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1]2002年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探索——启动和强化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我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经济增速开始呈下滑趋势。为了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央行连续七次降息，中央政府也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几年下来，可以看到，宏观调控卓有成效，我国经济在1999年上半年重新启动，又经历了一个快速成长期，1999年GDP增长率为7.8％，2000年则达到了8.0％。但是，到2001年下半年，各种宏观经济数据又开始有所反复，继1997年底开始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外环境再度恶化，使我国经济继续发展倚靠进一步开放的思路遇上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再次强调了“拉动内需”的任务，然而，目前施行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在某些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使拉动内需的具体工作无法落到实处，在居民消费增长和发展民间投资方面效果不大。 从深层次观察可以发现，这正是长期以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国内经济所积聚的各种矛盾的体现。卖方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供给结构与买方市场条件下变化中的需求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上升为我国经济中的主要矛盾，该结构矛盾已加剧了总量失衡， 2 导致了总体经济增速减缓，失业人员增加。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作战 略性调整，全面启动结构性政策工具，将结构性政策置于主导调节地 ＿位，以适应矛盾性质的变化。 旬——”—”——”——”””—’——”””—”——‘一 本文从介绍目前我国宏观经济现状入手，在理论综述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调控经验，具体分析了单纯依靠财 D． 政货币政策的局限性及其长期实施的有限性。而后，提出了现阶段我 国应全面启动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并借鉴了日本经济起飞时结构调 整的经验，提出将结构性政策置于主导调节地位，总量政策发挥辅助旬 配套作用的观点。并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提出了实施财政金融结构性政 策工具的具体操作建议。
曾令羽[2]2000年在《政策调整：全面启动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文中认为中国经济自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以来，经济增速一直呈下滑趋势。为了起动新一轮经济增长，央行连续七次降息，中央政府也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实施了强有力的积极财政政策，但效果并没有预期的成功。是什么原因影响了政策效应呢？ 摈弃亚洲金融危机的不良影响，我们从深层次观察可以发现，这正是多年来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内经济所积聚的各种矛盾体现。卖方市场条件下形成的供给结构与买方市场条件下变化中的需求结构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该结构矛盾已加剧了总量失衡，导致了总体经济增速减缓，失业人员增加。所有这些都要求政府作战略性调整，全面启动结构性政策工具，将结构性政策置于主导调节地位，以适应矛盾性质的变化。 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引言介绍了目前中国经济现状。第二章指出了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失效的原因及其长期实施的有限性。第三章借鉴了日本经济起飞时结构调整的经验，提出将结构性政策置于主导调节地位，总量政策发挥辅助配套作用的观点。第四章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宏观调控和结构调节的经验教训。第五章提出了实施财政金融结构性政策工具的具体操作建议。
周炼石[3]1999年在《政策调整:全面启动和强化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宏观调控政策重心从货币政策转向积极财政政策,已取得一定的政策效应.但继续发行国债的政策将面临财政信用风险,货币扩张政策存在着经济性制度性困难.为消除以上种种政策障碍,有必要作财政金融政策战略性调整,即从总量调节转向全面的以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为目标的结构性政策调节,最大限度刺激潜在消费需求刺激供给.
