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时期的“反宗教运动”及其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赫鲁晓夫论文,教训论文,宗教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苏联存在的七十多年中，大约有三十多年是“反宗教运动”时期，但“反宗教运动”大多集中在战前年代。在此期间，持续不断的“反宗教运动”中，曾出现过几个高潮，即1918年、1922年、1929年和1937年。[1]
从卫国战争开始，斯大林出于战争需要，停止了对宗教的迫害，实行了苏联有史以来首次政教关系正常化。但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又发起了新一轮“反宗教运动”(1958-1964年)。这次“反宗教运动”，从规模、破坏程度和后果看，留下的教训是深刻的。
一、赫鲁晓夫发动“反宗教运动”的原因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联领导层中极左势力或称激进势力在政治上击败了“斯大林分子”集团，在党内占据优势地位。在宗教问题上，他们取得了最后改变宗教路线方针的决定权，发动了新一轮“反宗教运动”。
赫鲁晓夫反宗教的重要原因有以下4点：第一，1958年是苏联政教关系大转折的一年。大约从1958年10月起，苏联政教关系的相对稳定便被相互紧张的关系所取代。苏联政教关系的这种紧张是由一系列原因所促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苏联上层领导人在社会主义理论上的错误认识或失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坚信共产主义将很快在苏联实现，社会主义时期的种种特征很快会消失，“整个人类的前途光明无限”，这个前途就是共产主义。实际上，部分苏共领导人在思想上、理论上对共产主义的“坚信”也许是存在的，但也不能否认有另一种可能性，即一些苏共党的领导人把理论上“坚信”作为一种党内斗争的武器，他们抓住这一武器，意在打击党内的反对派，目的是突出自己在理论上的正确和正统，显示信念上的坚定，最终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共产主义将很快实现”的这种理论，尽管在表面上能给人民带来激励和鼓舞，从理论实质看却是错误的，它否定的是社会主义长期性，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去追求超现实的目标，对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成果十分不利，是一种盲目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性极大。向宗教发动新的进攻，就是“苏联将很快进入共产主义”这种理论的实践之一。
无疑，在广大人民中，也有相当多的人存在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这些人中知识分子居多，他们就是所谓“六十年代的人物”。他们认为可以在苏联建成共产主义的公正社会，而东正教或上帝的思想在这种社会中是多余的，也是反动的，应该抛弃它们，抛弃宗教。这是苏联社会中存在的“左倾”盲动力量，他们是党内上层“左倾”集团的社会基础。
第二，苏共党内上层“左倾”集团力量壮大并取得了党的领导权。在苏共党的领导层中，以赫鲁晓夫为首的新集团的崛起对宗教政策的变化起着关键性作用。1957年，H· C·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主席团中与所谓“斯大林分子”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了所谓“思想家集团”——M· A·苏斯洛夫、E· A·福尔采娃、П· H·波斯别洛夫、Л· Ф·伊利切夫等人。这些人长久以来都表现为对宗教任何同情政策的反感。支持赫鲁晓夫的还有列宁共青团的领导者们——A· H·谢列平、B· E·谢米恰斯内依、C· П·巴夫洛夫、A· И·阿朱别依等人，赫鲁晓夫采纳他们的许多劝告和建议。斯大林逝世后，与教会关系稳定的许多政策都被看成是斯大林的遗产，而青年一代对斯大林的遗产则持坚决反对和抵制的态度。赫鲁晓夫本人也一直是一个激烈的反宗教者。他文化不高，但盲目坚信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也坚信宗教的反动和必须不断加速它的衰亡，从而不给资本主义残余留有任何存在的余地。1957年11月29日，赫鲁晓夫在同报业巨头B· Г·赫尔斯特的谈话中，讲述了自己秘密藏在“心底”的想法：“人民的教育、科学知识必须推广，要研究大自然规律而不给信仰上帝的宗教留下任何残留之地”。[2](221)可见，在50年代末反宗教情绪已植根于苏共党和共青团领导层思想之中。从这一点看，一场新的“反宗教运动”在所难免。在斯大林时期，由于苏联与世界隔绝，东正教会与外界基本上也处于隔绝状态，这使它摆脱了与“帝国主义”勾结之嫌，这也是斯大林与东正教会改善关系的重要原因。但到赫鲁晓夫时期，则把同宗教斗争看做是重要的意识形态问题，同宗教思想的斗争，无疑是苏共领导人认为的向共产主义过渡中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同其他党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手段。苏共新领导非常担心政权上层中的部分人与东正教的复兴运动联合起来，动摇党中央新领导的权力根基，动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信念。这是苏共新领导改变宗教政策，积极策划向宗教进攻的因素之一。
