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方法中的有声思维与刺激性回忆
——基于Language Learning外刊文献中的口头报告数据

刘 婷 婷

(天津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天津 300222)

摘 要： 有声思维和刺激性回忆作为数据采集方式和数据分析对象已被融入应用语言学混合研究当中，其在混合设计中作为质化分析对象的情况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虽然我们可以像分析语篇那样对口头报告的内容进行质化分析，但其可被量化的特征也尤为突出。在混合设计中，同步报告与量化分析、追溯报告与质化分析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而其在实验方法中，作为质化分析数据的情况更多。在口头报告仅用于质化分析的文献中，口头报告体现出了更强的传统内省数据的特征，并多被设计为混合研究中唯一或核心的质化分析对象。在口头报告仅用于量化分析的文献中，口头报告是两种或多种量化数据采集方式之中的一种。在口头报告用于混合设计时，质化分析往往只起到了解释或补充的作用，而口头报告构成的是核心或重要的量化数据来源，更多地体现出其在量化数据采集和分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有声思维；刺激性回忆；语言学习；混合研究方法

一、引 言

口头报告(verbal reports)作为一种内省方法已被广泛应用于二语研究，其主要形式包含有声思维报告(think-aloud protocols)和刺激性回忆报告(stimulated recall report)。在二语阅读和写作研究中，口头报告主要用于分析认知过程和策略(Abbott，2006；Cohen 1986)，也有一些研究着眼于二语阅读中翻译策略的使用(Kern，1994)；在翻译研究中，有声思维法常被用来研究翻译过程(Enkvist，1995；Ronowicz et al.，2005)和同声传译过程中的认知过程(Shlesinger，2000)；在语际语用领域，口头报告(尤其是有声思维)可以帮助研究者收集二语学习者语用能力的信息，分析其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所考虑的因素；在会话互动研究中，由于同步口头报告的形式很难介入其中，进而追溯报告类型中的刺激性回忆报告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运用即刻回忆法以降低记忆衰退带来的影响(Philip，2003)；在专注力(attention)和觉察力(awareness)方面，有研究使用了有声思维法分析学习者在二语输入时的认知过程，进而证实觉察力水平与二语发展之间的关系(Bowles, 2010)。

自20世纪70年代学者们开始系统研究二语习得开始，口头报告数据的使用便受到了一些学者的质疑。首先是对认知过程进行研究的必要性。Selinker认为学者们应该对“可观察数据”进行分析，即那些学习者用二语表达出来的语言输出数据[注] Selinker, L. Interlangua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1972, 10, pp.209-231. 。而Corder却提出，有许多语言学习过程并不能被直接观察出来，仅通过学习者的语言输出也很难加以理解。Corder强调了学习者语言输出过程中“思维”的重要性，并指出这种数据只能通过内省方法来获得[注] Corder, S. P. The elicitation of interlanguage. In J. Svartik (Ed.), Errata: Papers in error analysis. Lund: CKW Geerup, 1973. pp.36-48. 。Gass & Mackey也指出，解释语言输出现象的唯一途径是对过程现象进行研究，而口头报告作为研究语言学习者认知过程的途径便显得尤为可贵[注] Gass, S., and Mackey, A. Stimulated recall methodology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2000. 。其次是口头报告这种数据采集方法的有效性(包括真实性和反应性)。口头报告按采集时间可以划分为同步报告和追溯报告，按报告内容可以划分为元认知报告和非元认知报告(前者在报告时结合解释和说明，后者仅报告思维本身[注] Ericsson, K. A., and Simon, H. A. Protocol analysis: Verbal reports as data (rev. ed.). Cambridge, MA: MIT, 1993. 。缩短任务与报告之间的时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追溯报告的真实性，而同步报告的问题在于其反应性是否会对认知过程产生影响。

