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研究：量表的开发与检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益论文,量表论文,战略研究论文,合法性论文,民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21；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94X(2015)09-0045-08 随着人们参与公益事业的心态日臻成熟与普及，强调人人参与的微公益活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并以其在社会扶贫救弱活动中不可或缺的公益作用受到社会普遍关注。然而，缺乏身份“合法性”仍是当前中国微公益组织面临的共同难题。如何在行业和自身合法性尚未有效确立之前，作为行动主体前瞻性地主动采取有效的战略行动来获取重要的合法性资源是微公益组织能够生存和快速成长的关键。壹基金等一些微公益组织运用合法性获取战略的成功给我们提供了解释上述问题的答案。当遭遇合法性不足而面临中断危机时，壹基金先是通过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获得公募资格，然后又通过社会大众的参与和市场化方式获得各类公益资源，最后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推动着制度变革。而由资深媒体人孙春龙发起的微公益活动“老兵回家”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后，就在登记管理制度较为宽松的深圳市成立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直接注册为专职服务老兵的正式公益组织。[1]这些都为广大微公益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因此，如何为中国草根公益组织找到合法性发展之路，使他们在中国特殊的制度环境中获得存在的权利并建立起“被允许”的合法性，充分凸显民间组织的社会公益功能，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正是我们进行本次调查研究的主因。 在全球社会体制工业化向信息化成功转型以及新思想、新组织和新制度成为变革需求的环境下，国外对于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不断发展，并逐渐分化为三类：(1)民间公益组织的新模式；[2-4](2)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5-6](3)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与发展。[7]民间公益组织的新模式研究不断深化公益组织的制度设计、公益运作、内部政策及关系管理等内容；[3]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研究则阐述了民间公益组织在获取社会资本及各类捐赠时所发挥的作用，并对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社会活动进行了总结；而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及发展研究则主要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国情、不同领域的民间公益组织发展进行系统的个案研究。而国内关于民间公益组织的研究才刚起步，并主要聚焦于对民间公益组织的团队建设、运作模式、程序规范等问题的综合分析上，少数文献论及民间公益组织的行动策略问题，[8-10]但相对于西方学者的研究而言，理论和实践研究均未达到一定深度。 由此可见，以往学者们感兴趣的主要是民间公益的组织形式和运作过程，缺乏针对微公益这一新型公益模式的深入研究，涉及微公益组织合法性问题的实证研究则更是少见。本文基于合法性这一全新的研究视角，关注微公益组织在现有复杂的制度环境下面对合法性困境时应采取怎样的策略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维度和测量工具，因而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这一领域的理论研究。此外，随着中国转型过程中社会问题的增多，如何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是实现社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微公益组织通过具有高度公民自治特征的社会公益行动在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实践活动中发挥着自身特有的作用，成为推动公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重要力量。因此，开发和探索民间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量表将从公益实践层面帮助微公益组织在现有的合法性框架内更有效率地运作，以实现更大的公益价值。 一、理论基础 合法性理论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已经具备一套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基础：从合法性问题产生的原因及界定，到合法性问题对组织发展的影响，再到获取合法性的战略，都已有较为充分的研究。合法性研究对于组织、战略、制度等多个方面的理论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特别是在理解微公益组织的新生弱性及制度理论中嵌入能动性悖论(paradox of embeddedness)等议题上表现出强大的理论解释力。尽管组织合法化行动如果使用不当，最终可能适得其反。但毋庸置疑，合法性是新组织有效克服新生弱性、获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 传统的合法性理论通常把组织合法化过程看作是在环境压力下对被法律法规以及社会共同的价值体系、行为规范所认可的组织特征和形式的被动采纳，而本研究则将合法性视为一种取之于环境的可操作性资源，[11]着重讨论微公益组织如何通过对外生环境的适应(conformance)、选择(selection)、控制(manipulation)和创造(creation)等战略手段，来主动影响或塑造外界对于组织合法性的感知。因此，本研究所讨论的合法性获取战略更侧重于分析组织应采取何种手段来主动获取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合法性资源。 在系统梳理现有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依据组织合法性获取的战略维度和量表选择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原则，提出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的四个测量维度，即适应环境、选择环境、控制环境和创造环境战略。