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江泽民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探索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道路论文,毛泽东论文,江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4
［文献标识码］A
工业化一般是指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工业化是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高度发达的工业社会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便被党和政府确立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笔者将在下文中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与江泽民关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作一比较分析，以认识“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对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我国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现实意义。
一
毛泽东提出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一条能够实现工农业生产发展，又不同于西欧与苏东的新型的工业化道路。他是在努力摆脱苏联工业模式的束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提出来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一五”计划的实施，工业化建设全面展开。由于当时我们自身建设经验的不足，所以，在建设中大量借鉴苏联经验，照搬苏联工业模式。这一做法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如对重工业的过分强调影响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影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比例关系失调。因此，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强调对于苏联的经验，“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搬，机械搬运”[1](P41)，而应该将学习外国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1](P24)。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再走苏联那种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片面扩大积累和基本建设而忽视人民生活的老路，应从落后的农业国这一实际国情出发，将中国的工业化建筑在农业的基础之上，走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道路。这一思想的提出，不仅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确立了正确的指导思想，也为全党提出了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条件下，工业化的内涵和道路也有所不同。我国现在的工业化和西方国家当年的工业化所面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着天壤之别。西方国家进行工业化时，面对的是丰富的矿产、能源、土地等自然资源和广阔的、没有遭受污染的自然环境，所以，西方国家是通过肆意掠夺式的原始积累实现工业化的。当然，这种工业化是以资源的过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的。今天，能源枯竭，土地开发已近极限，生态环境严重失衡，人口剧增，这就要求我国不能再选择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来完成工业化任务。同时，激烈的国际竞争和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也不允许我们再走常规的发展道路，而只能选择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在总结国内外工业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根据信息时代实现工业化的要求和有利条件提出来的。他强调抓住机遇，把工业化和信息化结合起来，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以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它既是加快实现我国工业化、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走经济建设新路子的根本指导方针。
二
毛泽东认为，“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应该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兼顾轻工业和农业。“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没有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无法实现国家工业化，所以，“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同时，他又强调应注重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促进重工业的发展，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1](P241)。所以，“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4]
重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它对于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提高我国经济建设自力更生的能力和增强国防力量具有决定性作用。因此，毛泽东在“一五”开始时期，就确立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重工业的飞速发展虽然有利于促进工业化建设，但却忽视了农业、轻工业发展，出现了全局性冒进、基本建设投资过大等问题。毛泽东及时总结了经验和教训，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5]他认为，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大部分要从农业发展中积累，所以，采用发展农业、轻工业“会使重工业发展地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2](P100)可见，毛泽东的“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重工业为中心，兼顾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这是它区别于苏联工业模式而深具中国特色之所在。
江泽民提出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则强调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使各产业按比例协调发展。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不仅指各产业在数量和比例上的调整，而且包括各产业在质的方面的提高，进而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随着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必须不断优化升级，逐步形成与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一、二、三产业的合理结构。这既有利于经济的协调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的稳定。江泽民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要关系》中指出了我国当前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主要问题：“农业基础薄弱，工业素质不高，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第一、二、三产业的关系还不协调”[7](P180)，这是制约中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江泽民多次强调要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加强第一产业，调整提高第二产业，积极发展第三产业；在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发展的同时，积极促进支柱产业的发展和振兴，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指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同时，强调了优先发展信息产业，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广泛应用信息技术。
三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指导方针，工业生产在较长时期内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以高积累、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的，因此，这种发展表现出了片面追求增长速度、忽视经济质量和效益等粗放型生产特征。