在非语言习得领域的研究中，对非元认知类同步报告的研究结果呈现出了较弱的反应性，其虽然可能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任务时长，但仍然可以相当准确地反映参与者的认知过程[注] Rhenious, D., and Deffner, G. Evaluation of concurrent thinking aloud using eye-tracking data. In M. E. Wiklund (Ed.), Proceedings of the Human Factors Society 34th Annual Meeting. Santa Monica, CA: Human Factors Society, 1990. Biggs, S. F., Rosman, A. J., and Sergenian, G. K. Methodological issues in judgment and decision-making research: Concurrent verbal protocol validity and simultaneous traces of process data.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1993, 9, pp.234-248；李颖卉：《有声思维法效度与任务难度的关系:中国学生用无声和有声思维处理任务效果的对比研究》，《中国外语教育》，2013年第11期。 。而对元认知类同步报告的部分研究却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反应性，会对认知过程产生不同影响[注] Ahlum-Heath & di Vesta (1986)和Short et al. (1991)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对参与者任务行为的积极影响；Carpenter et al. (1990)、Schooler et al. (1993)和Dickson et al. (2000)等学者的研究结果呈现出消极影响。 。进而，同步报告中的非元认知类有声思维以及追溯报告中的刺激性回忆(尤其是即刻回忆)似乎获得了更高的可信度。而具体到二语习得领域的研究中，最早开始对有声思维反应性进行研究的学者是Leow & Morgan-Short，随后有Bowles & Leow、Sachs & Polio、Yoshida和Sanz et al.等。大部分学者的研究结果显示出较弱的反应性。Bowles M A.在其关于二语研究中有声思维争议性的著作中运用元分析法对可能使有声思维方法产生反应性的因素进行了具体分析[注] 这些因素包括：口头报告的类型(非元认知、元认知)、口头报告所使用的语言、任务语言、任务类型(阅读、写作、语法)和二语水平(初级、中级、高级)等。 。其研究结果表明：语言类任务中的有声思维对任务行为效果的影响相对较小，其正/负反应性较弱。这进一步确立了有声思维法在语言类任务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中的地位。

近年来，我国外语教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内省方法的使用。其中，尤其以有声思维和刺激性回忆报告为代表。但在研究方法层面上，将这两种数据采集方式融入质化研究方法中的成果居多。张培等人对国内五种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现代外语》《外语学刊》和《外语教学》)发表的应用语言学文献的研究显示，2000—2010年间五刊共发表的89篇质化研究成果当中，使用内省方法的有15篇，其中，含有声思维法的文献8篇，含刺激性回忆方法的文献3篇，两者结合的文献2篇，总计占内省方法文献的87%[注] 张培，张昕昕，韩子钰：《应用语言学质化研究方法类型：2000-2010》，《外语与外语教学》，2013年第1期。 。然而，基于这两种方法的典型量化研究则相对较少，将有声思维和刺激性回忆应用于混合研究方法中的研究则更为稀少，且其中一些文献呈现出以量化方法为主导、结合非传统质化分析方法的特征。

相比之下，在西方学术文献中，有声思维和刺激性回忆作为数据采集方式和数据分析对象已被融入了应用语言学领域的混合研究方法当中。本文对Language Learning在2003—2018年间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收集和整理，从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混合设计三个层面对含有口头报告数据并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的11篇文献进行逐层分析，呈现出有声思维和刺激性回忆报告作为内省数据的采集方法和可用于混合分析的数据对象在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特点、设计和安排，最终为口头报告在运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二语习得研究中的应用提供借鉴。

1.同步口头报告数据的采集

这发生的一切是真的吗？我惊呆了，不可思议地望着血泊中的男子，他还在不停地抽搐，两只瞪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我，像是想喊救命，而我已经完全吓傻了，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一步也挪动不了。

二、混合方法中的有声思维与刺激性回忆

本文对Language Learning外文刊物在2003—2018年间发表的应用语言学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了统计。其中，数据采集方式和数据分析对象中包含有声思维报告和刺激性回忆报告、且研究设计上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的文献共计11篇[注] 这里不包含针对有声思维反应性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例如Sanz et al. (2009)和Godfroid, A. & Spino, L. A. (2015)。 。口头报告作为每篇中多种数据采集方式中的一种被融入到了实验、内省方法和混合方法三种研究策略当中(见表1)，其中内省方法1篇、实验7篇、混合方法3篇[注] Paribakht (2005)明确提出使用了内省方法，Sasaki (2004)、Kahng (2014)和Ga′nem-Gutie′rrez & Gilmore (2018)的研究不具有传统内省方法的典型特征，但却采集了内省数据，并在数据分析阶段采用了混合设计，作者将其作为一种研究策略归入“混合方法”当中。其中，Ga′nem-Gutie′rrez &Gilmore (2018)明确提出自己使用了混合方法研究设计。 。

