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空间效应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中国人口论文,经济论文,空间论文,一致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走向成熟阶段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化进程中，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所体现的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解释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原因时，很多学者认为是由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造成的，指出我国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向核心发达地区高度集中的过程中，没有伴随人口相应的高度集中，而所考察的其他国家在经济高度集中都伴随着人口的高度集中(范红忠，2010；蔡翼飞、张车伟等，2012)。事实上，人口与经济分布存在偏差是必然，因为人口变动往往由经济发展因素引发，由此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偏差是要在一定合理区间内的，若人口与经济分布偏差超出合理区间且随着时间推移愈加严重的话，不仅造成的是空间效率的损失，而且会带来诸如区域人口压力突出、地区差距扩大以及地区空间结构优化滞后等一系列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后果。由此，从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入手，研究如何使地区在经济聚集过程中伴随人口集中或者在人口集中基础上促进经济聚集成为了缓解我国地区经济差距并促进区域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视角，对于二者的一致匹配情况分析显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2 文献回顾
关于人口与经济分布的研究，学术界成果颇为丰富。早期的相关研究将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相分离。人口分布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变动趋势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其中以胡焕庸提出的爱晖-腾冲人口分布线最为著名。关于经济分布则主要集中在经济空间分布及产业聚集现状描述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近些年来，由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造成空间效率的损失及地区差距拉大等问题，人口与经济分布结合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目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文献主要侧重在两层面，一是对全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问题的探讨，主要利用重心概念，分别考察全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变化，揭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研究结果均承认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生产与人口高度失衡，其主要原因在于东部沿海地区不断集聚生产的同时，没有有效吸纳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李国平等，2003；廉晓梅，2007；沈须雷等，2009)；另一方面侧重在区域层面的探讨，如王磊等(2009)指出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原因在于区域经济重心移动速度和规模远超过人口重心的移动。周艳等(2011)测算了重庆40年来区县人口和经济空间分布的一致性，指出重庆市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一致性与自然条件、区位因素、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变动等密切相关。从现有文献可以看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性研究多利用人口或经济集中度或利用人口、经济重心等概念和指标，对全国或区域性人口分布和经济分布状况进行比较，以描述性分析为主，但对造成分布不一致的原因则分析不足。即使有相关探讨也多是定性的分析，对该问题缺乏定量的研究。尽管蔡翼飞等(2012)在探讨地区差距原因时指出人口与产业不匹配加大了地区差距，当控制了经济发展和区域特征因素后，人口迁移壁垒和资本边际产出及国家倾向性政策加大了人口与产业分布不匹配性，探究了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原因，但考虑到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空间的关联性可能比较强，忽略空间自相关因素无疑成为该文献的一个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中国人口和经济分布状况，探究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及空间依赖性，并在考虑地域之间相关性基础上，深入挖掘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的原因，为中国制定区域人口和经济发展政策，实现人口与经济的合理再分布及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3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目前，关于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一致性的研究多从全国和省级层面展开，但研究尺度过大影响了分析的准确性，使得分析结果无法客观准确地反映和解释现实，而利用县级数据在分析原因时又存在资料数据很难搜集的困境。为此，本文以中国地市一级区域为研究对象，采用1990～2010年人口和经济数据展开分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关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统计年鉴》。
分析经济空间分布时，使用经济集中度表示经济在地理空间上的集中程度，其含义为各地区GDP在全国的百分数与其国土面积在全国百分数的比值。一般来说，该指数越高，表示经济聚集和极化作用越强。使用人口集中度表示人口空间分布状况，其含义为各地区的人口在全国的百分数与其国土面积在全国百分数的比值。该指数越高，表示人口集中程度越大。将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简称不一致指数)定义为经济与人口集中度的相对比例。一般认为，若地区不一致指数小于1，表示该地区经济聚集程度小于人口集中程度。不一致指数等于1，表示该地区人口集中程度等于经济聚集程度。不一致指数大于1，表示该地区经济聚集程度大于人口集中程度。
