的叁维监管体制构建研究》文中提出“新型国有企业”是国有企业改革进程中产生的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历史现象,是我国经济体制渐进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国有企业在变化的市场环境下不断深化改革,激发其经营活力。由此,区别于传统国有企业经营不善、人浮于事的“新型国有企业”应运而生,并在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社会关注度逐日提升。然而,由于监管不力,近年来新型国有企业频繁出现监管事故,对人民的人身及财产安全造成不利影响。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发现：政府管控以外的多维监管体系缺失,是造成目前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不力的主要原因。通过系统的文献梳理,从政治、经济、社会叁个维度构建系统性监管体系的研究尚不多见,更多的关注焦点是如何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维度进行系统构建。因此,探索并构建一种可行的多维度、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有着现实的迫切性和必要性。本文根据中国市场的独特环境及国企监管现状,界定新型国有企业的独特属性并梳理其组织运行机理与监管的独特需求,并据此构建新型国有企业的监管体制,以求丰富并发展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理论体系。同时,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日益走入“深水区”,如何结合改革实践中的具体问题,深入探讨新型国有企业的性质、功能及其监管体制,对于完善和丰富国有企业改革理论以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理论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此外,本文对新型国有企业监管机制的研究有助于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提升国有企业的监管效果。具体来说：一方面,有利于激活新型国有企业的经济活力,提升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效率与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提升新型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职能的能力,避免经营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病,承担其特有的历史使命与社会责任。本文通过系统梳理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研究的相关文献,构建了由政治监管、经济监管与社会监管组成的“叁维监管体制”,以“构建多维度、多主体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为研究目标,以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在充分界定新型国有企业特殊属性与复合功能的基础上,深入探寻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构建及其内在运行机理,并从新型国有企业的产生历程、复合目标体系(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政府监管与企业内部监管的优缺点等方面逐项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含以下五个方面：新型国有企业的性质及功能研究、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复合目标体系研究、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构成要素研究、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机制及运行机理研究、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经验研究。沿袭上述研究思路,本文共分为7章展开具体论述：第一章为导论,主要阐述本文的研究背景,并提出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及其研究意义。在此基础上,这一部分还简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及研究脉络,并结合研究问题的特点和实际状况,提出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以单案例研究为核心,辅以比较分析、系统动力学等研究方法。最后,该部分重点介绍了本文的创新点。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及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该部分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述评,发现现有研究成果对于“新型国有企业”监管问题的探讨尽管已从多个角度全面展开,但与中国现实情境结合的紧密程度有待进一步加强。因此,本文认为对于“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研究尚不成熟,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并提出“叁维监管”这一突破传统研究框架的研究视角。第叁章为新型国有企业的基础性研究,包括新型国有企业的界定、新型国有企业的双重性质及监管的复合目标分析。该部分对新型国有企业的产生过程、概念、类别、内涵进行系统分析,从本质上区分新型国有企业相较于传统国有企业的特殊属性,并据此详细阐述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复合目标体系：由政治目标、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综合构建的叁维目标体系。第四章重点研究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构成要素。这一部分主要从新型国有企业的监管主体与监管对象两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方面,在深入分析国有企业监管主体的演变历程及现有国有企业监管主体面临的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叁维监管目标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叁维监管主体；另一方面,本文对新型国有企业监管框架内的的监管对象(经营者、重大事项和国有资产)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第五章重点分析新型国有企业的叁维监管机制及其运行机理。