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论文,国家论文,时代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者小传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当今世界著名思想家。1938年1月18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北部的埃德蒙顿。1956年进入赫尔大学（Hull University）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59年，进入伦敦经济学院（LSE）攻读硕士学位。1964年硕士毕业后，任莱斯特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66年至1969年间，先后访问和任教于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姜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1969年，受聘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1976年，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1986年，受聘为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1987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社会学会会长。1997年至2003年，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2004年，被授予“终身贵族”称号，现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先后出版学术著作近40部，其中许多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代表作有《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等。此外，他还是著名的政体出版社（Polity Press）的创立者之一。与齐格蒙特·鲍曼、乌尔里希·贝克一起并称为“欧洲社会理论的三驾马车”。
安东尼·吉登斯的学术成就主要体现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等领域，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以涂尔干、韦伯等为代表的经典社会学家思想的反思；对以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和解释社会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反思；对社会学研究方法的重建，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化理论”（Structuration theory）；现代性理论范式的提出和现代性发展的反思；第三条道路等。目前主要研究全球化背景下英国及欧洲的政治发展。他对经典思想家的细致解读，对于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有力综合，对于民族国家的精微解释，对于现代性的深入剖析以及第三条道路理论的独特见解，无不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的建构和现代社会的发展。
●在这里，我想区分两个概念：全球化和全球时代。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我们可以被看做是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
●民族国家并不会消失，而是趋于普遍化，它在抛弃以前传统特征的同时，越来越趋于普遍化。
●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分裂，是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文化融合，而不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必须得到严格的尊重和定位。
●进步民族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力量，而且在全球共同体中将变得极为重要。这两者既互相对立，也互相依赖。因此，有效的多边治理形式和多层治理形式的建立将取决于积极的改革和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
●只有在我们拥有了有效的区域性的跨国组织的条件下，我们才真正开始生活在全球时代的背景中。认为联合国或者其他全球性组织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良好组织起来的区域性跨国体系内部进行多边合作和治理，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多边治理的世界。
我们生活在一个令人迷茫、变化无常、非理性而且远离了历史的世界，生活在一个越来越难以理解、未来越来越难以预测的21世纪。这个世纪与18世纪哲学家们所预言的情况完全不同。这些哲学家创立了社会科学，认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生活将变得更容易预测，我们这个世界将变得更容易理解，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和历史也会有更深刻的了解。这也是马克思所相信的。他认为，如果我们想要创造历史，那就必须先理解历史。18世纪晚期，人们看到了科学对于生活的影响，认识到科学可以使生活变得更容易控制，使自然变得更容易理解。凭借技术的进步，世界将变得更容易为人类所操纵。但实际却并非如此，而且恰恰相反，世界变得越来越超出我们的控制范围，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在18世纪的哲学家看来，我们可以预见自己的未来。但是如果你同，未来在哪里？我们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想这个世界实际上已变得更加不确定，甚至连人类本身的命运也变得更加不确定了。21世纪初期的社会与人们所想像的不同。从科学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说，也许在五六十年以前，人们所担心的主要是自然对于我们人类的影响，如洪水、飓风等自然灾害。但是到最近几年，人类对自然所带来的担忧逐渐超过了自然给人类所带来的担忧。这是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性转变。
