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近世纪末的回顾和思考——九十年代中国小说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中国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王朔的颓废到刘震云的讽刺，是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悄悄发生变化的信息，到九十年代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民间化趋向
▲作家们退出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立场，转向民间立场，以“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态度来表现时代真相
▲九十年代总的精神特点是人性的力量受到了考验，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痛切关注，艺术的个人性和独特性在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面前被重新高高标起
●九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出现了相当明显的变化，评论界对这些现象作了“庄严”命名仪式，并纷纷冠之以“新”的称号。你怎么看？
□有些评论工作者过于迷醉西方的后现代理论，夸大了中国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后现代因素，从后现代——后殖民——第三世界等一个个理论环节的演绎轨迹中我们几乎不加思索就会联想到八十年代中国小说创作思潮中对西方现代主义作家的摹拟现象。当有些朋友把中国当代作家摆脱了对西方文学样板的依赖作为一条划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小说创作的标准时，他们在理论上却不知不觉重蹈了八十年代作家们的覆辙。
在太沉闷的文学低谷时期，评论界滋长了浮躁情绪，急于在小说创作中找出新异的因素来与刚刚过去的八十年代小说划清界限，为了夸大这些在生长中的新因素，评论界不惜把它们推到了与整个文革后文学相对立的位置。当这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一旦与市场经济的某些宣传手段结合起来，批评的严肃性和科学性都不能不受到影响。
●九十年代初期，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使知识分子身陷文化困境，昔日社会中心的传统地位随之失落，向边缘化滑行。这一切对小说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
□当一些二元对立的原则逐步消解，知识分子慢慢放弃以前被视为精神向导的人文立场，作家们则在小说创作里放弃了全知式的启蒙立场和意识形态的执著态度，进入一种相对主义的复调结构，并通过相对主义来纠正八十年代创作中精英文化的偏执，检讨以往作家所扮演的万能导师的社会角色。但这并不象有些有妥协性的阐释所认为的，是意味着对知识分子自身岗位责任的自觉放弃。举一个新写实小说的例子：所谓新写实的经典作品，在八十年代中期就产生了，可以看作是对当时浮躁的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反拨，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注意，而到了1989年以后，这一创作思潮才被弥散开来。但这时的新写实小说中最出色的代表刘震云在他的“官人”系列和两部历史长篇里，恰恰强烈地表现出对新写实的灰色特征的反拨。
我觉得在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过渡期间，存在过一个非知识分子精英立场的现实批判文学：从王朔的颓废到刘震云的讽刺，正是其中的重要现象。这是一种知识分子价值取向悄悄发生变化的信息，到九十年代就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民间化趋向。
九十年代小说是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文化环境下开始自身规律的，因此谈不上有多大的革命意识，它所具有的种种特征在八十年代中期的小说创作里已经初露端倪，马原孙甘露等人所开创的先锋小说的语言形式革新，在九十年代都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但在真正揭开九十年代小说序幕的，我认为是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这篇小说发表于1990年底的《收获》杂志上，作者曾经说过：“《叔叔的故事》重新包含了我的经验，它容纳了我许久以来最最饱满的情感与思想，它使我发现，我重新又回到了我的个人的经验世界里，这个经验世界是比以前更深层的，所以，其中有一些疼痛。疼痛源于何处？它和我们最要害的地方相关联。我剖到了身心深处的一点不忍卒睹的东西，我所以将它奉献出来，是为了让人们共同承担，从而减轻我的孤独与寂寞。”王安忆从身心深处所发掘出来的疼痛，我们每个人都能强烈地感受得到，只有当作家把这种疼痛用艺术审美的方式使之普遍化，由每个人一起来承担，才能使这社会的警世钟敲响。
民间化趋向