表 1 11篇文献的研究方法与混合设计

(一)关于同步和追溯口头报告数据的采集

在本文研究的11篇文献中，有3篇采集了纯质化数据，8篇采集了混合数据，且其中都包含一项同步口头报告或追溯口头报告[注] 本文所分析的数据均为研究者采集的、用于分析的核心数据，对于研究初期采集的例如用于给参与者分组的数据或没有直接用于分析的问卷调查数据不在本文的分析范围内。 。同步口头报告的数据形式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有声思维报告，另一种是有声思维报告结合追溯调查问卷。追溯口头报告的数据类型有两种：刺激性回忆报告和追溯口头问题。多重数据源中的其他数据采集方式还包括：录音(用于角色扮演任务和演讲任务)、录像、访谈、问卷、测试(包括词汇测试、写作测试、阅读测试和听力测试)、电脑点击率、屏幕采集(digital screen capture)。

在对被审计企业进行经济责任审计中，工作人员衡量被审计企业的经济情况时，不能单单凭借被审计企业提交的财务数据。通常情况下，被审计企业面对经济责任处罚时，部门人员为了自己的利益会推卸责任，降低对自己的处罚。导致这类现象产生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被审计企业在界定各部门人员的经济责任时，没有详细划分各部门人员的责任和义务，这样出现责任事故时，因为企业没有明确规定各部门和人员的职责范围，经常会出现推卸责任的情况，很难找到责任的相应承担者。

以上述及的各项社会公益事业在中国古代社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寻常百姓的不同社会需求，同时也为巩固建立于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政治统治提供了一定的合法性基础。然而，这也恰恰是中国古代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历史局限性所在。

在11篇文献中，有5篇含同步口头报告，且均为非元认知类口头报告，在有声思维数据采集之前都有对报告方法的培训，报告时对母语或二语语言的选择通常不做要求，数据采集时研究人员的提示问题不带任何干扰特征。有声思维数据的采集被应用到了听力和阅读过程(包括阅读理解和阅读猜生词的任务)中，除了录下听力音频、任务中的有声思维报告和研究人员的提示以外，在一些研究中，研究人员还记录了参与者的非语言行为和对这个研究阶段的总体观察(Paribakht，2005)。

Hayes & Nash指出：“同步口头报告的优势在于其比任何其他方法都能更好地呈现规划过程的详细数据，但人们仍然不能完整表达出大脑曾经思考过的一切，而追溯调查问卷是解决同步报告不完整性的一个方法。”[注] Hayes J. R., & Nash, J. G. On the nature of planning in writing. In C. M. Levy & S. Ransdell (Eds.), The science of writing. Mahwah, NJ: Erlbaum, 1996, pp.29-55. 在这5篇含同步口头报告的文献中，有2篇使用了有声思维报告与追溯调查问卷(retrospective questionnaires)相结合的数据采集方式。Mancho′n & Roca de Larios (2007)设计了两组追溯问卷用来分析参与者对题目、修辞情境和写作环境的态度。Peters et al. (2009)的追溯问卷用以分析学生二语德语阅读词汇学习的策略使用和处理词典信息的方式。

3．口头报告数据用于混合分析

2.追溯口头报告数据的采集

研究人员将有声思维或刺激性回忆报告这些可以用来进行质化、量化或混合分析的数据源融入其研究设计时，是否已经明确了其在混合研究中的位置和作用呢？

本文所研究的文献中有6篇含追溯口头报告，其中，有5篇以刺激性回忆报告作为数据采集方法，分别用于研究二语写作、二语口语和二语听力。刺激性回忆数据采集时的刺激源(stimulus)通常是任务过程中的录像(Sasaki，2004；Uggen，2012和Ga′nem-Gutie′rrez & Gilmore，2018)或追踪测试结果(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2010)。Sasaki (2004)用两台录像机录下参与者的写作过程，其中一台录像机录下手和铅笔的移动，另外一台专门录下参与者的整体写作行为，包括眼和头的移动。任务结束后即刻收集刺激性回忆数据，要求参与者同时观看两个录像，并解释录像中停顿时间超过3秒钟时正在思考的问题。Uggen (2012)将参与者的阅读和划线任务过程进行录像(其中要求参与者大声读出阅读和划线内容)，之后即刻进行刺激性回忆数据的收集。参与者需要解释录像中“划线”和“犹豫”时正在思考的内容。而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 (2010)的刺激源是测试结果，在研究中期和研究末期将阶段性MALQ[注] Metacognitive Awareness Listening Questionnaire用来测评听力中元认知知识的变化。问卷包含21个与二语听力理解相关的随机问题，在1-6六个程度中选择。详见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 (2010)，P477，P496。 结果分别呈现给参与者用以讨论测试的差异性。Fe′lix-Brasdefer (2004)是6篇文献中唯一以追溯口头问题作为追溯口头报告采集方式的文献。研究人员在角色扮演任务之后安排了访谈，访谈后即刻收集追溯口头报告，用以分析参与者对任务过程中拒绝类语言的社会观点[注] 语际语用学中使用口头报告的历史并不长，且这类报告通常用于补充角色扮演任务的数据结果。 。