基于以上合法性获取战略的四个维度，我们进而开发出一套微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的分析工具(legitimizing strategy scale，LSS量表)，为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的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实证工具。此外，通过对新浪公益、腾讯公益等5大公益平台上504个微公益活动的合法性获取战略进行调查，以验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希望能够对微公益组织开展民间公益活动以及后续学者的合法性研究有所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文在文献检索、调查访谈和数据收集的基础上，利用探索性因素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简称EFA)和验证性因素分析(confirmation factory analysis，简称CFA)对中国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进行实证研究，为微公益活动的组织者找到运用合法性策略合理规避风险、获得合法性身份的有效途径。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我们将调查样本中数目众多且错综复杂的观察变量精简为少数几个独立因素，并尝试对其进行梳理和解释，以归纳出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的主要类型；而验证性因素分析则主要用于检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二)量表开发 我们主要分三个阶段对测量量表进行开发：第一阶段，在大量研读国内外文献研究及调查的基础上选编和筛选调查问卷的题目，经反复研究讨论形成初始的调查问卷；第二阶段，邀请广东狮子会、广东省宋庆龄基金会等11家民间公益组织中的专业人员对初始问卷进行试答，听取他们对于问卷的修改意见以及在组织合法性获取策略方面的经验和做法，对题目进行必要的增删和修改，确保所有问项都能够准确表达，并最大限度地保证数据回收质量；第三阶段，根据文献分析和访谈结果，形成本文的测量量表，即一份包括21个问项的民间公益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调查问卷，其中适应环境战略6题、选择环境战略6题、控制环境战略5题、创造环境战略4题。此外，我们还邀请从事管理学、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和研究生对最终问卷进行审查。 (三)样本收集和数据处理 在预调研修改和精炼问卷的基础上，本文选取新浪公益平台、网易公益平台、搜狐公益平台、腾讯公益频道以及天涯、猫扑等社区论坛上的504个民间微公益组织进行问卷调查。调研从2012年6月11日持续到2012年8月31日，共发放问卷900份，回收594份，问卷回收率为66％；按照信息缺失不多于25％的要求，剔除无效问卷90份，最终得到有效问卷504份，问卷有效率为84.85％。有效问卷数据被随机分为两部分：一半用于探索性因素分析，另一半用于验证性因素分析。 从分析结果看，调研样本具有4个特征。(1)从涉及领域来看，中国民间微公益组织更关注儿童成长、支教助学、医疗救助领域，占比分别为36.31％、22.2％和19.64％，而在动物保护、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公益投入相对较弱，这或许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有关。(2)从参与方式来看，一方面，常见的公益形式(如直接捐助、志愿服务、爱心拍卖)仍占主导地位，分别占33.33％、22.22％和19.44％；另一方面，借助网络平台和互联网技术，人们参与公益的方式不再仅限于传统的捐款捐物，而是开始尝试不同于以往的公益方式，如公益宣传、消费捐款、转发认捐、物品交换、游戏参与等。(3)从活动发起者来看，以民间公益组织和个人发起的公益活动占比最高，分别为46.23％和24.80％；其次为官方公益组织、报刊电台，分别占12.30％和11.71％；而私营企业发起的网络微公益活动最少，仅占总样本的4.96％。(4)从公益合作者来看，民间公益组织单兵作战的情况仍较为普遍，不依靠其他机构独自开展公益活动的占到总样本数的31.35％；其次为民间公益组织和官方公益组织，占比分别为25.20％和16.27％。当然，公益合作者还包括私营企业(8.33％)、地方电视台(7.34％)、报刊杂志(6.55％)和政府主管部门(4.96％)。 三、实证检验 实证检验主要包含量表的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两个方面，分两步进行：一是运用随机抽取的252份样本数据，即504份有效问卷数据的一半，计算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和因素载荷(EFA)，并依据相关标准对问项进行删减；二是对余下的252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CFA)，以评价量表的收敛和判别效度，以下将分别进行介绍。 (一)探索性因素分析 1.分析方法 根据Widaman的建议，我们采用主轴因素法(principal axis factoring)提取因素。①[12]考虑到社会学研究的众多变量中大多数因素之间均存在一定的关联性，我们采用Promax转轴法进行斜交旋转处理，使研究结论更符合事实。同时，我们还通过数据样本计算特征值并绘制碎石图，根据计算出的特征值和碎石图分析结果确定抽取因素的数目。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我们确定如下标准判断是否删除题项：(1)删除因素负荷量(factor-loading)未达到0.60的题项；(2)删除交叉因素负荷量(cross-loading)高于0.35的题项；(3)删除不符合理论假设和模型的题项。 2.KMO和Bartlett's球形检验 在分析之前，本文先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取样适合性的KMO值测度和Bartlett球形检验。依据Kaiser[13]的KMO判断准则，当KMO在0.80以上时，说明变量间的共同因素较多，适合进行因素分析。由表1可以看出，此样本的KMO值为0.84，表示可以做因素分析。此外，Bartlett's的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2890.19(自由度为210，P=0.00)，达到0.05显著水平，说明相关矩阵不可能是单位矩阵，样本总体的相关矩阵间有共同因素存在，可以进行下一步的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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