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恩#183;西蒙斯的大尺度环境通史研究——研究内容、方法、特点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通史论文,尺度论文,启示论文,伊恩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8）12－0097－08
在英国环境史学界，地理学家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其研究视角和方法也给历史学家以启示。其中达勒姆大学（Durham University）地理系的退休教授伊恩·西蒙斯（Ian Simmons）不仅是著名的地理学家，也是一位高产的环境史学家。① 但我国学界鲜见对其学术生涯进行全面研究。
西蒙斯1935年出生于伦敦东区的一个工人家庭，先后获得伦敦大学学院哲学博士学位（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1962年）、达勒姆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1年）和阿伯丁大学荣誉理学博士学位（University of Aberdeen，2003年）。他长期从事地理学、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的教研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研究环境史。与历史学家相比，其认识论及方法论有着明显的自然科学特色——时间上溯至中石器时代，空间重地域而非政区。英国环境史家T.C.斯莫特（T.C.Smout）认为，“西蒙斯对史前人地关系的研究振聋发聩”。[1](P543) 美国环境史家J.D.休斯（J.D.Hughes）则高度评价西蒙斯的《环境史概说》体现的研究方法及特点，认为它给“想从历史地理学且不是美国人的历史地理学中寻找方法的人”提供了另一类研究路数。[2](P115) 而从研究内容的时空特征看，西蒙斯环境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不同尺度的环境通史，这里仅对其大尺度的环境通史研究（全球环境通史）加以探讨。②
一、主要代表著作
西蒙斯的全球环境通史代表作有三部，即：《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环境史概说》和《全球环境史：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2000年》。第一部是西蒙斯在环境史领域的最早尝试，1989年初版，1996年第二版。第二部出版于1993年，被翻译成法、德、日等多种语言，是反映其环境史研究方法特点的重要文本。第三部是其刚刚出版的力作，从写作大纲上看，原有的单向视角已经有所变化。由于笔者还未见到第三部著作的全书，这里主要介绍第一、二部。
（一） 《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
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总述。首先回顾了西方、特别是地理学家对人地关系的二元论，同时认为西方之外的思想家虽然提出了与之相反的认识（如道家的“清静”、“无为”），但人们在砍伐森林等实践活动上与西方并没有太多不同。其次分析了生态学在研究人地互动关系上的优势。第二到第六章是西蒙斯进行的分期研究。西蒙斯把生态系统和能量流动作为全书主线，用处于主导地位的能量形式为文明分期——与“体能”、“火”、“畜力”、“风与水”、“化石燃料与核能”相对应的，分别是“远古人类及其环境”、“新猎人”、“农业及其影响”、“实业家”和“核时代”五章。每章都主要探讨了生态系统在各能源技术阶段的变化，并通过例证揭示了日益巨大和复杂的能量流动，展现了地球面貌由此在每阶段、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当然，西蒙斯仍旧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人的作用上，探讨了人们“无意识改造”带来的“环境影响”，和“有意识改造”带来的“环境管理”的过程及后果。③ 第七章是结论，在此，西蒙斯对自己的主要观点进行了梳理。
从研究内容来看，西蒙斯对广度的追求超过了在具体问题上的深度追求，是对人类影响自然之历程的整体回顾，而且基本视角和方法都来自生态学——这两点在当时的地理学界都是少见的。具体来说，其研究内容和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学研究人地关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思想和历史知识，不能使当前的研究深入化，因为它们没有给探讨人对环境的影响提供合适的载体……人与自然的二元论思想，同样不能使当前的研究深入化，因为它不能为探讨人类改变环境的历史提供合适的框架。在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方法论中，生态学及其诸多系统模型是最适合研究这一问题的，特别是需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探讨这一关系的时候。[3](P8－9)
