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新阶段的主要矛盾及政策把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要矛盾论文,新阶段论文,经济发展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及矛盾分析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变化的主要特征是：短缺经济基本结束，买方市场初步形成；资源配置方面市场机制已占主导地位；投融资体制、分配体制、价格形成机制、劳动用工制度等已基本市场化；政府职能由直接管理经济转向间接的宏观调节；经济运行过程中的风险和责任约束加强。其中最主要的特征应当是买方市场的初步形成。在空前繁纷复杂而又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下，如何认识当前买方市场中的基本矛盾，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尤为重要。
改变短缺经济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买方市场彻底改观了短缺经济，是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伟大成果。买方市场的形成标志着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标志着综合国力的增强，标志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改革开放的成功，标志着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方针路线的正确。同时，我们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的买方市场仍是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不足并存的低水平买方市场，就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技术结构、贸易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劳动力供给结构、资源配置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投资效率和经济管理等仍然是低水平的、缺乏竞争力的和落后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低水平买方市场是我国经济向更高层次跃进的一道坎。因而，着力改变低水平的买方市场格局，改变无效供给形成的过剩，使我国的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应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目标。解决目前问题的关键：一是如何迈出低水平买方市场这道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二是如何抓住机遇，尽量缩短迈坎的时间。一旦时间拖长，问题就会越积越多，将陷于被动。
在目前买方市场环境下，宏观经济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着力点是扩大内需，这已是共识。分析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突出矛盾是“三个脱节”。这对扩大内需形成最基本的约束。
“三个脱节”，一是指城市虽有购买力，由于供给方面和体制方面的原因，存在着有购买力和消费不足之间的脱节；一是指农村是我国最大的消费市场，由于农民收入人均水平较低且增长缓慢，存在着有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之间的脱节；一是指供给结构和消费结构的脱节，这也是造成前面两个脱节的重要内在原因。在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从对缓和到消除内需扩大的基本制约因素的过程来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性的艰巨工作，其中结构转换是根本。就是说，消费结构的提升、产业结构的升级、产品结构的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分配结构的调整、投资结构的合理化、技术的进步、改变二元经济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是扩大内需的治本措施，也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结构转换取得成功，才能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才能顺利迈过低水平买方市场这道坎。而在目前连续20多个月的物价持续下跌和通货紧缩的背景下，经济主管部门和经济主体的压力都比较大，正是实施结构转换政策千载难逢的有利时机。
我国目前的通货紧缩，也源于深刻的结构性原因。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度发展，不仅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迅速暴露，同时也暴露出经济的外向拉动乏力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市场的长期低迷，物价的持续下跌，企业利润预期下降，民间缺乏投资热情，扩大再生产处于较低水平上，某些企业甚至维持简单再生产的积极性也丧失殆尽，最终消费倾向降低，从而使经济的内在收缩力自发增强，对货币的需求下降，形成货币扩张难的局面。在现行的结构状态下，即使财政政策的拉动力度很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启动作用也很有限。其事倍功半的原因，一是财政扩张难于得到货币扩张的有力配合，“挤出效应”会自发增强，四两拨不了千斤；二是财政扩张和货币扩张得不到微观经济主体的积极回应，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只能导致货币的流动性降低（M[,1]／M[,2]1986年为0.63，目前下降为0.35，下降了45%），不仅不能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还可能引致新的矛盾。
二、宏观经济政策需要把握好的几个关系
解决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内需，结构转换政策无疑应居于宏观经济政策体系的主导地位。为了增强宏观经济政策推动结构转换的有效性，应对严峻复杂的形势，在政策关系的处理上应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1.需求管理与供给管理的结合
我国目前的总量过剩实际上是低水平的结构性过剩，是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严重脱节，而且供给结构的不合理和落后，是造成严重脱节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短缺经济时代，需求管理政策往往十分有效，一旦经济发展进入更高的阶段，需求管理为主的政策便要让位于供给管理为主的政策。美国的实施供给管理取得结构升级成功的经验和日本结构转换一直难于到位的教训便是例证。鉴于我国目前正处于的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时期，宜采用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有机结合的宏观经济启动政策。
2.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
在实现经济“软着陆”的过程中，我国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有了较大改善，在这次启动内需中二者配合的质量又有所提高，但进一步改善的余地仍然很大，而且具有新的配合空间。目前在启动经济和结构调整中的配合，除需要继续强化原有的配合方式和配合渠道外，新的配合点应是国有企业改革。对于需要保留和发展的国有企业，财政要增加资本金，银行要积极实施债权转股权；对于需要淘汰的国有企业，财政要立足于“放”，推动国有经济的战略重组，银行要立足于“破”。银行如果担心企业破产自己损失太大而不同意，到头来可能招致更大损失，可能是早“破”早解脱，变被动为主动。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在破产清算中避免逃废银行债务。
3.宏观经济政策拉动和微观机制培育的结合
如果认真思考一下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启动民间投资和消费不力的原因，恐怕是在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响应不积极。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响应度，以期推动形成一次新的创业潮，一要加大清理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的力度，调整税收结构，在实施投资减税的同时考虑适当降低企业所得税，以增加企业的利润预期，唤起企业增加投资的热情；二要减少对新办企业的限制，放宽开办条件、行业准入限制和“成分”限制，简化申办手续；三要出台扶植小企业的政策措施，改变小企业贷款难，小本经营难的局面；四要对发展高新技术的风险投资实施税收抵扣要有足够大的力度，尽量减少其投资风险。
