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短篇小说创作论——钱钟书研究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短篇小说论文,钱钟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全面论述钱钟书短篇小说创作艺术，认为：钱先生的短篇创作于40年代中期，跨越时空，历久不衰。小说描写了当时年代的人、兽、鬼、神，尤其是风采独具地刻划了中国知识分子，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其主要特色是心理描写细腻、深刻，在特定的情境中刻划人物的不同心态，通过梦境来表现人物的意愿，折射人物心灵复杂变化的历程，采用对人物外部情态和行动的具体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内心奥秘，讽刺更是小说极其重要的审美特征，具有相当的广度、力度、密度和机智的风格。小说语言纯净、灵动、富丽，融汇贯通，自铸新词。
学者、作家钱钟书先生创作于40年代中期的《人·兽·鬼》，距今已近半个世纪。五十年来，这本短篇小说集在“兵火仓黄”中得以保存下来并重新出版，这使读者感到极大的快慰和满足。它穿过骤雨和狂风，拂去历史的尘埃，至今依然光彩夺目。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对世态人情深微的洞察力和锐利的穿透力，从而去探求文艺作品具有历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的原因所在。
一
《人·兽·鬼》收有《上帝的梦》、《猫》、《灵感》和《纪念》等四个短篇。在这本集子里，作者描画了那个时代的人、兽、鬼、神。所写之“神”——上帝，乃归入“魔鬼”一类，因为“上帝只是发善心时的魔鬼”，“魔鬼也就是使坏心时的上帝”，他们不过“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两种名称”而已（引自《上帝的梦》。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小说集）。这些“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兽也罢，鬼也罢，实际上又都是“人”的化身，作者并“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1]
小说主要描写了两类人物：一类是统治者，所谓“上等人物”；一类是中国知识分子，一个特殊的阶层。
《上帝的梦》化用《圣经》中所记的上帝创世的故事，描写了一个骄纵、狂妄、自私、虚荣、孤独、唯我独尊、滥使权力、残忍狠毒的上帝形象。当他被天演的力量创化出来以后，只是从自身出发，感到周围空虚而又寂静。当他认为这寂静和恐惧是黑暗孵庇时，他便从此憎恨黑暗，索性要把黑暗全部驱除。果然一会儿出了太阳，他便觉得这是听命于他的吩咐。但接着他的眼睛给日光射花，便又心想不要它，于是闭上了眼睛，“去掉光明”；当他张天眼睛，又瞧见了太阳和山水时，他便认为：“这光明准是自己眼睛里产生的”，于是自鸣得意，哈哈大笑。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和私欲，减少自己的孤独和空虚，他忽然想到需要一个伴侣，他考虑了这个伴侣应该具有的三个条件：要对自己了解；无休止地、不分皂白地颂赞自己；要对自己忠实而又虔诚。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于是想入非非，沉入梦境。在梦中，他造出了一个男人，又造出了一个女人。一方面他沾沾自喜于自己造人的权力和本领，“佩服自己艺术的精妙”，另一方面又诧异女人对他是敬而远之，反和那男人亲密，于是心上“老是不自在”，“愈想愈气”，随后便想出了“妙法”来治一治这对男女：先是运用“恐怖政策”，继而采用“消耗策略”，结果，男女两人一同病死，上帝自己也只好孤独地度着那难以消遣的光阴。上帝虽然不可一世，妄图主宰一切，来统治这个世界，然而总是事与愿违，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事物的发展不以上帝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必须指出，作品中描写的一对男女，他们是一对在独裁者统治下的牺牲品。他们曾用锐利的目光，一下子看破了上帝的真相：只是“万恶的魔鬼”，但他们为了满足私欲，也曾对上帝贿赂、媚笑、求情讨好，女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男人，男人要求上帝再造一个女人，作品剖析了这种“无毛两足动物”的劣根性，揭示了这种人性的弱点。
