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教育：在缔结中华民族的未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家庭教育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我们的新人物，讲恋爱，讲小家庭，讲自立，讲享乐了，但很少有人为儿女提出家庭教育的问题，学校教育的问题，社会改革的问题。
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鲁迅
历史并没有许诺必须给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灿烂的未来。
实际上，我们跋涉过怎样漫长艰险的征程，经历过多少次兴衰、存亡的严峻考验，才走近21世纪。
21世纪，充满更大的机遇、更大的挑战。
当我们即将跨进新世纪的门坎时，将家庭教育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宁不是虚张声势、骇人听闻。
不同命运的选择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无论不同国家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政治主张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总是相同或相似的，那就是所有的家庭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健康的、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全世界的家庭所遇到的问题亦有不少是共同的。
毫无疑问，家庭是人生第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早的启蒙教师。家庭教育作为人的一生中所接受最具影响力的教育，其意义远比儿童的成长、家庭的幸福大得多。同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文化观念嬗变，家庭教育似乎又总在制造错误，而错误肯定不是故意的……
对于中国的父母，最大且最普遍的错误，或许就在于坚定地相信自己所作的都是出于爱孩子。亘古流行的说法是“天下哪有父母不爱子女？”到了当代，这种爱即体现在抚养孩子，满足其物质和身体的要求，并认定因此美好的德行和幸福都一定会从那母爱之泉中汩汩流出。无数年轻的父母其实并不知道有关儿童教育、成长的原则，只是遗传的法则决定了孩子无选择父母的机会，更管不了父母应具备的条件。时间证明了仅有爱是不够的。父母之爱或许无法估量，但缺乏教育的爱极易导致孩子有害的生活态度。正确的生活态度不是遗传的，而是学会的。早期形成的一些概念，会永久地深植于生命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未来公民的素质。事实证明，儿童早期教育的每一步过失，结果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懔于“养不教，父之过”、“慈母败子”的古训，教育子女亦被中国年轻的父母视作不争之责。但有关家庭教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则一直是舆论争论不休的话题。当严厉的管教导致的不良后果被披露，教育的方式便倾向宽容、自由；宽容、放纵到问题严重时，便又回到严厉。家庭教育观念有如钟摆一般，摇过来、摆过去，始终没有找到稳定点。90年代开始的较广泛的反思，其成果虽然廓清了一些观念界限，但并未给“钟摆”找到合理的定点。目的不明的宠爱、溺爱所结的苦果已令人相当沮丧，那些由过分惩罚而留下的“伤疤”被作为取消管教的理由，则更愚蠢。
当然，导致家庭教育失败的原因，不能完全归咎于父母。现实是，几代人固守的大部分价值观念到了“这一代”，正被猛烈地摇撼着。相当多的年轻父母认为，有关孩子自我控制的品格及个人力量的形成，在当今社会背景之下，不是家长的管教所能达到的。父母所能做到的，就是以全部的爱，在与孩子之间搭起一座畅通无阻的桥梁，以使“第一教师”的崇高形象，永远树立在可爱的孩子心目之中。至于种种不良行为只能尽力控制在最低限度，待他们成熟时再一举消灭。这不过是一种头脑简单的自我安慰而已，真是到那个成熟时期，采撷的就不是生命的甜美之果了。
犯罪学家在研究青少年不法行为及其增长的原因时，几乎都追溯到儿童时期家庭疏于管教。不是遗传因素，亦不是父母的不良行为影响，而只是从来没有人要求他们约束自己行为，限制冲动。有时，倔强的小脸冲着父母，攥紧小拳头，仅仅想激发父母去应战，想试探一下自己行为的界线，并非由于受到挫折或出自内心的敌对情绪。没有勇气的父母的容忍，每每为其提供了突破那些本不该突破的界线的便利。纵容倾向稳定而广泛地在那些家庭持续着，因此，如此之多的不法行为才有得逞之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几乎充溢着无限爱的家庭。如果已经酿成的不幸所反映的过去的错误还能引起父母重视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它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现在，保护未来。
看来，问题的症结在于“爱”和“管教”上。选择不是非此即彼。实际上，“爱”和“管教”是两个紧密相联的因素，缺一不可。同时还要用得适体适量。本世纪50年代的美国，曾盛行过所谓“纵容的民主主义”理论，把父母管教孩子的责任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任何形式的惩罚都被认为有害。这个被看作是美国历史上对孩子最纵容的十年，其结果是造就了美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群体。后人追究起来，认为致使美国“失去这一代人”，虽有多种因素，但主要应归咎于数百万家庭的放纵、宽容、无管教状态。中国现在是可以吸取西方教训的时候了。
学术界取得了较为一致的共识：不同爱心的选择是不同命运的选择。这既是个人命运，也是民族命运的选择。错误的爱决不仅仅是父母抚育子女过程的一种失败。早在80年代末就有人疾呼：本世纪最大的灾难便是不正确的爱导致家庭教育失灵！
父母送给孩子的最坏礼物——溺爱