第三，是赫鲁晓夫对他实行的政治上的“解冻”运动的一种平衡。从赫鲁晓夫的灵魂深处看他仍是一个“斯大林分子”，赫鲁晓夫的成长和受到有限的教育都是在斯大林时代，因此，他的思维甚至是某些变革都不会超出斯大林时代的框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的批判，以及二十大后对斯大林造成的冤假错案的纠正，他都没有想到会造成苏联社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自由化”的后果。这种后果也加重了苏共党内及各国共产党对他的批判和攻击。为表明他仍是斯大林式的共产党人的立场，他处处表现自己同资本主义斗争的立场和决心。向宗教的进攻就是同“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
应该考虑到，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劳改营中关押的数十万人被平反释放而重获自由，其中就有神职人员和教徒，他们的释放也预示着宗教信仰自由度的增加。这些人的释放意味着对斯大林时代镇压恐惧感的渐渐消失，这些都促进了宗教活动的积极化和信徒数量的增加。如果说，1955年各地有1 700人向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全权代表递交了申请，其中有1 310人递交的是要求开放教堂的申请，那么1956年就有2 299人向各地全权代表递交了申请，其中有2 256人递交了要求开放教堂的申请。[3](66，140)几乎所有50年代下半期的统计资料都证明，当时东正教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历史学家Y·弗列特切尔公正地写了关于这时期苏联的宗教，认为“当时的条件(战争时期及50年代‘解冻’时期)对宗教非常有利，东正教发展得很快。”[4](34)
面对这种宗教不断发展的状况，赫鲁晓夫在实行政治上“解冻”的同时，却对宗教加强了控制，目的是向世人显示，“解冻”或自由化，并不是他的心愿，反斯大林只是他的政治策略，并不是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最终奋斗目标。这就是赫鲁晓夫在政治问题上“右”转，在宗教问题上急剧“左”转的原因。
当然，赫鲁晓夫发起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但上面所列举的这些政治需要方面的原因是主要的。正是这些原因，使赫鲁晓夫和党内“极左集团”发动了“反宗教运动”。上述的政治需要，更促使苏联当局确信，在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中，不能有任何思想上的抵触，对旧社会的残余宗教的抬头，只能有一种回答，就是镇压。尤其是在宗教顺利发展时期，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提出了种种过分要求，激怒了苏联党和国家的官员。1957年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不断请求把莫斯科一些修道院转交教会，并要求开放新教堂和建立宗教印刷厂。1958年1月，东正教克鲁吉茨基和科罗缅斯克总主教尼古拉(亚鲁舍维奇)在与东正教事务委员会主席卡尔波夫的谈话中，第一次要求必须选拔一些神职人员到政权代表机关，并建议给牧首区的某个领导人颁发国际和平列宁勋章。[5](5，20)这类自以为是的要求引起苏共中央领导人的愤怒。
第四，剥夺教会财产成为解决经济困境的方法之一。1958年向宗教进攻是从经济制裁开始的。50年代末苏联政权也在为经济形势恶化和国库空虚寻找解决的办法，其中如出售集体农庄的新技术、缩减国防开支等等措施都在使用，但成效甚微。