西蒙斯认为，生态系统这一概念有两个优点，可以用于解决上述问题。首先，它不受空间、范围、层次规模的影响，可以很好地嵌入各种研究对象中。其次，它能表达8个内容及特点：能量流动、营养流动、生产力、人口机制、演替、多样性、稳定性和改变程度。其中至少有5个可以量化，且除“改变程度”外，有7个要素可以通用于对“自然系统”和“人影响到的系统”的分析和评估。[3](P11，Table 1.1) 因此。生态学不仅需要用于人地关系研究，而且也可以凭借其精确性、系统性及动态性特点，提供另一视野下的人地关系审视。
2.生态系统在各能源技术阶段的变化。
西蒙斯把生态系统和能量流动作为全书的主线，对“远古人类及其环境”、“新猎人”、“农业及其影响”、“实业家”和“核时代”进行了分期审视。在每一阶段，都对能源技术的发展（有时还包括其在时空中的扩张与延续）、能量流动的过程及特点加以细致介绍，最后还对各能源技术阶段的人口、资源与环境之关系分别加以总结。
通过对人类获取能源的方式以及其后各种能量流动过程的审视，西蒙斯展现了各能源技术阶段的生态系统特点及其变化，并且在人口、资源、改变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对比：
原始人对环境的影响仅在后期的频繁火烧，或对某种动物的大规模猎杀。……尽管如此，其对环境的改造能力是存在且不容忽视的。[3](P42)
狩猎采集时期的早期人类，人口密度一直很低，大规模改变自然的活动不大可能发生。人们在满足直接需求外，还有了储备资源的要求……以不多的人口和有限的工具对环境进行了改造，带来短暂而非持久的压力。[3](P84－85)
农业时代人口激增，大量土地用于农垦。林地生态因木材需求而被改变，海洋生态也开始受到影响……[3](P193－194)
工业时代，人口经历了爆炸式增长，各种原因造成水土流失加重，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在能量与物质消耗上的差距拉开，经济增长完全以能源为中心，人们开始寻找太阳能、潮汐能等替代能源。[3](P334－343)
核时代，人类开始有意识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人口、资源需求等呈指数级增长的时代可能会结束，政治领域有了对环境事务的深刻认识和先见之明。但除非地球毁于核战争，否则其未来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样子将很难预测。[3](P375－377)
3.现实需要改变，但又难以改变。
西蒙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式和当代对荒野的保护方式，都有加以改变的必要，但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改变起来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因此他用希罗多德的话以示感慨：“人间最悲惨的事莫过于：知道如此多的事，却在行动上无能为力。”[3](P378)
一方面，西蒙斯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环境的变化，但变化本来应该是创造性而不是破坏性的；如果想使环境在今后免遭技术的破坏，那么不仅需要技术自身的更新，同时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利用技术的方式，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都需要进行更新。另一方面，他指出荒野对人类的真正价值在于其生态学意义。他认为，诞生于荒野中的新生命，有可能成为整个地球生物化学循环（biogeochemical cycle）的主宰，这是为了我们的目的而对其采取的最佳方式；而大多数工业文明极为重视荒野的价值，人们看中那里的休闲娱乐价值，和电视机中自然景色所带来的美感，这种（错误）认识并不容易去除。[3](P395－396)
这一总结实际上也提出了这一研究的意义以及非常艰巨的任务。西蒙斯并没有给出答案，是需要读者自身体会并思考的。
（二）《环境史概说》
全书共分五章。第一章对人与环境间的关系进行了纵向梳理，人类历史被分为五个阶段：狩猎采集与早期农业、大河文明、农业帝国、大西洋—工业时代、太平洋—全球时代。④ 有三条主线贯穿于其中：人类的社会生产、休闲娱乐、武装冲突（从农业帝国开始）与环境有怎样的关系。每条主线都有很好的连续性，其中的信息量之大使人目不暇接，但并没有伤害到主线的清晰。而且恰恰相反，每条主线如果单独拿出来，完全可以成为一篇专题论文。第二到第四章从生态学层面、由抽象到具体地探讨了人类经济体和政治体对环境的影响：既归纳了“人类社会改变自然世界的方式”，又探讨了“表面上的自然和真正的自然”，还从林地、草原、海滨、大洋等不同生态系统入手，探讨了“荒野的人类化”。第五章则从物质层面转向精神层面，探讨了文化特性对人们自然观的塑造，分析了不同文化中“荒野”概念的表述及其异同，以及荒野与当前的生态意识和休闲活动等人们精神需求间的关系。不仅如此，西蒙斯还将文化属性、社会现实对人们自然观的影响置于历史长河之中，勾勒出了自然观的变化轨迹。
总的来说，《环境史概说》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不同阶段、不同形式的物质生产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休闲娱乐活动的变化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政治单位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历史长河中的自然观；武装冲突在人与环境关系中的作用。这五个方面也是西蒙斯之前在地理学研究中就已关注的内容，相比之下，其对武装冲突与环境之关系的研究有了进一步深化。
