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生产力革命的制度及市场基础——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间技术效率差距因素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工业论文,之二论文,生产力论文,企业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数据及变量界定
1.数据来源的说明
研究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国家统计局1995-2002年的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年度统计数据，每年大约22000家企业。清除数据不完整、工业增加值为负值、有错误或开工不足等企业后，8年总体样本数据观察量为177086，每年观测的企业大约为21000家。本文的分析是按行业进行的，即对行业进行模型估计，利用估计结果分别进行分析。由于工艺品等其他制造业（ind2=43）② 的宏观价格数据缺失而没有参与本文的计算，其他非金属矿采选业（ind2=11）合并到非金属矿采选业（ind2=10）。从2002年的数据看，样本中企业数量超过1000家的行业分别是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1680家）、非金属矿物制品业（1655家）、纺织业（1644家）、通用机械制造业（1414家）、交通设备制造业（1286家）、电气机械与器材制造业（1122家）、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1120家）以及专用设备制造业（1088家）；纺织业由1995年的2475家企业下降到现在的1644家企业。行业企业数不足100家企业的行业分别为木材采运业（88家）、家具制造业（85家）、煤气生产与供应（84家）、黑色金属矿采选业（41家）和石油天然气开采业（38家）。
2.大中型工业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
本文所采用的大中型工业企业样本在整个工业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企业数量上看，尽管大中型工业企业占全部国有规模以上（产值500万元）非国有企业的比例每年大约为12％左右，大中型工业企业的从业人数占整个工业就业人数的16.7％，但是大中型工业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却占整个工业的40％以上，占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可见，大中型工业企业的发展与技术效率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工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水平。这也是本文以大中型工业企业为研究对象的意义所在。
3.价格因素的考虑
使用面板数据研究生产率的变化必须考虑两方面的价格因素：一是产出变量-现价工业增加值中的价格因素；二是投资品的价格。虽然，从总体上看，1995-2002年间物价变化不大，零售物价指数大多数年份呈负增长。但是，行业间的价格变化差异却不容忽视。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物价指数对工业增加值价格和固定资产净值的价格予以调整。物价局抽样调查得到的宏观物价指数的可信度相对于企业回报的价格缩减指数更可靠，但是该指数仅仅涉及14个主要行业的主要产品，无法与本文数据中的37个两位数行业进行匹配。根据行业的相关性，估算出了37个行业的年度产出价格指数（ pyv） ；而对于固定资产的投资价格指数，本文按国家物价局公布的投资产品年度价格指数（ kprice） ，对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予以调整。总体说来，能源、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升，轻工业产品价格却呈下降趋势。另外，投资品的价格变化相对要小些。据此，将现价增加值（ avalue） 和固定资产存量（ nvfixa） 进行行业价格水平调整。
4.关键变量统计特征
本文所涉及到的变量主要是：产出变量采用现价工业增加值（ avalue） ，投入要素为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 nvfixa） 以及从业人员平均人数（ labor） 。从增加值（对数形式表达）的行业分布来看，石油天然气开采、石油加工业、煤炭电力冶金等行业大都属于重工业特大型企业，因此，这些行业的企业平均增加值大大高于其他行业。相反，机械工业以及轻工业等行业的增加值却远远低于前面的几大行业。资本存量以及劳动力的排序基本上与增加值的顺序一致。
由于增加值为负数不能参与对数计算，分析中所使用的数据因此减少了11000家。这说明严重亏损企业的数据还没有用上，这无疑会损失非常重要的信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用产值而不是增加值作为产出指标，在投入要素中加入中间投入要素。这样会导致前沿模型包含太多的变量，因而，本文没有采用此法）。预算约束变量excapital是总资产利息率（利息支出/总资产），由于有的企业因大量存款而有利息收入，因此，该指标为负值。另外，极个别企业的利息支出已超过了总资产，总资产利息率大于1。天然气开采业1995-1999年都只有1家企业。因此，市场份额（ msh3） 和赫芬达尔指数为1，这是极少数行业的特例。国有企业的资产利息率由1995年的3.5％下降到2002年的1.4％，可见，预算约束有强化的迹象。各类企业的利息支出率都有所下降。
技术外溢效应变量。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资产在各省市的比重在8年间变化很大。国有、集体企业分别由78％、14％下降到51％、5.7％；外商、港澳台企业、混合制企业以及私有企业的资产比重在各地区分别由1995年的9.2％、12％、9.9％、0.1％上升到2002年的20.1％、17.7％、32.8％、2.7％。从行业分布看，各所有制企业的资产比例的变化基本与地区间分布的变化类似。但是到底哪种所有制的投资有溢出效应，哪种投资有吸收效应要在模型中控制其他因素的变化才能得出结论。
五、实证结果