小说集中描写的另一类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形象，作家擅长描写这类形象，且特别擅长描写高层次的知识分子形象，刻划他们丰富、复杂、细腻的心态，表现他们自身存在的缺点和弱点。
《猫》中作者描绘了一组在国难当头、乱离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群象。作品通过一次知识分子的“聚会”，让他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登场：这里有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的“政论家”马用中；有提倡清客作风的袁友春；有象向日葵那样亲日的陆伯麟；有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的科学家郑须溪；有宣称“发见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见新大陆”的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有“什么事都干过”，现在是名气颇大的曹世昌；有对人生傲睨、议论高不可攀的傅聚卿；还有家有遗产、不务正业的公子哥儿，在法国学过画的陈侠君，以及雇佣私人秘书为自己著书立说，用以立身扬名的李建侯和受过美国式教育，能象变戏法那样操纵许多男人的李太太……这些人物，性格各别，而又相互补充，共同组成了一组40年代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吞并中国，国破家亡的动荡年代，聚集在李太太的“家庭俱乐部”中，喝着新鲜的牛奶，品着香喷喷的茶，吃着精美可口的点心，高谈阔论，谈战争，谈女人、滔滔不绝，口若悬河。自然，也不乏某些识见，也多少表现了他们对紧张时局的关心，有的慷慨陈词，甚至主张“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但如果要他们上前线去打仗，他们却只得承认自己是“儒夫”：“我不肯”、“我不能”、“我不敢”。这是一群具有“猫”的心理，主张打仗而又不能打仗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远离实际的斗争生活，躲在雅静的沙龙里，高谈清议，别无作为。诚如鲁迅先生曾经批评过的那样：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都是容易办到的，但是一接触到实际，那就要撞碎了。坐在客厅里谈谈，高雅得很，漂亮得很，然而他们并不想到实行的[2]。他们正是这样一群清谈于沙龙，荀安于乱世的清客， 一群在激流岸边的观潮者。在作品中，作者不仅批评了他们这种在国难当头时的清客作风，或沉湎于知识分子这个“文化圈子”中的精神空虚，对绅士、贵族化生活的追求，同时揭示出他们这种思想性格、精神状况形成的根源：他们在经济上都还比较优裕，都还没有到无米下锅的发愁地步，所以他们才能在客厅里那么雅致、从容不迫和文质彬彬；他们大都是留学生，是留日、留美、留德、留英、留法的科学家、文学家、政治家、画家，论资历，学业高深，论地位，名满文坛，是受过欧美文化熏陶的高层次的知识分子，是在中西文化交融、撞击下形成他们独特性格的一群人。由于他们的经济地位所决定，他们与那些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劳苦大众，下层知识分子不同，因而缺乏坚决、彻底的革命性；由于他们的文化教养和远离实际斗争生活，所以他们只能在口头上高谈阔论，最后一事无成。他们不是在动荡年代里与劳苦大众一起战斗、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生力军，而是旁观者、观潮派。钱先生以其睿智的眼光，和深邃的笔力，刻划了这一群，它丰富了我国现代文学史的人物画廊，因此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个特殊重要的地位。
《纪念》着力塑造了一个精神空虚、爱好虚荣的知识女性形象。作品中的主人公曼睛，作为女性，具有中国普通妇女的一些共性：节俭吃苦、料理家务、体谅丈夫、毫无怨尤。她渴望战争快点停歇，能过安定的生活，她渴求在男人面前撒娇，使性子，有着温柔、丰富的女人情感，她不仅把爱献给人，也要人爱，寻人爱，在丈夫面前，她充当了“能干姐姐”和“保护的母亲”的角色。