在数据的结构性方面，Sasaki (2004)和Uggen (2012)收集的刺激性回忆数据的结构性最强，数据收集的节点由研究人员判断，随后暂停录音/录像。虽然参与者可以在自己想表达的时候暂停录音/录像进行表述，但很少有这种情况出现，如Uggen (2012)中只有两个参与者主动停下录像进行表述。Kahng (2014)和Ga′nem-Gutie′rrez & Gilmore (2018)所报告数据的结构由参与者和研究者共同构建，研究人员让参与者自己选择节点，进而缓解研究人员对其回忆的干扰。同时，研究人员也会在寂静和填充停顿节点被忽视时主动暂停，加以补充。而相比之下，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 (2010)所报告数据的结构性较弱，以“讨论”的形式呈现，这一特点显然与刺激性回忆过程中刺激源的形式有关，与前三篇中的录音/录像相比，MALQ的问卷结果更适合于使用讨论的形式来获取口头报告数据。Fe′lix-Brasdefer (2004)的结构性最弱，报告仅以一个追溯问题的形式出现。

将口头报告数据仅用于质化分析的文献有6篇，其中，1篇对同步口头报告(有声思维报告)进行了质化分析，5篇对追溯口头报告(含4个刺激性回忆报告和1个追溯口头问题)进行了质化分析。6篇文献中，有3篇文献呈现出了较强的归纳性质化分析特征(inductive qualitative analysis)：Uggen (2012)基于参与者的“关注内容”将其分为了四个类别[注] 即“对语法的关注”、“对实义词的关注”、“对不熟悉的词汇和表达的关注”，以及“对参与者自己的观点与原文观点的比较”。 ，并逐一呈现出报告原文来加以说明；Kahng (2014)将参与者在追溯口头报告中提出的产生停顿或犹豫的原因分成五类(内容、词汇、语法、音韵和语用)，基于报告原文逐一进行举例分析并在小组间进行比较分析[注] Kahng (2014)对刺激性回忆报告中提出的问题总数和报告时间也做了简单的平均值和标准差统计。因为并不是系统量化研究，所以没有将其界定为量化分析。 ；Leow et al. (2008)的研究人员在5个实验组阅读和回答阅读问题时收集了有声思维报告数据，将参与者对目标词汇的处理程度分成了三个层级(同时呈现出相应的百分比统计数据)[注] 这三个层级包括：a. 仅标出目标词汇；b. 对目标词汇有简单关注(简单的发音、语调的提高和偶尔的点评)；c. 对目标词汇的解释或翻译。近年来，考察专注力(attention)的研究设计中大多包含有声思维报告。 。其余3篇文献中追溯口头报告的结构性较弱，以对报告原文进行质化分析为主。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 (2010)对刺激性回忆报告原文的质化分析描述了参与者听力元认知意识的增长过程，进一步证实了其量化研究结果。Fe′lix-Brasdefer (2004)使用大量角色扮演的原始对话来依次说明其各个研究问题的量化研究结果，而仅在最后的讨论部分用追溯口头报告数据补充分析了一个讨论问题。该文献中追溯口头问题较弱的结构性和单一的问题形式使得其在质化分析中的地位也显得相对次要。Ga′nem-Gutie′rrez & Gilmore (2018)中的刺激性回忆报告主要用来提高数据编码的准确性以及提高对二语写作行为的理解。虽然上述6篇文献中的口头报告仅用于了质化分析，但口头报告却不总是质化分析中的唯一数据源。例如，刺激性回忆报告是Uggen (2012)中质化分析部分的核心数据，但其收集的作文和划线数据也同时用在了量化和质化分析中。Fe′lix-Brasdefer (2004)的质化分析对象包括角色扮演录音原文和追溯口头报告。