按照2位数代码划分标准，本文分别估计了37个行业包含外生性因素的随机前沿生产模型。
1.联合模型的假设检验结果
根据前面的讨论，本文从6个方面检验了模型的设定：
（1）关于是采用复杂的对数转换形式的包容性生产模型还是采用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形式。除了非金属矿采选业（ind2=10）和家具制造业（ind2=23）外，其他35个工业行业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即接受包容性的对数转换模型比简单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形式好。
（2）生产函数中是否包括技术进步因素。如果采用时间跨度较小（日、月度、季度）的数据，技术进步就不明显。但是，本文采用的是年度数据，且所跨越的8年（1995-2002）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时期，外商大举进驻中国市场，企业改革也全面地展开。因此，从理论上讲，不考虑技术进步因素的模型是有缺陷的。为此，本文用时间表示技术进步，其形式不仅考虑了一次项与二次项的技术变化形式，而且考虑了技术与投入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即技术对要素的非中性特征。对数似然检验结果表明除了皮革业（ind2=19）、家具制造业（ind2=21）以及煤气生产业（ind2=45），其他行业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因此，从统计上，包含技术进步的生产模型是可取的。
（3）关于技术中性的检验。技术非中性是指技术渗透到要素中。检验的结果表明，11个行业的数据不能拒绝技术中性的零假设。它们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木材采运业、烟草加工业、皮革业、印刷业、化纤制造业、橡胶制造业、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制造业以及煤气生产与供应业。其他行业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
（4）检验投入产出数据中是否存在技术的非效率。检验结果表明全部的行业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零假设。因此，可以确定技术效率模型优越于生产函数模型。
（5）检验技术非效率是否随机。在模型的总方差中，若技术非效率成分的方差在混合误差中所占比例微不足道，那么技术效率不是随机的。假设检验的结果显示，除了石油天然气开采业属于特殊行业外（天然气开采业1998年以前，每年只有1家企业，1998年后拆分为3家企业），其他所有的行业的数据都显著拒绝技术效率非随机的假设。
（6）检验技术上的效率高低是否受外生性的因素决定。若本文根据技术效率理论所选择的外生性因素对技术效率没有影响，那本文的研究就没有进行下去的必要。检验结果显示所有的行业的数据都高度拒绝了零假设。
2.技术非效率外生性因素效应的估计
下面，本文分别讨论信贷预算约束、企业规模、行业竞争压力、技术外溢、所有制以及地区因素对技术效率的边际效应。
（1）信贷预算约束效应
本文研究中用企业的总资产利息率代表企业受到外部约束的大小。银行作为企业的最大债权人，是信贷预算的监督约束者。在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债务的压力会迫使企业提高效率。但是，国有经济因其与政府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关系以及历史等诸多因素，预算软约束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为考察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对预算约束的反应，以国有企业作为参照对象，用非国有企业与预算约束变量的交互项来衡量国有与非国有经济在预算约束效应的差别。
模型中变量（excapital=利息支出/总资产）的系数δ[，1]反映了国有企业的信贷约束（债务压力）对技术非效率的边际效应。该系数值小于零，表示外部资金（主要是银行的贷款，当然还有企业发行的债券）的增加会促使技术效率的提高，说明预算约束在强化；相反，表示银行贷款的增加并不能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
变量（ excapital_nse） 代表预算约束变量与非国有经济的交互项。该系数δ[，2]的大小反映非国有经济在预算约束效应上与国有经济的差别。该系数显著不等于零，表明预算约束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技术效率的影响显著不同。该系数小于零，表示非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对效率的提高比国有经济有更积极的效应。
在本文考察的37个行业中，26个行业的系数δ[，1]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零假设，表明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经济的企业的技术效率有影响。其中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业、烟草业等14个行业δ[，1]为负值，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经济的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显示这些行业的改革已见成效。但是，在煤炭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采运业等12个行业中，国有企业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银行贷款增加却伴随着技术效率的恶化。另外，石油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纺织业、皮革业、木材加工业等9个行业国有企业的预算约束对效率提高没有显著的影响。