1957年11月，苏联所有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都与俄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和信仰委员会共同提出书面报告，同意党中央书记处主管宣传的副书记K·Y·契尔年科关于宗教组织和科学——无神论宣传状况的答复。12月7日，信访部负责人A·什马科夫就公民信仰问题写信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К· E·伏罗希洛夫递交了有倾向性的汇报信。在递交的材料中，他谈到了目前开放教堂、教会登记申请如潮等问题，并得出惊人的结论，说群众自愿组织的宗教团体不断增多势不可挡，无神论宣传如何被削弱等等。他使用的材料多是苏共党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的，为的是给各加盟共和国施加压力，利于发起“反宗教运动”。1958年4月19日，E· A·福尔采娃(党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府文化部长)向中央书记处递交的报告，大有向宗教进攻的气势。《文化报》记者B·沙波什尼科夫为向宗教进攻，也给党中央书记处写信，该信引起强烈反映。1958年5月初，党中央决定召开“宣传鼓动部”、“科学和学校部”及各高等院校、苏共中央文化部、国家出版局、共青团中央等部门负责人会议。会议的主要精神是必须贯彻1954年7月7日中央通过的反宗教决议，就是前面提到的由谢皮洛夫、谢列平和苏斯洛夫等人起草的决议。这次会议还决定出版群众性科普刊物《科学与宗教》杂志。这次会议唤起了对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工作的一片批评之声。[6](44，143)(23，30)
1958年5月，莫斯科国际东正教会议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反宗教运动”拉开序幕。还在1958年1月，俄国东正教事务委员会这个被党的机关说成是“对教会过分妥协”的组织，其领导成员大部分被撤换。与该委员会的3名新成员接触之后，东正教大牧首阿列克谢不安地向管理牧首区事务的大司祭H· Ф·科尔奇茨基表示：“我想，这是卡尔波夫即将离开主席职位的征兆——这是非常不情愿的……，让一些新同志接替，同他们也许是很难沟通的，他们大概是积极的反宗教工作者。”[7](227)5月份在疗养院疗养的卡尔波夫，几次向中央委员会请求，准许他参加赫鲁晓夫与大牧首的会晤，但得到的答复却是拒绝。2月13日，尼古拉总主教向委员会主席请求，希望社会主义各国大使馆在外交接待中停止邀请宗教界代表，以换取“上层”不要改变对俄罗斯东正教的态度。但这一切似乎无助于事态的发展。
1958年，莫斯科牧首区兑换美元外汇限额，已从原来的256万卢布缩减为180万卢布，其中包括援助近东的64.4万卢布。8月，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给各地全权代表发出了几封指示信，这些内容包括：关于限制教会人员宗教积极性问题；关于“不允许行政官僚作风管理问题”；关于更好地得到情报来源问题；关于取缔隆重庆祝宗教节日问题等。当局也下令禁止居民接近圣三一—谢尔盖寺院和格林斯克寺院。
二、“反宗教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
1948年8月26日，苏共中央就思想、文化及与各国共产党之间关系等问题通过了一个决议草案。这个决议草案主要是为部长会议发布有关决策做好准备。这个决议包括一系列新的对教会企业、东正教修道院课税的决定。9月10日，卡尔波夫获悉其内容后急忙告诉正在奥德萨疗养的大牧首，试探他对此决定的反应和将采取的行动。委员会主席对宗教界“过火”的宗教行为，对年轻人大量涌入教会，对蜡烛厂的低课税，对新僧侣职位授予“过多”等问题持否定态度。他还不厌其烦地说起了基辅—佩切尔斯基寺院“过于红火”的状况。在大牧首真正听懂了委员会主席的暗示之后，惊慌的大牧首坚决拒绝了关闭包括佩切尔斯基寺院在内的一些著名修道院的计划，并声称他可能暂时离开职位作为抗议的信号。[8](44，48)
1958年10月4日，苏共中央的秘密决议——在经济上制裁教会的决议正式通过，这是新的“反宗教运动”的开始。
根据此决议精神，10月16日苏维埃部长会议通过了第一批反宗教文件：《关于苏联的修道院》、《关于向主教区企业征税、向修道院征税》的决议。决议还规定，禁止修道院使用雇佣劳动，修道院要大量缩减份地，甚至还要缩减修道院的数量。此外，又修改了1945年规定的建筑税和土地税税率，这些税收大幅度上涨。[9](35，36)
这次“反宗教运动”是从制裁修道院开始的。修道院是支撑信仰的宗教中心，也可以说是民族宗教信仰的源泉，俄国的神学思想家大多出自修道院。在20世纪下半叶，修道院在东正教保存发展中起到基础性作用。教会占有的土地大多集中在修道院，教会收到的大量捐赠也集中在修道院。如在捷尔诺波利斯基州恰耶夫斯克修道院，1957-1958年共收到信徒捐赠的11 024个邮包和16 000多次汇款，总价值共3 400万卢布；在50年代末，去卡尔波特斯克修道院的修道士中，不满30岁的人占84.6％。[10](25，31-35，186)从实际情况看，制裁修道院，不仅使信徒们远离其精神需要之所，也是为了取缔教会经济的主体。
1.关闭修道院和限制教会企业