4 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偏离的区域差异
由于中国各地区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加之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政策，使得人口与经济的集中速度有所不同，最终导致了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一致状况。本研究利用国家统计局在进行农村住户调查时对东中西部的划分确定东中西部所辖省区，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12省所辖的地级区域；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9省所辖的地级区域；西部地区指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10省所辖的地级区域①。利用相关数据，本研究计算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东中西部区域人口与经济集中度及不一致指数(见表1)。
从表1看出，中国人口与经济均向东部集中，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近20年来东部的经济集中度远高于人口集中度，从聚集速度上来讲，东部的经济聚集由1990年的1.6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1.9，而人口聚集度却没有发生变化。自2000年以后，人口与经济聚集速度开始明显加快，经济集中度从2000年的1.9上升到2010年的4.3，增长了1倍，而人口集中度仅从2000年的1.9增长到2010年的2.99，可见，经济聚集速度明显快于人口聚集速度。然而，中部和西部正好与东部相反，表现在经济集中度滞后于人口集中度，且经济和人口聚集速度较慢。从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偏离程度上来看，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偏离程度最大，其次是中部和西部。
5 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的影响因素分析
5.1 影响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因素的理论模型与方法
新地理经济学强调聚集经济的作用，认为资本与人口流动是一个自我加强、自我实现的过程，聚集经济会形成一种因果循环机制，最终使各种产业高度集中于资本与人口流入地区，该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一国或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均衡的原因，但没能揭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问题。因为不均衡和不一致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不均衡强调从整体角度看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状况，而不一致则是事物之间的匹配问题。
基于新地理经济学及现有研究，可以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揭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原因。从资源配置角度来看，作为资源配置的主导力量——市场和政府在配置人口和资本等生产要素时往往产生不同的效果，作为高度强调效率的市场机制导致经济快速聚集，而由于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人口变动总是表现出相对的滞后性，因此，我们认为，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的不一致是市场机制和政府综合作用的结果。首先，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使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产生具有必然性。由于市场机制核心的竞争和价格规律在资源配置中是最有效率的，且往往具有使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特点，产生财富的“马太效应”，因此，市场机制必然使资本和财富在优势区域以较快的速度聚集。当然，不可否认的是，人口同样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市场机制完全发挥作用且人口流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人口往往也会伴随着经济聚集而集中。但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的变动往往受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即人口空间变动对区域经济变化的反应是迟钝和缓慢的，因此，由于经济发展因素所引发的人口变动总是表现出一定的滞后性，人口与经济分布必然存在偏差。与此同时，由于经济聚集是发展的必然趋势，但经济过度聚集一方面可能加大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同时可能会对一些区域本身的健康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政府在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出于某种战略考虑，往往会考虑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影响到人口和资本的流动，从而造成加速或缓解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借鉴现有研究方法，从资源配置主体出发，本研究构建了影响中国人口与经济空间分布不一致性因素的计量模型：
市场机制解释变量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状况反映。因为市场机制是一种追求高效率的机制，一方面激发了各种生产要素的活力，使各类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利用；另一方面其优胜劣汰的运行机制必然使得物质和人力资本总是流向利润高，能够获得最大效率的地区，从而产生物质和人力资本高的地区经济聚集程度越来越高，而低的地区越来越低的“马太效应”。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状况基本上可以看成市场作用的一种信号。由于数据资料的限制，选用固定资产投资占全国均值百分比(Inv[，i])反映物质资本状况。由于人力资本本身的特殊性，在定量测度中存在较大困难，而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数在目前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占据主要部分，本文选用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反映人力资本状况。