但她又是一个知识女性。在大学里接受过新教育，因而在她身上有着比一般体力劳动妇女更丰富、更复杂、更细腻、更隐微的感情和个性。她是一个体面人家的小姐，有着大家闺秀雍容文静、风韵淡远、落落自赏的风度，她不顾父母的反对，而争取到与才叔的自由婚姻。结婚后，她不愿象一般女人那样，在家庭以外便丧失地位，她想在社会上活动，能做一点事；并且怕孩子会成为障碍，所以，快三十岁了，还没有孩子。战争发生后，她跟随丈夫来到了抗战后方的山城。生活在这里，整天感到空虚、寂寞和无聊，过着缺乏爱情的平庸的家庭生活。这种无爱的婚姻，不幸福的家庭生活，促使她把丈夫当作那堵墙，做自己的保障，同丈夫的表弟天健做成了一次“最有趣的”、也是“最安全的”感情消遣和爱的游戏。她“希望跟天健有一种细腻、隐约、柔弱的情感关系，点缀满了曲折，充满了猜测；不落言筌，不着痕迹，只用触须轻迅地拂探彼此的灵魂。”一句话，曼晴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感情上的慰藉，而非肉体上的快感。可是天健给予她的却是“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这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作品显示了曼晴婚恋中的精神危机。自己争来的“自由”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她企图在维持现存家庭关系下去获取精神上的满足，到头来并没有得到，反而陷入了深深的内疚、惭愤和失意之中，出乎她的意料，她同天健的恋爱游戏，竟使她怀孕了，给她留下了难堪的“纪念”。作者通过这个婚外恋的故事，展示了在中国文化熏陶下一代知识女性的内心世界和精神生活。
《纪念》中的曼晴，又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知识女性。对这一个性，作品通篇作了精雕细刻：当丈夫告诉她，天健夸赞她是美人，又是才女时，这位平素不吵不怨、十分平静的女子，立刻发了一通牢骚：“我又老又丑，只算你的管家婆子！给他见到，不怕丢尽了脸！”他丈夫并没有把这当个问题来研究，其实，恰恰是表现了她对目前生活地位和状况的不满，她自认为又老又丑，无脸面见人，“面子问题”这个虚浮的荣耀是不能丢的。当天健突然来到，她在灶下，觉得自己蓬头黄脸，满身油味，不愿丢脸，自惭形秽，所以避而不见。当天健在她身上发生兴趣，证明她还丰韵犹存、依然可爱，又有了“自信心”。当她心坎里的“秘密”已在天健面前泄漏时，她又悔恨太给天健占了上风，决意对天健冷淡，想用这种“反刺激”，来引得天健最后向她“恳切卑逮地求爱”，以“挣回面子”。后来，八天里未见面，使她“宛如害过一场重病，精神上衰老了十年”，好几次要给天健写信，但结果“骄傲”使她不肯写……作者运用宛细的笔触，将这样一个知识女性的虚荣心层层袒露出来，达到了活灵活现的地步。
《灵感》刻划了一个自命不凡、追名逐利、在权势面前卑躬屈膝、灵魂肮脏的作家形象。这位“天才作家”，作品颇丰，书中人物甚多，“总计起来，可以满满地向一个荒岛上去殖民”，但这些人物，写得“又呆又死，生气全无；一言一动，都象傀儡，算不得活泼泼的人物”，“没有可能的性格，留不下清晰的相貌”，但他却用这样的“多产”来捞取钱财、捞取资本。他深知那些中学生是他的好主顾，所以把他们的程度和见识作为作品的标准，从而使他得到了“成功秘诀”，致使他成了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但他却未能获得此奖，于是气得一命呜呼。作品从奖金人选发表前后，作家的言动、心态，入木三分地刻划了他的灵魂。当他得知落选的消息后，“气得卧床生病”。想赶快口述一篇采访自己的谈话记，送去发表，有意在记录中点缀些事实错误，一来表示出于旁人手笔，二来可以再来个更正，这样，可使他的大名“两次见报”，为了自己的扬名，可谓费尽心机。作品还入微地描写了这位天才作家死后的心态：他想体会一下死后的境界，觉得象自己这样对社会和文化大有贡献的人，应入天堂，而且天堂早该派代表来欢迎招待才对，这个天堂要象摩罕默德安排下的天堂，那里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随时随意恢复处女状态的美人，空中成群飞着脆皮的烤鹅和烤鸭，扑到嘴边来挨吃，这才有点意思，否则，“老住在天堂也怪乏味的”。这种想入非非，真正地写出了这位作家的灵魂浸透了腐朽的享乐主义的污泥浊水。然而，作家并未升入天堂，而是因著作太重，身体在乱书罅缝里直往下陷，于是他又想到会陷到地球那一面的美国，它“是一切旧大陆作家的金银岛”，因此，顿时觉得那是“第一妙事”，真可谓是“一交跌在青云里”。其利欲熏心之态可掬。作品还进一步刻划了他在阴曹地府的丑恶表演，使这一形象呼之欲出。当他一看那个大胡子的“司长”的“官僚气派”，开始是“惶恐”、“害怕”；当“司长”恭维他“一字千金”时，立刻“胆壮”、“傲然”起来，当他以为大胡子是阎王时，连忙站起，深深地“肛开臀裂地弯腰鞠躬”；当他得知大胡子是“中国地产公司”的“司长”时，又“后悔”自己的大礼行得冤枉，并对“地产”“发生兴趣”，想着“我有天才，他弄地产，这倒是天造地设的妙对”；当他进一步得知这个所谓“地产公司”原来是专管中国地界里生产小孩子的机关，一切中国地面上生育的人和动物都归其分派时，便又打主意，想逃之夭夭……这一系列描写，充分披露了作家趋炎善变、投机取巧的市侩习气和卑污人格。此外，作家在不法资本家五十岁生辰时，为他出版“庆祝专号”，写了几千字的颂词，对其“大捧特捧”；将大宗的版税和稿费拿来合股做买卖，等等，都深刻地揭示了作家谄媚取宠和投机商人的嘴脸。
