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租与DUP活动：一个比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寻租论文,DUP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0）09-0014-05
自从贾格迪什·巴格瓦蒂提出用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 Activities,简称DUP活动）来涵盖比寻租（Renting-seeking）更广泛的经济活动， 并取代寻租概念以后，寻租与DUP 活动就作为一对姊妹词同时存在于经济学文献之中。包括像《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这样一套提倡精选词条、权威专家撰写的世界上富有影响的经济学辞书，也只有同时将它们收入。看来，巴格瓦蒂并没有说服詹姆斯·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和罗伯特·托利森等公共选择学派的杰出代表。寻租和DUP 活动的区别究竟在什么地方呢？回答这个问题就成了经济学家们一种持久的努力。本文将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把寻租和DUP活动的区别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寻租与DUP活动在定义上的区别
“寻租”一词虽由安妮·克鲁格在《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1974）中最先使用，但有关寻租的基本思想，塔洛克早在《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1967）中就作了详细的阐述，并且这两篇论文还分别开创了寻租理论的国际贸易学派与公共选择学派（注：希望进一步了解这两篇论文产生的理论背景（或契机），可以参看拙文：《塔洛克和他的寻租模型》（《江苏社会科学》1999年第4 期）和《克鲁格寻租模型：由来与意义》（《江西金融职工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令人感到有趣的是，国际贸易学派用DUP 活动来取代了它杜撰的寻租，而坚持使用寻租这个术语的倒是公共选择学派。
即使是在公共选择学派的内部，寻租定义也各有侧重点：布坎南强调寻租的制度含义，把寻租定义成“这样一种制度背景中的经济行为，在那里，追求满足私利的个人尽力使价值最大化的行为造成的是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注：詹姆斯·布坎南（1980）：《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第17页。）； 托利森侧重于寻租行为的零产出特征，认为“定义寻租的最好方法是把它定义为花费稀缺资源追求纯粹转移的行为”（注：Robert D. Tollison :Is Theroy of Rent-Seeking Here to Stay?收入Rowley,C.K.(1987):Democracy and Public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Gordon Tullock.Oxford:Basil Blackwell.第144页。）。 但作为寻租理论的开创者和最杰出的代表（注：这一点也反映在他为《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撰写“寻租”词条上。因为，该辞典的主编约请辞条撰写人的标准是：“他们的学术专长堪称当今经济学各个分支和各种观点的代表”“出版说明”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页。），塔洛克对寻租的定义将更富有代表性，在对自己耕耘将近40年的领域作出总结性回顾的著作中，塔洛克把寻租定义为“利用资源通过政治过程获得特权从而构成对他人利益的损害大于租金获得者收益的行为”（注：塔洛克（1994年）：《寻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首先，塔洛克的寻租定义坚持了他和布坎南的一致思想，即寻租的福利影响是一种“社会浪费而不是社会剩余”。其次，强调了公共选择学派分析的重点是“人们如何操纵民主政府， 通过损坏别人而使自己获得租金的行为。 ”（注：塔洛克（1994年）：《寻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7页。塔洛克并不排除寻求私人垄断的寻租形式，“我对寻求私人垄断形式存在的寻租讨论不多。因为，我认为这种活动在现代经济中并不重要……。当今，没有政府帮助的私人集团除了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外，别无他途获得垄断”（第29页）。）当人们从寻租的角度分析政治市场中立法者、选民、利益集团、官僚等的行为时，这实际上就进入了寻租理论的实证经济学部分。
对于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定义，巴格瓦蒂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批评意见：
