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二论文,中国论文,民营企业家论文,战略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政治战略与竞争优势
作为理性的决策者，企业家政治战略的最终目的是获取利润。企业（家）在进行对政府（官员）的投资时，也会计算或至少考虑投入的成本与收益（cost-benefit），尽管这种收益不象市场收益那样易于计算和立竿见影。一般来说，利润有3个来源：效率、市场权力和合法性（Boddewyn & Brewer，1994）。在基本的公式中（利润＝收入－成本），成本影响效率，市场权力提高收入。在成本一侧，与政府的良好关系可以帮助企业顺利而快速地通过审批手续、减少政府和执法部门的检查频率和刁难、缓解政府官员（尤其是办事员）的寻租行为等等。龙港一位与政府关系相当不错的企业家也表示了他的无奈：我们与政府搞好关系只是为了“花钱买平安”，减少在通过政府办事时的成本。在收入一侧，与政府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价格合宜位置优越的土地、政府采购合同和各种各样政策优惠等，从而获得优于竞争对手的租金。即使是在温州这样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方，也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从与政府的良好关系中获得了巨大好处，从而领先于对手。比如，一位从事低压电器生意的企业就非常善于政府公关，也从政府公关中获取了可观的收益，比如得到了位置非常优越的土地来作为新的生产基地。该企业的老板用“财散人聚”来总结他在企业管理和对外公关的经验。对某些企业来说，他们从积极的政治战略中获取的收益并不亚于他们从市场中获取的收益。
当然，单纯地用收益和成本来考察企业的政治行为可能过于简单，尤其是对于那些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企业（家）。企业往往具有比获得经济收益和避免麻烦更广泛的考虑，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合法性（legitimacy）的需求。这种合法性包括企业从政府和社会获得的认可、声誉等等，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正是获得合法性的主要途径之一。这种认可和声誉提高了企业在供应商、合作者及消费者中的地位，使企业在与其他企业或实体打交道时更易被信赖。与此同时，合法性也使企业在关键时候更易得到政府的支持。这些都使得企业得到领先于对手的优势。
温州的许多企业对争取通过政府官员吸引外部的参观者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积极性。如果政府把参观者介绍到了对手企业而没有带到他的企业的话，他会表现出不满，并努力让政府把客人也介绍到他们那里去。政府为了两不得罪，尽量平衡分配参观者。如果可能的话，会让参观者参观互为竞争对手的两个企业。对企业家来说，政府把外边的参观者介绍到他们企业参观就意味着他们的企业是“好企业”，“值得参观”，也就意味着政府对他们企业的认可。利用政府（官员）来背书更是企业获得别人信赖的途径。昆山的一个企业家谈到了这样的事例：每次当他的合作伙伴从上海来的时候，他都会尽量把镇领导请来一块吃饭，因为“这样子客人不仅面子上有光彩，也会觉得你跟当地政府的关系不错，从而更愿意跟你合作”。
我们的定性研究虽然没有关于企业家与政府关系与企业表现的准确数据，但大量的个案仍然表明两者有很强的相关。可以想象，一个能从政府那里拿到大量订单，能够得到区位好、价格低的土地的企业显然比别的企业更有优势；同样，一个能够很快顺利地办完审批手续，较少受到税收、工商调查的企业显然比别的企业更能生存。也就是说，那些能够采取积极的先发制人战略的企业和企业家往往能够得到政府良好的对待和有效的保护，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与罗亚东和边燕杰的定量研究的结果是相一致的。罗亚东的研究表明，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与销售增长显著相关。而且，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与利润增长正相关。和与其他企业的关系（横向关系）相比，与政府官员的关系（纵向关系）与企业的表现有更强的关联（Luo，2000）。也就是说，企业能够从发展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中得到更多的好处。边燕杰（2004）对广州的188家公司的研究也发现，CEO高水平的社会资本——其中企业与政府间的垂直关系是最重要的渠道——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经营业绩。
当然，企业业绩与企业—政府关系也可能存在逆向的关系，即企业业绩好了以后，更容易与政府搞好关系。正如前文提到的，优秀企业就是当地政府的“脸”，是当地政府最好的“面子”工程，因而政府也更愿意扶持优秀企业。不管是在苏南还是温州，地方政府都对“重点”企业采取了扶持政策。企业在成为“重点”企业以后与政府的对话能力也相应提高。但即使如此，重点企业仍需要主动与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企业家也必须为此继续做出努力。因为成功的企业仍然在很多方面需要政府的帮助甚至受制于政府的政策与规制，他们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指望政府官员照顾他们。对于政府官员来说，尤其是对那些政府办事员来说，由于代理关系（principle-agent）的存在，政府的意志并不能不打折扣地变为他们的行动， 他们有自己的利益和动机采取与政府意志不相协调的行为，对那些不“识相”的企业造成伤害。作者的实证研究表明，即使是那些享受政府政策优惠的企业，如果企业坚持“公事公办”的话，有时也会遇到麻烦，或者即使办成事情，也会为以后埋下隐患。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前文在叙述资本转移时提到的生产毛毯的企业，在当地也算规模很大的重点企业，但由于老板与政府关系疏远，在遇到冲突时无法得到地方政府的有力帮助，最后迁往上海。作者在第二次田野调查时，正好碰到该镇重要的纺织企业之一遭到税务局的稽查，该企业老板不得不请求当地企业家协会出面协调。而这个企业家正是那种内向、小气、与政府关系一般的企业家。一般而言，在目前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权力和影响具有非对称性的情况下，企业主动与政府搞好关系的情况要远远比政府主动靠近优秀企业的情况更为频繁。所以，更常见的因果关系是：与政府的良好关系是因，而好的业绩是果。