《灵感》描写的“这一个”我们竟不知道他的姓名叫什么的“作家”形象，其实是40年代文坛上同类作家的代表。作者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这一类的作家太多了”，就象那位“向处女身上去找”所谓“灵感”的“后起之秀”也统统算得这类作家，他们的种子繁衍不绝，“作家”投胎转世，房东女儿受孕，生下孩子，“直到现在，我们还猜不出这孩子长大了是否成为作家”。小说作者不仅嘲讽了40年代这样一类欺世盗名的“作家”，而且预见到这类作家的种子还会绵绵不绝。
二
细腻、深刻的心理描写是钱钟书短篇小说的一大特色。与我国传统小说有别，他的短篇非常注重对人物内心世界的开掘，细致地去表现人物的心理和意识活动，揭示人物内心隐微的奥秘，从而使他的人物神情宛肖。他的短篇，对人物很少作许多外貌的描写，但他们复杂、细腻、深刻的心态却被雕刻得纤毫毕露、逼真分明。
首先，作者往往把他的人物放到特定的情境中，却刻划他们不同的心态。《纪念》是一篇心理描写的杰作。不仅刻划了主人公曼晴与才叔结婚前后的心理，更突出的是刻划了她与天健之间在不同场合之下的各种复杂微妙的心理：她与天健初次见面前后、邀请天健来家中吃饭前后、欲与天健作伴上街前后、八天的苦苦等待天健前后，以及和天健发生关系前后的种种心态，都层层袒露出来，让读者看到了女主人公一幅曲折变化的心电图，主人公心弦的每一颤动，都在这幅心电图上清晰地呈现出来。如她与天健发生肉体关系后，她在回家的路上想：“经过今天的事，她还能接受天健的殷勤么？这不是对天健表示，他的举动获得自己事后的默许么？”一面想着，来到了家门，惴惴地担心她的丈夫已先来家，会问她到哪里去。因为她还没有想出一个最经济而又极圆满的谎，来骗他。她倒在床上，心上乱糟糟的。天健给予她的这种肉体恋爱，“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她想：“假使她知道天健会那样动蛮，她今天决不出去，至少要换过里面的衬衣出去，想到她身上该换洗的旧衬衣，她还面红耳赤，反比方才的事更使她惭愤。”但她毕竟是女人，适才的事情，还在她“皮肤上零碎的部分”留下不肯褪尽的印象，此时天色已晚，她倒“愿意这种昏黑”来掩庇她的良心，她一方面想到丈夫马上回来，见了她“不知道自己的脸放在哪里”，一方面又深怕以后天健再来。然而在天健获得了提出第二次要求的权力时，她又“相信天健不失是个‘君子’，决不至于出卖她，会帮她牢守那个秘密”，但又担心这一秘密有了“遮盖不下的凭据”，于是又“懊悔自己一时糊涂，厌恨天健混帐”……曼睛在特定情境下的担心、害怕、失望、惭愤、懊悔等复杂、细微的心理被刻划得如此真切，给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再如《猫》中在李家当私人秘书的青年大学生齐颐谷，作品细腻地描写了他初到李家的“敬畏心理”，在一次知识分子聚会中的害怕、紧张和局促不安的心态，以及他还不敢接受李太太的“爱”而遭到李太太一记耳光时的惊吓、退缩、闪躲和受辱的心理，把这样一个“毫无恋爱经验”、“未被世故磨炼得顽钝”的单纯、稚嫩而又有些傻气的大学生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次，小说还通过梦境来展现作品中人物的心愿、意识，将人物心灵复杂变化的历程，通过这一反光棱镜折射得清清楚楚。《猫》中的齐颐谷在李太太一声“明儿见”后，心儿止不住地跳，他感到“明天这个日子值得等待，值得盼望”。那天晚上，他做了好几个颠倒混沌的梦，梦见不小心把茶泼在李太太衣服上，窘得无地自容；又梦见“淘气”猫抓破了自己的鼻子，陈侠君骂自己是猫身上的跳虱；气得正要回骂，梦又转了弯，梦见自己在抚摸“淘气”的毛，忽然发现抚摸的是李太太的头发……醒来后还牛反刍似的把这梦追温一遍。此外，还有攀魂中的向李太太的“求爱景象”等等，这些梦境的描写，都曲折地反映了齐颐谷的内心活动，有力地表现了他的“荡着单相思的”心灵。《上帝的梦》更是整篇通过上帝的“梦境”而铺陈出来的文字。在梦里，上帝怎样造了男人和女人，又为何要治一治这对男女，怎样采用妙法来治他们……这些构造了整个作品的故事情节结构，通过对梦境的描写，展现了上帝妄图主宰一切而又事与愿违、得意时飞扬跋扈。失意时气恼、施以报复的独裁者的灵魂。