苏联党和政府的文件颁发后，对修道院的制裁加速。1958年10月24日，乌克兰党的书记H·波德戈尔内给党中央递交报告，提出要在最近关闭修道院和隐修院中的13个，同时要转交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连同其附属的洞穴博物馆。报告得到苏共中央宣传部负责人Л·伊利切夫的完全赞同。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11月1日还决定，乌克兰修道院的357公顷土地中，只留下60公顷，其余全部没收。对穆卡切夫斯克修道院保留2公顷的菜地和花园的请求也不予批准。1959年1月，未经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同意，也没事先通知，当局突然强行从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驱逐32名僧侣。摩尔达维亚共和国提出要在几个月内关闭共和国境内14个修道院中的12个。在俄罗斯联邦的普斯科夫—佩切尔斯克修道院，原有土地26.5公顷，没收后只留下4.4公顷，留下的还要征收高税额——100卢布要收40卢布的税。1959-1960年间，当局关闭东正教教会63个修道院和隐修院中的28个，其中包括摩尔达维亚的7个和乌克兰的17个，同时规定，国家不给修道院任何补贴，并禁止修道院接受30岁以下的人。[5](115，53)
牧首区的经济基础和经济来源遭到沉重打击。蜡烛工厂税收的提高涉及每个教区。根据国家颁布的法令，蜡烛工厂不得不按每公斤200卢布出售蜡烛，这个价格使蜡烛工厂无利可图。而每个教区的经费支出大多要依靠蜡烛工厂的利润。国家则严厉禁止教堂出卖蜡烛时提高价格。据统计，莫斯科蜡烛工厂的税收提高了1 033％。对整个牧首区而言，每月的交税额已达1 200万卢布，它每月用于宗教机关人员薪水和退休费共需2.75亿卢布，交税额已达薪金支出的近1/20。从1958年10月1日起，国家关于教会税收的决定开始执行。
这个决定使教会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尤其是过去没有存款的主教区和教区尤为困难。牧首区只能号召高级僧侣们相互救助。11月4日，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向苏联党中央通报了牧首区工作人员的强烈反响。经济管理局副主席、大牧首阿列克谢的私人秘书Д· A·奥斯塔波夫，为了表示抗议提出拒绝外交政治活动，不会见任何外国宗教组织。当局以他在牧首区非法印刷“绦带”和“祈祷文”为名，很快便被追究刑事责任。由于大牧首承担了所有责任，到最后奥斯塔波夫的刑事案没有被追究。[5](136-137)
2.清理宗教书籍和关闭教堂
1958年11～12月期间，发生了大规模的清理宗教书籍运动，许多图书馆报刊被没收，所有的外国图书文献被列入严格检查之列。为限制宗教方面新的出版行动，国家很快发布了“苏联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物品通行证细则”的决定。11月28日，苏共中央又通过“关于禁止到‘圣地’朝圣的措施”的决议。结果，由政权确定的700个“圣地”严禁信徒们进入。在库尔斯克，原作为“圣地”的科林诺小修道院及其所属的地区，已被当局圈禁，并派警察看守。但在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几千人到苏尔斯科耶“圣地”的朝圣行动，当局却未能制止，最后4名组织者遭到逮捕并被追究责任。在乌克兰，大放20年代反宗教电影《关于干尸的真相》，似乎在故意激怒教徒的情绪。而在托姆斯克州，原来的夫亚佐沃耶“圣地”，被当局建起养猪场。[11](149，150)(29，30)
在“反宗教运动”中，关闭教堂的活动又有新的发展。1958年取消了91个宗教团体的登记申请。由于当局强制关闭教堂，拒绝宗教团体的申请，往往会引发政教之间的冲突。在滨海边疆区苏恰斯克市执委会，试图以强制方法逮捕神甫和关闭教堂，引起信徒居民的公开愤怒。在罗斯托夫州，执委会下令禁止市内各种教堂敲钟，还割断大主教电话线，切断教堂自来水管网并禁止修理等等。[5](50-51)目的都在于迫使教堂关门。
在1959年1～2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制定了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纲领。赫鲁晓夫在党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宣布，新的七年计划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思想意识形态中克服在群众中存在的资本主义残余。为执行赫鲁晓夫的报告精神，各地加快了关闭教堂行动。1959年11月前关闭13所东正教修道院，1959年底及1960年预计要关闭17所修道院。在关闭行动中，违反了大牧首与东正教事务委员会预先达成的协议。协议要求关闭修道院要渐进的进行，做好修道院人员的安排。但某些修道院的关闭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有时是2个小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的，修道院的教士和义工在修道院关闭后无法安置。在被关闭的修道院中有1013名教士和义工，只有266人转到其他修道院，有26人安置了工作，7人被送进医院或送家养老，剩下的大约700人只能自寻出路。这种处理方式必然要引发冲突。在关闭克列缅斯克和列丘里斯克修道院时，有150～200名女修士和许多信徒在修道院不走，试图抵制。7月1日，警察赶到修道院，把这些人强行赶走。有的警察鸣枪，一名祈祷者遭枪杀。10月8日，在圣者谢尔盖·拉多涅什斯基纪念日，在圣三一—谢尔盖寺院，有大批信徒前来寺院作祈祷，结果大批警察封锁寺院，关押在院内的信徒不能放行。经过几昼夜折腾，信徒们被迫逐个写放弃信仰的保证书，保证以后任何时候也不能再来寺院才被放回。[12](168，227)