中国的父母把生命的赌注押在宠爱孩子上，这件事对于崇尚独立、自由的西方来说，真是不可思议：中国的父母一定找到了这种自我牺牲的价值和意义，这里边一定蕴藏着支撑中国人生存的最可靠的力量。中国的父母形象，似乎总是牵着儿女的手。到了实在牵不住、不得不松手了，就用心牵着，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实际上，中国的父母差不多大半生都在为孩子忙乎着：从孩子出生到抚养长大，到上学、工作，到结婚成家，到生儿育女，全过程都恨不能全部承包。这不是制度，也不是社会提倡的进步行为，而只是一种风尚，一种公认的父爱母爱的方式。及至“小太阳”、“小皇帝”大面积涌现且带来了严重后果，人们才开始认真追究并发现，那种“承包一切”的爱，除了表达父母的慈心善意外，实在没有给孩子的成长带来任何有益的能量和养料。
“小皇帝”、“小太阳”的大量涌现，引起了中国社会普遍的忧虑。所有成功的教育都在提示我们：道德修养、人格以及其它一些能力的培育，须借助群体活动来完成。孩子在家庭里完成的“第一堂课”，不但应当有获取，也应当有付出；关怀与帮助、爱与被爱是相互的；合作与交换、权利与义务按照其特有的规则统一在家庭生存体中。这便是孩子社会生活的“人之初”。如今，这一切已被迅速降临的独子时代所切断。独生子女家庭失去了“群体”这个施教的最基本条件。自70年代末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以来，中国已造就了一个5000万之众的独子社会。这在中国甚至世界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祖先既没有提供可资仿效的经验，传统教育亦正在动摇其参照性，中国年轻的父母在解释社会忧虑的个人责任上找到了理由。于是，真正引起忧虑的原因——承包的爱，作为成人世界自我证明的一种能力和应该追逐的荣耀，依然在流行。
其实，独生子女问题并不唯中国所特有。19世纪末，西方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面对独生子女这一新出现的儿童群体，一度束手无策、惶恐不安。自美国心理学家鲍哈诺发表第一篇有关论文《家庭中的独生子女》，到1906年，德国医生内特尔完成专著《独生子女及其教育》，独生子女作为特异性的“儿童问题”，就再也没有摆脱其自私、娇气、任性、技能低、体能差这些命运了。美国的另一位心理学家霍尔干脆说：“是独生子女，仅这一客观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连那位被东方世界当作最正宗的教育学家的马卡连科也认为，独生子女“成了最困难的教育对象”，“是社会危险物。”这一情形延续到本世纪中期，终于得到较大改观，越来越多的专家细致观察、实验、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的智力和能力都较强。80年代以后有关独生子女的新观点被强有力地推了出来：独生、非独生孩子在德、智、体上并没有显著差异，成才与否，关键在于教育，首先是家庭教育。这给了人们以很强的信心，而且实践也提供了说服力极强的典型。
由于独生子女在中国出现的时间相对集中、数量如此之众，这在一个“多子多福”观念十分深入的古老国度，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其最重要的标志之一，是家长对子女期望值过高而产生过度关心和过多干预；之二，是子女在家庭中地位提高而导致自我意识强化。
“小太阳”、“小皇帝”的出现，与一种叫做“四二一综合症”有关，即祖父母、外祖父母4个老人加上父母两人围着一个孩子转，奋其全力，精心地为孩子营造着“超级温暖”的童年。他们总想抱着孩子，抱着孩子的要求和欲望，抱着他的童年，还想抱他的前程。对孩子百事皆依，有求必应，恨不得孩子要星星，他们就找梯子上天去摘，孩子幼小的心灵便滋长了无穷的需求欲。在孩子的整个童年，家长总是像老母鸡孵小鸡一般，把孩子放在自己的翅膀底下保护起来。独自行动，那些“翅膀”不放心；出家门找小伙伴玩，更不放心。于是，成人的羽翼便彻底地遮住了孩子天性所向往的自由的天空。
这是“抱大的一代。”大部分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位置：接受关怀、保护、给予。家长只知为孩子创造一个万无一失、舒适、周到的环境，使自己的心理得以满足，而不知那稚嫩的生命正被他们亲手一步步推向不可知的生活的深渊。诚如一位欧洲的哲人所说：爱护子女，这是连老母鸡都会做的事。然而，会教育子女，就是一件伟大的事业了。
当初，墨子见染丝者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染丝如此，育人理同。儿童好比素丝，父母的教育有如“着色”。施以良好的教育，则将来可能成为好学生、好公民；倘所受教育恶劣，其未来多为恶劣，再作改造何其之难。其实，在祖先的遗产中是有着丰富的、形象的、具体的“学做人”的教育，既有“砸缸救友”、“让梨敬兄”、“温席孝长”等等孩子易懂能学的生活中事，也有“孟母三迁”、“曾参讲诚”、“岳母刺字”这样的人生哲理。“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儿童时期有了扎实的基本功，终生都会受益无穷。
不仅在我们这个东方古国，整个地球上的家庭孩子都在变少。父母有更多的时间来代替孩子做事。父母做得越多，孩子做得越少，直至无事可做，最后也就不会做。充满爱心的父母随心所欲地剥夺了孩子自我锻炼、自我能力释放的机会。即使从理论上明白不该这样，但一见到孩子，总忍不住要自己动手。甚至还有父母跑到学校去替孩子做值日、搞卫生。
据对北京2290多名小学生的调查，日均干家务活为0.2小时。而同龄的小学生，美国为1.2小时，泰国为1.2小时，韩国为0.7小时。又据对天津市1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52%每天由家长代为整理生活和学习用品，74%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只有13%偶尔做些简单的家务事。该孩子做的事父母做了；该孩子走的路，父母走了；该孩子承担的责任，父母承担了。父母因之能力得以开发并找到一种：负重的价值，而孩子则因之能力彻底弱化，独立意识逐渐丧失。这已是父母的爱在孩子身上留下的可担忧缺陷。更可担忧的是，这缺陷可能结出的恶果尚未被大多数人所认识。年轻的父母这样提出问题：“难道还要让孩子重复我们过去的苦难生活吗？难道不应当让孩子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吗？”