(二)关于同步和追溯报告数据的分析

这部分我们分析了10篇文献[注] 本文对口头报告数据用于质化分析的界定基于文献中是否系统呈现了对口头报告的归纳性分析、对口头报告原文的举例分析，以及文献作者对口头报告数据使用的描述。这部分中，我们没有具体分析Peters et al. (2009)，其收集的量化数据包括：电脑点击率、词汇量测试和3个词汇测试；质化数据包括有声思维报告和含追溯问题的调查问卷。但文献并没有呈现出对有声思维报告的整理和分析结果，对追溯调查问卷的质化分析也仅在讨论部分中简单提及。 ，其中，口头报告仅用于量化分析的有2篇，仅用于质化分析的有6篇，用于混合分析的有2篇。

1．口头报告数据仅用于量化分析

他的心虚了。眼前的往生塔，上细下粗，便像山顶的一座孤零零的坟墓。构成塔壁的那些骷髅头，瞪着眼眶，张着大嘴，在夜风中发出似有若无的呜咽。它们望着他，带着邪笑，扭动着身子，头与头之间的摩擦，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嘎嘎”声。

口头报告收集来的原始数据经过录音和转写之后可作为质化分析的一手资料。但并不是所有的口头报告数据都会在采用混合方法的研究中被作者用来进行质化分析。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如果口头报告数据仅用于量化分析，那么作者所收集的数据中必然还有其他适合做质化分析的数据源。在这10篇文献中，有2篇文献的口头报告数据仅用于量化分析(刺激性回忆报告和有声思维报告各1篇)，其用于质化分析的数据源分别为访谈和追溯调查问卷，而口头报告通常也仅构成了部分的量化数据。Sasaki (2004)收集的量化数据包括刺激性回忆报告、SLEP和作文分数、写作前的准备时间和写作总时长，而其质化分析对象是访谈数据，用以解释其量化研究结果。Mancho′n & Roca de Larios (2007)收集的核心数据是有声思维报告和两个追溯调查问卷。其量化分析对象是有声思维报告数据和追溯调查问卷中的9个李克特量表问题，其质化分析对象是其问卷中的陈述类文字。

福州市由5区8县组成，对福州市城市林业建设的调查问卷主要集中在建成区即仓山、鼓楼、晋安、台江以及马尾5区为主，共计发放问卷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0份，具体各区的问卷样本数见表1。因为仓山区面积最大，居住人数也较多，故对其问卷数分发的最多(104份)；鼓楼区(46份)与台江区(48份)是福州市人口相对较为密集的区域，故对其发放的问卷数仅次于仓山区，而马尾区(16份)由于人口相对稀少，故问卷数相对较少。问卷调查的样本数基本符合本次研究的需要。经信度检验可知，问卷的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37，通过了Hotelling的T平方检验，表明问卷具有良好的可靠性。

2.口头报告数据仅用于质化分析

在追溯报告所应用的任务类型方面，Sasaki (2004)、Uggen (2012)、Ga′nem-Gutie′rrez & Gilmore (2018)和Kahng (2014)中的任务类型均为“输出类任务”(前3篇为二语写作、第4篇为二语口语)，且都选择了刺激性回忆报告进行内省数据的采集，所采集的信息均为参与者在录像中出现“停顿或犹豫”时的思维过程。虽然刺激性回忆报告会在增加数据采集时长的同时放弃同步数据采集所能捕捉到的鲜活的即时思维过程，但其用于研究“输出类任务”中认知过程的优势似乎正在被更多的学者接受。选择追溯报告可以使参与者专心于“输出类任务”中大脑信息的整理与输出过程，进而无干扰地呈现出其在任务中的表现，使随后的追溯数据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和更高的研究价值。而相比之下，“输出类任务”中同步口头报告的反应性却令研究人员担忧。Mancho′n & Roca de Larios (2007)要求参与者大声说出写作任务过程中的全部思维过程。但在谈及数据收集方法时，Mancho′ n & Larios强调：同步报告所呈现出来的思维与文字之间的关联性最强，可以用来捕捉参与者即时行为的准确信息，但有声思维的反应性对于规划行为的影响可能会更大，进而他们不得不通过精心的研究设计尽量降低反应性可能带来的影响。