不管我们创造了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毋庸置疑，这个世界是一个全球性的世界。一个地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困难和机遇，也是整个国家和世界所要面临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与创造者们所预想的有什么不同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因为全球化的特征让它如此与众不同。关于未来，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政治形式的民族国家将依赖于对全球政治的分析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这里，我想区分两个概念：全球化和全球时代。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这种增强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维度上。全球时代所描述的则是一种我们已经创造或是想要创造的制度。全球时代是我们当前生活的社会条件。我们可以被看做是全球时代的第一批公民。尽管对于全球化我曾经论述良多，但我的主要目标还是分析全球时代和民族国家在全球时代的地位。我本可以从很多方面论述人类的第一个全球时代意味着什么，但我重点要谈的却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因为这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关键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质问，民族国家在这个时代发生了什么变化？在这种新的时代，民族国家是否被赋予了很多新的特征？
从根本上说，民族国家是一种以主权和领土为基础的组织。主权观念在18世纪中期才被提出。民族国家就是对特定领土行使主权的组织。在传统国家，领土就是一切，为什么会如此呢？因为传统国家的领土意味着管理权。在民族国家，领土则意味着公民身份，公民身份决定了管理机构的性质。对民族国家和传统国家——比如传统中国——进行比较，传统中国拥有广袤的领土，但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管理。传统中国曾经分崩离析，曾经狼烟四起、战争不断，很多地区并没有接受帝国中央的管理，他们修筑了自己的防御工事。只有在民族国家时代，地图上才标示了明确的边界，它意味着民族国家对边界范围内的领土拥有主权。为什么领土对国家有着如此神秘的力量？请允许我举两个较有争议的例子。台湾被视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点极为重要，因为台湾作为小岛，中国对它拥有主权。为什么大不列颠帝国要不远千里地与大西洋南部的阿根延开战？
因为它认为马岛是大不列颠帝国的一部分，要通过战争来保卫马岛。因此，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一些看似毫不起眼的领土也出现了纷争。民族国家、公民身份和领土都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民族国家又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国家，我将谈四点看法。
1 尽管全球时代已经来临，民族国家却并没有消失，而且在最近的将来也不可能消失。
在我伦敦书房里的书架上，有4本有关“民族国家终结”的著作。它们认为，随着全球时代的来临，民族国家已变得多余，民族国家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其中有一位著名的日本学者认为，将来将不会像今天这样拥有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是会有成千上万个城邦国家（citystate），世界的前途将变得黯淡无比。尽管很多人赞同他的观点，但却认为并不符合现实情况。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未来的世界将会是民族国家普遍化的时代，因为在这以前，民族国家总是与其它政治组织（比如帝国）同时并存。前苏联可能是当今世界最后一个以帝国形式存在的联盟，它的解体使这个时代第一次让民族国家变得不那么统一。因为自那以后，许多在苏联时期拥有部分自治权的共和国一直在为成为民族国家而挣扎。你们或许注意到了我刚才所提到的没有民族只有国家的现象。有国家而没有民族是如此重要和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它们都想成为民族国家。这就是为什么分离主义运动会变得如此重要的原因，这不是因为它们想要从现存的民族国家中分离出来，更重要的是，它们想要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在苏格兰和英格兰，同样存在着分离主义运动，苏格兰想从大不列颠帝国分离出去建立自己独立的国家。因此，尽管很多国家都存在着分裂现象，但这种分裂不是对于民族的分裂。可以说，民族国家观念第一次为每一个人所接纳，他们都试图拥有自己的民族国家。
以上是对于民族国家终结观的反对意见。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尽管拥有其普遍的形式，或者有望形成普遍的形式，但同时也得承认，民族国家的确发生了根本性变革，这种根本性变革反过来带来了主权性质的改变。在全球时代，与领土相关的主权概念可能失去了在先前时代所具有的力量。在全球时代，国家的身份认同和主权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完全相称，这种错位可能对世界或国家产生一定的作用。因此，民族国家改变了自身的形式，主权观念变得问题重重。