3.对宗教院校和神职人员新的打击
在1958年以前，宗教院校的发展达到战后的高峰。在8所神学校和2所神学院中有1 200多人在全日制学习，有500多人在函授部学习。但从1958年起，国家开始加强对神学院校招生的控制。想报考神学院校学习的青少年，地方的全权代表、党和共青团员、克格勃和军队都会以各种方式进行阻挠，直接没收其身份证和扣除工资收入，劝告青少年报考神学院校的神甫处在国家压力之下。有些青少年坚持报考并被录取后，他们还要进行短期军训。从1959年起，由于服兵役期限延长，毕业生往往不能参加毕业考试，当然要影响报考神学院校。中学毕业生报考神学院校，要先递交报考申请书，申请书一般要在8月1日前上报。受到各种阻挠之后，申请书往往不能按时寄往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审批，期间全权代表和各级组织都会轮番说服这些人。这些措施实施的结果，使神学院校的学生数量逐渐减少。1962年10月，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向苏共中央报告，1961-1962年度有560名青少年递交了报考申请，经过“个别工作”的结果，有490人改变了初衷。[13](56，46-74)
这样，神学院校便处于凋敝状态，神职人员的“再培养”渠道被截断了。牧师短训班在40～50年代只是培养一些急需的神职人员，但最终也被禁止。1960年5月4日，大牧首同意B·库罗耶多夫的建议，关闭基辅、萨拉托夫、斯塔夫罗波尔的神学校。1963年沃林斯克神学校为贯彻苏共党中央决议，也不复存在。[14](129-131)(301)
1961年，有关列宁格勒神学院和神学校的问题被提出，地方报纸《接班人》披露了这一事件。结果，政权禁止参观者到神学院参观，也禁止信徒参观其教堂。1964年秋，神学院学生总数要比1958年减少1/2，在3所神学校和2所神学院里共有411人在日部学习，334人在函授部学习。神职人员严重短缺。政权从各方面阻挠神职人员的培养。正是从50年代末开始，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神职人员的成分也发生了变化。
1961年7月，列宁格勒教区率先对神甫进行了“清洗”，缩减神甫几乎达40％，最不妥协的神甫则被流放。总主教尤里没有参与“清洗”行动，但通过教会委员会解雇60名任职的神职人员中的29人。[15](22-26，44-45)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寺院的楼房被当局转交夜校，把其中许多珍贵的图书搬到院中，一部分被焚毁。该寺院的管理人员也大大缩减。8月25日，把放在该寺院的、以前列宁格勒总主教格利高里和叶列夫费里的遗骸，迁葬到特拉伊才教堂的墓穴，并下达了在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寺院不准安放任何人遗骸的命令。[16](12，34-36)
神甫被逐出寺院的情况各处都存在。神甫们失去了迁到邻近居民点的权利，也不准他们在私人住宅作圣礼，甚至也不准在某种借口下探望教民的住房，但教民病重求医除外。从1961年起，信徒们的“个人行为”给了有限的扩大，这与30年代末的情况相似。苏联共青团、党、工会组织指派他们的成员，以“知识传播员”的名义，把一些知识读物带给信徒中的著名人物。如果这种方法未收到效果，他们便组织集体活动，在大小会上讨论“宗教的落后性”问题。如果仍不成功，便往往采取行政措施，常常是降低职务、降薪，或从单位中开除。在学校中，也经常发生教师对信徒学生的肉体惩罚。[17](141-143)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反宗教运动”要扩大战果。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宣布在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所有的报告和大会发言中都特别强调同宗教作斗争的任务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人坚持在全国居民中，其中特别是在信徒中组织和宣传无神论。党的成员有责任“同宗教偏见作坚决的斗争”。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许诺，就像电视剧“最后的苏联牧师”那种表演一样，成为苏联历史博物馆中的“稀世珍品”。[18](135)而中央委员会书记Л·伊利切夫，在同宗教斗争中表现出特别的“狂暴”。因此反宗教成了伊利切夫的政治资本。赫鲁晓夫后来说，那是“通向政治局的必须的通行证”。[19](349)1961年12月，在全联盟的一次大会上，伊利切夫就思想问题大谈科学世界观和共产主义道德，为树立这种世界观和道德，就必须同宗教和宗教思想作斗争。