与此截然不同，美国父母的回答是，简单的家务及其它劳动不但对发挥孩子的特长和创造性大有裨益，而且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关系融洽。更重要的是，通过分担家务可以培养作为集体成员的责任感，这对于孩子走向成人后的漫长道路至关重要。美国孩子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口号是：Do it yourself——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一口号培养了孩子的能力、独立意识，还有一些别的可贵的品质。如儿童通过修剪草皮或照看小小孩等工作挣钱，不仅有了劳动的体验，而且对金钱的价值就能理解得深一些。中国并不缺口号，不知流传了多少年代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其实际意义与美国人推崇的"Do it yourself"完全一致，缺的是这一代家长的勇气。中国家庭里，孩子永远是纯粹的消费者。没有挣钱的体验，只有索取和接受父母给予的习惯。中国式的母爱里就包括在金钱方面的给予，慷慨地、不失时机地给予，甚至是不加思索地给予。因此，孩子不识世事之艰辛、花钱大手大脚，就不足为奇了。据北京市的调查，进入90年代后幼儿园孩子大约人均月消费已突破双职工户收入的50%，中学生更高达65%！为孩子舍得花钱，这是父母的爱心。但结果却大佐初衷。孩子在家庭由被动消费者很快就被家长培养成主动消费者，讲名牌、讲精品，攀比摆阔，欲望愈发膨胀，家庭教育的失败已由此拉开序幕。一“大款”父亲一时高兴，将5万元人民币划入尚在初中一年级的孩子的帐户上。这孩子于是“抖”了起来：起居饮食全由保姆侍奉，提书包、做值日、课外作业一律花钱雇同学代劳。结果，这孩子在学校存款第一，学习成绩倒数第一。这件事使人联想起另一个故事：美国著名喜剧演员戴维·布瑞纳中学毕业时，父亲送给他一枚硬币作为礼物，并附以嘱咐：“用这枚硬币买一张报纸，一字不漏地读一遍，然后翻到广告栏，自己找一份工作，到世界上去闯一闯。”后来取得很大成功的戴维·布瑞纳回首往事时，认为那枚硬币是父亲送他的“最好礼物”。
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爱不可谓不殷、情不可谓不深：“我愿意为你牺牲。”结果呢？一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作品被制造出来了。有一天，当父母渴望从孩子那里得到关切和体贴时，懒怠、任性、生活自理能力低下、怕苦怕累，甚至弱不禁风等等，便都展示了出来。这是父母为自己的爱付出了代价，成了受害者。
有这样的父母，“贪得无厌”、“好逸恶劳”这些古老的恶行还要专门培养么？
比起孩子身上的缺陷来，父母所受的害就算不得什么了。读历史，当不会不知“触龙说赵太后”的典故，“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目光短浅的“承包一切”的爱，实是父母在断送孩子的前程。父母刻意培植的依赖感在年轻的生命中已如此根深蒂固，失去依赖便如同断乳期一样折磨着那些走向社会的大孩子们。当初把他置于家长精心创造的“温室”中，无需理会外面世界如何苦风恶雨、云遮雾障，但苦心的家长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人是属于社会的。孩子终究要走出家门，终究要面对充满挑战的世界。并非他们不想竞争，并非他们不愿承担责任，而是他们自小丧失了能力。他们没有机会通过自我与外界的碰撞去领悟生存必备的能力，亦没有机会通过自己付出劳动和艰辛去意识人生的责任。这是孩子为父母的爱付出的代价，成为失败者。
溺爱之成为中国家庭教育普遍的痼疾沉疴，无论其原因如何，但专家的衷恳告诫是，树立父母威信，不仅仅是为了作父母的自我满足，更重要的是儿童对其父母权威的看法直接影响其未来对环境、对社会规范的看法。“恶果”通常是这样结出来的：一次次试探，一次次成功地突破界线，孩子便将父母的纵容看作软弱（至少潜意识这样认为），轻蔑心理油然而生。接着便期望所有的人都像父母那样满足其所有要求，稍有挫折，就产生强烈抵触行为。再往后，对父母的不尊重就被公然地用于父母以外，包括即成的道德，乃至成人世界所有价值——这就是“反社会行为”，或称“代沟”。从此，不仅家庭生活变得相当混乱，而且危及社会。从长远看，溺爱而导致孩子走上犯罪道路的事，并非少数。父母以孩子之喜怒来支配自己的情绪，必然养成孩子任性骄横，为所欲为，到了极点，便演成弑母屠父的惨剧。
山城重庆，一败家子再一次将家中电脑上的主机板拆下来卖了。母亲终于无法容忍，痛心疾首地数落儿子的种种劣迹。那儿子听着听着，心头恶火乱窜，刹那间，他举起一把铁锤向着亲生母亲狠命砸去。那颗曾经如何用爱浸泡过他的头颅登时耷下去。他又很快找来一根绳索套在与那颗头颅相连的脖子上，拼力紧勒。母亲用最后一点力气呼救，丧心病狂的儿子竟再紧缠三圈，并狠狠地打了一个死结。然后将尸体翻过去，使那不能再动弹的母亲脸贴地面，“我再不愿看见她了……”
与此结局相反，辽东新近亦披露一起母亲手刃亲生儿子悲剧。“剧情”之惨烈，令人感叹。
十几年没吃过一顿好饭菜、没穿过一套好衣服的母亲，却尽其所能宠着儿子。初中起，儿子对母亲就只有一个要求：“给钱！”
有一天，儿子对母亲说：“我都18岁了，就因为没有钱，还娶不上媳妇。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卖房！”
“那咱上哪儿住？”
“这招不行，你就嫁人。再不，卖身挣钱。”
“儿呀……”母亲泪若断珠。儿子抽出一把刀：
“你自杀算了。”
“儿呀，千万别这样。要啥，妈都答应。”母亲“扑通”一声跪倒儿子面前。
“那好，你给我写张欠条，欠我一万元。”儿子还限定母亲：两天还清。
母亲痛苦不堪地在街上走着。“得让儿子死！”她下定了决心。
当儿子再一次挥拳而来时，母亲猛地抽出身上携带的匕首，照着儿子的前胸就是一刀。接着，又扑上去，一刀接一刀，连补8刀……
年轻的家长也许不会有太多人读过马卡连柯，真应该补上这一课。让我们都记住这位伟大教育家的金玉之言吧：“一切都让给子女，牺牲一切，甚至牺牲自己的幸福，这就是父母所能给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了。”
创造力是怎样丧失的
需要我们警惕的是，“小太阳”现象貌似家长围绕着孩子转，实是孩子围绕家长的意志转。父母不是倾向于把孩子的意愿放在首位，尊重其个性，使之有充分自由发展的空间。而是相反，将成人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身上，把孩子作为私有物任意捏塑，甚至于以暴力手段逼迫就范。心理研究表明，人在孩提时期就已开始形成独立的个体意识，通过接受各种信息发展其独立的认识、判断、爱好、意愿、追求等。影响儿童社会化过程的首要因素是以亲子关系为中心的家庭教育。家庭教育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家长的教育动机、教育内容，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教育方式。西方80年代以后普遍推行的民主型教育方式之所以取得成功，主要经验即在于尊重孩子，重视创造机会给孩子个人自主权，要他学会怎样解决自己的问题，尤其强调让孩子学会怎样在社会允许的条件下做出自我选择。在家庭里，孩子不但可以参与各种活动，而且还可以参与家庭各项大事的决策。