●那么，九十年代小说创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许多作家改变了作品的叙事风格及其立场，这是九十年代小说的主要特征。作家放弃了指点迷津式的启蒙导师的立场，只是表明知识分子改变了传统的叙事立场——依赖政治激情来争夺庙堂发言权以及在知识分子议政的广场上应和民众情绪的个人英雄的立场，而转向新的叙事空间——民间的立场，知识分子把自身隐蔽到民众中间，用“叙述一个老百姓的故事”的认知世界态度，来表现原先难以表述的对时代真相的认识。这种民间立场的出现并没有减弱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深刻性，只是表达得更加含蓄更加宽阔。
我们不妨看一下两位青年作家余华和杨争光的作品。余华的《活着》是最典型的例子。余华故意绕过现实的层面，突出了故事的叙事因素：从一个作家下乡采风写起，写到一老农与一老牛的对话，慢慢地引出了人类生生死死的无穷悲剧……这个故事的叙事含有强烈的民间色彩，它超越了具体时空把一个时代的反省上升到人类抽象命运的普遍意义上。民间性就是具有这样的魅力，即使在以后若干个世纪后，人们读着这个作品仍然会感受到它的现实意义。再看杨争光，对这位西北地区的作家在前两年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才华我一向是如闻高山流水欢悦不已。他的《老旦是一棵树》通过西北地区贫困农民软弱而无赖的报复行为，把愚昧民族自暴自弃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老旦在一败再败的情况下只能以极其无赖方式来实行报复，展示了这个民族愚昧外表底下所蕴藏的最生动最痛苦的灵魂。这部作品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阿Q正传》， 但其最大的特异之处就是抽去了作家作为知识分子叙事人的角色。读这个故事就仿佛在听一个来自西北农村的农民在讲他家乡发生的奇异故事，亦庄亦谐。
●“民间立场”是这两年来你经常提到的一个词。从居庙堂之高到处江湖之远的立场改变，知识分子有了什么变化？
□民间立场并不说明作家对知识分子批判立场的放弃，只是换了知识者凌驾于世界之上的叙事风格，知识者面对着无限宽广、无所不包的民间的丰富天地，深感到自身的软弱和渺小，他们一向习惯于把自己暴露在广场上让人敬慕瞻仰，现在突然感到将自身隐蔽在民间的安全可靠：以民间的伟大来反观自己的渺小，以民间的丰富来装饰自己的匮乏，他们不知不觉中适应了更为谦卑的叙事风格。这一点，我们从张承志的《心灵史》中对民间宗教的皈依和对形而上的颂扬中；从张炜的《九月寓言》中对大地之母——自然界的衷心赞美和徜徉在民间生活之流的纯静态度中，都可以得到最强烈的感受。
民间世界自身并不生长知识分子的品质，作家以民间的立场来感受和表现世界，是为了打破权力意志以及在其控制下的生活之流相抗衡的现实力量。作家以民间的立场来感受和表现世界，是为了打破权力意志对世界解释权的垄断，给这个世界提供“另一种”的解释方法，但这“另一种”的解释既然还是由知识分子来进行的，它仍然不能离开知识分子的某种思考特点。
也唯有如此区别，才能使九十年代民间文化的意义不与传统的民间文化等同起来。比如说“新历史小说”，其功不可没的成就在于打破以往现代历史题材的创作离不开党史教材的藩篱。莫言在八十年代中期率先发难，他在《红高粱》里写中国抗日而把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推到幕后，突出了土匪余占鳌和民间女英雄戴凤莲，以民间的文化形态来淡化政治的意识形态。这个由新写实发展而来的创作现象，经九十年代张艺谋的电影包装而大红大紫，转而演变成两大民间题材：土匪的故事和家族史的故事。从解构当代文学中的权力意识形态来说这两类创作都产生过重要的意义，如苏童的长篇小说《米》和叶兆言的系列小说《夜泊秦淮》。
但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民间因素并不能保证文学艺术的自身魅力，相反当影视的商业手段利用这两大民间题材来迎合海内外市场需要时，文学只落到了影视皇帝的“后妃”的可怜地步。民间自身具有藏污纳垢的包容性，它在解构他者时，往往会消蚀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高昂的人文精神。
●你所说的“民间”的意义显然已不仅仅局限于小说创作，而是一个有关文化的具有包容性的新视角，是吗？
□具体地说，它泛指非权力文化形态或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的新空间。但这一新空间显然不是纯而又纯的，它只是从新的文化视角重新包容了前两者，而且这种新的文化视角也是多元多样的，只要是对权力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启蒙立场的偏离，多少都能反映出民间立场的新视角。
上述特征，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近年创作中尤为明显。王朔很早就承当了城市民间的叙事人，在八十年代，他利用北京下层市民的浮躁情绪来曲折表达知识分子的思考，用粗鄙化的形式来解构庙堂文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本来是一剑两刃的作用，到了九十年代初，王朔的作品开始暴露出市民文化的软弱和狡绘，使两面刃变成了单单打向知识分子的九节鞭。但就在王朔告别的当口，他发表了在我看来是最富有王朔风格的《动物凶猛》，在这里我看到了王朔所珍爱所在乎的东西，他写出了澎湃着的青春觉醒在那样的时代里如同一头野兽，其粗暴疯狂和失落的痛苦，都曲折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某种侧影。在这个作品里王朔真诚地向他久久掩盖着的自我珍爱的纯朴青春告别，也跟他早期的那些深受市民欢迎的“痞子文学”的战斗性告别。
值得注意的是两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韩东和王小波。韩东的《田园》和《白色鸟》等作品通过对逻辑的故意偏离，采用了假定性的逻辑推理来表达对时代的反讽。王小波在《革命时期的爱情》里故事情节的展开如现代城市市民的口头创作那样，松弛、诙谐、任意发挥和在现实的生活细节缝隙里编造荒诞不经的故事。作品故意回避了时代的残酷性，但在夸大了戏谑成分里又分明让人感受到时代的沉重。