刘卫平[4]2015年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7年以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货币政策理论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当前世界经济己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本文基于后金融危机视角,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从2007-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1929年的“大萧条”还是存在本质区别的,这次危机并未触发“大萧条”式灾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发达国家的政府和中央银行都采取了应对措施,阻止了金融系统的崩溃,同时也创造了必要的流动性来避免银行机构的倒闭,而“大萧条”时的银行公开倒闭潮曾让世界经济走向崩溃边缘。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基本进入“零利率时代”,以联邦基金利率为工具的常规货币政策无法继续发挥效力,随即美联储开始大规模购买国债和抵押贷款证券从而掀开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序幕,事实证明2008年美国的QE货币政策的调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整个生命周期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中,美联储早期实行的不当货币政策,可以说是为危机的爆发和蔓延埋下了伏笔。由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间是非线性的关系,对于金融动荡在理论上难以形成成熟的可遵循的规则。当必要调整货币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时,货币政策的选择就表现得更像是一种权衡的艺术,而不是“科学”。因此,货币政策决策对解决金融危机问题就显得至关重要,应制定严谨的货币决策机制以决定货币政策框架,进而间接控制危机的蔓延。本论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文章首先介绍本文的选题背景和研究意义,对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阐明研究思路和方法,指出文章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接着本文简要总结了货币政策的相关理论,分别从货币需求、货币供给以及货币政策调整的传导机制方面说明货币政策赖以生存的根基和渠道,并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美国货币政策理论基础的演变进行回顾。其次,本文较为详细地阐述美国货币政策演进的历史历程及其影响,分析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国内外背景、并从货币政策工具、国际传导机制、退出效应等方面探讨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主要内容,其中主要包括常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然后本文运用VAR模型首先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的世界经济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主要分析政策调整的国内影响、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以及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文章接着考察了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基本特征、影响路径以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影响,结合实证研究以明确在大国博弈环境下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带来的多视角多层面冲击。在此基础上,文章通过选取更加全面的中国数据实证检验了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对中国经济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后金融危机时代常规货币政策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存在差异,且后者影响较为显著；接着论证了这种调整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所带来的压力,本文认为中国需要在经济发展方式、对外经贸战略等方面进行战略性调整。最后本文总结了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应对美国货币政策调整主要从经济发展战略与金融发展战略等方面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张岱[5]2018年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研究表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稳定、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健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对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中央、中国政府探索金融体系改革理论与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适应和满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金融领域建立了“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模式。这种银行体系模式,存在组织机构单一、完全以计划为导向、银行集管理与经营于一身、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和法律手段从事金融活动、对银行信贷管得过多过死等弊端,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和生机,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金融组织不健全、市场化主客体缺失、创新动力不足、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金融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组织的恢复与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采取的以下重大决策对金融体制改革影响甚大,一是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是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明确的顶层设计;三是1987年十三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引入市场机制。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得到扩展。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两项决定,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全面加速:一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是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项决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定下了基调。这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治理整顿和配套改革。具体措施是,将实行多年的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加快推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开来;将原城市信用社先是改造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推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建立以城市命名的现代商业银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初步形成了规范金融活动的法律体系框架;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从而形成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业监管、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二是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大力推进金融设施建设、构建陆港金融业互惠互动关系、积极应对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等等。