遗憾的是，中国的多数家长，对于“民主意识”的理解，尚停留在社会政治的范畴，在家庭教育上表现为宽容和专制两个极端。前者过分保护，剥夺了孩子自我能力的培养；后者过多干预，限制了孩子自主性、创造性的发展。中国的孩子与父母妄谈平等，“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去！”有关家庭事务的决定上，这种轻蔑一直是中国父母权威的一种体现。至于个人兴趣与爱好的发展，孩子的选择总被要求与父母的意志相一致。否定孩子的选择能力，等于堵塞了孩子的思考空间。一个总也得不到信任而独立行动的孩子，生命里是不可能滋长独立意识的。所谓“代沟”的形成，正是孩子不断增强的独立意识，与父母固守的传统宗法意识残余冲突的结果。
在所有“教育经”中，“听话”是中国父母评价孩子的主要标准之一。虽然相当一部分人理论上承认培养生存能力、适应挫折能力的意义，但实践中给孩子提供的仍是成人设定的“乖孩子”、“好孩子”模式。多数孩子在童年的舞台上只是按照家长的意愿进行角色扮演，而不是在足够多的独立活动中进行角色创造。结果必然是，一，由于“听话”与否被作为衡量孩子品行优劣的依据，他们不得不做“好孩子”，小小年纪就学会善于进行见风使舵等印象控制；二，由于“好孩子”概念中包含太多实质上违反儿童天性或成人化的要求，他们难以总是维持“好孩子”状况，因而当外在监督减少或消失时，他们就要做一下自然的真实的孩子，甚至有意逆反，做一次“坏孩子”。
传统的子女教育观念及其方式正不断受到现实的挑战。近十年的心理咨询实践提醒，大批“听话”或过“乖”的孩子已近乎愚钝，欠缺的不是智力，而是自主判断、独立思考的能力，欠缺的是创造性思维。1994年有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中国、香港等九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未来家庭娱乐产品概念设计大赛”。中国共有20所学校1300多名选手参赛。比赛下来，两个组的冠军、亚军、季军中国孩子连边都没沾上，最后仅获得了一个带有鼓励意味的纪念奖。在人家闪耀着想象大胆、构思独特光芒的作品前，中国孩子的作品显得如此苍白、缺乏独创性。再往前推，近几年来，人们在中美、中日比较研究中接连发现，中国少年儿童的个性成熟度比美国、日本同龄人低。尤其是中国孩子在那次中日夏令营生活中的表现及由此引起的一场大讨论，人们记忆犹新。
为孩子提供更为广阔的生活世界进行自我体现、自我发现，使其独立性、创造性得以充分发展的教育方式，同样适合于一般意义的教育。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社会成员创造性的普遍参与，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缺乏创造性，社会生活就容易蜕变成为简单的重复过程。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孩子从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期望中解放出来，使之健全、自由发展？
智育误区
迄今为止中华民族的“金科玉律”中，仍包括“望子成龙（或者“望女成凤”）。“望子成龙”作为一条连接中国家庭两代人最牢靠最结实的纽带，使一代又一代的父母找到了负重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当然，其成败与否，也就成了家族荣辱贵贱的象征。“知识就是力量”这条来自西方思想家的标语，一直是中国的父母对子女“劝学”及自勉的最好的座右铭之一。一方面这是由于受过较好教育、拥有知识可以选择更好的谋生手段；另一方面拥有学识的人在中国受到尊重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
只是到了当代，由于历史悲剧和现实竞争的缘故，“望子成龙”及追求知识承载了比以往更多、更深沉的内容。一代的父母都在向下一代转移生活留给他们的伤痛和遗憾，那可怜的下一代便背负上一代“高值期望”，被赶羊似地赶上了追逐“理想”的道路。
于是，尚在襁褓之中的孩子，就成了“开发”对象。80年代后，“神童教育”“零岁方案”在中国一度甚嚣尘上。尽管科学实验一再证明人群中仅有3/1000超常，固执的中国人却说“没有哪个上帝规定百分比”，对孩子的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的挖掘。本来，这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近30年来，西方国家先后掀起以“早期开发智力、培养英才”为核心的教育改革运动。但中国的年轻父母只知步人后尘，大肆渲染“智力发展越早越好”、“早期智力开发程度和水平决定一生智力发展和社会成就”、“儿童智力优于成人”等等，而不知道他们盲目地一窝蜂作这种“掠夺”“挖掘”之日，正是“早期智力决定论”指导下的改革失败、西方重新反思儿童教育之时。无视年龄特征及理解、接受能力而实施强制开发，无异杀鸡取卵、揠苗助长，这是个显浅的道理。古人尚知：“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俭，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萎。”今之人父人母何以如此悖理？据一项权威调查，90年代后风行中国的奥林匹克学校最“热”时，严重一些的城市学校小学生上过奥校、奥班的占54%多，许多人同时上三、四个。据另一项权威调查，一些教育发达的国家一年级儿童每周用于运动和玩乐的时间超过18小时，而中国儿童仅为9个小时多一点；中国约有80%的小学生课余时间主要用于学习，而那些教育发达国家90%以上的儿童课余时间用于文体活动及自己感兴趣的游戏。父母不合逻辑的期望，无情地剥夺了孩子应有的娱乐的权利，侵占了孩子任意遐想的自由。很多人放学之后总是磨磨蹭蹭不愿回家，因为回家就得接受父母监督做作业、温功课，或者画画、练琴。有两句话在孩子们中流传：“在学校，课间十分钟最短暂；回到家，厕所里面最温暖。”不知家长听后是否心酸？
以苦心“经营”孩子“成龙”“成凤”为人生之荣、之乐的年轻父母是不会心酸的。他们辛辛苦苦乐此不疲，将家庭的财力、精力和一个个希望加到孩子身上：报考重点学校，参加各种培训；给听觉欠佳、辨音能力低下的孩子请来家庭音乐教师，给色弱的孩子请来美术教师；还有学电脑、学英文、学舞蹈、学书法……在这些追逐梦想的活动中，父母则作着最忠实的“陪读”、“陪练”。“最忠实”的家长们并不明白，把自己一厢情愿的期望建立在对孩子童年的天性扼杀和自由剥夺上，是一种舍本逐末的愚蠢行为。有一则耐人寻味的故事：“老大学生”的父亲自儿子三岁起就逼他学艺，而且颇炫耀其教子经验：“我规定他每天必须干什么、不准干什么。不依，我就狠揍！”至十岁，儿子不仅弹一手好琴，书画亦略通一二，并有一画着许多自由飞翔的小鸟图在当地比赛获头奖。一时令这位曾怀一腔抱负而终不得志的父亲很是自得：我荣耀，十年心血没白费。忽一日，父亲偶见儿子所作一画：一乖巧的小羊在弹琴，一大灰狼呲牙咧嘴站在琴旁，说：“你得一直弹我爱听的曲子，不然，我就吃掉你！”聪明的父亲恍然大悟——乖巧小羊，还有自由飞翔的小鸟，儿子在控诉啊……