事实上，反映物质资本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人力资本的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可能都有政府的作用，但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和每万人在校中学生人数所反映的是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状况，这其中有政府投资也有私人投资，但不管是政府还是私人投资其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投资的回报率，若数值越大，表明由于投资回报率越高，投资越来越多，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揭示市场机制的作用。如前所述，市场机制会产生财富的“马太效应”，将进一步加快经济聚集速度，而人口由于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变化，相对滞后，进而市场机制往往会加剧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因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变量与人口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政府作用变量用基础设施建设和区域政策因素反映。因为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种公共物品，主要是由政府来提供的。利用各地区公路通行里程数(Road[，i])反映区域交通的可达性，表征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利于降低物质和人口的交通运输成本，从而节约交易费用，但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的影响则取决于基础设施建设对人口与物质流动收益的比较。如前所述，经济发展所引发的人口变动总相对滞后，因此，若基础设施建设更利于物质资本的流动，会加速经济聚集速度，则加剧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若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人口迁移流动，则基础设施建设将缓解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区域政策因素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全国份额之比来表征，由于地区政策作用的发挥必须要有资金支持，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对不同区域的偏向程度往往通过财政支出与财政收入之间的差别来反映。但因为存在财政赤字，绝对量的加减无法消除财政赤字的偏差。因此，使用财政收支的相对差距，即各地区财政收入与支出占全国份额来反映政策变量的影响。政府在不同阶段总是有不同的战略考虑，若是在经济发展初级，为促进经济增长会采取措施进一步加快经济聚集，这时的区域政策因素可能加剧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但若是在经济发展中后期，经济聚集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显现，则会采取相应平衡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目前，中国为了解决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采取诸如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一系列平衡政策，力图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些战略措施必将影响到中国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布局。基于以上考虑，预计目前的政策因素应缓解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状况，该变量与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指数负相关。
此外，由于首都、直辖市及省会地区与一般地域不完全相同，国家在投资、政策等方面给予不同于一般地区的优惠政策，为此，使用了一个虚拟变量(D)作为区位系数，分析区位条件差异对分布不一致是否产生影响。区位系数的计算是根据区域的不同等级赋值，对于首都和直辖市区域赋予较高的区位值3，对一般区赋予较低的区位值1，对省会及经济特区赋予中间区位值2，计算全部区域的区位值的平均值，用各区域的区位值除以平均值作为区位系数。虚拟变量主要反映靠近首都、直辖市或省会的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状况。若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越靠近首都、直辖市或省会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越高；若为正值，说明越靠近首都、直辖市或省会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越高。
如前所述，由于经济现象往往存在着空间上的相关性，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作为一种典型的经济现象同样存在着空间相关或空间依赖。由于空间相关性的存在违反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中观测值相互独立的基本假定，有可能产生模型设定有误，进而导致估计结果的偏误，因此，为了弥补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的不足，本研究将空间效应引入模型中。一般来说，空间效应主要表现为空间自回归和空间误差两种基本形式。在空间自回归模型中，变量的空间相关关系由因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来反映，表示某一地区不一致指数所有解释变量，都会通过空间传导机制作用于其它地区。在传统模型上加入空间效应，模型中包括解释变量X和空间滞后项WY。
式(3)中，λ为空间误差自相关系数，表示回归残差之间空间相关的强度，W×μ为空间滞后误差项。由于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没有考虑空间效应，若继续采用最小二乘法对以上两种模型进行估计，会导致回归结果有偏或无效。根据Anselin(1995)的建议，本研究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空间自回归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参数。
5.2 模型分析与结果
5.2.1 空间相关性检验
在利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和检验之前，一般需先进行变量的空间相关性检验，分析它们是否在地理空间上有相关性，即空间相互依赖性。结果显示，不管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不一致指数的Moran I为正，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无论是从全国还是分区域来看，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空间依赖性)，即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强或弱地区在空间上呈聚集分布(见表2)。从全国来看，1990～2010年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Moran I值由0.089上升到0.394，总体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意味着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的空间自相关性越来越强。从东中西部来看，东部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Moran I值虽然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但并不能说明东部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空间聚集强于中西部，因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Moran I指数并不直接反映空间依赖性的大小，全局Moran I值不大，证明全局的空间聚集效应可能包含着更加紧密地局部空间聚集，东中西部空间聚集效应的差异将在回归分析结果中进行说明。