第一，公共选择学派的寻租定义没有抓住寻租活动的本质。巴格瓦蒂认为，公共选择学派所定义的寻租活动（即他称的DUP 活动）与传统经济学所分析的经济活动——布坎南称的寻利（Profit-seeking）活动——之间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它们对租金（或利润）的追求（广义上讲，所有要素收入都是租金），而在于它们获取利润的方法。寻利活动是通过从事直接生产性（即直接提供产品、服务或投入品）活动来获得利润的方法；而寻租活动则是“通过从事直接（即就其立即产生的最初的影响而言）非生产性活动而获得利润的方法，非生产性活动的含义是，这些活动产生金钱收益，但并不生产包括在正常效用函数中的产品与服务，也不生产投入这些产品和劳务的投入品”（注：贾格迪什·N ·巴格瓦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3页。）。为强调DUP活动的零产出特征，他还提出可用零产出寻利活动（Zero-output,profit - seeking Activities;简称ZOP活动）来取代DUP活动（注：Jagdish N.Bhagwati(1982),Directly 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DUP)Activities,Joru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vol.90.第990页“注释1”。）。
图1
第二，公共选择学派把寻租“定义为（最终）引起浪费的活动”，这一定义排除了“这些活动最终有利而非浪费的可能”（注：贾格迪什·N·巴格瓦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3页。），从而把寻租行为限制在一个极小的范围。T·N·斯里尼瓦桑依据次优理论指出，当现实经济已经存在扭曲（Distortions）——即已经偏离完全竞争假定时，DUP活动（或者说进一步的扭曲）反而可能会“产生自相矛盾的事，即随之发生的福利减少要大于减少生产可利用的资源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则这种资源的偏离仍会改善消费者的福利”（注：T·N·斯里尼瓦桑：《扭曲》，《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39页。）。 寻租这一浪费资源的活动有可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的思想，也反映在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Immiserizing Growth ）理论中。图1提供了上世纪30 年代以前巴西咖啡生产所导致的贫困化增长的例子（注：此例是我根据彼得·H ·林德特在《国际经济学》（第九版，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81页“一个贸易国家贫困增长的例子”发展而来。）。假设巴西咖啡豆生产能力的增长要快于其制造业生产能力的增长，在任一既定的贸易条件（国际价格比率）下，这将促使巴西出口更多的咖啡以换取更多的制成品。由于巴西在世界咖啡市场中已经占有很大的份额（即它面临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这表明世界咖啡市场已经偏离完全竞争或存在扭曲），加之其他国家对咖啡的需求缺乏弹性，所以，巴西咖啡的增长将导致世界咖啡价格的下降，从而导致巴西国民收入的下降。表现在图1中，巴西的咖啡生产从S[,0]增加到S[,1]，全社会的消费组合反而从增长前的C[,0]点下降到C[,1]点。 此时，如果巴西国内的咖啡生产企业联合起来，把它们过去用于咖啡生产的资源用来从事寻租活动（无论寻租活动是否成功，只要它把过去生产咖啡的资源浪费就行），寻租活动使巴西的咖啡产量从S[,1]下降到S[,0]，国内消费组合从C[,0]上升到C[,1]。所以，巴格瓦蒂说，贫困化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见解是：“浪费资源的直接非生产性寻利行为最终不一定导致福利损失。……原因在于：浪费资源可能发生在次优的情形之中，因此，反而谜一样地增进了福利”（注：格迪什·N ·巴格瓦蒂：《贫困化增长》，《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76页。）。当我们把增进社会福利水平的寻租行为考虑进来时，公共选择学派所分析的降低社会福利水平的寻租行为就只是DUP 活动的一种特例（见表1）
表1 DUP活动的类型、例子和后果
DUP活动的类型
开始时扭曲,最后仍开始时扭曲,但最后
然扭曲的情况.
不再扭曲的情况.
合法的 非法的合法的 非法的
这类DUP1、寻求 逃避关破坏关 使用贿
活动的例子 额外收 税或走税的游 赂的游
益的活 私活动说活动 说活动
动.
2、寻求
收入的
活动.
不同类型次优的结果.消除 次优的结果.消除
DUP活动 了纯数量扭曲,有
了纯数量扭曲,有
的福利影响 可能提高社会的福 可能提高社会的福
利水平. 利水平.
开始时没有扭曲,但 开始时没有扭曲,最
最后产生扭曲的情 后也没有扭曲的情
况. 况.