在这5篇文献中，融入了有声思维报告的研究领域是二语听力(Vandergrift，2003)、二语阅读(Leow et al.，2008；Paribakht，2005；Peters et al.，2009)和二语写作(Mancho′n & Roca de Larios，2007)，但有声思维报告并不完全适用于所有类型的语言任务。学者们对写作任务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而口语任务更适合使用刺激性回忆报告来收集数据(Gass & Mackey，2000)。自Leow & Morgan-Short (2004)开始，学者们对二语阅读中有声思维反应性的研究最多，且其结果大部分呈现出了一定的反应性。虽然有学者(如Bowles，2010)主张“研究人员在将有声思维报告融于阅读任务时应谨慎考虑”，但仍有一些学者青睐于同步报告对于阅读任务中即时认知信息获取的优势，这一现象与研究内容、角度和研究设计等诸多因素相关。例如，有声思维报告在“专注力(attention)”研究中的地位已经获得了学界的认可，进而Leow et al. (2008)选择使用有声思维法来分析专注力对阅读理解的影响。

在口头报告用于混合分析的2篇文献中，口头报告的形式均为有声思维报告。关于听力策略多年的学术研究表明：有声思维报告是可以用来研究即时策略使用的一种有效数据，将对报告的量化和质化分析结合起来可以为不同水平参与者之间的差异提供更好的解析。Vandergrift (2003)研究了法语听力策略的类型和不同水平参与者使用策略的差异。其采集的数据为单一质化数据，即在完成听力任务过程中的有声思维报告。该数据也是研究人员进行混合分析的唯一数据源。在量化分析阶段，研究人员根据“元认知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情感表达策略”对有声思维报告进行分类和编码，进而比较两个小组间不同策略使用的均值和标准差。而对两组中的两个参与者在每一个有声思维数据采集点上的报告原文所进行的质化分析呈现出了与量化分析一致的结论，进一步证实了各种策略使用的差异性。Paribakht (2005)是一篇使用了混合研究方法的内省研究，其研究内容是母语的词汇化对二语词汇推断的影响，所收集的混合数据包括有声思维报告和词汇知识量(VKS)。研究人员通过阅读中的词汇推断任务来收集有声思维报告，并在收集报告数据之前和之后分别用VKS测试了参与者关于目标词汇的知识水平。对有声思维报告的质化分析显示：参与者使用了从语言学到非语言学领域的多种知识源，且他们在推断词汇化词汇和非词汇化词汇时使用了同样的知识源和语境线索。而在随后的描述性量化分析中，研究人员基于有声思维报告数据进一步分析了参与者使用不同知识源的频率、方式、次序和推测词汇的水平，同时对两次收集来的VKS平均分进行了t检验。此外，文献在讨论部分中又呈现了两组有声思维报告原文用以进一步证实其量化研究结果。

(三)口头报告与混合方法的设计

3.1.3 医学图书馆的信息基础设施要完善。信息基础设施是决定一个学校图书馆的基础能力和存储能力。目前，学校的存储能力还停留在结构化数据中，远远不能满足现在网络信息产生的数据，大数据时代可以智能分析计算能力，能高效的获取、存储和分析TB、PB级别的数据。这对医学图书馆的软硬件设施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在口头报告仅用于量化分析的文献中，口头报告是两种或多种量化数据采集方式之中的一种，而在口头报告用于混合设计的情况下，质化分析往往只起到了解释和补充的作用，口头报告构成的是核心或重要的量化数据来源，更多地体现出其在量化数据采集和分析中的作用。例如：Mancho′n & Roca de Larios (2007)中的质化分析(调查问卷陈述部分)对量化分析(有声思维报告)起到了解释和补充作用，使其研究结果更加完整。Sasaki (2004)指出其对访谈的质化分析最终对其量化研究结果(对追溯报告的量化分析)起到了解释作用。

在口头报告仅用于质化分析的文献中，口头报告体现出了更强的传统内省数据特征，并多被设计为混合研究中唯一或核心的质化分析对象。例如：Leow et al. (2008)提出自己使用了混合设计用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内部有效性，而其质化分析的唯一数据对象是有声思维报告。Vandergrift & Tafaghodtari (2010)指出，刺激性回忆报告举例并强化了其量化研究结果，而刺激性回忆报告是其质化分析的唯一数据对象。Kahng (2014)中的量化分析和对刺激性回忆报告的质化分析分别解决了两个研究问题中的一个。

在口头报告用于混合分析的文献中，口头报告在混合设计中具有了更加突出的地位，即被同时设计为质化和量化的核心或唯一数据对象，进而成就了研究者进行“混合分析”的目的。例如：Vandergrift (2003)中的有声思维报告是其混合分析中采集的唯一数据源，且其明确提出了混合的目的，即质化分析结果用以强化量化分析结果。Paribakht (2005)中的混合研究包括对有声思维报告的质化研究(分析了知识源的类别)和结合了有声思维报告的量化研究(分析了知识源使用的频率)。