再次，《人·兽·鬼》中的小说，除了直接的心理描写外，还采用了对人物外部情态和行动的具体描写，来揭示人物的心灵世界，让读者透过这些外部情态的描写，窥见到人物的内心奥秘。齐颐谷到李家两个星期以后，已经肯对自己承认爱上李太太了，这爱情有什么样的结果，他可没工夫去想，只是希望常有机会和她接近，“每听到她的声音，他心就跳，脸上布满红色。”这种简洁的外部情态的描写，透露了齐颐谷泛滥无归的情感渐渐收聚到李太太身上的内心秘密，这个秘密是通过“脸上布满红色”表现出来的。“这种脸色转变逃不过爱默的眼睛”，她最为敏感，最为清楚不过，所以对齐颐谷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呀！你爱着我。”可谓一语破的。再如《纪念》的结尾，已经怀孕的曼睛听还被蒙在鼓里的丈夫说，假如生一个男孩，想给他取名“天健”，来纪念已在空战中死去的天健，这时，作品写道：“曼晴要找什么东西，走到窗畔，拉开桌子抽屉，低头乱翻”，一面说着“我可不愿意”的话，当才叔问她找什么，她含糊其词：“不找什么”，关上了抽屉，接着自语道：“我也乏了，脸上有些升火。今天也没干什么呀！”表面来看，曼晴心不在焉，在寻寻觅觅，像是在寻找什么失掉了的东西，深入地看，让我们窥见到一个女子复杂的情怀。一个心灵空虚的女子，不满意自己的婚姻和生活的寂寞无聊，本想与丈夫的表弟做成一次细腻的爱的游戏，以填补这种空虚，没想到，天健突然死去，给她留下了难堪的“纪念”，对曼晴来说，这又是一次失败的人生游戏。这失败的“苦果”，只好留给自己吞食，它是怎样的一种滋味？！这一人生的苦果，象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得她十分疲乏，以致脸上升火，人生是多么的艰难啊！小说虽然到此结束，但它打开了一个知识女性的心扉，给读者留下了许多想象的空间。
三
讽刺是钱先生短篇的又一重要审美特征。他的讽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他的讽刺具有相当的广度。笑骂和讥讽，几乎无所不在，无人不用，范围之广，达于一切。就内容而言，他讽刺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涉及人生、人性、社会、时事；就人物而论，他嘲讽“上等人”，也讥刺一般人，尤其擅长讽刺那些新旧知识分子。总之，人、兽、鬼魔，无不在他的讽刺之列，构成了他丰富而博大的讽刺世界。从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分割的工具“国际联盟”，到失掉了“政治上的作用”的北平；从“搬到人间去了”的地狱，到“可以占有七十二位随时随意恢复处女状态的美人”的天堂；从刮光地皮的贪官污吏，到“歌唱着烟、酒、荡妇，以及罪恶”，发明“接吻就是吃补药”的资本家；从“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的前清遗老，到对许多男人“呼唤得动，掌握得住”的高雅华贵的太太；从“荡着单相思的秋千”的年轻大学生，到要到处女身上去找“灵感”，与房东女儿私通，在“共同探讨人生秘密”的青年作家；从“把中国零售和批发”、“出卖给人”的“愚蠢的政治家”，到一群留美、留英、留法、留日的提倡“清客作风”的文学家、科学家、画家等等，统收笔底，构成了一个光怪陆离的讽刺世界。作者有时通过一段精彩的叙述，有时通过人物一席生动的对话，一个令人解颐的动作，一个微妙的心态，把那些“不合理，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3]的人情事物再现出来。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 邪恶势力的可憎，滥使权力者的骄纵、狂妄，某些知识分子的清谈、空虚、无聊，等等，都被挖苦得体无完肤，讽刺得酣畅淋漓。其二，他的讽刺锐利、强烈、很有力度。老舍先生说：讽刺“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必须毒辣不留情。”[4] 钱先生在对那些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灵魂奚落和揶揄时，总是饱含着尖刻和辛辣的意味，往往是一语破的而又剃肌砭骨，产生了极为强烈的讽刺效果。如《猫》中写某学术机关主任赵玉山宣称：“发见一个误字的价值不亚于哥仑布的发见新大陆”，作品接着写道：“哥仑布是否也认为发见新大陆并不亚于发见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玉山同意。”一语刺穿了赵玉山的言过其实和不学无术。
这一特色尤其在他塑造的独具性格的讽刺形象上表现得更为鲜明、突出。仅仅把那些现实中污秽的现象嘲弄一番，挖苦一下，这并不很难，难的是将这些丑陋、卑下集中在他所刻划的讽刺形象上，而且又是活生生的、血肉丰满的形象。他的讽刺杰作《灵感》，出色地描绘了一个“天才作家”的讽刺形象，运用夸张、荒诞的方法，把他的肮脏灵魂揭露无余，讽刺得淋漓尽致。特别是当他作品中的人物一个个出来要他“还我命来”，“司长”罚他投胎转世时，他时而惊惶失措，时而分辩解释，时而敷衍搪塞，时而抗议逃避，时而认罪求饶……作品描绘了他一连串的表演，尽情揶揄和嘲讽了他的可鄙、可笑、可恶的灵魂。