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对效率有消极作用的行业有13个，这些行业大多属于采掘业和高垄断的行业，这些行业仍然存在预算软约束的现象。其他的24个行业，包括效应不显著的9个行业，其预算约束在加强，对技术效率有促进作用，由此说明大多数行业的国有企业预算约束在逐渐强化。
再看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在预算约束对技术效率效应上的差异。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在预算约束对技术效率的影响上是有差距的。37个行业中的20个行业预算约束效应的差异是显著的，其中服装、家具、造纸、印刷等8个行业非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效应更强，食品、饮料、烟草、钢铁等12个行业中非国有经济的预算约束效应更弱。另外的17个行业中，国有与非国有经济间差异不显著。
上面分析中，用企业的总资产利息率表示信贷约束压力变量，我们发现：
①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大多数行业确实存在。37个行业中26个行业的数据显示预算约束压力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
②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在绝大多数行业已经大有改观。在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等14个行业中已显现出预算约束强化现象，但是在煤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12个高垄断的行业仍然有软约束迹象。
③在控制了所有制以及其他众多因素条件下，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技术效率影响的差异仍然存在。虽然37个行业中20个行业预算约束效应差异显著，但是，在17个行业中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
（2）企业规模效应
确定企业规模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关系到行业到底如何发展以及行业政策的正确制定。如果公司扩大规模，技术效率会相应提高，那么，我们应该鼓励企业通过行业内并购、扩大规模以促进效率的提高。为了考察规模的非线性效应，模型中加入了规模变量的二次项。如果规模变量的一次项系数小于零，就表明规模扩大能够提高技术效率；二次项的系数小于零，说明效率提高的速度快于规模增大的速度。我们归纳了37个行业效率外生性因素模型估计的系数显著性及其符号。
为了便于说明，我们将规模（市场分额表示）与技术效率的关系用图1来表示。注意，为易于理解，图中用技术效率指数（-u）代替了模型中的技术非效率指数（ u） 。因此，模型中的系数的符号的意义正好与下面示意图所表达的相反。根据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的关系，我们将37个工业行业归纳为下面几种类型：
附图
图1 技术效率与企业规模关系示意图
①宜于扩大规模的行业。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呈正向线性关系，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图中曲线A表示该类型的企业。一次项系数δ[，3]为负值，但是二次项系数δ[，4]（与零的区别在统计上）不显著。宜于扩大企业规模的行业有：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电子通讯业。
②适当收缩规模的行业。企业的规模与技术效率呈负向线性关系，说明企业的内耗大于规模效益。图中曲线B，系数δ[，3]为正值，二次项系数δ[，4]不显著，表示规模大的企业，技术效率反而越低。应适当收缩规模的行业有：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木材采运业、烟草业、皮革业、造纸业、印刷业、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业。
③应当加速扩张的行业。在食品加工业、石油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金属制品业和交通设备制造业五大行业中，其模型中的一次项系数δ[，3]与二次项系数δ[，4]都为负值，表示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效率会加速提高。图中曲线C，系数δ[，3]和δ[，4]显著为负值。
④大企业扩张、小企业收缩的行业。在一定规模之前，企业规模的扩大会降低技术效率，但是规模增长到一定水平后，技术效率会好转。因此，从技术效率角度，这类行业中的大企业应该扩大规模，而小企业不应该追求大而全，应该适当收缩规模，主攻优势产品。曲线D表示这种U型曲线，系数δ[，3]显著为正值，二次项系数δ[，4]显著为负值。这类行业有：非金属产品制造业、电气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力工业和自来水业。
⑤技术效率与企业规模关系不大的行业。曲线E，系数δ[，3]、δ[，4]都不显著。其经济含义是企业的规模与技术效率没有显著的关系。这类行业有：煤炭开采业、石油天然气开采业、服装业、木材加工、家具业、文体制品业、医药制造业、钢铁冶炼业、通用机械制造业、煤气生产与供应。
但是，有的行业如橡胶制造业，系数δ[，3]与δ[，4]都为正值，表明行业技术效率与企业规模高度的反向关系。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技术效率却快速下滑。特种设备制造业，一次项系数δ[，3]不显著，但是二次项系数估计值统计上显著为正，其规模的扩大会加速恶化企业的技术效率。化学纤维业，系数δ[，3]为负值，但δ[，4]为正值，其经济含义是在一定规模之前，企业规模的扩大会提高技术效率，但是规模扩大到一定水平后，技术效率增长放缓，直至有下降趋势。因此，橡胶制造业和特种设备制造业应该收缩生产规模，而化纤业寻求最佳经营规模，可以提高技术效率。
基于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的模型分析结果，我们认为行业技术效率的提高不能采用“一刀切”政策，应该根据行业的特征制定相应的政策才能提高技术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3）行业竞争效应
