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兴工业化国家走向后工业化社会——试论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试论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社会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亚，过去几十年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今天仍被视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其巨大的潜力和非凡的活力一直被世人看好。
从地理上讲，东亚指亚洲东部、太平洋西部的大陆和海岛，包括中国及其台湾和香港、日本、韩国、朝鲜、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泰国、缅甸、菲律宾、文莱，乃至俄罗斯和美国的一部分地区。在近几十年，日本从百孔千疮的战败国一跃而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进入后工业化社会；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已经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开始走向后工业化社会，马来西亚、泰国、中国、印尼等国也紧追猛起，正在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
东亚的经济增长举世瞩目。但是，东亚经济增长奇迹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基础的，虽然政府干预的制度创新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而且也不排除技术进步的因素。从东亚经济发展的整体来看，在最近一、二十年保持高速度的增长应该没有大问题。但放眼前瞻，却面临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问题，特别是对其先行国家来说简直是当务之急。只有从数量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为质量推动型增长方式，东亚经济才能在后工业社会保持持续增长。
一、东亚经济增长奇迹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东亚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创造了远远超过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曾经创造过的最高经济增长纪录，收入增长居全球之冠。
在50年代，日本每年以1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从1965-1980年，中国及其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的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比美国、西德和英国快1倍。而从1980-1985年，则快了3倍。在1975-1984年间，欧美工业化国家年人均GDP增长率，英国为1.5，法国1.6，德国2.0，意大利2.3，美国1.5，加拿大2.1；而东亚国家在1965-1990年间，年人均GDP的增长率，中国台湾为8.9，韩国7.1，新加坡6.5，香港6.2，印尼4.5，马来西亚4.0。美国在上个世纪的工业化过程中用了将近50年的时间才使人均产量翻了一番，而韩国仅用11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起飞。中国的人均产量大约在每10年内就翻一番。大多数东亚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相差不多。这种增长缩小了东亚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现在不算日本，东亚的中国及其台湾和香港、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的产值已占到世界总产值的15%。
东亚的崛起，更确切地讲，也就是最近20年的事情。60年代，日本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美国的1/8，到80年代后期却超过了美国。那时，韩国与非洲的苏丹差不多，台湾比扎伊尔强不了多少。从80年代开始，东亚的这些国家开始逐渐告别贫穷落后，走向经济起飞和繁荣。到1990年，东亚只有10%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而在拉美，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口占25%，在非洲占50%，在印度次大陆也占50%。从60年代中期以来，东亚的日本与亚洲“四小龙”一起，创造了长期持续的高增长速度。到70年代后期，泰国、印尼和马来西亚作为第二代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加入了这一高速增长的行列。东亚最大的国家中国从80年代起也实现了持续的高增长，其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其他几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东亚创造了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增长速度，确实令人惊讶称奇。
怎样看待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东亚经济如此高速增长，要不多久就会超过欧美。亚洲将成为世界第一，下个世纪经济繁荣的重心将从欧美移到亚洲地区，“东亚奇迹”将创造“亚洲时代”。
另一种观点则断定亚洲经济不可能超过欧美，就连过去东亚经济的腾飞也不过是苏联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翻版，难以为继。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在美国《外交事务》季刊上发表一篇《虚幻的亚洲经济》的文章，从增长会计角度出发，断定东亚经济增长由于主要依靠投入的增长，而不是像西方工业化国家那样依靠单位投入生产率增长，因此，必然出现由于收益递减而进入一个衰退的阶段。
克鲁格曼认为：东亚的经济增长几乎全部依赖劳工的增加和资本的投入。如果你增加生产香肠的机器和工人，你理所当然会生产更多的香肠，这是什么奇迹？当你不能再增加工人时，增长就会放慢。虽然你第二台机器可能会使产量翻一番，但是第三台却只能把产量增加50%。这就是著名的“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新加坡在1966-1990年间的就业率从27%上升到51%。这一速度很难重复出现。在同一时期，马来西亚的投资率从20%上升到40%，几乎达到了投资率的最高极限。他指出，东亚经济增长源泉主要来自于资源的动员，而不是有效地使用资源；是靠增加投入（资源资本）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靠技术或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他不仅完全把东亚经济增长方式归结为粗放型增长方式，而且据此断言，建立在这种增长方式基础上的“东亚奇迹”只不过是“神话”或“纸老虎”。这种处延式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持久，迟早会象苏联经济那样走到尽头。
平心而论，虽然克鲁格曼“东亚无奇迹”的观点反映了一种西方人不愿意看到东方追赶上他们的偏激情绪，说法也过于简单和武断，但他指明了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是以数量扩张为主要基础的。