鲁迅先生说：“‘讽刺’的生命是真实”[5]。 正因为钱先生塑造的讽刺形象来自40年代那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作品忠实地再现了那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所以书中的角色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和极大的概括力。为了“避免嫌疑，或被攻击”[6]， 作者在小说集《序》中特别声明：“书里的人物情事都是凭空臆造”、“幻想虚构的”，“他们都只在本书范围里生活，决不越规溜出书外。假如谁要顶认自己是这本集子里的人、兽或鬼，这等于说我幻想虚构的书中角色，竟会走出了书，别具血肉，心灵和生命，变成了他，在现实里自由活动”。这和鲁迅先生所说的，选取人物的模特儿“没有专用过一个人”，但“一肢一节”“总不免和某一个相似”，是“杂取”和“拼凑”起来的脚色[7]，意思大体相近，它道出了他的讽刺小说的概括性、集中性、典型性，因此就更有普通性，它的讽刺效果便愈有爆炸性。
其三，他的讽刺具有机智的风格。老舍先生说：“机智是什么呢？它是用极聪明的，极锐利的言语，来道出象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8]风格即人，由于钱先生的睿智、博识， 加上他具有“一种高超的喜剧才能”（尤·鲍列夫语），所以他的这种机智，表现在多方面，最为显著的是言此及彼、旁敲侧击。作者讽刺诺贝尔奖金的裁判人“都是些陈腐得发霉的老古董”，有个对“支那学”素有研究的老头子，他四十年来研究“汉文的音韵”，至于“汉文的意义”，他说那“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其余的老头子还对他这种“治学态度的谨严，表示敬佩”，这位学者马上谦逊地说自己还比不上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的美国眼科专家，他“只研究左眼，不诊治右眼的病，那才算得一点儿不含糊。”这里，既调侃了诺贝尔资金的裁判人，并由此揶揄了当时获得这种资金的某些“专家”。至此，诺贝尔奖是怎么一回事，已耐人寻思，而那位“天才作家”竟因为落选，气得一命归天，岂不可笑、可悲！这种讽刺的机智，真叫人拍案叫绝。再如，“天才作家”怀疑自己是否跌入地狱时，地府长官对他说：“地狱早已搬到人间去了”，“地狱原有的刑具，……也搬到人间去了。”由此，对黑暗、残酷的人间社会给予有力的一击。在写到地府为躲避战时空袭，钻到地底下买卖地皮时，文章顺势切入：“想来地皮给贪官污吏刮光了”，进而把笔锋指向那些割让土地、出卖国家主权，“把中国零售和批发”的“愚蠢的政治家”。在写到李太太因为单眼皮，跨海征东，去日本修改眼皮时，文章又引出了一段对当时正在疯狂侵略中国的日寇的讥刺：“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因此那个足智多谋、偷天换日的民族建立美容医院，除掉身子的长短没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国号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无不可以修补，丑的变美，怪物变成妖精。”这些都仿佛是随手拈来，信笔所至，但却内藏讥锋，浑然天成，作者是顺手一击，旁及其余，对政治、社会、历史、人生等的是与非、善与恶、真与伪、美与丑作出一种审美评判，大大增强了作品讽刺内容的密度。
钱先生在用X光线透照“一切琐屑的、可怜的、卑微的、 鄙陋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语）世事人情时，常常将某些现象作深刻的概括和鞭辟入理的剖析，以达到惊世骇俗的地步。如写《猫》中的齐颐谷，寡母只有他一个儿子，管束得很严，所以他进了大学一年，从没和女同学谈过话，正象汽水瓶口封闭得严严密密。映着日光，看得见瓶子里气泡在浮动。他表面上拘谨，心里早蠢搅着无主招领的爱情。作品接着写道：“一个十八九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里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宫的数目，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他爱上了比他年长的中年妇人爱默，作品对此议论：“恋爱的对象只是生命的利用品，所以年轻时痴心爱上的第一个人总比自己年长，因为年轻人自身要成熟，无意中挑有经验的对象，而年老时发疯爱上的总比自己年轻，因为老年人自身要恢复青春，这梦想在他最后的努力里也反映着。”这里，作者从齐颐谷这个青年出发，概括类似于他的十八九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并透视他们“心里的污秽”，并对旧中国某些畸形婚恋作出概括和分析，让读者——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去发现自己心里的“污秽”和人性中的“厕所”，这种讽刺机智、活泼而又入木三分，令人叹为观止。