总之,十八大以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和金融体系本身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在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问题导向而不太重视价值导向,或者说,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得不够理想,始终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相互配套和立体化的金融改革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已经建立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缺失,导致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大。三是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存在数量调控效力递减、传导机制不畅,利率政策调控效力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较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企业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四是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不相匹配,不能充分保障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展开了深入、系统和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引入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将“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构想。这些构想包括: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系和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内控机制;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展非国有中小型银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畅通股权融资渠道,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资本双向开放程度、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补齐风险监管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短板,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理责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增强金融有序竞争,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此外,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和高效运行,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架构。在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构建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纠正过分追求GDP增长,重视经济发展规模,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脱实向虚”,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偏向;总结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经验,制定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措施,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加强金融立法,引导和促进金融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回归;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措施,提高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经过五年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金融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障碍,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实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确立的金融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有效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在于:第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格遵循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金融改革发展道路;第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正确处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保障金融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第三,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作为党在金融领域的三项主要任务,强调三项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实践中体现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即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第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明确金融监管对象和目标,规范金融监管范围,创新金融监管手段;第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当然,改革是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改革和发展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的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改革理念,完善金融理论体系,正确和科学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继续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具体包括: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坚持整体性、系统化、协同性金融改革,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三是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组织建设,强化治理机构履职效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防范风险的内控能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四是构建综合型监管体制。具体包括: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马文鹏[6]2016年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进入深刻的再平衡与再调整时期,这一进程仍在持续。