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经济的有机互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理论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互动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理论论文,政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3)11-0018-04
一、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内涵的新发展
所谓“政治”，就是对人类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和控制。在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经济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影响力的上升，使各国在相互依存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更主要的是凭借国家公共权力，通过具体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协调和控制国家之间的利益。针对新的时代主题和不断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形势的需要，国内一些学者如刘德厚、柳剑平等在遵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上，主张将协调和反映社会全局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的表现形态，具体划分为“权力形态政治”、“经济形态政治”等等，从而能更科学地分析国际政治的新发展。刘德厚教授在《论经济的政治功能及其结构体系问题》（《求索》1995年第1期）一文中指出，经济手段具有“政治功能”。柳剑平教授对琼斯佩罗关于“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的观点进行批判性的吸收，认为国际经济关系不仅成为实现国际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且还具有协调与控制各国之间国家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实质上就是国际经济关系已经转化为国际政治。[1]在经济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居首位的主要构成内容，决定国家整体利益实现的前提下，主权国家的经济政策、经济外交活动以及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组织等经济手段通过影响国际经济关系从而具有协调和控制国家利益关系的国际政治功能时，这些协调手段就属于政治的范畴，是国家政治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2]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治”内涵得到新发展，即突出和强调“国际经济形态的政治”。在这里，政治的经济功能就扩大了。“由于没有一个国际政府，国际政治的中心问题就是调解、处理冲突和谋求相互合作”，“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也可以被看成是没有政府情况下的冲突处理和合作谋求。”[3]“如同所有其它国际政治一样，各国都有意无意地建立了一些规则、惯例和程序来处理国际冲突和谋求合作……”[4]“任何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一经国家这一政治主体制定和实施就立即具有政治的性质。”[5]“国家间的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为谋求本国利益而建立的政治关系。它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的主要内容，同时也反映了国际政治的现实。”[6]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规则、惯例、政策、组织等手段，相比于强调军事实力为后盾的传统权力政治，越来越引人注目地成为协调和控制国家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
二、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一般理论
从经典著作方面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理论阐述不够多，一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时代，国际经济联系还未得到充分的发展，用于研究的历史素材不够具体和充分，也由于马克思的去世使预定的研究计划未能完成。虽然对政治、经济有机互动的研究未区分国内和国际，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规律，重点揭示的主要是两大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实质，所以实际上抽象掉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但是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忽视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特别强调联系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首先是指处于一定上层建筑结构下（具体的国家和民族国家）的生产关系；强调既从国内又从国际水平上分析国际分工的结构和性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每一种分工都意味着依赖，因而也包含着一种政治关系；注意到和强调世界市场的形成和资本的国际化以及由此导致的世界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阶级利益。这些强调本身就是考虑了政治经济学的民族性。没有这种“民族性”，也就无所谓“国际”。
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理论认为，在国际社会中，阶级仍然是政治、经济中的主导因素，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阶级的行为是为了本阶级物质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在仍然以民族国家作为主要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与民族性相比，这种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阶级性只是更隐蔽，隐藏在民族国家利益的背后。对国际关系采用阶级分析法并未过时。国家虽然是一国社会的中心，承担着社会的公共管理职能，但同时国家仍然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国际社会仍然存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的对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对立。只是不能把阶级分析简单化和绝对化，毕竟国际关系并不完全等同于阶级关系，因为国家作为国际行为主体，除了代表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外，还代表整个国家、全民族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政治与经济相互关系的理论，是一种强调政治与经济内在统一的有机互动的理论。经济和政治作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两个基本维度，它们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其中，政治从本质上受到经济的制约，政治的内容、性质和功能都要通过经济才能得到规定和发挥；与此同时，经济在宏观上又随时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和作用，经济制度的变迁、经济关系的形成和调整、经济利益的获得等等，都必将受到政治因素的作用。相对于政治与经济这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基本范畴而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也同样是一个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的矛盾统一体，政治与经济之间的逻辑关系在国际社会中同样被真实地反映。在政治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经济决定政治”。