还有一惨烈的故事：作工人的父母，仅因友人一句不经意的话，便倾其囊，甚而负其债为独生女购置钢琴。不料这女孩视学琴为苦役，而父亲则强行规定每天必练4小时，不够时间不许吃饭、睡觉，并效法古人“头悬梁，锥刺骨”，女儿疲倦得抬不起头就用绳子将头发吊起；双手累得抬不起，就将双手吊起，伴以经常的打骂。终于有一天，女儿抄起剪刀，铰断自己的手筋。抢救的大夫十分震惊：“你将手筋铰断，不怕疼？”女孩说：“铰断手筋只疼一时；不断手筋，我的痛苦却是一辈子也解除不了。”……
现代文明已不太相信“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来打地洞”这种陋见。但细致的调查和严谨的实验表明，孩子智力的发展并非均衡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的“学习慢”的孩子至少有1/4，其中又有相当多的“学习有障碍者”，而中国的学校迄今尚没有能力对其作出适宜特殊的教育，承受与所有孩子一样的要求。糟糕的是，家庭往往安排专门的甚至耗资巨大的教育计划，促其“成龙”。多数情况下孩子不能不从父母之命，然而，从一进那些重点学校、培训班的那一天起，孩子就是既定的失败者。父母是难以想象孩子力不从心却又不得不去竞争的困境的。可以看见的结果是，因失败逐渐产生的压抑，慑于父母威严而撒谎后的负疚，对于前程的恐惧……种种心态不断扭曲，伤害其自我，根本承担不起眼前和未来的责任，且会酿成惊心动魄的悲剧。
这是发生在京城一隅的事：
“你要是考不进市重点，我就抹脖子！”母亲对尚在小学的女儿说。
性格开朗、活泼大方的女儿进了那所大学升学率达100%的市重点中学。母亲以百般宠爱善待她；
“你必须是班里的佼佼者。”母亲这样说。
渐渐地，女儿脸上的笑容消失了，焦躁不安常常爬上眉宇。她没有实现母亲的愿望。
“期末考试成绩要是达不到90分，我给你抹脖子！”母亲对愁惨、消瘦的女儿这样说。
终于有一天，女儿出走了。三天后，人们在京郊的一座桥下找到她，蓬头垢面、饥困交加……
这是发生在天津的故事：
这位12岁的女童觉得她怎么“玩命”也达不到父母的要求。每次走出学校的考场，回家就进了“刑场”——她得遭受事先无法估计其程度的打骂。“如此漫长的受罪，还不如死了好。”她悲哀地想道。她实在不愿去上学了。“吃多少安眠药才能死去？”她问母亲。这奇怪的问题居然没有引起警觉，直到这可怜的孩子痛苦地咽下十几片难吃的药片、昏睡了半天后，才被发现……
古人曰：“木可雕，而病于越度；金可铸，而病于越冶。木越度，金越冶，虽有良工巧匠安施？”这种朴素的辩证法，于那些对子女施行揠苗助长式过度教育的家长，应该是有启迪的。
自从1987年青海那位可怜的小男孩因成绩未能“达标”而被生母活活打死后，类似的悲剧几乎年年总有，出走现象则更为普遍。尽管舆论披露时见诸报端，社会呼吁不绝于耳，而家庭给孩子制造的压力并不见消退。追究起来，压力之存在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历史原因是，这一代家长正是那被“耽误了的一代”，当年的风潮使他们失去了辉煌的机会。除极少数出类拔萃者外，大批平庸者便将人生价值的筹码不可更改地压在了子女身上。他们中的一种人表现了十足的投资商追逐回报的贪婪，孩子上了重点还得考名牌，排名第二不满足，还得争第一。不着边际的欲望仿佛给孩子幼小的心上弦，一圈一圈紧拧，直到拧断。他们中的另一种人，平时只顾成人世界的功名利禄而对孩子不闻不问，到关键时刻便雷霆大发。就像一个平时不精耕细作的农民，收获季节只会看着自己的果实不如别人丰硕而生气。无论哪一种，都是将孩子视作光耀门楣的工具，“你要争气啊，孩子！”这“争气”实质上就是要孩子为大人脸上搽粉抹脂，以证明自己不是孬种，本来是可以成“龙”的。
现实的原因是，应试教育制度下，考试分数一直作为学生优劣的证明，一直决定着学生的大半个前程。目标瞄准大学之门的家长，便将孩子的考试分数“命根子”一般盯着：
“不能不重视呀！应试教育太厉害了。分数魔法无边，稍不留神，孩子就加入失败者行列。”
就家长而言，孩子能否顺利升入重点中学和理想大学，已成为两块难以却除的心病。教育部门将升学率和考分压力施加给学校，学校分摊给教师，教师传递给学生，如一条魔链。而且，种种“指标”的不断升级，不但孩子抑郁忧愁，导致心理变异，而且家长亦陷于焦虑、烦躁而不能自拔。分数线成了家长眼中孩子前程的地平线，千方百计无论如何要叩开“重点学校”的门，以为孩子的锦绣前程都关在那“重点”里呢。北京的家长为了给孩子买数量很有限的教学参考书，竟有人在冰天雪地里通宵达旦直到书店开门。而上海市中学统考出现的家长“陪考”场面则更为壮观，考场外黑压压一片，徘徊着，默默地等待着。其中有的是请长假专程从外地赶来的当年“知青”家长。许多家长为高期望值和竞争观念驱使，不惜投资为子女开小灶。据上海市1995年不完全统计，非毕业班学生请家庭教师的比例就高达32%多，毕业班的“盛况”就可想而知了。另一项统计，双休日在家长监督下进行补课的学生占60%多，应届毕业生更高达80%！其中，有50%的作业由家长自行布置。大人上五天班，而孩子则七天满负荷运转。可怜的孩子，被弄得战俘似的，投诉无门，呼救无助。不少人顿生厌学情绪，企盼“早日退休”，好痛痛快快玩上一天。为鼓励孩子考高分，家长的手段真是无奇不有。不少家长甚至一手给钱，一手收“分”：
父亲：考100分，给你100元。
儿子：你给50元得了。
父亲的巴掌通常会重重地落在儿子的脸上。其实，多数孩子这样没信心并非由于不努力。对中小学生的随机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孩子认为家长总是对自己的成绩不满，近40%的孩子诉说自己在拼命努力，但总也达不到目标。孩子都有各自的兴趣，爱好和思维方式，也有各自的心理发展速度和潜能优势，而家长按照自己的意志强逼学某种专业，并过早定音、定调，孩子的失败是必然的。
这种偏重学业的风气，至少反映了家长对智力教育的误解。所谓智力最重要的标志在孩子依靠自己的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家长的责任在于培养、锻炼孩子的自学能力和毅力，使其摸索出良好的学习方法。而不切实际的过度教育的最有害的恶果，正在于限制了精神机能的发育，而对孩子一生贻害无穷。
这年代，有多少孩子是注定要“苦海无边”了。每每念及痴心父母的厚望及其所作的牺牲，幼小的心就压上了沉甸甸的负担。他们总在试图改变自己的成绩形象，心补偿父母的关怀。但这是徒劳的，学习的动机被早期的失败扼杀殆尽，一想到可能考不上父母所希望的重点学校，心中就充满恐惧。进考场如进刑场，一拿起考卷就紧张得浑身发抖、虚汗直冒。甚至有人自感无力报答父母之恩而结束幼小的生命……