此外，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在时间跨度上进行衡量，发现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但不一致类型在空间分布上相对集中②。东部地区多为经济聚集超前人口聚集，中西部地区多经济聚集滞后人口聚集，且近20年来全国人口与经济分布空间分异格局没有改变，但中西部空间效应变化明显快于东部地区(见图1)。
5.2.2 模型回归结果与讨论
依照上述传统模型和空间模型的假定，进行分区域回归。由于影响因素从发挥影响到表现结果存在时间滞后性，为此，解释变量取2007年的值；被解释变量则分别取2007～2010年的值进行估计，从而确定最优滞后期，充分考虑影响因素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的时间滞后效应。估计结果发现，2007年的数据对不同区域滞后时间效应不同，对全国和东部地区而言2010年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有最大的解释力，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则分别是2007年和2009年因变量有最大的解释力，为此，对不同区域确定了不同的最优滞后水平。
空间相关性分析已经定量证明了不管是从全国还是分地区来看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具有空间相关关系，需要采用空间计量方法进行检验和估计，其结果见表3。从表3看出，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Moran I指数均通过显著检验，表明采用OLS估计的经典回归模型空间相关性或依赖性非常明显。依据Anselin等提出的判别准则，若LMERR比LMLAG在统计上更加显著，且R-LMERR显著而R-LMLAG不显著，可以断定空间误差模型(SEM)是相对比较合适的模型。反之，空间滞后模型(SLM)是相对较合适的模型(Anselin、Florax，1995；蒋伟、赖明勇，2009)。由于西部地区属于典型的人口集中超前经济聚集区域，这种分布不一致会加剧区域发展不平衡，为了检验这种分布不一致是否具有扩散效应，并根据上述标准，西部地区选用了空间滞后模型(SLM)。然而，全国和东部地区则属于典型的经济聚集超前人口集中区域，缓解分布不一致需要在经济聚集过程中加快人口集中，则需要探究邻近区域的分布不一致对本区域不一致的影响，从而把握人口集中的过程，结合上述标准，全国和东部地区选用了空间误差模型(SEM)。中部地区虽然也属于人口集中超前于经济聚集区域，但作为东部和西部的连接区域，我们更关注空间效应的依赖性，结合判断标准，中部地区同样选用了空间误差模型(SEM)。为了便于比较，以下给出了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的结果(见表4)。
通过表4对比发现，相对于OLS估计的经典回归模型，空间回归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值R2和对数似然函数值都有所提高，AIC和SC的值都相对变小，证明考虑了空间效应以后，用极大似然法估计的模型有效地消除了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空间依赖性的存在。从回归结果看出，当控制了地区经济水平和结构变量后，固定资产和人力资本水平加剧了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因素有利于缓解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且当加入空间变量后，固定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不一致性指数作用有所增加，说明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的普通回归模型低估了东部地区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和基础设施建设加入空间变量后，作用有所下降，说明普通回归模型高估了政策和基础设施对不一致指数的影响。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表明越靠近省会或直辖市的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越低。不仅如此，比较整体回归模型可以发现，各回归系数的显著水平相似，说明东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整体的不一致水平。
影响中、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因素的回归系数则存在差异，当控制了中西部地区经济水平和结构后，固定资产投资加剧了中部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人力资本水平对不一致指数的影响则不显著，且考虑空间效应后，固定资产投资作用有所增强，固定资产投资是中部地区分布不一致的一个主要原因。而在西部，影响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关键在于人力资本水平而非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使得西部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指数增大，而固定资本投资没有通过统计检验。之所以造成这样的差异，笔者认为，这与中西部地区资本形成率不同有关。由于西部地区的工业分布是以军事、国防为核心的三线工业和以钢铁、石油、机械等重工业为主，同轻纺、日化、食品和家电等轻工业相比不仅不容易被模仿和扩散，而且不适应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固定资本投资，尤其是固定资本中的自筹资本缺乏足够吸引力；与此同时西部拥有较多的科研单位和高校，使得人力资本较物质资本而言作用更为显著，因此，固定资本投资没有通过统计检验，而人力资本状况成为了加剧西部分布不一致的主要原因之一。相反，自2000年以来中部地区固定资本投资明显加快，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0％以上，而人力资本状况却不容乐观，中部地区作为中国人口输出的主要地区，人力资本流出比重大，且以中高级人力资本为主，由此导致影响中部地区分布不一致的因素中，人力资本不显著而物质资本显著。基础设施建设在中部地区更有利于人口迁移流动，由此缓解了中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但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在控制空间效应的影响后，从原本不显著到显著，说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直接影响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一致性，同时通过其他可能忽略的空间聚集因素一起导致相邻地区间的间接负向相互依赖。