拉美发展中国家的“依附论”和发达国家左翼思想家的“世界体系论”都因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决定政治的基本观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的行为主体主要是主权国家，即使是非国家行为主体如国际组织、跨国公司或个人也是在国家法律许可之下开展国际活动、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的实质都反映了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主要都是通过主权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国家主权许可的领域内进行的，从而决定了国际社会是一个政治社会。与国内关系相比较，在国际关系中，国家作为政治组织的本质以及国民的国籍身份所决定的政治归属，使国际社会的一切交往，不管是经济、文化还是社会的，也无论官方的或民间的，都是在一个受主权国家影响和控制的国际社会的大政治框架之中进行的；建立在国际交往活动基础上的一切国际关系，不论是经济的、文化的还是社会的，都附着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政治的影响力。“强政治”在国际关系中较之于国内关系更鲜明而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国家的政治本质及其所建立的全部关系时指出：“因为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因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带有政治形式。”[7]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社会现象最深厚的基础和根源在于经济，只有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才是经常起作用的，国际经济关系最能从世界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揭示出国际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经济对政治过程、政治结构和政治制度，其中包括国际相互作用领域中的结构和制度而言，具有基础性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难道各族人民的整个内部组织，他们的一切国际关系不都是某种分工的表现吗？难道这一切不是一定要随着分工的改变而改变吗？”[8]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政治对经济能动地起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对经济起决定作用。恩格斯指出：“一种历史因素一旦被其他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造成了，它也就起作用，就能够对它的环境，甚至对产生它的原因发生反作用。”[9]“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10]
由于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的内涵和外延都比一般国内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更为广泛和复杂，并且又各自具有不同的层次；又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相互依存的世界经济的整体性、国际生产方式的网络化，所有国家，不论其制度类型或发展程度，都被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彼此紧密地相互依存，国家利益相互交织错综复杂，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经济关系与国际政治关系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转化，使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之间关系错综复杂。从本源意义上是世界经济决定国际政治；而在另外的层次和意义上，国际政治也有可能对国际经济起决定作用。国际经济格局是国际政治格局的基础，而国际政治格局又反过来影响国际经济格局的发展；国家对外经济战略中有政治利益，而对外政治战略中又有经济成分；国家对外经济关系中有政治措施，而对外政治关系中又有经济手段。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已完全不能被机械地分割和孤立，两者辩证互动地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三、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的新发展：强经济——强政治
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相互对应的发展，标志着国际政治与国际经济有机互动的“强经济—强政治”的关联模式对历史时代的适应性，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对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国际关系主要矛盾的回应。
所谓“强经济”是指在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以军事实力为核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社会的最主要矛盾，发展经济成为各个不同类型、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世界性普遍的首要任务，对经济建设本源地位的回归从根本上保证了经济对政治的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作用；“高级政治”地位下降（军事安全、政治均势、外交势力等）、“低级政治”（经济、文化、自然资源、能源、人口、粮食等等）在国家权力构成要素中地位的上升，使经济利益在国家利益构成内容的排序中占据首位并在较大的程度上能够决定国家利益的实现，经济实力取代军事力量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直接手段；生产要素流动和组合基本由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价值规律实现，各国正在进行的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趋势；基于国际经济活动基础之上的国际经济关系如此之重要，以至于在国家的涉外经济政策、经济外交活动和国际经济制度、国际经济组织等“国际经济形态的政治”的影响下，具有对国家之间的全局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控制的国际政治功能，经济在一定条件下向政治的转化意味着经济的政治属性、政治功能的强化。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所谓“强政治”是指虽然以科技为基础、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国家安全和生存问题成为国际社会目前最主要矛盾，经济实力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直接手段，但国家安全和生存仍然是国家利益构成内容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以军事实力为标志的“国际权力形态的政治”，如武力威胁、军事同盟、对外战争和殖民统治等的地位和作用虽然有所下降，不再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最直接的手段，但仍然是实现和保障国家安全和生存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手段，仍然是实现经济建设、国家发展和人民福利增长的最后手段。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形态的政治”的作用在国际社会中却引人注目地上升，如主权国家的涉外经济政策、经济外交活动、国际经济机制、国际经济协调活动等等，对国家全局利益关系进行协调和控制的国际政治功能更加突出和重要，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直接手段；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随着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社会交往活动的全球化而更强化和扩展，当代国际政治的内容、性质和功能更多地通过国家的社会经济管理功能得到规定和发挥。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有机互动理论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强政治”从性质上看，更主要的是指能够强有力地推进国际经济关系发展、为国际经济发展提供行为规范和制度安排的“国际经济形态的政治”，是一种经济化的政治，即“强政治”必须要受到发展经济这一根本任务的强有力制约，必须要通过对经济的促进和保护来体现它自身的价值和功能。