黑格尔说：“真正的艺术创造就是艺术想象的活动。”[9] 钱先生在作机智讽刺时，常常由此及彼，把彼此分离着的人和事，进行联系性的观察与思考，找到他们之间的某些相似点，然后顺势一击，一石三鸟，痛快淋漓！由于作者的想象力特别活跃，所以他创造的那些灵活、巧妙而又锐利深刻的格言警语连翩而来，从而构成了他独特的讽刺的机智风格。
四
钱先生短篇的语言特色是纯净、灵动、富丽。柯灵指出：“钱氏通晓多种外语，兼擅文言，但他笔下的白话语文，却是道地的白，清如水，明如镜，绝少沾染洋气与古气，纯净而耐人寻味。”[10]司马长风也说：“钱钟书的文字做到纯白，又洗脱欧化语法，灵活多妙处，如春风里的花草，清流里闪光的鱼，读起来最舒畅。”[11]是的，钱先生的短篇，仿佛是信手写来，从容不迫，但妙语联珠，警句迭出。无论是叙述故事，还是描写人物，或是议论世情，都凝炼流畅，生动活泼。如《上帝的梦》中写上帝创造女人：“他从流水的波纹里，采取了曲线来做这模型的神态；从朝露的嫩光里，挑选出绮红来做它的脸色；向睛空里提炼了蔚蓝，浓缩入它的眼睛；最后，他收住一阵轻飘浮荡的风，灌注进这个泥型，代替自己吹气。”作者选取了大自然的特有景物：流水、朝露、晴空、轻风，攫取其中特有的线条和色彩，用优美洒脱的文字让上帝创化出的女人活灵活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由于钱先生的渊博和睿智，所以他能融汇古今，贯通中西，不傍前人，不蹈故常，推陈出新，自铸伟词。他常常从一些人们习见的熟识的词汇中生出别一种新义、凝成隽语妙言，发人深省。如《猫》中写科学家郑须溪，他“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用与身体瘦小相反的“肥胖”来形容其内心世界，把这样一个想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领土”的科学家的勃勃野心和盘托出，平凡的语汇生出不同凡响的新意，使人耳目一新。再如，写李太太爱默。“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一连用了八个“最”字，把这位高雅华贵的太太的美貌、为人、、交游一一写尽，但她美中不足的是三十岁左右了，至今小孩子一次也没来投胎过，“朋友们背后说她是个‘绝代佳人’。”读到这样的双关的幽默语言，怎不让人脱口而出：绝妙好词！
他还常常把两个看似差别很大，甚至截然相反的词语，放在一个句子、或者相靠近的句子中，翻出新意，造出一种出人意料的奇异效果来。如《灵感》中有这样的句子：
“这位作家是天才，所以他多产；他又有艺术良心，所以他难产。”
“有好多他的同行朋友，眼红地羡慕他，眼绿地忌妒他。”
在《猫》中有这样的句子：
“做李太太这一类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终身行业，专门职务，比做大夫还要忙，比做挑夫还要累，不许有旁的兴趣和人生目标。”
在《纪念》中也有这样的句子：
“天健所给予她的结实、平凡的肉体恋爱只使她害怕，使她感到超出希望的失望……”
这类句子可谓俯拾皆是。作者借助于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把它们联系在一起，让它们千里来相会，撮合成配偶佳眷。单独看，平淡无奇，但由于作者的匠心独运，把它们安排组合在一起便立刻闪出奇光异彩来了。
此外，象“颐谷听得入了神，注视着爱默讲话时的侧面，眼睛象两星晶莹的火，燃烧着惊奇和钦佩。”李先生的父亲，出洋游历，“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憾矣！”等等，都极为浓缩，言简意赅，犹如诗的语言。
钱先生在短篇创作中，还大量运用了丰富多彩的修辞手法，诸如谐音（“国际联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场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你的副刊简直就是讣刊……”）、俗语（“一交跌在青云里”；法国俗语：“肛开臀裂地弯腰鞠躬[saluer a Curert]）、 谚语（“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反语（“这种被占有的虚荣心是做丈夫的人最希有的美德，能使他气量大，心眼儿宽。”）、幽默（“这溪里的鳄鱼是个文盲，没念过韩昌黎有名的《祭鳄文》，所以不去吃鱼虾，反要尝狮子肉。”）、对偶（“今天淘汰了昨天的生活方式，下午增高了上午的文化程度。生活和文明瞬息千变，变化多得历史不胜载，快到预言不及说。”）、象征（如曼睛在山城所住院子的那垛“土围墙”，初租屋时，嫌它“寒窘”、“难看”，想突围出来，但后来，“跟土墙相安，接受了它的保卫”——象征着人生的困境。）以及排比、双关、典故、逸闻等等，真可谓异彩纷呈，美不胜收。