传统观点都认为适度竞争可以提高效率。但是对于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工业而言，结论也是这样吗？
如果按照3位数行业计算的赫芬戴尔指数作为行业竞争压力指标，该指数值越大，表示行业集中（垄断）程度越高，竞争程度越低。因此，该指标有两层含义：一方面表示行业集中度，另一方面又表示行业的竞争程度。在分析中，必须要注意到该指标的两方面含义。
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选采选业、食品加工、饮料等19个行业，竞争有利于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有些行业，如化学原料、化纤、有色金属冶炼、通用机械、交通设备、电子通讯等6个行业越集中，越有利于提高技术效率。另外，石油天然气、铁矿开采业、木材采运业、服装业、皮革、木材加工、家具、造纸、文体制品等12行业的技术效率似乎与行业竞争状况没有显著的关系。
（4）技术外溢效应
本文从两个角度来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效应对企业效率的影响：行业内的技术外溢效应与地区内的技术外溢效应。目前，形成共识的是外商投资会给当地企业、或行业内企业带来技术上的外溢效应，促进其他所有制企业效率的提高。这个作用可以从地区的角度展开，也可以在行业内扩展。比如，外国银行业的进入，通过人员的流动，中国国内银行可以很容易地学到外资银行的好的管理经验和有益的知识，这样虽然外资银行会冲击内资银行，但是它所带来的竞争机制和经验，无疑会提高金融业的水平和效率。下面本文分别从行业和地区角度来分析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的技术外溢对技术效率的影响。
①行业内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外溢
行业内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技术水平虽然不同，但是通过产品的模仿、学习，技术人员的流动，都会导致技术、管理的流动。为了衡量行业内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技术的外溢对z技术效率的效应，本文以国有企业为基准，通过分析其他所有制企业资产比重的变化与技术效率之间的关系，以确定技术外溢效应是否存在、以及技术外溢的方向。如果某所有制企业比重的增加导致行业内企业技术水平的接近，行业整体技术效率的提高，我们称该类企业具有技术外溢效应；如果导致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水平差距拉大，则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会降低，则称该类企业有技术吸收效应。比如，某行业内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比重增加，导致整个行业技术效率平均水平的显著提高，我们就认为外商投资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应。
首先，看私有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私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后起之秀，但在大中型工业企业样本中所占比例最小。从1995年的5家发展到2002年的1302家。在37个行业中私营企业的溢出效应不是很明显。在食品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非金属制品、仪器仪表等4个行业中，私营企业的比重增加，存在技术外溢效应为正。但是，在纺织业、制药业、金属制品、通用机械、电气器材等5个行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为负。因此，从效率的角度看，私有化至少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并不都是能够提高效率。相反，在纺织等行业中，私营企业具有技术吸收效应。
当前，集体企业在经济中的重要性似乎被忽略。但是本文的研究发现，集体所有制企业存在技术溢出效应的15个行业中，食品加工、食品制造等11个行业的溢出效应为正，即集体企业比重相对国有企业的增加会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
建立股份制现代企业是国有企业摆脱困境的重要途径和举措。本文样本中的混合制企业大多是由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企业经过改制后产生的企业。因此，从混合制企业的表现可以观察国有企业改革的效果。在考察的37个行业中，仅仅食品生产、纺织、家具业等9个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为正，其他行业的技术外溢效率要么为负，要么不显著。这表明国有企业的改制还仅仅停留在形式上，对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没有实质性的效果。由此，我们认为大中型国有企业的改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传统观点都认为，外商投资企业是中国企业技术水平提高的重要渠道。从本文的模型估计结果也可见一斑。在技术外溢效应显著的17个行业中，在纺织、服装、皮革等11个行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为正，外商投资的增加提高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但是，在食品加工、医药等6个行业中，技术外溢效应为负，说明外资的引入会拉大企业间技术水平的差距，从而降低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
总的来看，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并不显著。我们仅仅发现服装业、家具业、石油加工业等6个行业存在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但是其他行业要么技术外溢不显著，要么技术外溢效应为负。这可能与港澳台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有关。