中国的父母往往以自己所受教育中获得的观念来考虑孩子的未来。实际上，以往的模式在朝着成熟化、信息化、国际化方向发展的21世纪未必实用。7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访问了23个国家之后，写成题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其重要观点之一：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这一观点已成为世界教育的主题，也为中国的教育转变提供了根据。
不过，中国家庭教育方面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并不是教育策略上的盲目而出现的种种不切实际的作法，也不是家长的期望值压力而产生的不良后果。中国家庭教育最可令人担忧的问题是，智育思想支配下的重智轻德倾向。
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一次重大的转变，个人主义、开放、平等、竞争、个人奋斗、博爱……五光十色的新观念在中华民族传统道德古老的河道泛起粼粼波光，映进了中国新一代纯净的心目。不能不看到这一事实：西方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已大举注入东方文化的肌体。事实上，社会价值观的变化，中国家长们自身正面临着的最大困惑与混乱是，实用主义倾向的过分张扬与日趋强化，并由此带来家庭道德教育的困难，一是曾经作为主流文化体系中的一些道德选择，已不能用于90年代的孩子，二是，一般家长尚不具备能力对客观存在的社会道德现实作出冷静的判断，以吸纳其中积极因素，建立具有弹性的家庭教育体系。
据北京市的一项调查，家长在回答孩子最需要哪些方面的教育时，排在最前面的为学习习惯、学习方法和智力开发。劳动教育、社会公德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等，尚未进入家长的视野。家长忽视孩子交往的倾向也较明显，初中学生中，家长明显不支持其交往者达20%以上。人际交往能力是当代人的重要能力，交往能力的强弱不仅决定人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且还关系到人的身心健康，因而是重要的德育内容。又据天津市对2000多名中学生的调查，回答“人生最有价值的是什么”时，超过50%的人认为是“实现自我追求，促进自我完善。”这一倾向与家庭教育中过分强化孩子的自我意识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以往中国学校规范的道德教育高、远、玄、虚，受教育者看不到实际、摸不着边际。小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接班人教育、中学生进行热爱社会主义教育，不是不可以，但这种教育变成了理论教条的背诵，为人处事的基本伦理教育则被遗忘了。生活不断涌现的事实是，智力上的不足不一定阻碍人的一生，而道德、人格上的缺陷却可能贻误人一辈子。“智育不好是次品，体育不好是废品，德育不好是危险品”，在越来越多家庭达成共识。
1993年，联合国在中国开了一个会议，主题是讨论21世纪的挑战及教育改革。来自24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讨论了一个星期。有意思的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挑战是德育问题，而不是新技术革命和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们发现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增长了，年轻一代的道德却下降了，下降到成为严重问题。而解决问题的办法呢？这次会议上说，西方已经没有办法了，一致的意见是，到东方寻找答案，到中国寻找答案，“中国是礼仪之邦”，有着高尚的道德。
中国能否作出满意的回答呢？
隐患能消除吗
以往中国家庭教育在智育思想支配下，孩子的智力因素得以强化，而非智力因素却严重弱化。这是中国家庭教育的另一个极堪担忧的问题。
非智力因素，包括人的意志、品格、毅力、必理素质等等，有如生命之骨架。骨架不立，血肉焉附？中国孩子非智力因素方面，尤其是心理素质上的问题，已构成未来最可怕的隐患。隐患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不容易被觉察。灾难是缓缓而来的。
有两组数字足以说明问题之严重。先说“不合格”：1994年进行的一项全国4—16岁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调查表明，中国少儿心理和行为问题的发生率高达13.9%。有关部门此后作的相关抽查，发现小学生、中学生中不同程度心理障碍的比例分别达20—30%、40—50%。再说“合格”：一项权威调查表明，中国中学生的心理素质合格率仅为17%，而美国青少年则为44%；最高的是日本，其中学生心理素质合格率高达65%！
现代健康的概念已不仅仅是生理上的没有疾病。健康是人的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总和。在一定意义上，心理上的健康比生理健康更重要。这一点却往往被中国的家庭所忽略。由于父母的无知，使得大批孩子心理发展与智力发展严重失衡，智力开发超前，心理发展滞后，孩子越大，反差越强烈。重智力轻心理的家庭教育给孩子的心理素质造成严重的先天不足，屡屡发生的中小学生出走现象，其诱因远非学习上的挫折。其它方面如友谊丧失、幻想破灭、物质精神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等，都可能因缺乏应有的心理素质而成为诱发离家出走的原因。
天津市曾对22名13—15岁自杀儿童行为进行分析，导致儿童自杀主要原因，学习压力过重和青春期问题两项占68%多。表面上看是学习压力、感情问题，仔细分析起来，无不与父母心理不平衡有关。这一代父母曾受制于传统伦理，经历过时代磨难，新的开放的时代又要求他们从传统观念的轨道上转变过来，以致在内心深处形成难以测知的双重结构。深植父母内心的双重结构在生活价值观、道德观及人格特征上表现出来的矛盾，给予子女，特别是被称为处于“少年危机期”的子女以广泛的负面影响。孩子觉得父母不仅不是生活的依靠，而是自己的障碍和束缚。加之父母表现出的“教育无能”，矛盾尖锐化，孩子只好以死来反抗。
中国学生的聪明智慧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同时，中国学生心理素质之差也是出了名的。别说狂风大雨，多少人连微风毛毛雨也经不起：因为考试成绩不佳就喝“敌敌畏”；看不惯父母参与“走后门”就割断动脉；为了班级的荣誉便壮烈跳楼；因为“排名”落后就留下一纸遗言：“永别了！同学们……”北京市10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中，60%以上的人认为自己缺乏毅力和恒心，经受不住挫折。对1700人的另一专项调查，大学生中有42.5%表示难以承受失败和打击。