与经典社会理论恰好相反，在我看来，必须认识到，现在的主权并不一定是清晰界定的主权。18世纪的传统社会理论认为，主权是绝对的，一个享有主权的国家对其领土一定享有绝对的权力。但是，在当今网络技术时代，在这样一个有着巨大劳动分工的世界，在我们的生活不断受到民族国家以外力量影响的时代，这种观点怎么能成立呢？因此，在当今世界，民族国家越来越成为世界多层治理体系的一部分，民族国家不再有清晰的地理边界和主权划分。它们存在于某一层级的治理形式中。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空间都受到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性或者跨国组织的影响，每一个民族国家都必须屈服于不断提升的地方自治压力。因此，主权尽管并没有消失，但国家形式还是发生了改变。在全球化时代，它变得更加开放和没有限制，变得更加富有争议和更加多层。今天，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拥有多层治理的体系，无论这个国家是多么的庞大或者强大。归纳我所讲的这一点，那就是民族国家并不会消失，而是趋于普遍化，它在抛弃以前传统特征的同时，越来越趋于普遍化。
2 世界上许多民族国家出现了新的分裂形式。
有些非常明显的分裂形式是民族分裂，但在工业化国家，还存在着一些分界线，它们与过去的等级划分同样严重。这些分界线是由于现代通信革命所带来的价值多元化、生活方式多样化所造成的结果。有些人喜欢，有些人则不喜欢。工业化国家的很多人认为自己喜欢这个世界，喜欢国际化的文化、流动的自由以及由于主权模糊、身份不清的开放过程所带来的好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感到很难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生活下去，他们总是依恋往昔，希望回到以往的国家，而不是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多元世界，感到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背叛，因此想再回到传统形式的家庭中去。他们反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革新。对于日益高涨的妇女解放运动，许多人希望回到妇女解放运动还没有兴起的年代，希望妇女回到传统的角色中去。
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分裂直接导致了政治上的分裂。正如美国所出现的情况那样，许多人认为存在着两个美国：一个是红色的美国，另一个则是蓝色的美国。红色的美国是传统受到极大尊重的中西部美国；蓝色的美国则是世界性的、多元化的美国，以一些特大城市作为代表，它更加开放，更加代表美国加利福尼亚东西部海岸的利益。这种二分情形在选举趣中时有体现，尤其是在布什与戈尔之间进行的美国大选中，这一次大选在选民当中几乎造成了社会分裂的结果。在欧洲社会，留恋过去的人与期待多元未来世界的人，经常通过对移民持否定态度或认为移民可以消解民族文化这一对矛盾而聚集起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欧洲，党派之争时有发生。新右派反对移民，它觉得生活在我所描述的世界里非常不舒服。这种分歧很难克服，很难说这种分歧有多么根深蒂固。但在目前，双方所要解决的更多是政治方面的纠纷，而非经济不平等方面的纠纷。在欧洲，左派和右派以前主要在政治和阶级不平等上发生分歧，但在今天，对于移民间题和文化差异问题的态度在选举和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以往的阶级分歧更加重要。所以，这是民族国家内部发生的重大变化，所有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关的问题都产生于此。
多元文化主义是对全球化生活的否定，意味着生活和文化的多元化。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使多元文化主义和国家身份认同彼此得到调和。左派和右派政党都拒绝调和，它们更愿意寻求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希望实施保护工人权益的法律，认为它们才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条件。其实，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并不是要否定民族国家的认同，不是要否定法律对于个体的普遍性适用，而是希望把两者结合起来。人们只有在分享共同之处的条件下才能在差异中彼此共存。因此，我要宣扬的多元文化主义是，坚持在公民当中保持一定程度的共同性，坚持一些重要的双重身份，不要只顾自私自利地发展自己，如果他人的发展是以你的利益作为代价，你应该与他们进行协商和沟通。多元文化主义是文化之间的对话而不是分裂，是国家法律框架内和跨国家法律框架内的文化融合，而不是认为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有其身份，必须得到严格的尊重和定位。我想我已经清楚地提出了一种思路，那就是我们创造了一个有效的全球时代，在这一时代，我们成功地解决了文化多样性的问题，同时也满足了身份认同的需要。
3 在全球时代，国家认同变得困难重重。
以往——迥异于全球时代和后现代——建构国家认同的因素现在正处于消失之中，这些因素主要表现在对主权和差异的清晰认识上。如果你与其他人意见不一致，你可以从他人那里找到自己的身份，你就是那些与你持不同意见的另一种人。在英国，存在着一个著名的有关国家认同问题的研究。英国的国家认同就是由于长期反对法国而塑造出来的。英法两国有着长达150年之久的恩恩怨怨，两个国家的认同都是通过自己的敌人而相互塑造出来的。因此，以前的国家认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领土分割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刚才提到过的那样，领土分割在后现代的全球化时代已不再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不管你去到哪里，人们都会问你“你是谁”的原因。民族存在于多层治理体系的世界之中，作为一个民族，我们是谁？我们代表着什么？这些问题都希望得到解答，这些问题也变得更加开放，而且是必须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再能够通过别人、通过与你争夺领土的敌人来判断自己的身份——尽管在某些地区这种做法依然如故，比如，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对立，印度人与巴基斯坦人之间的对立，它们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用传统的方式来界定自己的身份。
我们要像寻求自我认同一样去寻求国家认同。我认为这两个过程是可以彼此交融的。尽管寻找的过程可能十分艰难，但同时也是一种解放。我们都是自由的个体和民族的成员，我们比以前更有自由去决定自己是谁。你确实会感到深深的忧虑和迷茫，但是这是一个自由化的过程，我们应该积极而充分地使用这种自由来塑造自己想要成为的自我。因此，不论你去到世界的哪一个地方，你都会发现自己的民族和国家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应该怎样界定自己？”