钢渣砂可以作为砂浆集料，选择大粒径钢渣可提高砂浆的抗压强度[28]。用钢渣等体积替代石英砂配制干混砂浆，粒径小于1.18 mm的钢渣砂配制的干混砂浆可满足力学性能和膨胀性能的要求[29]。在钢渣掺量较小时，用钢渣代砂制备砂浆后对其干缩性能和抗冻性能进行试验研究表明，钢渣砂浆与普通砂浆的自然养护干燥收缩值比较接近[30]。

三、结论与进一步讨论

Language Learning期刊中的文献以量化研究为主，这一特点一方面使得我们能够在其中找到一些数据采集方式中含有口头报告形式的混合研究样本，同时我们也看到，报告数据中只有2篇得到了单纯量化分析，且不是文献中唯一的量化数据。而其余文献中的口头报告，或被进行了混合分析(2篇)，或作为质化数据被融入了混合分析，这一特点体现了口头报告在混合设计中作为质化分析对象所占有的权重。

那些结构性较强的口头报告(包括有声思维报告和结构性较强的刺激性回忆报告)无论是用于质化分析、量化分析还是混合分析，对其进行分析的第一步通常是基于已有的或改进的策略或分类方法进行编码，然后根据研究者的研究设计对其进行下一步的分析，这是它们有别于语篇质化分析的一个特点。虽然我们可以像分析语篇那样对口头报告的内容进行质化分析，但其可被量化的特征也尤为突出。

在所分析的文献里，有4篇中的口头报告用于了量化分析(含2篇混合分析)，其中有3篇是有声思维报告。而在口头报告仅用于质化分析的6篇文献中，仅有1篇是有声思维报告，其余5篇均为追溯口头报告。这似乎呈现出了混合设计中同步报告与量化分析、追溯报告与质化分析之间相对较强的关联性。此外，在6篇使用了实验方法的文献中，口头报告用于纯质化分析的有4篇，仅用于量化分析和用于混合分析的各1篇，体现出口头报告在实验方法中作为质化分析数据的倾向性。

This study brings to light differences in geographic distribution and potential access to care and underestimation of cancer patients in Tanzania.

在口头报告被量化的4文献中，有2篇是对“策略”的研究：Sasaki (2004)基于不同写作策略对刺激性回忆数据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Vandergrift (2003)基于不同听力策略对有声思维数据进行编码和量化分析。这说明口头报告是学者欲使用混合研究方法对二语习得策略进行研究时的一种选择。

将口头报告这种认知数据进行量化研究的合理性还有待于持久的研究证实，但口头报告自身对于研究二语习得中认知过程的优势已经使其在该领域的混合研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这终究是因为混合研究方法本身已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敞开了一扇门。有声思维报告与刺激性回忆报告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适合于不同的任务类型、哪些数据采集方法与口头报告相结合可以更好地实现特定研究目的等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

Think -Aloud Protocols and Stimulated Recall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Based on the Oral Report Data from Language Learning

Liu tingting

(Tianji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ianjin 300222,China)

Abstract :Think-aloud protocols and stimulated recall methodology, as a method of data collection and the object of data analysis, have been applied into the mixed methods research in applied linguistics. In many cases, oral reports still act as data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Although we can qualitatively analyze oral report data as we do to discourses, its quantifiable features are particularly prominent. In mixed methods research,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synchronous report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between retrospective report and qualitative analysis. In experimental studies, in more cases, oral reports are designed to be data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When oral report is used only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it is strongly characterized with traditional introspective data, and is mostly designed as the only or core data for qualitative analysis. When oral report is used only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it is often designed to be among several approaches to collect quantitative data. When oral report is used in mixed design, qualitative analysis based on it often serves as explanation or supplement, while oral report constitutes the core or important quantitative data source, which reflects its role in quantitative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Key words :think-aloud protocols; stimulated recall; language learning; mixed methods

作者简介: 刘婷婷(1982—)，女，天津人，博士，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混合研究方法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YY084)

中图分类号： H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359(2019)03-0121-06

收稿日期： 2018-07-20

DOI ：10.16366/j.cnki.1000-2359.2019.03.017

[责任编校 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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