4.增加干部和职工工资与增加农民收入的结合
消费是收入的函数，收入是消费的主要解释变量。虽然增加干部和职工的收入对增加消费不失其现实意义，但是，我国最大的消费市场在农村，最大的消费群体应是农民。我国改革20多年来的发展，首先是由农村的发展变化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带动起来的，当前的消费低迷也主要是因近几年农村发展步伐和农民收入增加的相对放慢所致。因而，增加农民收入对启动经济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时也是着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严重制约在农民和农村的格局至今仍然没有改变。改变这个格局，必须从发展农村经济得到解释，必须研究和实施增加农民收入的新政策和新措施。在这方面，需要从推进农村城市化的战略着眼，从扶植农业的产业化和农村的工业发展入手。
5.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结合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着重发展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市场，完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这一论述，不仅肯定了资本市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且将资本市场提到了“着重发展”的高度。融资仅是资本市场的职能之一，此外，还具有资产重组功能、风险定价功能、产权界定功能和改革功能，这些功能的充分发挥对于我国的企业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重大限制因素之一，就是货币市场发展的严重不匹配。从世界金融市场发展史看，货币市场要先于资本市场，也比资本市场发达。从金融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看，货币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资本市场发育成长的基础，资本市场的运作则依赖货币市场提供的服务。在我国由于货币市场的分割和过于封闭，使投资渠道变得比较狭窄，大量的游资冲击资本市场，造成资本市场投机过度，严重地影响了金融稳定，也使货币政策工具缺少“用武之地”，限制了宏观金融调节的有效性和资源配置的合理性。所以，进一步开放货币市场，推进主体多元化和工具多样化，规范、完善同业拆借市场，大力发展票据承兑贴现市场和可转让存单市场等子市场，形成一个结构合理、监管严密、功能健全、运转高效的统一货币市场，应是支持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性条件。
6.技术进步与增加就业的结合
先进的技术凝结着发达的生产力和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追求技术的不断升级与进步，是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手段。但是，我们还必须从自己劳动力资源比其他任何国家都丰富的国情出发，把推进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和增加就业结合起来，十分注意旅游业、精细农业、手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追求机器与人的合理分工，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原则下，讲究技术的层次性。
7.防范金融风险与扩大信用规模的结合
亚洲金融风暴所造成的巨大危害，愈益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为维护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已是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如何防范金融风险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思路：紧缩信贷和适当扩大信用规模。从表象来看，紧缩信贷可以减少银行的不良资产，似乎强化了安全，但没有流动性就没有利润，没有利润就没有银行资金的安全。流动性、效益性和安全性是银行经营的铁的原则。紧缩信贷的结果，一方面可能导致社会经济因资金供应不到位而扩张速度减缓，另一方面还会导致银行因信贷规模的缩小而发生“坐亏”，形成主观上的求安全和客观上的风险增大，最终造成“水落石出式”的被动。相反，如在加强风险责任约束的机制下，银行通过积极扩大信用规模，不仅可以增加社会效益，而且可以增加利润，摊薄风险，是一种积极主动的防范风险行为。
8.经济增长的物质建设与制度建设的结合
为启动和增强经济发展的基础，国家增加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无疑是对的。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体制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制度建设调动了方方面面的资金和技术，为经济增长的物质建设拓展了空间、拓宽了主体。适应改革与发展新时期的需要，目前需要加快社会保障和促进投资、保护投资、公平竞争、加快技术进步、引导消费、淘汰落后等方面的制度建设，清理针对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期望制度创新为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
9.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非国有经济的结合
实现国有经济主导下的多种经济成分竞争发展，首先，国有经济必须有活力、有能力才能有主导地位，才能真正起到主导作用。否则，便不能“主”不能“导”。国有经济的活力和能力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国有企业的改革不断增强的。其次，国有经济“主”与“导”的对象是非国有经济。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国有经济的“主”与“导”。我国经济20多年的发展，就是得力于国有企业的不断改革和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只有国有企业在改革中重组，才能为非国有经济的发展让出空间，也只有非国有经济的蓬勃发展，才能为国有经济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创造对象，经济才有活力。因而，推动国有企业的改革，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和发展非国有经济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应有机结合起来。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有金融机构的改革尤其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明显滞后，表现在国有商业银行的管理方式和贷款机制不能适应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银行经营难于做到流动性、效益性、安全性的有机结合和现实统一。
10.结构转换政策要向科教倾斜
我国最大的结构性短缺是教育和科技发展的落后，是人才结构的不合理，是高素质人才的匮乏。教育和科技的优先发展应是结构转换政策的重中之重。人是生产力第一要素。无论是技术进步、结构优化升级、科学管理，还是保护环境、城市化发展、制度创新，或者说是向知识经济迈进等等，一切文明和进步的成就，都必须以数量足够、结构合理、掌握现代科技知识的高素质国民为基础。我们要雄立于世界，领先于世界，人才的培育和科技的赶超是先行性条件，教育和科技是实现人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最有力也最有效的杠杆。
最后还有必要着重指出，经济生活中的许多困难，如住宅大量积压，公费医疗浪费巨大、国家负担沉重，社会保障体系薄弱，科技发展缓慢、成果转化率低，税制结构不合理，财政体制僵化，环境保护等等诸多方面的问题，都与改革不到位有关。在转轨时期，改革和创新仍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在宏观经济政策体系中，推进改革和创新的政策仍是最重要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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