从上面对行业内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外溢效应的分析看，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技术外溢现象是明显的，虽然大多数行业的技术扩散方向是从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转移，但是仍不排除还有许多行业是国有企业向其他所有制企业技术转移。
②区域内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外溢
在经济区域内，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技术水平差异可能会发生技术的扩散，导致区域内企业整体技术效率的提高。在控制其他影响效率的因素（规模、竞争压力、预算约束、所有制、地区等）的条件下，如果该区域内某一所有制企业（资产）相对国有企业比重的增加会带动整个地区的效率水平的提高，我们就认为该类企业有技术外溢效应，其他所有制企业从中受益。我们的样本中，国有企业占有大多数，因此，这种技术外溢效应的评价是在国有企业与其他所有制企业之间进行的。如果外商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的资产比重提高会导致技术效率水平的整体提高，那我们可以认定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外溢是行业整体技术效率提高的原因。下面我们看实证分析的结果。
首先看私营企业的区域技术外溢效应。由于私营企业起步较晚，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所占比例小，而且存在国家对私营企业发展的行业及政策限制等因素，因此私营企业发展好坏同行业整体的技术效率水平的关系不大。尽管如此，本文还是发现在饮料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等5个行业中私营企业有积极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制药业等7个行业中有技术吸收效应，即国有企业对私有企业的技术外溢。
集体企业除了在采掘业、煤气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外，技术外溢效应都很明显。在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食品生产、纺织、皮革等23个行业中，区域内集体经济的发展会带动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在饮料、橡胶、交通设备和电力4个行业中的国有企业相对集体企业存在技术外溢效应。本文发现在大中型工业企业中，集体企业对区域内技术传播具有积极的作用，提高了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但是，在上面提到的4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相对集体企业比重的增加会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国有企业在区域内的技术外溢效应为正。
再看混合制企业在区域内的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发现混合制企业在区域内传播技术，提高技术效率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在煤炭采选、非金属矿选、木材采运、食品加工、饮料、烟草等19个行业中，混合制企业通过向区域内企业的技术扩散，大大提高这19个行业中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是，在有色金属矿选、食品生产、制药业、特种设备等5个行业中，混合制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为负，说明国有企业在所在区域内有正的技术外溢效应。
外商投资企业的区域技术转移的技术效应受到时间、地区以及行业准入的限制。外商企业大举进军中国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所允许的区域仅限于7大经济特区，所从事的行业大都是无关国计民生的加工业。虽然现在的情况大有变化，但是当时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是长远的。在食品加工、饮料、烟草、纺织等9个行业中，外商企业在所在区域内的技术转移能够显著地促进这9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但是，对于家具、印刷等8个行业，国有企业在区域内的技术转移效应为正，表示外商投资企业是技术转移的受益方。
对于港澳台投资企业，其技术转移效应更广泛。食品加工、饮料、纺织等13个行业，其技术效率水平与企业所在地区的港澳台企业的技术外溢有正向关系。但是，食品生产、皮革等9个行业，其技术效率水平与国有企业的技术转移有正向关系。
从上面两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技术的转移非常复杂，既有从外资企业向内资企业转移，也有从私营、集体、混合制企业向其他所有制企业进行技术转移；同时，大量存在的现象是国有企业的技术向非国有企业转移，促进行业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下面，单独讨论所有制效应。
（5）所有制效应
企业所有制性质不同，其监督、激励和约束机制不同，技术效率会有差异。本文以国有企业作为参照基准，分别与私营企业、集体企业、混合制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以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进行比较。
除了高垄断性行业外，私营企业技术效率在绝大多数行业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除了木材采运、服装、石油加工、橡胶、电力行业外，其他所有行业私营企业平均技术效率都高于国有企业，其中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等24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
