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品读史学著作中提升备课质量——从阅读《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鸦片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茶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每位刚走上讲台的新教师都有一个梦想：把最好的课奉献给学生。但若干年后，他们却发现，自己的专业成长并没有取得多大的进步。笔者认为，制约教师专业成长的瓶颈之一是对相关学术著作阅读的忽视。本文结合阅读仲伟民《茶叶与鸦片：十九世纪经济全球化中的中国》（以下简称“仲著”）一书的体会，谈谈笔者在品读学术著作中获得的专业滋养，求教于方家。
一、史学著作的品读视角
作为高中教师，笔者习惯从“三维目标”的视角审视学术作品。从知识目标看，“仲著”的选题是早期经济全球化那段历史。作品以19世纪中西贸易中两种主要的大宗商品——茶叶和鸦片为主要线索，展开了对近代中国被动进入全球化过程、中外贸易在这一过程中所起作用、中国在其间的世界地位、中国传统社会和经济秩序瓦解等问题的研究。“仲著”之所以选择这一视角，是因为在全球贸易的早期发展史上，香料、胡椒、咖啡等成瘾性物品曾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布罗代尔所论，在工业成为“资本主义”的理想活动场所之前，正是香料、胡椒、咖啡、茶叶等在人类经济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的“小”东西，为欧洲资本主义、全球贸易和经济体系的早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方法目标看，作者采取了传统的实证方法，在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成果的基础上，十分注重分析经济背后所体现的社会发展。从书后的参考文献可看出，“仲著”采用的资料分为两大类：（1）史料类文献，有原始文献（70多种）和史料汇编（20多种）。（2）研究类文献，有中文文献（140多种）和英文文献（20多种）。笔者对原始文献（即一手资料）的运用特别关注，因为利用原始资料构建历史图景，让史料本身说话比引用其他专家的观点更具说服力，也更显史家的功力。另外，该书还采用了比较方法（如茶叶贸易和鸦片贸易比较研究）、长时段研究（将19世纪的中国打通进行整体研究）并借鉴了全球化理论、市场理论、成瘾性消费品理论等多种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经济史。
从情感目标看，“仲著”中不时流露出作者对那段历史的感慨和反思，读起来发人深省。如谈到近代中国茶叶贸易时，仲教授指出：“茶叶是中国19世纪最重要、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本来应该有机会借此实现农业的大改造，而借助于茶叶加工又可以促进工业的发展，至少可以在产茶区做到这些。但现在看来，这只是今人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在那个时代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1]76
二、学术成果和高中教学的融合
对于学术成果，高中教师不能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全盘吸收，而要结合高中教材和教学要求加以取舍。在对“仲著”的阅读中，笔者坚持了以下三个原则。
1.准确地理解历史概念
如清朝实行的“闭关自守”政策，笔者一直以为该政策是清朝保守的对外贸易政策，反映了清政府的愚昧无知。“仲著”则指出，就历史事实而言，“清朝真正完全实行海禁的时间只有40年，其他时间并未封关禁海，更未断绝海上贸易。清初海禁政策，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限制对外贸易，而是防止郑成功反清复明活动，严格说这是中国内政，谈不上‘闭关自守’。”[1]328之以如此，是因为中国“地域辽阔，国内市场活跃，基本可以保证内需，是中国不愿过多依赖外部市场的重要原因。……在前近代阶段，世界各国都是程度不同地实行‘闭关自守’和垄断政策，不同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观念……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牢固地把守边界是防止中国之外强敌威胁的最好办法。而对于几千年来从未受到外来入侵威胁的东南海疆，中国人所能想到的办法依然是设立防线，尽量阻止外人向内地渗透。”[1]329-330
“仲著”的上述分析，使笔者对清政府实施的“闭关自守”政策有了全面的认识。“闭关自守”政策是清政府按照传统思维方式理解世界的产物，完全符合缺乏近代国家观念和外交观念的古代中国的国情。国此，教师在备课时不必因“闭关自守”政策的负面影响而一味指责清政府，而应该像“仲著”那样，引导学生联系历史背景，从历史主义出发，抱“了解之同情”态度来认识所谓的“闭关自守”问题。[1]332
2.重新讨论教材已有结论
从高中历史新课程理念出发，教师应致力于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能力。但长久以来，缺乏学术底蕴的中学历史教师很难发现教材中可以商榷的地方，只能人云亦云，唯教材是从，重记忆轻思辨。事实上，很多我们不假思索接受的结论是可以讨论的。例如，“以1840年作为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分界问题”，传统的说法是：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是一个“木乃伊式的国家”，直到鸦片战争后才被西方强制拖入全球化进程。然而，近年来的研究表明：在1800年以前，中国巨大的出口，把世界主要的“硬通货”白银的一半吸引到中国。中国经济已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并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1]4无论从国际关系视角，还是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尤其从中国经济发展的脉络来看，1840年或者说鸦片战争都不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正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所言：如把经济关系的国际化作为近代标志的话，那么中国的近代，则应追溯到19世纪初。如着眼于中国国内旧制度的解体和新制度的萌生，那么中国的近代，开端于19世纪后半期似乎更为妥当。[1]523所以我们在备课时，应有意识地收集这类的学术争论并将它们呈现给学生，让学生自主分析不同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使之成为一代理性的公民而非纯感性的愤青。
3.优化教学设计
2010年末，笔者接到一个教学任务——在浙江省高中历史新课程“疑难问题解决”专题研训活动中开一节“古代中国的经济政策”展示课。“仲著”在书尾的总结——“如果从具体的问题和史实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逻辑到逻辑，那么我们将会发现此前的很多结论都需要重新思考和讨论”[1]337给了笔者很大的启示：这不正是自己充分认识历史教学的探究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绝好机会吗？！于是，笔者在备课时以“经济政策涉及各方利益的计算和权衡”这一观点为核心，设计了一组问题：（1）执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初衷是什么？（2）植根于战国乱世的重农抑商政策为何被后世大多数王朝执行呢？（提示：从统治者、农民、商人三方利益计算和权衡）（3）在古代社会后期（明清）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还适合吗？围绕上述问题，笔者选择了多样化的史料，有原始文献，如《吕氏春秋·上农》；有教材原文、学者论著，如张乃和的《16世纪英国早期重商主义特征的历史考察》、谢和耐的《中国社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有历史个案，如“十三行”行商伍秉鉴的发家史、南宋思想家叶适对传统经济政策的反思，等等。在教学中，笔者要求学生根据教科书与教师提供的资料，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推理分析、比较论证，探究相关历史问题。通过这节课教学，学生充分认识到：古代中国的重农抑商政策有其深厚的社会土壤，也曾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在古代社会后期（明清），中国经济结构和世界经济潮流二者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和剧烈的碰撞，国家的经济政策必须与时俱进，注意农、工、商的协调发展；另外，这也充分反映出经济政策制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总之，笔者认为，学术著作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如有其独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就能为解读中学教材和日常备课提供开阔的视野和无尽的灵感，有助于我们跳出“题海战术”的围城，走上专业提升的“高原”，使历史教学真正成为富有创造性和深刻现实意义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