这一部分在分析新型国有企业监管原则(“叁分开”原则、“叁统一”原则与“叁结合”原则)的基础上,构建了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叁维监管框架。该部分从政治监管、经济监管和道德监管叁个角度阐述了叁维监管框架的主要内容,并从经营者监管、重大事项监管和国有资产监管叁个方面深入阐述基于“主体—对象—目标”的新型国有企业叁维监管模型的运行机理。文章此部分突出强调了社会监管职能及监管渠道在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中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主要依赖政治监管具有很多明显的优势,一方面它有效的制衡了政治监管主体,遏制了各政府监管部门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推卸责任的弊端；另一方面它吸收了公司治理结构的优点,使国有企业公司治理主体的经济监管作用得以充分发挥,同时强化社会监管职能,使得之前几乎被边缘化的社会大众得以充分行使监督权,大大的扩展了国有企业监管主体的范围。但目前我国社会监管主体的激励机制欠缺,监管主体的主动性不够,其制衡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此外,社会主体监管手段单一,监督渠道不畅通,社会监管的效率难以保证。监督渠道的漫长和低效率也会严重打击社会公众的监督热情,降低社会监管的制衡作用。第六章为本文的案例研究。通过选取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为案例样本,本文多方位分析新型国有企业的现行监管体制并总结其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对样本企业的监管主体、监管对象两大方面的深入分析,本文从政治、经济、社会叁个维度进行理论构建与监管实践的匹配性分析,以考察理论与现实的拟合度。.第七章为本文的研究结论。这一部分综合阐述了本文的理论观点,并对本文存在的研究局限和未来的后续研究方向作出了具体说明。基于此,本文的研究路径可以梳理如下：在文献研究与现实问题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研究视角,并据此构建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分析框架,最后通过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为样本的案例研究,检验理论与现实的匹配性。所以,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与创新之处体现为以下方面：第一,提出了“新型国有企业叁维监管体制”的理论构念。在当前市场环境变迁与国有企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新型国有企业——这一新兴组织模式作为时代背景下的特殊产物,其配套的监管模式与体系如何构建,是一个新颖而富于挑战性的课题。传统视域内的国有企业监管体系显然无法适应新型国有企业的监管要求,针对这一特殊发展阶段的现实诉求,本文着眼于“叁维监管体制”的理论视角,通过“政府—经济—社会”叁个监管维度,提出新型国有企业监管这一较为新颖的理论构念,尤其强调了社会监管职能及监管渠道在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中的突出地位。第二,厘清了新型国有企业的双重性质及其复合目标体系。目前对新型国有企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产生、定义、特征、分类及经济效益等表层内容,缺乏对其性质、功能和价值目标等深层内涵的挖掘。本文通过对新型国有企业在国家、社会及市场中扮演的各种角色及其承担的复合功能进行深入解读,厘清了新型国有企业的特殊性质及其由政治目标、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构成的复合监管目标体系。第叁,构建了基于“主体-对象-目标”的新型国有企业叁维监管机制模型。对国企监管机制的现有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国有企业经营者,忽略了将其与重大事项和国有资产的融合。本研究所构建的监管机制则以“人—事—物”为综合监管对象,并注重分析叁者的内在联系,以便统一在一个监管框架内以利于协调与处理,从而完善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目标体系,构建以新型国有企业“主体-对象-目标”为出发点的分析框架。伴随政府的职能转变,本文在现有监管框架——即国资委、国有资产控股公司(或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叁个层次构建的监管框架内,根据新型国有企业的多维监管目标,充分考量员工和社会公众利益诉求的提高,将企业员工和社会公众纳入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体制的主体范畴之内,从而建立由政治监督、财务监督及道德监督构成的新型国有企业叁维监管框架,并构建基于“主体-对象-目标”的叁维监管机制模型,以阐释其内在的运行机理。综上,本文在对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深入分析基础上,在研究视角与研究内容等方面,相较以往研究做出了一定程度的突破与创新。同时,在研究内容、研究设计和研究方法上,本文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但是,新型国有企业监管作为区别于传统国有企业监管研究的新兴研究领域,未来研究仍存很大的探索空间。本文对新型国有企业叁维监管体制的探索性研究,是一次完善理论与应对现实诉求的大胆尝试。希望借此研究,可以为新型国有企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理论借鉴与实践指导,并探索未来研究的发展方向,如新型国有企业监管的实证检验等,为新型国有企业监管领域的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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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基础设施领域的公企业研究[D]. 吴金明. 北京交通大学. 2007
[7]. 中国土地资源配置中的隐形市场研究[D]. 罗湖平. 湖南农业大学. 2013
[8]. 实物换保障：完善城镇化机制的政策选择[D]. 卢海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2
[9]. 中国转型期城镇反贫困理论与实践研究[D]. 王朝明. 西南财经大学. 2003
[10]. 新型国有企业的叁维监管体制构建研究[D]. 于洋. 东北财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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