东亚在不长的时期实现了工业革命以来的最高增长速度，实现了非标准结构模式下的成功增长和超越不利初始条件的成功发展，不能不说是一种经济增长上的“奇迹”。然而这一“奇迹”的出现尽管不可能完全离开技术进步，而且东亚各国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时的制度创新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二战后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对于大多数东亚国家或地区以及大多数行业来说，主要是靠粗放的、外延的数量扩张来推动的。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资本和资源更加有效的利用，主要还是下一个发展阶段的重点。然而，因“数量扩张”而否定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断言东亚经济增长已走到了尽头，却是一种偏见和短视。东亚经济因不同国家和地区起步的先后呈多层次状态。在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的大小，资源使用效率的高低，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处于不同层次。先行者技术进步贡献日大，资源使用的效率日高；后来者“数量扩张”的潜力并未完全释放。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未彻底发掘东亚地区成长的潜力，东亚经济增长还没有完全达到成熟期，也尚未减速，而是刚刚起飞。
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在放慢，但亚洲经济增长放慢并不像欧美那样明显，亚洲1996年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率是6.3%，东亚仍是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1996年全球经济竞争排行榜，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马来西亚分别位居第一、二、九、十名。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研究所公布的《世界竞争力年报》指出，在全球经济竞争力排行榜中，东亚的新加坡、香港及日本分别为第二、三、四位。在全球经济能力最强的前10名中，亚洲占了6席。有人估计，东亚经济增长的奇迹，起码还要持续25年，其影响会波及整个亚太地区甚至全世界。
二、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要求更多的技术
今天，在世界许多地方，当地经济已开始从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成为以情报和信息为基础的经济。东亚各国也已经或即将走上这样一条朝后工业社会发展的路。
后工业社会，又称“工业化后社会”，亦称“信息社会”，是美国社会学家贝尔提出的一个概念。他认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在达到高度工业化以后，就要进入“后工业社会”。这个社会具有与工业化社会不同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理论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已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直接力量。
丹尼尔·贝尔著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社会预测尝试》一书，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他给后工业社会归纳了五个特征：一是经济上从制造业为主转向服务业为主；二是社会的领导阶层由企业为主转变为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三是理论知识成为社会的核心，是社会革新和决策的根据；四是未来的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技术评价占有重要地位；五是制定各项政策需通过“智能技术”。贝尔的论点虽有其片面性，但他对科技革命所引起的工业发达社会及其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后工业社会的经济增长要求更多的科学技术。
工业化社会是经济化社会，其原则在于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选择更为合理的生产手段。在后工业社会中，成为社会生产力增长的决定因素不是劳动力，而是科学技术以及知识分子。后工业社会是建筑在服务的基础上的，信息具有巨大的价值，中心人物是科技人员。如果工业化社会是以商品数量衡量生活水平的话，后工业化社会则是以服务和消遣为衡量标准的。在后工业社会中，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在五个方面带来变革：一是产量和工资提高，成本和价格降低，技术成为提高生活水平和缩小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机制；二是产生了新的科技人员阶级；三是创造了新的理性准则——效率和最佳化；四是交通和通讯变革使人一生接触的人、物和文化知识大为增加，创造了从家族转向职业和专业的新社会关系；五是美学，特别是空间和时间的概念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工业化走向后工业化社会，科技革命影响了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更影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前工业化社会主要是人同自然打交道，工业化社会主要是人同机器和物品打交道，而后工业化社会则主要是人同人打交道。过去，对于人类大部分历史来说，现实就是自然，后来现实成为人制造而又独立于人的工具和物品。现在，现实首先是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自我和他人互补的意识。贝尔认为，如果资本家和工人的斗争是工业化社会的标志的话，那么科技人员和普通之间的冲突就成为后工业化社会的标志。
对东亚国家来说，先后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进入后工业社会，若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提高劳动生产率，走集约式经营、内涵扩大再生产的路子。总而言之，需要技术进步，需要更多的科学技术因素加入到生产之中去，这与后工业化社会以科学技术为主要特征是并行不悖的。
三、东亚经济持续增长需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
处于工业化不同阶段的经济有着不同的增长方式。
任何经济都会有一个升级换代的转型过程，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欧美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前期，高经济增长率也主要靠要素投入推动，科技进步的作用相对较小，到了其工业化的后期，才大规模采用高新科技，经济增长方式才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伴随转型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要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必然也会朝着这样一个趋势发展。