在我看来，在新的全球化时代，重新定义自我的需要不断得到复兴。美国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写了一本有关美国的著作，名曰《我们是谁？》（Who are we？）。他认为，这一问题可以从四五个角度加以界定。表面上看，这不是一个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身份认同的界定却相当重要。对于右翼党的布什来说，美国国家认同的界定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在布什执政的过去几年里，他曾经这样回答过“我们是谁”的问题。他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确切地说，我们必须是世界上拥有最强大军事实力的国家。”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不允许中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布什有关美国认同的定义，我不敢苟同。我希望下一任美国总统会持一种更加自由和多元的定义，把美国与多元文化主义联系在一起。因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怎么能生活在一个不知道自己身份、不依赖于世界其它地方、不对世界其它地方负责的世界中呢？因此，我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树立一种进步的认同观念非常重要。正如英国和法国一样，进步的民族主义（progressive nationalism）在社会中是一种重要的积极力量。中国在世界的定位应该是：作为世界的主要力量之一，在理解自身的独立性、自身的国家认同的时候必须联系其他的国家，共同解决彼此面临的问题和困难。我想，对于像我这样站在左翼社会民主党阵营的人来说，应该接受这样的观点：进步民族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是一种可行的力量，而且在全球共同体中将变得极为重要。这两者既互相对立，也互相依赖。因此，有效的多边治理形式和多层治理体系的建立将取决于积极的改革和国家认同问题的解决。
4 民族国家正经历着根本的转型。
这不仅是因为我所提到的原因，确切地说，而且是因为民族国家与地方治理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比以前有着更多的独立性，但不幸的是，我们常常更多是从否定的角度看待依赖的。你可以说中国的气候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走了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老路，但你不能说中国可以对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袖手旁观。对于中国本身来说，气候变化已经蕴涵着深刻的内涵。我们了解庞大的世界历史，因为我们需要比以前有更多的合作、更加多边形式的治理以及比以前更加有效的国际法。尽管我们存在这些需要，但负责发展多层和多边治理的法律行动者（agent）却越来越被弱化。比如，与20年前相比，联合国的合法性和影响力已经大为削弱。作为中国也承担了重要角色的世贸组织，它也不再是一个能够达成广泛全球性协议的国际组织。目前，在国际贸易的法律方面，我们当然需要达成各种协定，但多哈谈判仿佛已经失败。因此，我们在需要双边贸易协定的同时，还需要一个一体化的国际贸易体系。在这个全球治理的世界当中存在着一些真空地带，这些真空地带的出现当然与当前美国的管理有关。我想布什对这些真空地带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他还在用传统的方式定义美国。2001年“9·11”事件以后，布什在西点军校的演说中讲道：美国将是世界的主导力量。他破坏了与其它国家的许多多边协定，他用另一种话语在权力关系体系中重新定义了世界。伊拉克战争可以看做是布什哲学的体现，这不只是一种偶然的冒险，这种定位对世界的影响很大。伊朗核问题也与这几年美国国际政策所造成的真空地带不无关联。但是，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美国身上，美国也同样挣扎在问题上。因此我认为，进步性的国家认同的建立，能够而且应该与建立一个广泛的跨国和多国协议框架彼此相容。
在我看来，欧盟模式尽管存在着潜在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成为世界其它地方潜在的治理模式。欧盟尝试保护国家认同，保留国家的自治权，但同时也尝试建立一个能够应对多水平治理的组织。今天，我们要求欧盟在同一个法律框架下面能够整合27个国家——以后可能发展到50个，未来很多事情可能都取决于欧盟模式的成败。欧盟在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方面取得了极大成功，它在最大程度上克服了民族之间的矛盾，而且在保留国家认同的同时依然建立了欧盟的集权。欧盟不是民族国家的终结，它意味着在一个更加广泛、更加全球化的框架内国家认同发生了转变。当今世界的跨国组织或区域性组织——如北美自由贸易区、东盟等贸易组织与欧盟还不一样，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是否能够制定出一种共同的法律框架，但我希望它们能考虑这样一种试验。在我看来，只有在我们拥有了有效的区域性的跨国组织的条件下，我们才真正开始生活在全球时代的背景中。认为联合国或者其他全球性组织能够实现这样一种目标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在良好组织起来的区域性跨国体系内部进行多边合作和治理，才能有助于建立真正多边治理的世界。
有关这个世界的矛盾和问题，我尽管已经谈了很多，但是我还是很乐观。随着全球时代的来临，一些组织将会发生变化，它们很可能为这个世界共同的未来提供参考框架。这个存在于丰富多元化世界的框架能否与作为个人或者国家所追求的稳定和安全保持一致？我想这是我们应该积极提倡和推进的方面。
（本文由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郭忠华何莉君译本报在刊登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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