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煤炭采选等25个行业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首先从所估计系数的符号看，在煤炭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25个行业中，集体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从t统计值看，煤炭等17个行业的集体企业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但是，造纸业、印刷业、烟草业3大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集体企业。因此，从技术效率水平角度看，集体企业总体上大大超过国有企业。
混合制企业在30个行业中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从所估计系数的符号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食品加工、饮料业等30个行业中，混合制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从t统计值看，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24个行业的混合制企业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只有煤炭、木材、烟草等几个行业国有企业显著高于混合制企业的技术效率。
外商投资企业在27个行业中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在煤炭采选等27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其中食品加工等20个行业中，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在纺织业、服装、文体用品等7个行业中，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外商投资企业，但是只有石油加工业，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外商投资企业。
港澳台投资企业在29个行业中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在煤炭开采、食品加工、食品生产等29个行业，港澳台投资企业的技术效率高于国有企业，其中在食品加工、食品生产等25个行业，港澳台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国有企业。而国有企业仅仅在自来水业的技术效率显著高于港澳台企业。
综合上面分析，本文发现，在控制了行业竞争度、地理位置、企业规模、信贷约束等众多因素后，除了极少数行业，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显著低于包括集体企业在内的非国有企业。
（6）地区聚集效应
中国经济的多元性正是体现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本文研究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差异，就考虑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因素。在控制了所有制特征等因素后，在几乎所有的行业中，东部沿海地区的技术效率与其他地区有着显著的差距。本文的结论与姚洋利用1995年工业普查的数据所得出的结论不同。他们认为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大城市、南部和北部地区的企业的技术效率更高，而西南地区企业的效率较低，西北地区的效率和东部沿海地区并无显著差别。这说明本文分行业采用一步法估计进行分析的区别。
先看南部沿海地区效率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在煤炭采选、饮料、家具、化学原料与化学制品、化纤、非金属制品、钢铁、有色金属冶炼等20个行业里，南部沿海地区的技术效率显著地低于东部沿海地区；在石油天然气开采、黑色金属矿选、木材采运、食品加工、食品生产等8个行业里，南部沿海地区的效率显著比东部沿海地区高。其他行业，两个地区里企业的效率差异不显著。
再看东部地区企业的效率与东北地区的比较。尽管东北地区有着资源优势，但是在考察的37个行业里，东北地区的企业的技术效率全部都低于东部地区，而且在33个行业里，这种差距是显著的。看来，在考虑了所有制因素后，东北地区的效率依然全部低于东部沿海地区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同样，在长江中游地区、黄河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除了极少数几个行业外，几乎在所有的行业，东部沿海地区的效率显著高于这5大经济区域。
为了说明估计结果的稳健，本文也给出了两步法估计的结果。两步估计法首先是用随机前沿生产模型按行业估计出企业的技术效率，第二步，以技术效率的估计值作为应变量，对前面提到的外生变量回归来衡量其效应。我们已经提过，当技术效率模型中的变量与随机前沿市场模型中的投入要素变量相关，估计才会出现不一致性。通过比较，我们发现两步法估计出的结果与上面一步估计法所得出的结果基本一致。但是，有些行业的结果还是有很大的出入，这可能由规模变量与生产要素变量相关所致。
六、结论及政策含义
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我们对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1995-2002年技术效率的外生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所有制结构、信贷预算约束、企业规模、技术外溢效应、行业竞争状况以及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6大因素对技术效率影响的分析，本文将中国工业生产力革命的制度及市场基础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结构是技术效率差距的核心因素，是生产力革命的内在动力。在对6大因素的分析中，企业所有制结构是技术效率差异的最显著因素。在控制了企业规模、地理位置、行业竞争状况等其他条件下，几乎在所有的行业，国有企业的技术效率都显著低于其他所有制企业的技术效率。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争论是否“国退民进”，而应该把重点放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产权制度安排，以提高中国企业的效率水平和竞争力。因此，进一步深化产权结构的改革是提高中国工业企业技术效率水平的内在动力。