《改变地球的面貌：文化、环境与历史》曾对战后局部战争、特别是越战落叶剂问题有所探讨。在《环境史概说》中，西蒙斯分别论述了前工业时代的战争和工业化时代的战争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揭示了战争与环境间张力不断增强的趋势。西蒙斯评价前工业时代的战争时认为，尽管前工业时代的战争有时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但通常也只能对生态环境产生短暂的影响，并很快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
希腊和苏格兰的森林都曾被点燃，以防止它们掩护敌军；罗马击败迦太基后，给土地撒上了盐，井里也投了毒；据公元2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记载，大批条顿战俘在意大利的马萨被杀，那里其后几年都获得了农业大丰收……尽管战争是破坏性的，但主要痕迹却只能在原来提供武器和盔甲的炼铁场、鼓风炉那里找到，也许还可以在战死将士的冤魂那里找到。[4](P28)
工业化战争的能量流动巨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远超之前的战争。在讲述一战期间的堑壕战时，西蒙斯不像历史学家那样分析各方伤亡数字的真伪、探讨战略战术的成败，或是总结工业化战争的后勤供给特点；不像哲学家那样分析战争对文明的蹂躏、反思战争对生命的摧残，或是追溯战争的根源；也不像作家或媒体人那样，进行血淋淋的文字描述或是直观、夸张的影像再现。西蒙斯选取的角度很特别，但对他来说又很自然——他从能量流动的角度，向人们生动地展示了工业化战争机器的强大和残暴：
堑壕战的前沿阵地是高能生态系统，物质和能量快速地转化为噪音和热量。战场景观变成了充满泥塘的沼泽地带——这种变化对人、马、跳蚤和老鼠来说没有太多不同。……看上去从战争之中受益的，是传播疟疾的蚊子和大食腐肉的老虎：前者可以在泥塘中繁殖；后者可以噬咬死者的尸骨。[4](P45－46)
西蒙斯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一直持续至今。他在与笔者的通信中强调：“在任何文明和历史时期，人类族群间的战争似乎已成为固有行为特征，而且总有个文雅的英文单词存在——‘附带损害’。在这种语境下，我们通常只考虑到儿童等非战斗人员，其实更需要考虑人以外的内容：植物、动物、土壤、水和战前准备、战时使用、战后清理的各种资源。换句话说，环境对于战争而言就像件织物，既很精密又容易破损。”
二、主要研究特点
西蒙斯既不同于注重空间分析、重构地理剖面的历史地理学家，也不同于审视景观变迁、注重景观美学价值的景观史家，还不同于分析城乡环境污染、关注民众生命健康的社会史家。……其研究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三方面，即研究路径、客体肖像特征，以及由二者共同塑造的长时段环境史分期标准。
（一）环境史的研究路径
地理学普遍重视空间，即便是历史地理学也将任务定格在复原过去的地理环境，不再对地理环境中生存发展的人类社会有深入的探讨。历史学家研究环境史，注重审视人与环境的互动历程；同时，立足点始终在人类社会，对人与环境之关系的探讨也从不忽略人们之间产生于环境、最终又影响环境的复杂关系。
从西蒙斯的环境史研究来看，他与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路径都有所不同。他把环境史看作跨学科领域，而不是构筑起疆界的学科，因而从生态学视角，运用生态学理论与方法，对历史上的人与环境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整体审视。他不像地理学家那样，仅仅告诉读者那里“是什么”或“有什么”，而是从人与环境间的能量流动与物质循环过程中解释“为什么”。
但是这一解释也只局限在人与环境之间，历史学家所展现的、人与人在环境中发生又进而影响环境的关系，在西蒙斯的著作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正因如此，西蒙斯不止一次在书中强调自己不会提供药方，不愿预言未来，而只给出建立在模型基础上的种种“选择”。笔者认为西蒙斯误读了历史学的功能，事实上，历史学的“预言”不是说明天会出现什么，而是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告诫人们为了更好地明天而不去做什么。
研究路径的不同，势必影响到研究的特点和结论。其中最明显的在于“人”与“环境”——也即研究客体——在其著述中的肖像特征。
（二） “人”与“环境”的肖像特征
在西蒙斯的环境史著述中，“人”是一个整体，其个体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很少被探讨。除了研究路径的根本原因，还有两方面直接原因：首先，其研究对象普遍具有长时段、大区域的特点，而“人”个体的弱小和生命的短暂，很难有机会登台演出；其次，生态学理论与方法把人类社会看成一个生态系统，注意宏观探讨其与生态系统间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但却忽视了人类社会内部的复杂联系。
（三）分期断代标准的“随意性”
西蒙斯对环境史的理解，以及对研究路径的选择，直接影响着其对环境通史的分期标准。我们看到，历史学家常用的政治—文化标准，或生产力—生产关系标准，在西蒙斯那里都是次要的，且通常只用作副标题；而且我们在其不同环境通史著述中也找不到“完全一致”的文明分期：每次都差不多但又都不一样，这通常为历史学家所难以理解和接受。因此，分期断代标准的“随意性”需要进行深入分析。表1是对其五部环境史著述历史分期的对比。