从功能上来看，这种“强政治”更多地发挥了政治的经济性功能，即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的扩大和强化。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强经济—强政治”的互动模式具有两个方面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冷战时期，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同不同社会制度类型国家基于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以军事实力为直接手段的政治斗争，这决定了国家发挥的主要职能作用是政治统治的职能，用于保护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处于为政治统治服务的次要地位；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必须摆在首要位置，发挥主要作用。虽然市场是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机制和社会经济关系产生的主要途径，但市场运行的法律环境和市场失灵的问题呼唤国家强化社会管理职能以补充市场的不足。国家与市场作为两种互补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不可分割的，市场的作用越强化，国家的作用也相应地强化。国家通过强制性公共权力作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国际经济生活规则的制定和实施、国际经济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维持和保护，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制度安排，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规范。市场力量的发展并未削弱国家政治力量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和作用力。相反，当政治权力、政治结构本身通过属性、功能和手段的变革使自己进一步适应经济繁荣的同时，它本身也因为强有力地促进了国家经济发展、提高了人民的福利、壮大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从而在本质上扩大了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使自己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
另一个方面是，一体化、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活动是在一个民族国家体系中进行的客观现实。若干世纪以来，我们社会的特点就在于被民族国家的发展进程所统治：“民族国家被看作是政治社会组织的唯一有效形式；民族认同决定着个人与集团的个性。民族国家国民经济被看作是唯一合乎逻辑的一体化经济形式。民族历史被看作是人类社会的核心发展进程。任何发展进程都要放到民族国家范畴内进行诠释。”[12]残酷而激烈的世界经济竞争促使主权国家借助国家力量干预国际经济活动以维护国家利益；对推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起重要作用的国际经济惯例、国际经济规则和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发展和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支持和保护。罗伯特·吉尔平认为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国际政治问题在某种形式上就变成了对国际经济剩余进行分配与再分配的问题。[13]国际政治的较量归根结底是国际经济实力相互较量的一种形态，而国家对外经济利益的实现依赖于本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总而言之，在当代国际社会并不存在理想状态的纯经济或纯政治的领域或组织，却存在着大量的经济与政治生活的结合部。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强政治”与“强经济”有机互动的具体表现。无论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经济利益分配和资源的配置，还是经济活动的推进、经济规则的制定实施以及经济动力机制的建构，他们本身都具有深刻的政治属性和强大的政治功能，因而都是一种政治行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一直是一种世界性的发展潮流，围绕经济实力和经济利益而展开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乃至战争始终主导着国际政治斗争的发展趋向。而国际经济发展及其有关经济发展的诸多环节、诸多问题所具有的政治属性和政治功能，在本质上就决定了经济本身对于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观念的一种内在的强烈的需要和保障。一直主张经济和政治活动应该分离开来的自由主义者布坎南也承认“强调作为社会过程的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可以有另一种不同的分析方法。按照此处的公式，‘经济’完全被包含在‘政治’之内，经济是一个解决不同的个人利益之间的潜在冲突的特殊过程……在制定规则或立宪阶段，政治可以给市场分派任务，使市场组织避免广泛地公开冲突，并促进社会相互作用的顺利进行。”[14]经济政治化的现状和趋势，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诉诸于国家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历史必然性。
与国际经济关系政治化现象相伴随的是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趋向。通过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国际政治被赋予了强大的经济属性和经济功能，使得它能够承担起促进国际经济发展的历史重任。国际政治关系经济化的现状和趋势，决定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诉诸于国家政治力量的现实可能性。以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经济制度为表现形式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组织和发展国际经济关系的制度形式。这种制度保证了主权国家对整个国际社会经济生活的管理，并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条件下，降低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保障了国际经济生活的有序。二十世纪70年代初期东西方关系缓和以来，以经济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取代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国际政治意识形态的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矛盾，更加强化了国际政治经济化的趋势。政治活动的目标、手段、价值、成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经济利益的强有力制约；政治权力、政治观念、政治活动、政治缺席被赋予了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本质规定。即使是鼓吹经济自由主义的西方国家虽然在70-80年代掀起了反国家干预的浪潮，但各国政府在科技、金融、就业，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制定经济发展战略、稳定经济增长和开拓对外贸易方面都发挥了更有力的作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政府充分发挥社会管理职能，强化宏观战略性调控和国际性协调，注重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和竞争机制的作用，刺激市场经济的自由化和活力。“一个有效率的、开放的市场体系需要在各民族之间建立一个协调合作的全球框架，也就是说，建立一种承担社会责任的、拥有民主合法形式的全球政治调控。”[15]
收稿日期：2003-09-23
标签：政治论文; 经济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经济全球化论文; 利益关系论文; 政治背景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国际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