人们常用大雁理论解释东亚经济发展的奇迹，认为日本是领头雁，每当工业升级时，便将失去竞争力的产业转移到新加坡、香港、台湾和韩国等地生产，从而造就了“四小龙”的发展。从80年代起，“四小龙”又在其工业生产成熟后，将淘汰的产业移至东盟各国，使这些国家日益繁荣起来。后来，中国内地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在经济转型时，东亚一些新兴的工业国家和地区，由于吸纳的投资有限等原因，陷入了传统产业外移，而新兴产业填补不足的困境。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泡沫经济严重。东亚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特别是结构性问题，生产成本增长过快，出口产品的品种和市场过于集中，过度依赖外国资本，以及与目前经济地位很不相称的服务业相对落后等。这些问题不解决、经济结构不迅速调整，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东亚经济增长颓势迟早会到来。
在对“东亚奇迹”的一片赞赏声中，克鲁格曼先生的议论无异于一帖清醒剂。东亚不应该也没有理由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人均GDP、生活质量和科学技术及教育水平等方面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东亚各国应竭尽全力提高生产率，因而应努力提高教育和科学水平。否则，经济增长速度难以为继，经济奇迹将成为幻影。在科技飞速进步的今天，靠增加劳动力投入，靠廉价劳动力吃饭，终非长久之计，东亚应改变经济增长模式，从过去靠增加投入为主的外延数量型模式转变为以提高效率为主的内涵质量型模式。
从新兴工业化国家走向后工业化社会，东亚经济的主体要脱胎换骨，虫茧化蝶，从“勤奋的手”的发展，逐步提升到“灵敏的脑”的成长。后工业化社会的经济增长主要靠技术，尤其是高新技术。只有提升生产效率、节约资源、合理利用资源，才会有经济的快速增长。东亚各国早期以输出、国营企业、接受外援、劳动密集产品为主的经济，要努力转化为以国内市场、民营企业、高科技服务业为主的经济。
当经济增长方式由外延扩大的数量型上升到内涵扩大的质量型时，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制度的创新或改革，以及受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变得必不可少。东亚各国的市场和制度是不甚健全和完善的，只有得到纠正，经济增长才会更快。因而要努力创造出以国际市场为导向的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机构，形成一种具有完全自主权的企业制度，并使企业组织形式多样化，发育和完善具有选择竞争和配置功能的市场体系，开展技术创新，密切科学技术与工业生产之间的联系，革新政府管理方式，创造一种促进和保障创新的好环境。
东亚国家很重视国家对市场发育的组织管理作用。日本的《中央公论》概括说：“今天的竞争是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德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法人资本主义，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等各种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东亚的传统文化认为，国家是全社会的最高代表，也是最终责任者，除香港外东亚各国实行了一定的干预政策，形成了一种国家更多干预经济的机制。刘易斯说，“没有一个国家不是在明智政府的积极刺激下取得经济进步的”。东亚经济奇迹的一条重要经验在于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了恰当的合理的干预。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仍离不开政府的合理干预和刺激。但是，正如恩格斯早就指出的，政府要做的是那些当前没有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个人能够做而且已经在做的事情。
日本的现代化过程，要比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早100多年，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到了1930年，日本已奠定了相当雄厚的现代工业基础。二战以后，美军占领日本，日本开始全力发展经济并取得了成功。东亚经济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日本经济带动下的“飞雁群行”。然而随着“四小龙”、“东盟”经济的先后起飞，水平分工日益取代垂直分工，“飞雁”模式的作用减退了，日本经济自经历“泡沫经济”后一蹶不振，特别是生产率增长率已落后于美国，竞争力也落后于美国。尽管形势不令人乐观，但日本毕竟是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大国，且是东亚的第一号技术大国、金融大国。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资本—技术采集型的过程中，日本作为经济大国和技术大国，应该而且可以充当东亚经济增长的“引擎”或“领头雁”，用其庞大的进出口能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巨额的海外投资、巨大的国内市场，推动或带领东亚新的经济增长。
有一种说法：世界经济看亚洲，亚洲经济看中国。中国应该怎样发展，中国能对东亚乃至世界作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中国已经确定了2000年和2010年的奋斗目标：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小康，再翻一番。在发展战略上中国明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并把关键定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两大根本性转变上。这与东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不谋而合，东亚经济的转型不可避免，中国一方面要不失时机地把东亚先行国家或地区需要转移的产业接过来，增加就业，尽快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要加快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的转移，加快沿海地区经济的升级换代，在此基础上逐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为此，要促进中国教育水平的提高和科研体制的改革，继续引进、消化、掌握已有的先进技术，提高自己的科研能力和水平，缩小差距，尽快进入到自己发明创造世界领先技术的阶段。为此，要继续大力引进外资，保持一个稳定的增长率，同时继续鼓励储蓄、鼓励积累，在今后较长时期维持较高的国民储蓄率，通过自己的力量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
东亚人民凭着自己的智慧和努力，促进经济的发展，已经创造了“东亚奇迹”。在从新兴工业化国家顺利走向后工业化社会时，凭靠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也定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再创辉煌，为亚洲和世界的经济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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