为表述方便，我们在这里用字母代替相关书名。
我们首先审视A、B、E三部全球环境史著作的分期。大体说来，三者的分期是一致的，只是细化程度不同。从接近度来看，B和E的分期除了前者对狩猎采集阶段有进一步细化外，基本一致，只不过E的划分更接近于学界通用的模式，而B的表述则混合了经济模式和能源模式，有些随意。相比之下，A的划分最为详细，而且对“工业时代”和“全球时代”还有平行的中心地域描述。
再来看C、D两个中小尺度区域环境史著作的分期。我们发现，二者基本相同，C涉及欧洲范围，在工业时代进行了分割，同时又按照自然地理原则，将欧洲分为五个区域，在文章的探讨中经常将文明－区域因素整合到一起。
比较上述两组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其分期有如下特点：首先，分期细致度与研究尺度成反比——在大尺度的区域环境史研究中，分期更加细致；中尺度其次；小尺度的则最简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者必须去适应世界各国的情况。其次，分期的标准是居于主导地位的能源使用模式。复次，分期的细化标准在于人类对环境的不同影响程度。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我们会发现《环境史概说》中的“分期”更像是“分类”。尤其是农业的“拉长”，充分体现了其地域因素至上的原则——其匹配的是世界各国，而非一国或几国的全部历史进程。这样，大河文明与农业帝国近600年的重合也就不难理解，西蒙斯在《一万年来的英国环境史》中所提出的观点也易被历史学家所接受：
英国通史常被划分为“史前”、“罗马时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中世纪”、“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等等……它们与环境史并不相关，……政治事件并不能为环境时代划界。[6](P11－12)
当然，这里并不存在对错，毕竟西蒙斯著述的特点是符合其研究路径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如何借鉴其有益的经验，以弥补自身的不足，从而更全面地审视和理解环境史。
三、启示
成功的跨学科研究，不仅需要在知识结构上的多元，更需要研究方法的多元，以及多学科知识和方法能够因地制宜、合理地用于相关研究。总之，其目的是立足自身学科、取长补短、提高水平。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研究环境史势必要跨越学科疆界，而西蒙斯所带来的启示有着不容忽视的价值。
（一）地理学和生态学是研究环境史所必需的学科
地理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曾被称为“科学之母”。传统上，地理学在描述不同地区及居民间的情况时，就与历史学密切联系；在确定地球的大小和地区的位置时，就和天文学、哲学有密切联系。[7](P190)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文社会学科间乃至与自然科学间的交叉与融合日盛；进入21世纪，这一势头不减。2003年，英国地理学家艾伦·贝克尔（Alan Baker）出版了讨论史地学科关系的著作，副标题非常醒目：“跨越其分野。”⑦
对历史学家来说，时间和空间是历史事件发生和发展的舞台，缺乏对空间的审视与认知，也就人为切断了演员——历史的创造者——与舞台的联系。由此获得的历史认识，即便没有完全背离客观的历史事实，也至少失于片面，难以对历史事实有积极和能动的反映。要从事环境史研究，探讨人类与其环境间持续的、互动的历史关系，地理知识则不仅为历史学家所必需，而且毫无疑问是多多益善的。
相对于地理学来说，历史学家对生态学的了解更少。这除了学科疆界的阻隔，还在于战后以来，生态学的理论建构和主要学说发生了很大变化。面对这一情况，历史学家不仅需要对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有整体的和历史的认识，还应对人类生态学、景观生态学等分支学科有深入的理解。这不仅因为二者是人文地理学与生态学的交叉领域，可以为探讨人地关系提供新的视角和方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历史学家可以从生态学家、地理学家的跨学科研究实践及理论阐述中，对跨学科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思考，并结合自身学科优势，通过实践与理论的相互促进来提升研究水平。
（二）史料多元化的同时需要注意可用性
西蒙斯进行环境史研究时所用的史料来自四个方面，即：田野调查，通过地理学、地质学及生态学知识，经实验室研究而获取的“硬”史料；其他自然科学家进行的相关研究，使用的基本数据和得出的结论；学者凭视觉感知、通过摄像器材拍摄的图片；学者凭视觉感知、通过文字描述的内容。
如此多的史料来源，与其环境史研究中的对象的时空特点，以及其自身的知识结构密不可分：“硬”史料的获取，显然是由其研究史前文化对环境的影响决定的，其专业知识也允许采用这样的方法；其对自然科学家研究成果的使用，是由于无法亲自进行田野调查；使用各种图片是因为要展现高地、湖泊、河流等研究对象的概貌；文字内容则主要涉及文化、思想、事件的过程、影响的方式及程度、作者的感受等等。可见，西蒙斯对史料的获取途径、整理和分析方式的选择，综合考虑了研究对象和自身知识结构。这样既可以扩大史料来源，又可以保证对史料的有效利用。