受金融危机影响,加之过去多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结构性矛盾逐步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增速换挡、结构调整与前期政策消化的三期叠加阶段,从增速变化、结构调整与动力转换等方面观察,宏观经济处于"新常态"的特征颇为明显。经济新常态下,发展环境与增长条件均在变化,为宏观政策的运用提出了重大挑战。面对产能过剩、负债过高等新常态下经济中的"富贵病",货币政策仍是宏观调控的必备以及重要手段。但在新常态下如何实施货币政策操作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一个新问题,没有可以借鉴的历史经验。事实上,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面临松紧两难的矛盾,在操作方式以及理论依据等方面亟需开展深入研究,以为其后续实施提供参考和支持。同时,在货币理论发展方面,金融危机之后,货币政策在宏观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再次得到了理论界和政策界的关注,传统货币经济理论框架得到了修补与改进,为货币经济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案例以及货币经济理论重塑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探讨提供了鲜活的素材,为相关研究赋予了历史使命。论文综合运用逻辑推理与数据实证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问题进行研究,以期对相关研究进行丰富和完善,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提供建议参考。首先,论文从经济周期、金融市场、资产价格泡沫以及货币的内涵、货币政策的传导、货币政策的分析框架等角度分别对宏观经济与货币政策操作的基础理论进行了梳理与重构,为后面研究的展开提供基础与铺垫。其次,通过对新常态背后的经济周期、人口结构变动趋势等经济增长中的长期因素进行分析,对需求结构、产业结构、区域经济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经济增长中的结构性因素进行剖解,对过度负债与产能过剩等现实困境进行探究,论文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特征进行全面分析,以期对新常态内涵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新常态下货币政策的运用进行探讨。再次,在对中国货币政策操作环境演变与货币信用周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论文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别对中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货币需求函数进行了检验与估计,发现数量型工具在当前仍具有重要优势。模型检验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提供了实证依据。然后,通过对金融危机后货币理论改进与完善的反思,在理论方面得到对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的启示。基于以上实证与理论支撑,论文构建了一个新常态下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为国内货币政策操作实践建言献策。同时,论文对SLO、SLF、MLF、PSL、利率走廊与MPA等诸多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进行了比较与分析,为新常态下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提供建议参考。最后,对全文的研究进行总结,并对进一步的研究进行展望。
张信柱[7]2010年在《积极财政政策研究》文中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是针对宏观经济周期波动政府采取的一系列反周期的财政措施,它被世界各国用于在经济衰退时期刺激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我国已经实施两轮积极的财政政策,1998年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国家第一轮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实施到2004年,随后转变为稳健的财政政策。2008年底我国针对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复杂国际经济形势开始实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到2010年,我国积极财政政策对于抑制经济衰退,保持较高经济增长速度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国际经济形势依然不明朗,财政刺激计划在社会产品供给过剩的情形下导致了物价的上涨,于是,现阶段政策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需要防止生产过剩再现和通货膨胀、财政赤字扩大等财政风险。同时,随着经济下滑趋势得到稳固,世界各国也都在考虑退出经济刺激计划。在此背景下,我国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面临需要调整的压力,并需要为将来退出铺好道路。鉴于积极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需要综合考虑政策的效应、实施效果和政策风险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因素,本文将对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进行研究。考虑到政策作用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本文将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基本原理和实施情况的基础上,从拉动经济等正效应和带来风险等负效应两个方面研究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应,并检验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通过对积极财政政策的研究,理清反周期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总结我国两次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经验教训,结合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财政风险,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调整的基本思路及其退出机制,并对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创新进行讨论,以丰富我国财政理论和政策的内容。本文首先总结我国两轮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与进展,并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为进一步分析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和实施政策调整铺下基础。在分析积极财政政策效应时,分别对政策的正效应和负效应进行分析,其中,正效应中分别考虑了政策实施对经济增长、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并且每个效应都对1998年和2008年的政策效应展开讨论,一方面为分析两轮政策效应提供证据,另一方面通过比较也可为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提供参考意见。为了评价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实际效果,本文从乘数效应和挤出效应、李嘉图等价以及自动效果和人为效果等几个方面对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政策效果进行考察,一方面为新一轮政策提供丰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也是更加全面地评价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功效。另外,鉴于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面临新的情况,需要实施调整以从根本上调节国内结构性矛盾、减少对政策调控的依赖和开发国内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本文从政策工具之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协调配合以及政策退出机制等方面进行讨论。