虽然这些作品都是以文革时代为其背景，由于预设了非正常的的现实逻辑推理，使作品的叙事逃逸出既定的社会内容。但读者仍然可以在其叙事内容中看到现实主义的魅力所在。我想就是因为这个世界永远存在着对事物的多种理解和多种解释，不管社会多么残酷和严厉，民间永远是一块自由自在的天地，它无所不在：时间和空间、城市和农村、精神领域和世俗社会……这个有待开拓的新空间里所展示的世界风貌，远比权力话语和理性逻辑所解释的世界要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
个人性显示深度
●除了上述的叙事风格及立场的改变之外，还有哪些创作现象值得注意？
□小说创作的个人性显示了其相当的深度。九十年代在其已经过去的前半叶中，总的精神特点是人性的力量受到了考验：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引起了知识分子的痛切关注，艺术的个人性和独特性在市场经济中的大众文化面前被重新高高标起，也有不少作家对人生对艺术始终坚持自己独到的认识，在创作中不媚俗、不轻浮、不虚夸，坚持着对人性的真诚探求。这些现象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就因为它产生于九十年代的特殊背景：商品经济大潮猛烈地冲击了传统意识形态中的许多理性规范，人的个人欲望获得了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大释放，但这场本来旨在帮助中国人尽快摆脱愚昧贫困的经济运动由于文化精神上的准备不足，使长期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事业和文化人陷入经济和社会的双重困境，这是不容回避也不必回避的事实。
问题是这种文化人困境对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使原来意义的知识者既失掉了精神神话来欺骗自己，把肉麻当潇洒视怯懦为幽默，但真正严肃的文化工作者并没有放弃内心紧张的思考和探索，也许时至今日，思考和探索才成为知识分子的真正岗位——在时代含有重大而统一的主题时，思考和探索的材料均来自于时代话语，个人的独立性是掩盖在时代的大主题之下得以实现的，我们不妨把这样的时代主题称作一种“共名”，所有的文化工作和文学创作都是这时代的“共名”所派生。共名对知识者来说既是思想控制也是思想出发点，某种意义上说，也可以把这种状态下工作的知识者称作是时代精神的“打工者”。而当时代真正进入“无名”状态时，那种重大而统一的主题再也拢不住民族的精神走向时，原先靠“共名”来思考和探索的知识者陷入了南郭先生的尴尬境地。
本来，时代的无名状并不是放弃思想，时代之轻狂也未必是个体生命所不能承受的“轻”，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远没有进入那些后现代神话制造出来的自由状态，不过是原先来自思想钳制的单方面压力转化成社会经济等多方面的压力，分散和减轻了压力凝聚点所产生的沉重。九十年代前半叶的小说创作并不缺乏个人性和独创性，这里不仅有残雪、史铁生、蒋子丹等知青一代作家，还有如北村、陈染、鲁羊、叶曙明、孙甘露等年轻的作家的创作，尽管在无名的时代里越是个人性的东西越使批评家难以作出理论概括，但这些作品所展露的内心世界都是相当真诚而严肃的，在这些深深的忧虑、绝望、痛苦及其呓语似的独白中，我想读者不难感受到当下在假象遮蔽下的某些生活真实。
●你对在九十年代步入文坛的更年轻些的作家有何印象？
□这些作家被称作“晚生代”或“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群。他们的创作大多是从九十年代开始的，不仅没有领教过以往政治权力对意识形态的制约，也没有感受到知识分子广场的荣耀与辉煌，他们一开始就是以赤裸裸的个体生命来直面人生艺术的双重困境，但他们恰恰没有比那些以过来人身份出现在文化市场充当弄潮儿的作家更虚无更潇洒。他们对当下文化状态和精神态状所作的批判未必很成熟，对当下文化精神弊病的要害也没能看得很准，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作家观世态度的真诚和严肃，他们以各自的精神之流汇入到湍急壮观的时代大潮，自有其独到的精神特征，又是当下时代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本世纪初，知识分子是以启蒙者的形象出现的，临近世纪末了，他们将扮演哪种角色？
□无论从民间世界的文化意义还是知识分子个人化思想探索，我们从九十年代的小说创作来窥探知识分子的精神劳动，这个时代的某种风气的变异，并没有使知识分子质变成如某些理论家所断言的“后知识分子”，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时有高扬时有涣散，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也时有调整，这本身是很正常的。本世纪初西学东渐以来，时代风气数度大变，对文学创作以至知识分子的精神活动都带来过影响和干扰，而且每一代知识分子也都有其不同的展示自己的方式，但这并不能说明知识分子已经丧失了自身的社会功能，蜕变成一种技术性的职业。启蒙并不是知识分子在本世纪所扮演的唯一角色，即使在五四时期也并非如此；商品经济大潮也不是第一次对知识分子构成威胁，即使在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也能够及时通过调整自己岗位来履行自己的使命，如果在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缺乏应有的定力，模糊了自己的岗位和责任，那也不成其为中国的知识分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