历史学家所擅长获取和分析的史料，基本局限于各类文本形式的“软”史料。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只能放弃环境史研究。因为从研究客体的时空属性来看，只要有足够的、与之相关的、能被历史学家理解的文献资料，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通过史料分析再现历史。美国环境史家麦克尼尔（J.R.McNeill）曾指出，中国学者可利用国内大量的文献资料研究环境史：“在非洲、大洋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大部分，除了最晚近的时期以外，对其他时期有兴趣的历史学家们必须依赖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地质学家、地质形态学家等等之工作”，若要用文字记录来重建环境史，那只有中国的“历史学家可扮演较重要的角色”。[8](P53－54)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对史前时代的研究，而且对研究者的天文学知识、历史地图知识和沿革地理知识有较高的要求——当然，这是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的，但个人的毅力和研究条件都很重要；同时，在具备这样的知识结构之前，最好考虑与相关专家合作研究的可能性。
（三）历史学家应该处理好“通”与“专”的关系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环境史研究的客体超出了人类范畴，是在进行着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的复杂系统，这不仅在知识结构上构成挑战，也在研究方法上形成压力。因此，A.W.克罗斯比（A.W.Crosby）指出：“环境史家必须成为通才，因为环境变化很少能以天、星期或者甚至年来计算，而且通常需要以区域或者大洲为单位才能认识。”[9](P1181)
历史学家如果没有接受过相关学科的通识训练，或者没有主动地丰富自身的知识结构，往往难以满足环境史研究对“通才”的需求。但是学科结构的多元化，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自身学科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西蒙斯是环境史研究领域的通才，不过他首先是有40多年学术经历的地理学家。虽然他在大多数环境史著述中，都运用了生态学理论和能量流动等观点，但选择问题、划分空间、分析运用材料又都依靠过硬的地理学素养。此外，对他来说，生态学、文学和哲学内容，并非裹在著述之外标榜“跨学科”的华丽包装，而是与其地理学视角、环境史取向融为一体的。并且，其著作表现出的诗歌的浪漫和哲学的抽象，也没有取代地理学的精确和他对现实的关怀。
由此不难看出，“通”与“专”是彼此不可偏废的：“通”而不“专”失于散乱，“专”而不“通”则失于狭隘。历史学家在环境史研究中应当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四）研究中应处理好“树木”与“森林”的关系
西蒙斯的环境史著述，给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人”在环境中若隐若现。具体地说，他把“人”当作一个整体，没有对个体的特点及其关系进行探讨；或者换个说法，在其著作中，我们只见到了茂密的森林，但看不见林中的树木类型、大小和间距。尽管这是其研究目的和视野决定的，不能苛求。但是需要明确的是，如何处理“树木”与“森林”的关系，在我们的环境史研究中仍是非常重要的。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或者只见森林不见树木，都会使研究结果的全面性、科学性受到影响。相对于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很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注重描述和分析各要素间的内在和外部联系，但缺少对整个生态系统的整体把握，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境地。
（五）提高文学水平有助于增强学术著作的可读性
“思”与“诗”的结合，是古今中外的历史学家曾尝试和探讨过的。法国史家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曾高度评价“诗意”在史著中的重要性：“不要让历史学失去诗意，我们也要注意一种倾向，如我所察觉到的，某些人一听到历史要具有诗意便惶惑不安，如果有人认为历史诉诸情感会有损于理智，那真是太荒唐了。”[10](P5)
在西蒙斯的环境史著述中，幽默的评论和引用的优美诗句并不少见，且总能恰如其分地融入上下文之中。这不但没有影响其研究的科学性，反而以文学之美为其学术著作增色不少。良好的可读性成了激发读者兴趣的一大要素。可以说，可读性与学术创新一样，关系到学术的发展。提高文学水平、在保证科学性的基础上赋予著作较高的可读性，不仅有助于读者理解作者思想，也有助于扩大环境史研究在社会上的影响，增加民众的认同，以获得进一步发展。在这方面，西蒙斯的环境史著述也树立了榜样。
（六）学术研究的发展离不开客观条件的支持
多元化的学术氛围、人性化的体制保障和专业化的学术出版机构，是西蒙斯在教学和研究道路上取得双丰收的客观条件。