本文基于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针对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研究了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政策效应,主要结论有：(1)我国1998年和2008年两轮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都取得显著效果。两轮积极财政政策,都受到外部因素的强大冲击,都有政府支出的扩张,但是新一轮的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扩大政府支出,还实施减税政策,更加注重国内需求、民生工程和经济结构调整,并且积极财政政策在宏观调控中占有主导地位。(2)积极财政政策在促进经济增长、投资和居民消费方面具有积极效应。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和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发挥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1998-2003年每一元的政府购买支出,可以拉动GDP增加5.29元,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政府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效率还是较低。2009年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过程中,政府支出对进出口的影响是显著的,但是政府支出对于月度的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影响是不显著的,可能与2009年以来我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投向了基础项目建设和民生项目中有关。第二,1998-2003年间,我国这一期间采用发行国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拉动了经济的增长：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在2007-2009年的三年间是上升的,尤其是2009年我国采用发行国债、地方债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显著的带动了经济的增长。第三,1998-2003年间,积极的财政政策极大地刺激了国内消费需求,但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极大地带动了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作用,政府主要依靠撬动国内经济的需求来带动经济增长,我国这一期间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大。2008年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后居民消费受到国家民生工程的影响,消费意愿大为增强,积极的财政政策对居民消费的拉动还是很显著的。(3)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依赖政府支出,税收对政策效果具有反作用。第一,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其效果逐渐减弱,积极财政政策的“紧缩效应”逐渐显露,积极财政政策需要进行转型。第二,积极财政政策的扩张作用主要依赖的是购买支出的人为效果,税收和转移支出的效果刚好被抵消。积极财政政策实施初期的效果很好,随着时间的发展效果就会变弱。积极财政政策的人为效果多为正数,而自动效果多为负数,使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整体效果大打折扣。第三,对我国财政支出、财政赤字与民间消费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后认为李嘉图等价定理在中国不成立。(4)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实施导致财政风险等负效应加大,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具有挤出效应。第一,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期间,我国的赤字规模迅速增加。巨额的财政赤字,可能引发相应的债务风险。第二,政策效用呈现递减效应。我国的国债发行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在递减,同时,财政政策对民间投资与国内消费刺激效应也在递减。另外,政府投资对民间投资还具有挤出效应。第三,新一轮积极财政带来了通货膨胀压力。另外,由于扩大支出和减少税收的原因,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中地方政府的财政风险加大。2010年以来,积极财政政策实现经济复苏的目标基本达到,随着财政风险的加大政策效果弱化,政策如何调整从而避免“过早”或者“过晚”带来新的风险是政策制定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择机逐步调整,不仅包含四大政策工具的组合优化,还有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问题；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则需要考虑财政、货币的先后顺序以及财政政策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政府财政支出政策的退出战略。本文给出的建议有：(一)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第一,优化结构与政策调整。经济“V”型复苏模式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是一个扩张性支出措施和调整性支出措施的综合体。这轮积极财政政策要求注重短期“保增长”和长期“调结构”的结合、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的结合、振兴产业和加强科技支撑的结合、改善民生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结合、深化改革与转变发展方式的结合。一是财政支出政策调整,应适当调整财政投资结构,加大对制约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财政投入力度。二是税收政策调整,对现行税制中的不合理环节进行规范和调整,如取消部分高耗能产业的出口退税,加大结构性减税政策力度,结合改革和优化税制,实行结构性减税等方式减轻企业和居民税收负担,促进企业扩大投资,增强居民消费能力。三是完善财政投融资体系、加强公债管理,完善地方债的发行和管理机制。第二,完善政策带动效应。财政政策应坚持公共财政的方向,通过政策刺激带动消费需求,尤其国内消费需求来缓解这些矛盾。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公共财政制度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公平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使经济发展的成果转化为保障每一个人的基本发展需求。(二)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机制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注定了在采取退出策略的方式上要采取全球协调的方式,二十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金融稳定委员会将作为退出策略的主要协调者。对于国内经济政策的退出机制,要做到：第一,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先退出。在目前经济形势逐渐变暖的背景下,前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无疑为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因此,未雨绸缪地制定好货币政策的退出机制是各国央行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第二,缩减政府支出、完善税收调整。为了减少财政风险和配合货币政策的执行,积极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需要转型甚至退出,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和转型是必然的选择,主要的方面就是要缩减政府支出和完善税收政策的调整,一方面控制赤字、增收节支,另一方面调整结构、推进改革。(三)新一轮积极财政政策的政策创新2010年国内经济由于财政扩张带来的物价上涨趋势很明显,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创新,通过调控手段的转变,充分发挥杠杆作用来促使经济结构调整。第一,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今后的财政政策应采取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并重的策略,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和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应转变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升人力资本、培育长期增长机制、努力实现公平收入分配等方面。第二,引导社会公众预期。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建设,根据社会事业发展规律和公共服务的不同特点,探索有效的财政保障方式,建立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以此为基础,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即期消费,拉动消费需求带动经济长期发展。