2.技术扩散效应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是工业生产力革命的源泉。从技术外溢的角度看，无论是行业内还是区域内，大多数行业里非国有企业具有技术扩散效应，而且方向是从非国有企业向国有企业扩散。这表明无论是行业还是地区，国有资产比重下降有利于技术效率水平的提高。
3.市场激烈竞争不能削减企业间技术效率的差距，但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必要的市场环境。我们发现，行业的竞争状况对技术效率水平有显著的作用。代表竞争状况的赫芬戴尔指数具有两重意义：一方面反映行业的竞争程度，另一方面也同时反映行业的集中度。本文对37个行业的研究发现，煤炭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选采选业、非金属矿选采选业、食品加工、饮料等19个行业，竞争促进企业技术效率的提高；而有些行业，如化学原料、化纤、有色金属冶炼、通用机械、交通设备、电子通讯6个行业，适度集中有利于提高企业的技术效率。另外石油天然气等12个行业的竞争状况似乎与技术效率没有显著的关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大多数行业的情况是竞争有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但是，产业发展政策是适度开放还是有限度集中，要根据具体行业来确定。
4.企业规模是决定技术效率的重要因素，合理的企业规模为生产力革命提供了牢固的微观基础。企业规模与技术效率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根据模型估计结果，本文将中国大中型工业行业按技术效率分为五类：宜于扩大规模的行业，如食品制造、电子通讯等4个行业；应当加速扩张的行业，如食品加工、石油加工、交通设备等5大行业；应适当收缩的行业，如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烟草、皮革等8个行业；大企业扩张而小企业收缩的行业，这类行业通过资产组合，达到大企业做大，小企业做专、做精，如非金属制品、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等5个行业；技术效率与规模关系不大的行业，如煤炭开采、石油开采等10个行业。另外，有些行业中企业规模过大、过小都不利于技术效率的提高，中等规模的企业的技术效率最高，如化纤业。但是，对橡胶业，扩大规模会加快效率的下降。因此，我们的行业发展政策，必须考虑行业的实际情况，才能更科学、更有效。
5.强化国有企业预算约束是提高技术效率的重要手段，也是中国工业生产力发生根本性革命的最重要保障。用企业的总资产利息率表示信贷预算约束压力变量，我们发现：（1）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在大多数行业确实存在。37个行业中26个行业的数据显示预算约束压力对技术效率有显著的影响。（2）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现象在绝大数行业已经大有改观。在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等14个行业中已显现出预算约束强化现象，但是在煤炭、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12个高垄断的行业仍然有预算软约束迹象。（3）信贷预算约束对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技术效率的影响差异，在本文控制了所有制以及其他众多因素条件下，仍将存在。37个行业中20个行业预算约束效应差异显著。
6.地区因素是工业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的客观历史因素，经济区域内的集聚效应及区域间的“燕型”发展模式是中国工业生产力革命的有效途径。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地区变量，通过比较发现，中国经济的地区发展不平衡现象仍然非常明显。在控制了其他因素后，代表长江三角洲的东部沿海地区企业的技术效率几乎在所有行业都高于其他地区，包括代表珠江三角洲的南部沿海地区。看来，在整合8大经济区域优势的前提下，如何发挥“长三角”经济区域的龙头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因此，综合上面的分析，为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工业整体的技术效率，建立健全的制度及市场基础，我们提出四大举措：（1）继续深化产权改革，建立产权清晰的产权结构关系，强化国有企业的信贷预算约束，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和技术效率的核心；（2）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促进资本要素的有效流动，在市场与产业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根据行业的实际情况确立合理的企业规模；（3）逐步放松垄断性行业的进入管制，根据行业的状况，权衡行业集中与竞争的利弊，制定科学的产业发展政策；（4）正确对待中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态势，充分发挥东部沿海地区龙头作用，促进地区间的经济交融，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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