这类DUP 合法的 非法的合法的 非法的
活动的例子 1、寻求 逃避最零关税 偷窃活
垄断的 适度关的游说 动
活动. 税的活活动
2、寻求 动
关税的
活动
不同类型总的结果交错.但社会福利水平降
DUP活动 可能出现有DUP活 低.
的福利影响 动的扭曲比没有
DUP活动的扭曲带
来相对较高的福利
水平.
资料来源：Jagdish N·Bhagwaiti: Directly Unproductive.Profit-seeking (DUP) Activitie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82,Vol.90.第992页。略有变动。
二、寻租与DUP活动在分析重点上的区别
值得庆幸的是，寻租理论的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在如何划分寻租理论的内容上具有比较一致的看法，这为我们认识寻租与DUP 活动在分析重点上的区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平台。
原《公共选择》杂志主编、乔治·梅森大学公共选择研究中心教授托利森在其经典论文（寻租：一个文献综述》中，首次把寻租理论划分为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两个部分：“规范寻租理论即寻租的福利分析，它探讨寻租行为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及确定其评估方法”，而“寻租理论归结在实证经济学上，称为政府和立法的利益集团理论，从这种意义上讲，估算寻租的福利支出的基础主要与各种个人和集团为获得政府保护的租金而竞争的本质有关。实证寻租理论寻求通过对各种利益集团行为提出可行的解释来扩展这种分析”（注：罗伯特·托利森：《寻租的福利分析与实证分析》，《经济学动态》1990年第5期，第66页，第69 页。本文摘译自Robert D.Tollison（1982）的Rent Seeking:A Survey（载Kyklos,Vol.35,1982,Fasc4,575—602）的主要部分。）。换句话说，“前者考察寻租的社会成本，是寻租的福利经济学部分；后者用竞争租金（获得或保护租金）来解释政治经济中的利益集团、立法者、管制者、选民和其他相关的行为主体”（注：Robert D.Tollison:Is Theroy of Rent-Seeking Here to Stay? 收入 Rowley,C.K.( 1987) : D emocracy and Public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Gordon Tullock.Oxford:Basil Blackwell.第144页。）。
实际上，托利森划分寻租理论的方法与巴格瓦蒂划分DUP 研究范畴的方法是相同的。巴格瓦蒂认为，由于DUP 活动“一般都与政府干预有关”，因此，根据DUP活动与政策的关系，可将对DUP活动的研究划分为两个适当的范畴：范畴Ⅰ研究“政策干预引起的DUP活动”， 在这个范畴中，租金表现为一种外生变量，经济学家们主要分析DUP 活动的福利成本；范畴Ⅱ研究“影响政策的DUP活动”。 当“凡明显属于上述范畴Ⅱ的DUP活动时，随后就可以实行政策的完全内在性。 如果是这样的话，传统的政策排列顺序就不可能了。我们有了确定性悖论：政策要在充分的‘政治—经济’解决过程中，即直接非生产寻利理论解决中来选择，而不是凭意志加以改变”（注：贾格迪什·N ·巴格瓦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3—914页。）。
对于托利森和巴格瓦蒂划分寻租（或DUP活动）理论内容的方法，我们可作如下总结：在寻租的规范分析中，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策从而租金等都是外生变量，规范寻租理论是分析租金既定情况下寻租的社会成本；相反，在寻租的实证分析中，政治制度、政治过程和政策从而租金等都是内生变量，实证寻租理论则是探讨利益集团、立法者、管制者、选民和其他相关的行为主体如何操纵民主政府以改变政治制度和政策来创造租金的过程。
在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寻租定义的重心是研究人们如何操纵民主政府，通过损坏别人而使自己获得租金的行为。当从寻租的角度分析政治市场中立法者、选民、利益集团、官僚等的行为时，我们实际上进入了寻租理论的实证经济学部分。相反，DUP 活动的定义“关心的是次优理论与寻租行为之间的关系”（注：Robert D.