王磊[8]2012年在《欧盟对外行动署制度研究：机构与权能》文中研究说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建设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这一“欧洲工程”为整个欧洲大陆赢得了相当宝贵的持久和平与稳定,逐步恢复并提升了欧洲的国际影响力。整合对外政策工具与资源,实现成员国对外政策的整体协调,进而提升自身国际地位,是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的重要目标。历时数十年之后,欧盟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对国际关系造成了重要影响,共同外交建设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角色特殊,地位重要。不可否认欧盟在对外政策一体化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在涉及对外政策的相关机构组建和改革方面获得了显著进展,然而其机构设置和决策模式仍未能使欧盟得以有效应付冷战后和新世纪欧洲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纷繁复杂的挑战。在欧盟机构和决策程序的有效性和一致性与包括欧盟成员国在内的各方行为体对其赋予的期望之间存在巨大落差。近年来欧洲研究学界关于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建设及欧盟国际行为体属性的研究成果丰硕,特别是对欧盟发展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研究不断增多,其中欧盟推进联盟层面的外交机制建设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随着《里约》的生效,欧盟调整对外关系和对外行动领域的机制设计,组建对外行动署以协助高级代表／委员会副主席展开工作,统筹欧盟对外关系的多个重要领域。这一欧盟层面的外交机构组建与整合和外交决策机制调整,是欧盟为应对自身在对外政策领域存在的“能力-期望差距”所做出的最新努力和尝试。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有关研究为理论基础,结合社会学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规范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在“能力-期望差距”概念的基础之上,发展了“机制-期望差距”模型,认为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的建设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同欧盟一体化这一“欧洲工程”一样,主要是以完善机制建设为路径,提高欧盟对外行动的能力,缩小同内外预期的差距。里斯本改革就是遵循这一路径。欧盟对外行动署是在欧盟层面组建用以推进联盟对外政策的外交机构,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确保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以解决欧盟在对外关系领域所存在的“机制-期望差距”,即欧盟对外政策机制被预期实现外交政策目标,同其实际未能有效运行最终导致政策目标无法实现之间的差距。欧盟对外行动署的创建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政治与安全合作的最新发展阶段,从欧盟面临的外部压力和内部张力两个角度的分析可以得出,欧盟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改革势在必行。里斯本改革选择以机制建设为主要路径,而机制建设包括机构设计和权能分配两个方面,里斯本改革就是通过进行对外政策机构改革重组、调整对外关系权能分配以及改革决策程序等方案来实现的。关于欧盟对外行动署的机构设计方面。本文认为里斯本改革之后重组的高级代表制度是对外行动署组建的法律基础,对外行动署拥有“别具一格、自成一体”的法律属性和机构运行的自主性、承担其任务实现其目标所必需的法律能力。在马德里四方会谈达成的妥协基础之上,对外行动署的机构设计实际上最终确定为较小方案,这主要体现在对外行动署的人事安排、部门组成和预算安排三个方面。关于对外行动署的权能方面。通过对外行动署与欧盟及其执行具体业务的专门部门之间的类比,可以发现对外行动署并没有获得完全独立的法律人格,在欧盟内部的法律地位同欧盟内专业部门存在很大的差别,也不享有独立于欧盟机构的法律地位。在欧盟对外政策决策过程中,对外行动署的权力和地位远远高于欧盟附属机构和欧盟内部管理机构,但是却低于欧盟基本机构。对外行动署的实际权能必须通过其与其他欧盟机构之间的互动最终确定和实现,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欧盟机构,包括欧洲理事会及其主席、欧盟理事会、欧盟委员会、欧洲议会,成员国及其外交部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本文选取欧盟危机应对能力机制建设和欧盟发展援助与合作政策作为案例,分析对外行动署的运行并做出初步评估,尤其是考察里斯本改革在欧盟对外行动领域的机制调整对其对外政策一体化所起到的影响,并进而分析对外行动署同成员国和委员会之间的机构间关系。本文认为,对外行动署正式运行以来,在实现欧盟对外政策一体化的欧洲化和布鲁塞尔化两个角度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也浮现出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机构组建难度重重、决策机制并存、资源和工具存在缺口、对外代表权仍存缺陷、对外政策出现再国家化倾向等五个方面。对外行动署的创设,是欧盟作为超国家行为体组建不同于传统的外交机构的开创之举,代表了国际舞台上一种崭新类型的外交模式迈出了重要一步。组建对外行动署的试验,为我们认识这个组成国际社会的网络提供了重要的视角：一个强大的超国家行为体在全球展现自己的存在,并追求对外政策的一体化。不论从历史,还是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以及欧洲一体化的视角,欧盟对外行动署的诞生都是一个重大的发展,对欧洲和世界有着重要的蕴涵。然而,组建一个如此规模的非国家行为体的外交机构是史无前例的。要组建一个能够将欧盟对外关系和对外行动的不同领域有效整合在一起的外交机构,必须经历一个长期的过程。对外行动署需要时间来理顺机构内部组织体系,发展同欧盟其他机构的协调,并赢得欧盟成员国的信任,才能实现里斯本改革的战略目标,即增强欧盟对外行动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最终巩固并提升欧盟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塑造欧盟强大的国际行为体的形象。因此,仅仅凭借对外行动署一年多的运行实践,就对其组织和运行做出定论是草率的。欧盟共同外交建设处于关键的十字路口。如果对外行动署能充分运转,真正加强欧盟外交的一致性、连贯性和有效性,那么它将有可能彻底改变欧盟外交政策的景象,对欧洲一体化的拓展和深入带来积极的推动效应,甚至对国际格局也会产生重大影响。反之,如果对外行动署最终发展成为一个徒有虚名的空转的官僚机构,那么这一开创性的机制试验将彻底成为一场悲剧。