但是，尽管伊利切夫等人不断加剧反宗教斗争，“完善社会意识”，一些统计资料证实，“宗教残余”势力仍然不少。在局部镇压效果不理想之后，政权就采取行政镇压措施。1961-1964年，由于宗教原因被判刑的有1 234人，还有许多人被关入集中营、流放或强制迁徙。[20](96)(23)1961年末，根据部长会议精神，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大规模的强制行动——“对宗教组织的财产和祈祷楼房、正在活动的宗教组织进行一次清点”，其目的是获取宗教方面的各方面情报，其中重点是教会非法弄到的财产，没登记的信徒团体、经常或临时在教堂服务的人员等，为进一步削弱牧首区的实力准备进一步的措施。[21](21-22)
1962年夏，对举行圣礼、洗礼、结婚、葬礼等仪式实行严厉监督，大大缩减这些仪式数量，这对教会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从1962年末开始，反宗教浪潮暂时衰退。11月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发布的命令成为第一个征兆。此命令是为85岁高龄的阿列克谢大牧首颁发第四枚劳动红旗勋章。当然此次授勋是为了对外影响，此前大牧首的对外活动已有很大的扩展。应该指出，从1962-1963年起，莫斯科牧首区开始确立一种社会道德“现代化”的观点。[22](661)(310)一些牧首区的领导人在自己的演说和著作中常把基督教思想与共产主义思想相提并论。出现“社会—基督教”或“共产主义—基督教”的概念，即从宗教的观点出发，赞扬苏联社会道德原则和道德思想。在牧首区的宗教仪式中又增加一项新的服务——“关于基督教统一的祈祷周”邀请外国斯拉夫人的代表参加祈祷周等等。[23](661-662)(31-33)1970年，当宗教迫害浪潮逐渐退却时，这种“现代化”的进程便停止了。“反宗教运动”席卷全国。“科学无神论基础”作为必修课或选修课进入高等学府。学校教学大纲的反宗教方针得到极大加强。国家博物馆试图获得东正教牧首区在新杰维奇耶修道院的租借权。[24](58)(102-109，112)
苏联广大信徒和神职人员认为，苏联的“反宗教运动”的发展，与赫鲁晓夫个人有关。当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所有职务时，广大信徒和神职人员都指望政教关系和国家宗教政策很快发生变化。据列宁格勒全权代表讲述，获得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后，各城市的教堂中自动停止了对举行宗教仪式的严厉监督，教堂作祈祷的人数急剧增加。1964年上半年在圣三一教堂洗礼的人有575人，而在10月18日的一天中就有53人。[25](34)当然，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州同样发生。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几乎对宗教的所有进攻都缓和下来。由于担心社会不稳，国家新领导人采取了一系列稳定宗教形势的政策。
1964年12月在克格勃参与下，苏联最高法庭召开专门会议，就破坏社会主义法制问题，联盟最高法庭主席被委托审查1962-1964年相关的全部刑事案件。1965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关于不履行对待信徒的社会主义法制的事实”的决议。根据此决议许多被判刑的教民和神职人员获得自由并被恢复名誉。同时停止正在出刊的科学院的反宗教系列刊物《宗教和无神论历史博物馆年刊》和《宗教与无神论历史问题》。在党中央“意识形态部”1965年2月10日的答复中指出，某些地方党政工作人员所犯错误，将在《党的生活》和《社会主义法制》两个刊物上接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26](150-155)
苏联新领导人公开表示将改变宗教政策和方针。1964年10月19日总主教尼科吉姆和比吉利姆被邀请参加政府的招待会。此招待会是为庆祝宇宙飞船“东方号”卫星发射。1965年2月，苏联新部长会议主席A·柯西金致电阿列克谢大牧首，祝贺他当选大牧首20周年。苏联新领导人不得不承认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是错误的，最后也是失败的。公开破坏教会的“运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赫鲁晓夫运动”的结果是使教徒和宗教同情者产生与苏维埃制度的对立情绪。公开镇压的结果是力图把宗教生活驱赶到“地下状态”，而这种“地下状态”的宗教要比公开的宗教更加危险。它吸引了许多非信徒，使他们对宗教产生好感，也唤起了全世界舆论对苏联宗教情况的关注。[27]