Tollison:Is Theroy of Rent-Seeking Here to Stay?收入Rowley,C.K.(1987):Democracy and Public Choice:Essays in Honor of
Gordon Tullock.Oxford:Basil Blackwell.第143页。），它主要关心DUP活动的福利成本，属于寻租理论的福利经济学部分。对于这个区别，塔洛克也作了明确的阐述：寻租定义的“公共选择性质主要表现在下面这个观点：仅转移的可能性就会吸引寻租和护租支出，这种支出决定转移后果的性质。也就是说，是寻租支出的水平和结构决定政府法令制造的特定租金，而不是政府法令制造的特定租金决定寻租支出的水平和结构。这样一来，政府过程本身便内生于寻租过程”。而DUP 活动主要“从外生的租金决定来分析寻租，很少或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政治市场的公共选择特征”（注：塔洛克（1994年）：《寻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2页。）。
巴格瓦蒂虽然没有完全否定他在实证寻租理论方面的工作，但从他列举的成果来看，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仍然是规范寻租理论（见表2）。
表2 研究DUP活动的主要成果
内容 分析DUP活动的两个范畴
成果 范畴Ⅰ(规范分析)
克鲁格,1974:巴格瓦帝和斯里尼瓦桑，1980;福斯特,1981; 巴
格瓦蒂和斯里尼瓦桑,1982;安阿姆,1982;巴格瓦蒂、布雷彻和
斯里尼瓦桑,1984;迪诺波洛斯,1984;巴格瓦蒂、布雷彻和八田
,1985;布雷彻和巴格瓦蒂,1987;巴格瓦蒂和汉森,1973;约翰逊,
1974;巴格瓦蒂和斯里尼瓦桑,1973;肯普,1976;谢赫,1974; 皮
特,1981;马丁和帕拿戈瑞亚,1987.
统计 巴格瓦蒂有7个成果
内容 分析DUP活动的两个范畴
成果 范畴Ⅱ(规范分析)
步罗克和马吉,1978、1980;芬德利和威利茨,1982;芬斯特和巴
格瓦蒂,1982;迈耶,1984; 威利茨和威尔逊,1984; 巴格瓦蒂
,1980;塔洛克,1981;巴格瓦蒂,1982;诺波洛斯和萨皮尔,1983
.
统计 巴格瓦蒂有3个成果
资料来源：贾格迪什·N·巴格瓦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Ⅰ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 第913—914页。
寻租和DUP 活动在分析重点上的这种区别早就存在于这两个学派的开创性论文中。激发克鲁格撰写《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一文的问题是比较关税与配额的福利成本；而塔洛克在分析《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思想是：“政府一般不会主动地课征禁止性关税，他们通常是因为政治活动中投入资源被游说或被迫这样做的结果”（注：塔洛克（1967）：《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塔洛克（1994年）：《寻租》，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4页。）。这一思想后来成为寻租理论公共选择学派的中心论点。对此，我们以贸易保护为例来进行分析说明。在DUP研究纲领中， 巴格瓦蒂等人仅分析不同贸易保护形式能实现的贸易保护水平和福利影响；而公共选择学派关心的则是，不同贸易保护形式在租金量上可能存在区别，这种区别就会激励寻租者从事寻租活动，并且决定政府管制的形式。
三、寻租与DUP活动在分析工具上的区别
国外有学者认为，“在寻租理论上，国际贸易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的区别大部分不在于实质的内容，而在于方法论，贸易理论家用各种数学模型来推导，公共选择理论家则不用数学模型，而把更广泛的思想纳入他们的模型中”（注：D·柯兰德尔：《寻租理论导论》，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根据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 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一种误解。另外，从方法论上讲，既然经济学家把它们分为不同的“学派”，它们就应有“学派”的特征：在基本观点、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存在根本区别（注：胡代光和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14页。国外有学者把“学派”之间的区别分为这样三个方面：方法论、世界观（尤其是关于生活或文化的系统思想体系）与研究中心（或学术群体）。参看 Charles K.Rowley and Michelle A.Vachris:the Virginia School of political economy,载Fred E.Foldvary: Beyond