王林元[9]2016年在《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债与货币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引人注目,国债对货币供应量有什么影响,央行如何利用国债调节货币供应量,如何充分发挥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都是亟需研究解决的问题,也正是本文力求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将国债和货币供应量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深入研究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深入研究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力求解决中国国债发展不足以及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难的问题,并为化解中国经济难题、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出谋划策。本文首先尝试将国债与货币纳入统一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国债与货币理论模型,夯实理论基础。采用一般均衡经济分析方法,构建包括政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企业、家庭五个部门的封闭经济理论模型,并基于理论模型,分析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及对储蓄、消费、投资等经济变量的影响。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研究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首先专章论述中国国债发展历程及功能定位(第四章)和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及对经济的影响(第五章),然后构建包含国债变量的货币供应量计量模型(第六章)。第四章介绍中国国债发行、余额及交易变化情况,明确国债有弥补消费性支出、覆盖资本性支出、调节货币供应量、调节市场利率四大功能,分析中国国债对财政运行和金融体系的影响。第五章介绍中国货币供应量的规模变化情况,探讨中国高货币化率的原因,分析中国货币供应量的结构,分析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中国现行货币供应机制及其不足进行论述。第六章建立货币供应量计量模型,在弗里德曼-施瓦兹模型、卡甘模型和乔顿模型等经典货币供应量模型基础上,引入国债变量。先对回归变量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然后分别以M2、M1和货币乘数为应变量进行计量回归。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国债发行额和国债余额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甚微。为了全面地研究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本文还对主要经济体国债与货币供应量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七章)。第七章论述国债对货币供应量影响的有关国际经验,主要选择美国、日本、欧元区三个经济体。论述完三个经济体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后,基于国际经验分析,总结几点对中国的启示。一是国债规模的增加并不会直接导致货币供应量超发,二是国债规模取决于国家信用的强弱,三是货币供应有助于国债规模扩大,四是国债是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重要工具。结合中国情况及国际经验,化解中国难题。第八章主要论述中国国债规模扩大的意义、必要性和可行性,进一步探讨中国国债规模增长的空间。在对中国及主要经济体国债与货币供应量关系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建立中国、美国、日本、欧元区和英国国债与货币供应量的面板模型,论述国债规模扩大对货币供应量扩大的影响。面板模型显示国债规模增加1,货币供应量增加0.44。如果货币乘数为5倍,则国债净发行额转化为基础货币的比例不足10%,国债余额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十分微弱。我国的国债规模远低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规模有着巨大的增长空间。企业债务水平高企,企业降杠杆的进程将会持续；家庭债务水平较高,极大地制约了消费增长,家庭杠杆水平难以进一步上升。只有政府加杠杆,才能缓解整个经济去杠杆的进程,终止债务通缩的恶性循环,及早将经济拉出需求不足、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漩涡。从我国国债与GDP之比、与M2之比、国债利息支付占财政收入之比、政府投资规模、减税及财政收支平衡等不同维度估算,我国国债规模增长空间巨大。本文还论述了如何发挥国债在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的作用(第九章)。在对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历史回顾基础上,分析我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中存在的问题。为了化解这些问题,要求充分发挥国债协调财政货币政策的桥梁作用,要求货币政策应当呵护国债市场的发展。国债发行应作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可选方式,存量国债应作为公开市场操作的主要金融工具,国债还应该在调控市场利率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最后,本文总结出几条结论并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主要结论：国债并不是货币供应量增长的主要原因,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甚微,中国国债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不相匹配,中国国债发展不足是财政货币政策缺乏协调的重要原因。同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扩大国债发行规模,全面推进减税降费；培育完善的国债流通市场,提高国债流动性；重视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发挥国债的桥梁作用；推进我国国债国际化,助推人民币国际化；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债功能定位。
佚名[10]2016年在《新局之光(第四季)》文中提出跳出财政刺激陷阱 切实推进“供给侧”改革白彦锋 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副院长近年来，我国传统的需求刺激政策边际效力在逐渐递减，公共部门的需求刺激对民间部门的“挤出效应”有所显现，我国的需求刺激政策存在陷入“刺激陷阱”的风险。未
参考文献：
[1].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探索——启动和强化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D]. 李扬. 浙江工业大学. 2002
[2]. 政策调整：全面启动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D]. 曾令羽. 天津财经学院. 2000
[3]. 政策调整:全面启动和强化结构性财政金融工具[J]. 周炼石. 上海经济研究. 1999
[4].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货币政策调整及其影响研究[D]. 刘卫平. 武汉大学. 2015
[5].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张岱.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6]. 中国经济新常态下货币政策运用研究[D]. 马文鹏. 天津财经大学. 2016
[7]. 积极财政政策研究[D]. 张信柱.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8]. 欧盟对外行动署制度研究：机构与权能[D]. 王磊. 复旦大学. 2012
[9]. 中国国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D]. 王林元.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 2016
[10]. 新局之光(第四季)[N]. 佚名. 中国经济时报. 2016
标签：金融论文; 货币政策论文; 国债论文; 金融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美国金融危机论文; 结构性改革论文; 中国货币论文; 财政政策工具论文; 全球金融危机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金融结构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积极财政政策论文; 国债收益率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货币供应量论文; 金融体系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财政制度论文; 拉动增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