从1958年到1964年，赫鲁晓夫大规模发动“反宗教运动”，虽然以失败告终，但这次“运动”对苏联东正教会和其他教会的打击还是非常沉重的。以东正教莫斯科牧首区为例，到1966年1月1日，它所剩下的教堂只有7 523座，修道院只剩16座，登记在册的神职人员只有7 410人。[28](391)而上述各项数字在1958年时，教堂为13 414座，修道院56座，在册神职人员为12 000多人(主教73人，神甫11 010人，助祭1 086人，合计12 169人)。列宁格勒一位统计学教授伊库凡·库尔加诺夫的统计表明，由于这次“反宗教运动”，苏联丧失了许多神职人员和信徒。[29](78)修士和神职人员被驱逐后的去向是：(1)被遣返回原籍；(2)以违法罪名被审判；(3)被关押；(4)健康的修士被送入疯人院。
现在的俄罗斯学者认为，1958-1964年的“反宗教运动”，虽然对俄国东正教教会组织给予了沉重打击，但东正教的影响，居民对宗教的热情并未降低。[30]1964年以后，由于公开迫害的停止，宗教活动日趋活跃。由于政治形势的好转，教会的经济实力也有所增长。仅在1965年，莫斯科牧首区的经济收入增加500万卢布，达到9 000万卢布(新币)。[31](31)以上资料证明，在苏联“反宗教运动”高潮时期，东正教(包括其他宗教)的影响并未减弱。赫鲁晓夫下台以后，随着反宗教运动的停止，宗教的实力又开始增长了。
三、“反宗教运动”的教训
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宗教运动”，起码有四点教训需要各社会主义国家吸取。
第一，作为像苏联这样一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其立国之本应该是：依法办事，言而有信、言出法随。在建国初期的列宁时代，苏联(当时称苏俄)曾明确制定了宗教政策，其核心内容可简述为：政教分离，信仰自由，取消特权，可作为民众组织依法存在和活动。现在看来，这些法令的核心内容是正确的，它没有把宗教作为旧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而打碎，而是允许其依法存在和活动。但是，在执行法令和政策过程中，苏联却出现了违背宪法的情况。在战前20年中，斯大林结合其他的政治运动，对宗教的迫害和镇压几乎没有停止过。[32]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政教关系有所改善，但不久赫鲁晓夫又对宗教发动了新一轮的进攻。这种作法极大地伤害了教民的宗教情感。回顾七十多年的苏联历史，它对农民、对知识分子、对少数民族的“极左”政策已极大伤害了这些人，而这些人的不满与苏联的解体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高度民主和高度法制基础之上的现代社会。任何人，尤其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和党的机构，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都不能超越法律，破坏法制，所有人包括党的领导机构都应遵循宪法。但在苏联，党和党的领导人大于法律这已经成为苏联国家默认的传统。从政治需要出发，作出违背宪法和法律的决定已不足为奇。赫鲁晓夫大搞“反宗教活动”，就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反映了赫鲁晓夫设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天堂的“左”的实质。[33](96，305)
赫鲁晓夫的“反宗教运动”，破坏了国家法制，违背了肯定信仰自由的苏联宪法。在反宗教时期，国家还邀请一些“友好人士”来苏联参观精心策划好的“模范教堂”，并让“友好人士”发表苏联信仰如何“自由”，教士们享有如何的“民主”权利等等言论。其结果，无论是本国百姓还是外国人民，谁都不信此类的宣传。作为信徒的人民群众需要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而党保持其正确领导的根本保证在于时刻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要以满足人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为出发点。如果高高在上，自命正确，轻视实践，违背法律，不顾及群众的精神需求，把信众看成是资本主义的残余，仅仅当成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就势必要用强迫命令、搞超阶段，把自以为代表人民利益的其实是少数人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强加给人民；而一旦遇上阻力，便利用权力、动用武力来扫除障碍，这就非失败不可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愿望，总是由少数脱离人民的人来表达，这本身就是荒谬的。[33](290-291)苏联的这些作法，实际上是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隐患。