不仅如此，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所发挥作用与东中部地区不同，回归系数为正值并通过统计检验，表明西部基础设施建设并没有缓解反而是加剧了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其原因主要是西部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有利于物质资本流动，而非人口迁移流动，使得经济聚集速度明显快于人口集中速度，加剧了西部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政策因素在中西部地区即使考虑了空间效应，仍没有通过统计性检验，是由于中、西部多数地区属于人口集中大于经济聚集类型，这些地区还处于经济快速增长期，地区政策重点仍放在加速经济聚集，促进经济增长上，使得政策因素对缓解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作用不显著。中西部区位条件系数均通过了统计检验，显示出区位条件对中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影响效果的差异。中部地区的区位条件系数为正值，反映出在中部地区越靠近省会的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越高。而西部地区区位条件系数反映出越靠近省会地区，分布不一致性越低。可见，虽然中西部地区多属于人口聚集大于经济聚集类型，但中部地区重点应在靠近省会区域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使靠近省会地区经济集中与人口集中相匹配。西部地区重点则是快速促进一般地区的经济增长，使其人口集中与经济聚集相一致。
从空间效用的回归系数来看，整体和分区域的空间效应系数通过显著性检验，进一步证明无论是从全国来看，还是分区域来看，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都具有空间聚集效应。只是东部和中部地区空间效应更多表现为地区之间空间依赖作用，即相邻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性状况影响到本地区的不一致性状况。比较而言，中部地区比东部地区具有更密切的区间联系，人口与经济分布一致性的区际联动更为显著。然而，西部地区空间效应更多表现为溢出效应，即西部某一地区影响分布不一致的所有解释变量，都会通过空间传统机制作用于其他地区，如政府部门的效仿行为以及人力资本提高的溢出效应等等。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部地区的空间滞后项系数为负值且偏小，揭示了在西部一个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的不一致与其邻近区域的不一致是一种负相关关系，不同地区的分布不一致并不存在互补效应。对此，我们认为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部地区城市地理距离较远，区域之间缺乏交流，使得空间相关性较弱，从而使得西部地区分布不一致指数的空间相关性不强。同时，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趋同现象明显，导致各个区域在吸引物质和人才方面相互竞争，由此，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空间效应在西部表现出一种负相关。
此外，综合比较发现，固定资本和人力资本所反映市场机制作用，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因素所反映政府作用在解释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时，当考虑了空间效应后，市场机制作用增强，而政府作用有所减弱，由此可见，忽视空间相关性分析容易造成低估市场机制而高估政府作用的结果。
6 结论与讨论
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被认为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为在城市化进程中，提高城市化进程质量，保证区域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文章分析了全国和分区域的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和空间效应，并检验了影响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中国经济聚集程度远大于人口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国人口流动存在一定制度性障碍，消除人口流动制度性障碍，有利于缓解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程度。不仅如此，因为东中西部地区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类型不同及影响因素的差异，因此，在缓解东中西部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时应体现区域影响因素的差别，制定出体现区域自身优势的经济和产业政策措施，防止政策措施的千篇一律。东部地区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采取相应措施减少人口迁移流动障碍，促进人口集中。中西部地区则在人口自由流动前提下，采取积极措施加大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聚集，强调在人口分布基础形成区域经济格局。
第二，中国不同区域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的空间机制不同。东中部地区体现出较强的空间依赖性，而西部地区则体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因此各地区在制订地区发展规划时应充分重视跨区域之间的相互影响，从更宽广的角度考察区域之间如何协调发展，并通过努力探求跨区域合作与互助，增进人口与经济分布的匹配度。
第三，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和政府作用对人口与经济分布不一致性的影响存在时间滞后性差异，且忽视空间效应，容易造成低估市场机制而高估政府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各地区在制定相关政策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应充分考虑影响因素发挥作用的时滞效应，使其各影响因素发挥最大效果，在重视地区之间相互联系与影响基础上，政府应将更多精力投向基础设施建设及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引导人口与生产要素合理流动，促进人口集中与经济聚集规模和速度的匹配。
注释：
①参见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0)》第252页三个经济地带划分。
②不一致类型是根据不一致指数确定。不一致指数小于1为经济聚集滞后人口聚集类；不一致指数等于1为人口与经济聚集协调类；不一致指数大于1为经济聚集超前人口聚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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