Neoclassical Economics Heterodox Approachs to Economic Theory ,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1996.第63—64页。）。不过，这种看法提醒我们注意寻租和DUP活动在分析方法上的区别。
事实上，寻租和DUP活动在分析方法上的区别， 更多是源于不同领域经济学家的职业习惯和研究对象。分析DUP 活动“主要的理论突破来自一些贸易理论家的著作”。由于国际贸易理论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国际贸易的原因和条件（主要内容是国际贸易的福利分析），他们在研究DUP活动时， 更多是“系统地把对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的分析与一般均衡理论的主体结合在一起”，“采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方法，并将之纳入贸易与福利理论范围的论文”（注：贾格迪什·N ·巴格瓦蒂：《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1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13页。），因此， 也决定了他们比较容易采用数学方法。相反，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生力军，“公共选择是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传统上属于政治科学研究的问题，构成这种方法论的核心要素是假定政治人跟经济人一样，是一个理性的追求自身利益的人”（注：Rowley,C.K.(1987):Democracy and Public Choice :Essays in Honor of Gordon Tullock.Oxford:Basil Blackwell,第1页。）。公共选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更多的时候是靠一种本能或直觉，把经济人假定这个公共选择的“科学硬内核”贯穿于人类行为和社会现象的分析中，去开拓原不属于经济学的领域，如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军事战略和冲突解除等。他们作为众多领域的拓荒者，不可能对他们研究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到形式化。但是，在经济学不断追求科学形式（尤其是数学形式）的今天，寻租理论的公共选择学派明显处于一种不利的状态。这点也反映在寻租理论的公共选择学派和国际贸易学派的开创性论文的不同遭遇上。
塔洛克实际上早在1966年上半年就写成了《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他首先把该文寄到了《美国经济评论》。编辑约翰·格利在退稿信中说：“你肯定会注意到，你关于确立、巩固和打破垄断等活动花费稀缺资源的讨论为评审人所忽略。我注意到了你的观点，并认为它无疑是正确的，但它（作为一个理论贡献）不足以推翻评审人的建议（1966年6月16日）”。接着，这篇论文又被《南部经济杂志》退回。 执行主编罗伯特·E ·高尔曼说：“完全能够理解塔洛克关于在非竞争条件下‘小三角形’不能恰当衡量福利损失的观点”。但他认为，塔洛克无意之中误解了哈伯格论文的实质，并错误地说：“当哈伯格称小三角形代表福利损失时，他也考虑到四边形，只是在我看来，他称之为错误配置资源罢了（1967年2月6日）”。正在此时，塔洛克收到新创办的《西部经济杂志》编辑艾丽斯·范德默伦的约稿信，这篇论文才得以发表在该杂志的1967年7月号上。 由于《西部经济杂志》当时的发行面不广，直到1974年克鲁格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具有相同思想的论文——《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后，塔洛克这篇论文才汇入寻租理论研究的大潮，并成为这一领域的开创性文献（注：Gordon L. Brady
and Robert D.Tollison:Gordon Tullck: Creative maverick
of publice cholice,Publice Cholice 71,141—148,1991。《关税、垄断和偷窃的福利成本》是塔洛克所有论文中被引证次数最多的一篇，根据美国费城的科学情报所（ISI）提供的《社会科学引文指数》（SSCI）显示，到1990年4月，该文就被引证了241 次。如果知道在这篇论文连触霉头的同时，弗吉尼亚大学当局因塔洛克的专业非经济学而三次拒绝提升他为正教授，我们真应该佩服塔洛克面对挫折的勇气。）。
对于自己和克鲁格的不同遭遇，塔洛克作了如下的解释：大多数学术杂志都是非赢利机构，不是形成企业家的环境，因此，它也不可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从事编辑工作。编辑即使有动力也无能力从堆积如山的文稿中挑选出具有开创性的佳作。而不付薪金的匿名评审制度，使论文评审人在匿名评审的隐身衣后，更没有动力和压力作出最佳决定。这样一来，编辑和评审人就有采取四平八稳行为的动力，选用那些高数学难度的论文，对已经完全确立的领域作细小的增补，而拒绝发表威胁常规科学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