“一五”时期我国的积累率在23～25%，“二五”时期平均为30.8%，“三五”时期平均为26.3%，“四五”时期平均为33%，1978年为36.5%，积累率均比较高。在经济效益方面，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期间基本持平。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情况为例：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利润率，1952年为19%，1978年为15.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1952年为28%，1978年为22.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利税，1952年为37.1元，1978年为35.3元；每百元全部资产实现利税，1952年为25.4元，1978年为24.2元。在资源利用率方面，我国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1953年为1310元／吨，1978年下降为527元／吨；能源消耗强度，1953年为7.63吨／万元，1978年增加到18.98吨／万元；铁矿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1953年为3316吨／万元，1978年下降为1184吨／万元，消耗强度由1953年的1.2／吨历元增加到5.31吨／万元。从1953～1977年，我国能源消耗增长系数为1.77，铁矿消耗增长系数为1.40。由此可见，当时我国工业的增长是以资源的大量消耗为前提的，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造成了资源日近枯竭、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失衡、大量的水土流失和土地沙漠化，影响了工业乃至国民经济全局的发展。
“新型工业化道路”则认为，工业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江泽民指出，发展不仅要看经济增长指标，还要看人文指标、资源指标和环境指标，工业必须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要实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二是加强教育体制改革，注重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能力，密切教育与经济、科技的结合；三是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搞好开发建设的环境监督管理，切实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复的老路。”[2](P180)即坚持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走出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工业发展道路。在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强调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四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核心内容是以重工业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强调必须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基本建设。在“一五”期间，工业投资达250亿元，占全国投资总额的45.5%，其中重工业投资达322亿元，占全部工业投资的88.1%，为前五年的151.2%。[3](P295-296)重工业的优先发展，促进了整个工业的高速增长，不仅使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49年的30.1%提高到1959年的67.6%，而且初步铺开了我国工业布局的框架。从1949～1959年的十年间，我国已由原来农业占70%的国家，一跃成为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同时，重工业的发展也使之能够加强对农业、轻工业的援助。实践证明，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将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工业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是合理的，它正是对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
“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核心内容是发展科技和教育，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强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结合。
自古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每一次重大发展，都依赖于科学的重大发现和技术的重大发明。科技进步和创新已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而现代科学技术正经历的深刻革命为中国利用高科技及先进知识超越传统发展模式和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了机遇和挑战。中国只有及时抓住这种机遇，大力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不断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国民经济，努力实现生产力跨越式发展，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
目前，知识更新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日益加快，国际经济和科技竞争将围绕人才与知识的竞争展开。谁在人才、知识和科技创新上占优势，谁就在发展上占据主导地位。但不管是人才、知识还是科技创新都离不开教育。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工程，教育不仅为其提供人力和智力储备，而且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只有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才能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高层次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供有力保障。
五
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巨大动力在于希望迅速发展本国经济，尽可能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以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此，迅速发展本国经济是每个中国人的强烈愿望，也是第一代领导人首要的任务。正如毛泽东说的：“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而迅速发展经济惟一可行之路就是迅速实现工业化。同时，建国初期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全面封锁也激发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民族精神的形成。这两者共同推动着中国工业化的实现。
“新型工业化道路”则强调创新是工业化的强大动力。经济全球化日益扩大和深化，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技术更替不断加速。“今天称得上先进的技术，不久就有可能变为落后的。”[2](P234)因此，江泽民指出，要不断地为工业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强大的技术支持，就必须坚持和勇于创新。他认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P243)“我们只有坚持创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前进才能始终掌握主动。”[2](P253)21世纪是技术创新与工业化紧密结合的时代，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已成为国际综合国力竞争和民族兴旺发达的决定性因素。依靠科技创新才能实现生产力发展的跨越。江泽民在1999年8月的全国技术创新大会上指出：我们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注意加速科技进步，加强科技创新。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在科技进步和创新上取得突破性进展，赋予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以更大的动力。然而，知识创新是技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积极推进知识创新体系的建设，可以为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供有效的保障与激励机制。为此应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大学和企业之间的有机联系与分工合作，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大学在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中的作用。同时，我们还要进行体制创新。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对传统体制进行转换和创新。江泽民指出：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
综上所述，江泽民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毛泽东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探索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二者相比较，“新型工业化道路”是对“中国工业化的道路”的深刻和丰富。只要我们坚定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推进信息化，加快建设现代化，就一定能够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基本实现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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