有人提出，合格的毕业生应有三个证：文化水平、个人特长和心理素质。而这最后一项在很大程度上是应由家长来完成的。人们总为生活中“惊心动魄”的学生出走、自杀行为惋惜、感叹、焦虑，追究并鞭挞导致悲剧的直接责任。但应使人人都明白一个最重要的肇因：“温室式”、“包办式”的早期家庭教育、父母的关心过度和保护过度，早已在那孩子的心里培植了“病灶”。日本孩子的心理素质之所以世界第一，源于其“挫折教育”的世界第一。所谓“挫折教育”，简单的解释，就是让孩子自小受到艰难困苦的磨练，以培养坚韧不拔的意志和毅力。日本的许多家庭都采用让孩子赤足、赤裸上身跑步的做法。不少中、小学还兴起一种“穷留学”之风，即富裕的大城市中、小学生到偏远的山区村寨接受艰苦的生活训练。（有关日本孩子挫折教育的成果在那次夏令营中的表现，已给中国绝大多数家长上了一课。）日本人教育孩子有句名言：除了阳光和空气是大自然的赐予，其它一切就都要通过劳动获得。这个名言的启迪和借鉴意义，与其说是针对孩子，不如说首先针对成人。中国孩子暴露出来的种种弱点，尤其是一些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是令人深思的。孩子的弱点，说到底是民族的弱点；孩子的隐患，自然也就是民族的隐患。
中国以往亦有无数“艰难困苦、王汝于成”的事例，更有那段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从孩子成长的角度说，与其让他较快，较顺利地到达目的地，不如让他在征途中走些弯路、出些错误，遇到些失败。经受难以避免的试验性过失，可以客观地评价自己的能力；通过自己努力而克服困难，才能真正获得成功的喜悦和乐趣，并为以后克服更大困难和挫折打下基础。看来，摔倒后再爬起来迎接挑战，对孩子来说是个非常重要的磨练过程。从长远看，摔跤似乎是孩子成长中绝对需要的。没有经受失败和挫折的孩子，一旦遇到复杂情况就无法对付。这样的事例，生活中俯拾皆是。
其实，孩子的天性并不拒绝磨练。调查表明，中学生普遍难以忘怀的事是军训，还有到贫困农村的社会实践。每一次吃苦的经历都使他们锻炼了身体，并获得丰富的精神营养，一下子长大了许多。问题在于，更多接受磨练的机会却被父母剥夺了。“我们能做到的，就不要孩子做。”“只要学习好，别的都不用管。”难怪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软弱归结为两个字：遗传。人们终于认清了一点：夏令营及其它活动里与其说是暴露了孩子的弱点，不如说是暴露了家长的弱点，暴露了中国教育的弱点。一批热心的儿童教育研究专家因此提出，为使孩子不致带着思想道德品质意志的“软骨病”进入21世纪，中国的家庭教育必须“加钙”。继而，振聋发聩的问题提了出来：我们能否为孩子而改造成人的世界？60年前，一位老人曾谆谆教导我们如何做父亲：“可怕的遗传，并不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因为将来的命运，是在现在决定，故父母的缺点，便是子孙灭亡的伏线、生命的危机。”但愿这穿越历史时空的经典，仍能警醒我们今日的父母，为着未来的社会培植健康的栋梁。
家长该承诺什么
日本的研究机构曾主持过一项调查，问卷对象选择了日本15所高中的1300多名学生、美国13所高中的1000多名学生、中国大陆21所高中的1200多名学生。在回答“谁是你最尊敬的人”这一问题时，美国和日本的学生列在前三位的是父亲、母亲、英雄人物或球星。而中国的父母亲被自己的孩子排列在第十、十一位。中国没有进行过这一问题的大规模调查，但据湖南新闻媒体在讨论“对待自己父母的态度”时收到的500封信，其中有90%的青少年对父母不满。
这两项结果令平常总标榜自己对孩子“最了解并充满了爱”的中国父母大为惊讶。他们突然瞪大眼睛陌生人一般盯着孩子，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日夜厮守着的孩子。这有点像“盲点”现象：你过于认真看着的物体，由于距离太近了反而看不清楚。
据一项对1500名小、中学生的调查结果：16%不向父母讲心里话，34%不喜欢自己的家，76%认为父母不了解自己。
孩子出走现象已不是个别。城市街道、车站路口以及地方晚报的中缝，经常可见出走学童的照片及启示，心急如焚的父母便也神情疲惫地奔波在旅途上。出走，其实只是孩子的一种消极的自我反抗或自我保护。
“盲点”之出现，一是由于父母们总是以自己的方式，“宏观”地俯视孩子们的处境，并给予物质上的极大满足，而不“宏观”地去想孩子们是否快乐。出自童心的刻意顶撞、说谎及其它一些不良行为，其目的有时并非要得到实质性的好处，而只是引起大人们的注意。当我们突然发现那些孩子独自去寻找“快乐刺激”、去创造自我表现机会时，可以想象“小太阳”、“小皇帝”们幸福表面下的心灵是怎样严酷的情感缺乏、乍样地渴望真心的关怀。其实孩子们总是在向父母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期待不仅能被了解，而且能被接受，能够同父母民主地、平等地讨论萌发出来的观点。然而，他们总是处于被忽视的地位——父母只照顾他们生长中的肉体，而不照顾他们成长中的灵魂……
一定意义上，家庭教育就是为孩子提供环境影响。稳定安全的教育环境的建立，是家庭教育成功的基础。不少孩子在父母面前不是主动接受教育，而是采取拒斥态度，有了委屈不敢或不愿对父母讲，重要原因之一是在家庭没有感受到有保障、有保护。全国范围内进行的一次调查，问及“有知心话或重要的话找谁说”时，30岁以下的青少年中选择对父母说的仅占11.5%。
1995年初，成都一12岁中学生因不堪忍受校园“小霸王”的欺辱而又无处诉说，给家长留下一封遗书，在家上吊自杀。这个刚上了四个月中学的孩子在学校每天被人打骂、勒索，却从来不敢告诉父母亲；每天被迫用自行车接送那“小霸王”上学、放学。而当他在寒风凛凛的夜色中心力交瘁地回到家后，还不得不以“在同学家做功课”来搪塞母亲的疑问。临死当天上午，他因拿不出10元钱，又遭到威胁打骂，脚都被打肿了。他哭着对两位好同学说：“我不想活了，我们再见了。”
多少年来，人们拒绝承认幼小儿童也会体验到如此的愁肠百结、哀伤欲绝的感受，以致于他们会从死亡中寻求慰藉，以为种种不祥之兆不过是受影视镜头影响的模仿。实际上，90年代以来，少年儿童的“自我超度”现象在中国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事。由于少年儿童自我意识的增强，加之成人社会各种风气的耳濡目染，孩子世界原有的和睦合作互助关系正逐渐削弱，取而代之的是自我性、竞争性的显现和扩展。这一变化已成为影响儿童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杭州市500多位不同年级小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认为有苦恼之事的竟达240多位！其中，苦恼之事为“被同学欺负”的占14%多。