第三，宗教的社会作用具有积极和消极二重性，不能只强调一面性。宗教作为“颠倒了的世界观”，它对人类有麻痹、束缚的一面，但它也有满足人民精神需求的一面，有调整社会功能的一面，宗教既然是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意识，是一部分人们的精神需求，它就必然要在社会中长期存在。因此，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引导宗教发掘深埋于自身利于社会和谐的内容。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大力加强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的团结，把他们的力量凝聚到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共同目标上来。赫鲁晓夫不理解这些文化理论，由于他文化素质不高，直接影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影响掌握政策的尺度。可以说，赫鲁晓夫发动了加快宗教灭亡的“反宗教运动”，说明了赫鲁晓夫在宗教改革方面存在不妥、不稳、走极端、草率从事的毛病。[33](346)其结果，为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种子。
第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一个长期的、稳定的、正确的国家宗教政策。这个政策的基础，首先在理论上应该建立在社会主义具有长期性的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的长期性注定宗教必然要长期存在，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定宗教政策的理论基石。其次，要建立在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具有强大的“群众性”、“民族性”、“国际性”和“复杂性”的基础之上。只有对这些方面有了科学的、深刻的理解，而不是对宗教只下一个简单的“反动性”的结论，国家就会制定出正确的宗教政策。而在苏联，尤其是赫鲁晓夫时期，国家领导人对宗教的认识是片面的，而且用这种片面的认识去制定宗教政策。关于苏联的宗教政策，列宁曾多次强调，不要急于消灭宗教，要使它渐渐消亡。因此，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同宗教作战。[34](541)同时他还强调“同宗教偏见作斗争必须特别慎重，在这一斗争中伤害教徒感情会带来许多害处”。[35](35，181)而赫鲁晓夫偏偏要违背列宁的教导，草率地发动“反宗教运动”，违背了社会主义长期性原则，也伤害了广大的教徒。从宗教角度看，宗教教义和宗教生活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变化。宗教组织和宗教团体以及广大信徒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活动，要以科学的知识不断提高自身的素养，逐渐克服和荡涤其宗教偏见、宗教迷信等消极作用，做遵守国家法律爱国爱教的良好公民。
苏联的教训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同宗教关系的主导方面，是团结教会，发挥宗教界和广大教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当然另一方面是同各种宗教偏见作斗争，逐渐削弱宗教的影响。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对宗教极端主义者尤其是打着宗教的幌子企图分裂国家的不法分子，要加大打击力度，维护国家安定和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苏联在宗教政策上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宗教问题，企图用行政的方法消灭宗教，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宗教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有自身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宗教在社会主义时期将长期存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36](375)
宗教问题是否得当，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定与发展、民族团结及社会和谐。宗教理应发挥民族相互沟通，各民族文明交流的桥梁、渠道和维护国家安定、民族团结的作用。而民族关系的和睦与宗教有着密切的关系，无论是对民族还是宗教，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苏联在“反宗教运动”中的失误及其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