1.学术氛围的多元化。西蒙斯在早期的人类生态学和生物地理学研究中，都没有使用过自然地理学常用的数量分析等方法，而只是在讲历史故事；后来的环境史研究也一直是以生态学视角进行的。这既是学术多元化的体现，也是以宽容、和谐的学术多元化氛围为前提的。他曾感恩地回顾：“我曾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彼得·哈盖特教授（Peter Haggett）鼓励我走自己的路，这在当时倾向数量分析的地理系是一大特权。”[3](Preface Vii)
2.人性化的体制保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充沛的科研基金支持，不仅使他能在美国、加拿大和日本访学，感受异国文化和学术风格，同时也有足够的经费从事田野调查和相关研究；另一个是英国高校的学术休假制度，“《改变地球的面貌》最终完稿且能早于正常情况一到两年出版，凭借的是达勒姆大学为期一年的学术休假。”[3](Preface Vii)
3.专业化的出版机构。西蒙斯环境史著作的出版方主要有布莱克威尔（Blackwell）、劳特利奇（Routledge）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其中布莱克威尔和爱丁堡大学出版社是英国环境史出版物的两大主要提供者。⑧ 这些出版社不仅支持学者创新，而且常能提出有价值的“命题作文”，其体现的市场与学界的良好互动，促进了双方事业的共同发展。
这些启示，来自笔者对西蒙斯的跨学科研究实践的回顾与思考，其对历史学家的意义，也只有在借鉴启示、取长补短进行环境史研究时，才会有更直观和深切的体会。同样，更多本应在此进行的理论探讨，就目前的情况来说还不成熟：毕竟西蒙斯的学术生涯远未结束，而且学者的经验往往使“后半程”的风光更美好；而笔者的学术功力尚浅，对环境史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此这里所呈现的，仅仅是对西蒙斯环境史研究的阶段性审视。
注释：
① 其主要的环境史著作有：I.G.Simmons,Changing the Face of the Earth:Culture,Environment,History,Oxford:Blackwell,1989 (2nd,1996) ; Environmental History:A Concise Introduction,Oxford:Blackwell,1993; Interpreting Nature: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he Environment,New York:Routledge,1993; The Moorlands of England and Wale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8000 BC to AD 2000,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3;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From 10,000 Years ago to the Present,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Global Environmental History:10,000 BC-AD 2000,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8.
② 我们可用地理学关于地域范围的概念——尺度（scale）——来划分西蒙斯的研究内容：一类是大尺度的，等同于全球环境史；一类是中小尺度的，接近但不同于国别环境史或区域环境史。对后者的探讨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8届博士论文《英国地理学家伊恩·西蒙斯的环境史研究——内容、方法与启示》。
③ 分别为：incidental transformation & environmental impact; desired changes &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④ Hunting-gathering and early agriculture,Riverine civilization,Agricultural empires,The Atlantic-industrial era,The Pacific-global era。这里使用“文明”是为了符合我国学界的习惯，因为西蒙斯在书中很少使用“civilization”，绝大多数情况下使用的是我们通常译作“文化”的“culture”。
⑤ 在文明史分期的基础上，将欧洲分为五个区域：斯堪的纳维亚、俄国和东欧、阿尔卑斯与欧洲山地、西欧、地中海，在地图上分别划出区域并分别标以A、B、C、D、E。
⑥ I.G.Simmons,The Moorlands of England and Wales: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8000 BC to AD 2000,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3.
⑦ Alan Baker,Geography and History:Bridging the Divid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3.
⑧ 还有白马出版社（White Horse Press）、苏格兰文化出版社（Scottish Cultural Press）和剑桥大学出版社（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