在钱先生的短篇中，开得最美、最绚丽多姿的艺术之花要算是比喻了。他运用比喻不仅多（一篇三万多字的《猫》，用比就有九十多个），而且比得新颖、独到、活泼、风趣。且看下面几个例子：
“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象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象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象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猫》
“春天，好象空袭的敌机，毫无阻碍地进来了。……在晴天的空气里，织满山地的忙碌的砂尘，烘在傍晚落照之中，给春光染上熟黄的晕，醇得象酒。正是醒着做梦、未饮先醉的好时光。”
——《纪念》
“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象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象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出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 ‘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
——《猫》
“随便做什么事，想什么问题，只象牛拉磨似的绕圈子，终归到天健身上。”
——《纪念》
例一，是用以描写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陆伯麟的外貌的，用烟熏出来的“颜色”来比喻他眼下的“黑圈”，用弯弯曲曲的“烟篆”来比喻黑圈的“线形”，再用虾蟹烘到热气变红来比喻他鼻尖上的“红色”，最后用“向日葵”来比喻这个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时变成“通日本”的老头儿的政治嘴脸，比喻新颖、巧妙、奇异、独特，发人遐想，引人思绪。
例二，是《纪念》开头描写自然景物的一段文字，为什么要用“空袭的敌机”来比喻春天来到这个抗战后方的山城呢？这是因为敌机常常来这座山城轰炸，毫无阻碍地进来，而后来这座山城有了航空学校，辟了飞机场，才叔的表弟天健来到了这个学校，于是引出了曼晴与天健的一段婚外恋的故事，整个小说的情节的展开都与“空袭的敌机”有关连，只有读罢全篇，再来看小说开关的这个比喻，便愈益觉得它不仅形象，而且意味深长。同时，作品用”醇得象酒“来比喻这里的春光，使作品一开头便传达出一种梦幻迷离、令人微醺、使人躁动不安的氛围，为作品中人物设置了一个活动的舞台。
例三，是譬如事的。先用一个比喻写其“灵感”，表现那位提倡清客作风的作家袁友春的大言不惭和自命不凡，再用“鸦片”、“麻醉剂”、“安眠药”的博喻，表现这位作家文章的“药用”价值，其文章之水平可想而知。
例四，是用来比喻心理活动的。朱拉磨总是围绕一个中心，曼晴自结识天健以后，一到午后，心总按捺不住，“坐立不安地渴望着天健”，后来，八天里，天健竟设来，所以她一人在家给烦恼摆布着，要撇开不想，简直不可能，所以想来想去，就象牛拉磨似的绕圈子，终归到天健身上。这种比喻，形象地、细腻地写出了曼睛对天健的念念不忘的心态和酝酿着的她对天健的浓烈的感情。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曾说：“夫比之为义，取类无常，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钱先生的用比确是如此。
自然，随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发展，语言也在变化发展，在小说集中象“可是我听了你的科学证明，和你绝对同意”，“我们跟玉山很同情”这样的句子也有好几处，如果小说再版，我想作者肯定是会修改这些字句的。
注释：
[1]钱钟书《围城·序》。
[2]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3][5]鲁迅《什么是“讽刺”？》
[4][8]老舍《谈幽默》。
[6]孔庆茂《钱钟书传》。
[7]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出关”的“关”》。
[9]《古典文艺理论译丛》第11册，第42页。
[10]柯灵《促膝闲话中书君》。
[11]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下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