不言而喻，父母的态度方法和行为本身，是给孩子的一种实际的心理承诺，决定着孩子能否沿正确的方向成长。简单粗暴的教育方法，只能形成父母与孩子间的鸿沟。鸿沟的一边是父母越来越高的期望，另一边是孩子越来越强的怀疑、抵抗。于是，这鸿沟就酿出了一出出悲剧。尽管广泛、经常发生的悲剧极少被披露出来，但过去的“舞台”上那些典型“剧情”则依然在警示世人。沈阳那位八岁的孩子，是被父亲一记大耳光、猛踢两脚送上西天的；武汉那个孩子则是被父亲连捆数道吊在梁上而致死的。贵阳那位七岁孩子死里逃生，在腿上、股部留下22道被父亲用火钩烙的红黑相间的伤痕、“跟烧焦的猪皮一般”的肚皮……三个惨案三个孩子的“罪名”都差不多是逃学、贪玩，而三个父亲对各自犯罪行为异口同供：都是因为爱——这正是最大的悲剧所在。几乎在同一个月内发生的三个悲剧经媒介披露后引起举国震惊，由此引起了一场教育孩子的大讨论。
在摧残儿童心灵方面，没有什么能比体罚更好了。原始蒙昧时代野蛮的驯兽方式，仍残留在90年代中国的家庭教育中，这真是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的返祖奇观。“棍棒底下出孝子”，“打是疼、骂是爱”，“想让儿女成器，回去准备一根结实点的棍子”，“板儿响，学问长”……为人父母，都不知道能打他不是因为你有力量，而是因为时间，时间让你是它的父母。也许棍棒底下真有百分之几的“成器”希望，但孩子的童年从此是跟幸福无缘了。要知道，如今的孩子在父母面前，不缺乏权利，缺的是自我保护能力：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中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九十年代儿童发展纲要》……
外国的智者曾说：“儿童仇恨打他的人。”
中国的智者也曾说：“小的时候，不把他当人，大了以后也作不了人。”
然而，总有一些愚蠢的父母不信。不信？
——“走着瞧吧，过几年算帐！”孩子在心里说。
棍棒式的行为虐待正日趋减少，但粗暴地扼杀孩子天性的事则时时在发生。冷漠、贬斥，讽刺控苦、怀疑、侮辱……“心理施暴”或“心灵虐待”是目前家庭教育中另一种严酷的刑罚。由于这种“施暴”和虐待所结的恶果须经较长的时间才能看见，并不像体罚的那样血淋淋地易于引起广泛注意，所以人们称之为“看不见的灾难”。
“心理施暴”源自家长自身的心理发展障碍。对被施暴者，可能造成的灾难是将一个孩子的自尊心完全毁灭。这样的孩子比起经常受体罚的孩子，在智力和心理发展上，甚至更为低下。专家告诫，受过心理施暴的孩子即使不发生心理变态，成年后也会出现较多的心理障碍，从而难以适应社会。
有一则令人心酸的故事：一个小学四年级的女孩儿，太喜欢她养的猫，连做作业间隙也不忘给猫添食，还在本上勾画几笔吃食时的“猫态”。一心只想让女儿考重点中学的父亲，认为“有罪”的猫分散了女儿的学习精力，得制止。一天，他让女儿抱着猫随他到工厂去。突然，他猛地从女儿手中抢过猫扔进锅炉，让她亲眼目睹那可怜的小生命的下场。女儿还来不及判断父亲的用意，只听得小猫留给她最后那声凄厉的哭叫。她泪眼汪汪的看着自己所心爱的猫在通红的火中挣扎，瞬时化作轻烟和灰烬……愚蠢且残忍的父亲以为从此扫清了女儿进重点中学的障碍，根本不知善良幼小的心灵随那小动物的被消灭已成碎片。此后，无数的夜梦里她惊叫着爬起来，学习成绩每况愈下，最终积郁成疾，不得不休学……
还有一则令人痛心的故事：
某教授夫妇因儿子高考成绩欠佳只能在大学当旁听生而感到丢面子，成天在儿子面前唠唠叨叨：“这么不争气！我们出门都没脸见人。”孩子的精神在高度压力下终于彻底崩溃，竟残酷地用电线将生身父母双双勒死，“免得你们无脸见人。”
……
对于孩子的教育，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认识其重要性。从重视的角度看，中国的父母更甚于西方，且富有牺牲精神。但就一般而言，多数人不仅指导思想相当混乱，且方式、方法上极无规则可循。现在的问题是，家长如何取得孩子的尊重。无论采取何种方式，管教孩子的原则和目的首先都应该得到并保持孩子的尊重。
试想，在一个儿女有大量理由不尊重其父母的家庭，能造就出良好的公民么？
造就未来的重任
西方的一个哲人认为，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操在掌权者手中，不如说握在父母手里。此话的含义是，社会的未来是由其新生代决定的，而家庭作为儿童接受系统影响与教育的最重要环境之一，父母承担着造就未来的重任。
看中国，一代一代似乎总有人在研究“怎样作父母”，一代又一代又都难以提供圆满答案。“作父母”实在是一种专门的技能、专门的学识，且这技能、学识又因社会时尚的流转而变化、被注入新内容。
“作父母”既属不易，却往往为太多人所忽视，被当作太容易之事。栽花有栽花之技，种树有种树之法，养鱼养鸟、养牛养猪莫不有专业学问，非深研细究不得要领。然而，在中国恐怕少有行当象作父母这般，不经任何“资格”审定便可操持。许多父母对于子女反不若喂马养牛、栽花种树更其重视。“孩子交给您了。”几乎所有家长对学校老师都说这句话。听起来是对教师的信任，实际上是将父母应承担的责任推给学校。
一方面，中国的3亿个家庭、6亿个父母，是世界上最庞大的“师资”队伍、最大的教育资源；另一方面，这个庞大队伍的素质普遍低下，在家庭这一社会空间尚未完全实现其“师资”角色。即如社会平均水平较高的北京，抽样调查表明，70%以上家长并不真正懂得如何教育子女。中国的目标是，到2000年要使90%儿童的家长不同程度地掌握保育、教育儿童的知识。这无疑是个跨世纪的重大课题，其成败，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在21世纪的姿态。
21世纪是各国较量实力的世纪。实际上，较量早在20世纪就已开始。日本人，还有美国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作过相同的表露：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无论其动机如何，这话都值得我们每个中国家长去认真回味。“强国”比综合国力，“强人”比综合素质。看趋势，到下世纪的中国富强、现代化都不会有太大疑问。但人的素质，民族的文化精神，倒是更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我们不会忘记以往屈辱的历史。泱泱大国而屡屡受外敌侵扰、任列强宰割，虽然并不表明敌人都强大，却也说明我们多少有些软弱。中国要作强国，“强人”是必要前提。而这一前提是否具备，何时具备，则完全取决于我们这一代人，取决于这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