而上述的几个导致企业采取不同政治战略的因素使得企业之间的模仿非常困难。很难设想那些采取被动反应的企业家转眼之间就会取得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能力。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企业之间的分化，那些能够采取先发制人战略、与政府关系良好的企业更能生存和发展，而那些只能被动反应的企业则处于不利地位，有的被迫外迁或死亡。一位温州印刷行业的老板的说法颇有代表性：
“就像不同的鱼适应于不同的水，企业也有适应的问题。在温州，有些企业家对环境非常适应，很能与政府官员打交道、搞关系。如果他们离开了，那么他们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网就浪费了，所以他们都留下了。相比之下，那些与政府关系有问题的企业一个一个离开，有的则死掉了。”
还以柳市和虹桥为例。由于虹桥企业家对政府环境的不适应，大量的企业已开始外迁。据统计，到2001年底，虹桥55家年产值在500万元以上的企业中已经有22家部分或全部迁出虹桥。相比之下，柳市虽然也有企业外迁，但大多出于企业扩张和多样化的需要，他们的基本生产设施都留在本地。图2 总结了本文的基本因果关系。
附图
图2 不同政治战略的前因与后果
七、对管理的启示
虽然要求一个不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获致与政府打交道的能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完全无能为力。企业可以做出以下调整以适应环境：
一是扬长避短，调整自己的市场战略，与政治战略相整合。比如那些关系导向、对与政府打交道得心应手的企业可以选择以内销为主的战略，而那些交易导向、不太善于与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则可以选择外销。而这也正是温州企业家的自发选择，如柳市的产品就以内销为主，而虹桥则主打外销。
二是取长补短，不同特点、性格之间的企业家进行合作。温州在发展的过程中曾出现各种各样的合作，先是以合伙制为本质的股份合作制，再到近几年的股份制和职业经理人的引入，都是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的表现。在对与政府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依据这个原则，采取适当的措施。如那些不善于同政府打交道的企业家可以聘请那些具备这方面特长的人加盟，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而这也正是一些企业聘请现任或退休的政府官员为他们企业服务的主要原因。
八、结论
本研究揭示了民营企业采取不同政治战略的前因与后果。由于转型经济中政府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不足和执法的随意性和任意性，再加上政府对稀缺资源的控制和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从而造成企业外部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决定了中国的民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投入一定的资源处理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把政治战略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我们的研究发现，面对政府环境，企业之间采取了两种基本的政治战略：有的企业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proactive strategy），积极主动地与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以期得到商业机会、优惠待遇和有效保护；而有的企业则只能在麻烦出现时消极被动地反应（react）。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包括地方文化氛围、企业规模和企业家的性格特点。这些因素决定了不同企业之间在政治战略方面模仿的困难，从而使得不同的政治战略通过影响企业成本、收益和合法性而导致了企业之间不同的竞争优势。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的目的并不是提倡企业通过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密切关系而谋取好处，也无意赞扬那些采取先发制人战略的企业（家），而是希望通过实证的研究描述分析目前民营企业政治战略的现状，同时告诫政府（官员）民营企业在处理与政府关系时的无奈，呼吁政府改进环境、公正执法，建立公平的竞争环境，提高本地区的整体竞争优势。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2844个企业的调查发现，政府服务水平是中国企业在投资选址时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王子煜，2005）。这个结果对那些努力争取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的地方政府来说无疑具有启示作用。我们也预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完善和法制环境的逐步确立，政治环境带来的不确定性将会降低，企业将会把更多的资源花在市场战略而不是政治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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