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柔然自號“皇芮”並宣稱“光復中華”——兼論十六國時期北方各族豪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的潮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正朔论文,潮流论文,並宣稱论文,皇芮论文,關於柔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們熟知，清光緒十三年(1904)孫中山等人在《中國同盟會總章》中，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作爲同盟會革命綱領的一部分。① 人們也知道，早於孫中山五個多世紀，明洪武元年(1368)，由宋濂起草的朱元璋的北伐《諭中原檄》中，就出現了“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② 在中國封建社會，每當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一些漢民族的領袖人物往往要表達類似的思想，將階級鬥爭，或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塗上一層民族鬥爭的色彩，以爭奪中原地區的統治權。更早於朱元璋千餘年，“戮力王室，克復神州”，“廓清中畿，光復舊京”等，③就曾經是挂在東晉士大夫們口頭的時髦語言。 但是人們似乎尚未注意，南朝宋齊之間，柔然的一位國相邢基祇羅迴，在一份致蕭道成的外交文件中，竟然宣佈，他的政權“皇芮”要掃殄盤踞并、代、秦、趙的所謂“凶醜”北魏，“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光復中華”一語，後世朱元璋、孫中山的“恢復中華”與之驚人地一致，它不僅早於朱元璋近千年，竟然還是立國於蒙古高原的中國少數民族政權柔然的一項國策，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極大興趣。 邢基祇羅迴的這一外交信件，保存在《南齊書》裏。據《芮芮虜傳》載： 昇明二年(478)，太祖輔政，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芮芮，剋期共伐魏虜。……(齊建元)二年(480)、三年芮芮主頻遣使貢獻貂皮雜物。與上書欲伐魏虜，謂上“足下”，自稱“吾”。獻師子皮袴褶，皮如虎皮，色白毛短。……國相邢基祇羅迴奉表曰： 夫四象稟政，二儀改度，而萬物生焉。斯蓋虧盈迭襲，曆數自然也。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匡濟之功，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泰，祚流九葉，而國嗣不繼。今皇天降禍於上，宋室猜亂於下。臣雖荒遠，粗闚圖書，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此其驗也。水運遘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刈，劉穆之記，婚崏有不衽之山，京房讖云“卯金十六，草肅應王”。歷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會有使力法度及□此國使反，采訪聖德，彌驗天縱之姿。故能挾隆皇祚，光權定之業；翼亮天功，濟悖主之難。樹勳京師，威振海外，杖義之功，侔縱湯武。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受終之曆，歸於有道。況夫帝無常族，有德必昌，時來之數，惟靈是與。陛下承乾啓之機，因乘龍之運，計應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傾戴，莫不引領。設未龍飛，不宜沖挹，上違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 皇芮承緒，肇自二儀，拓土載民，地越滄海，百代一族，大業天固。雖吴漠殊域，義同唇齒，方欲剋期中原，龔行天罰。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嗚和鈴於秦、趙，掃殄凶醜，梟剪元惡。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鄰好，侔蹤齊、魯。使四海有奉，蒼生咸賴，荒餘歸仰，豈不盛哉!④ 學界一般以北魏天興五年(402)柔然首領社崙征服高車、匈奴餘部，統一漠北，自稱丘豆伐可汗，爲柔然建國之始；又以北齊天保六年(555)其大部被突厥擊破、吞并爲滅亡標誌，⑤柔然前後歷時一個半世紀。北魏是柔然世敵，《魏書》雖設《蠕蠕傳》，⑥所記則充滿貶斥和歪曲之辭。南方諸朝雖是柔然與國，但相距遙遠，又無太大利害，所知亦皮毛，因此宋、南齊、梁諸史之索虜、芮芮虜傳皆簡略難得要領。《南齊書·芮芮虜傳》所載之柔然國相邢基祇羅迴表，是現存惟一的柔然文書，且出自柔然高層執政者的歷史文獻，特别珍貴。此表的內容、文字，特別是自稱“皇芮”，宣言將“光復中華”，表達了柔然國統治集團的自我政治定位和基本國策，對於研究南北朝時期的民族關係，乃至探討中國的國家發展過程，均具極爲重要的價值。但它至今尚未進入研究者的視野。⑦現鈎稽史料，試作探討，或有不當，敬請指正。 邢基祇羅迴表(下簡稱“邢表”)現存四百零六字(中缺失一字)，分兩大段。第一段是向蕭道成勸進。表文從“虧盈迭襲”的自然規律和晉、宋興衰的歷史過程入手，談到星文、德運、讖緯，皆足證“慶鍾蕭氏，代宋者齊”；復引回國使者采訪所見，盛稱蕭道成“樹勳京師，威振海外”，“冥績既著，寶命因歸”，理當“應符革祚，久已踐極”。但當時柔然並不清楚道成是否已經稱帝，所以又說“設未龍飛，不宜沖挹，上違天人之心，下乖黎庶之望”。第二段是對柔然國策之闡明。表文聲稱“皇芮承緒，肇自二儀”，得華夏封建之正統。它將“剋期中原，龔行天罰”，占有并、代、秦、趙，即中原腹地，消滅北魏，“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而對於蕭氏南朝，“雖吴漠殊域，義同唇齒”，將“永敦鄰好，侔蹤齊、魯”。 柔然國主書與邢基衹羅迴表，《南齊書·芮芮虜傳》並載，總謂是齊建元二年(480)、三年事。《通鑑》繫柔然主書於齊高帝建元三年九月辛未，則邢表當於同時送抵建康。它們的到來，應視爲蕭道成代宋建齊而展開的外交攻勢的勝利。 按，《宋書·順帝紀》昇明二年(478)九月丙午，加蕭道成“黃鋮、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十三天以後，“己未，芮芮國遣使獻方物”。⑧王洪範使柔然，《順帝紀》不載，《南齊書·芮芮虜傳》云事在昇明二年。按慣例，他應該是隨當年九月到達的柔然使臣離開建康，西出北上。 王洪範的使命，據《芮芮虜傳》云是“剋期共伐魏虜”。《通鑑》卷一三五齊建元元年(479)十一月條：“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⑨此證建元元年柔然的軍事行動乃應蕭道成之約，是王洪範出使的成果。其實，王洪範還有一頊秘密使命。按魏晉禪代模式，四夷來朝擁戴是禪位大典必不可少的禮儀裝飾。黃初元年(220)曹丕登壇受漢禪，“公卿、列侯、諸將、匈奴單于、四夷朝者敷萬人陪位”。⑩泰始元年(265)司馬炎受魏禪，“設壇於南郊，百僚在位及匈奴南單于四夷，會者數萬人”。其類告上帝文稱：所以接受帝位，是“羣公卿士，百辟庶僚，黎獻陪隸，暨於百蠻君長”的擁戴。(11)相沿成例，晉恭帝禪位璽書，亦盛稱宋王劉裕“信著幽顯，義感殊方。自歷世所賓，舟車所暨，靡不謳歌仁德，抃舞來庭”。(12)然劉裕行事匆促，受禪儀式並未見來賀之四夷，總是缺憾。王洪範是蕭道成的“親信”，(13)驍騎將軍在當時是中領軍蕭道成麾下禁衛軍的主要將領之一。(14)蕭道成在完成了篡位的許多準備工作以後，派這樣一位心腹人物出使柔然，很可能賦予了說服柔然參與勸進的使命。《梁書·諸夷傳·芮芮國》：“齊建元元年，洪軌(範)始至其國。”(15)上文已注引《魏書·高祖紀上》：太和三年十一月“蠕蠕率騎十餘萬”南攻北魏事，而《通鑑》敍此事，將其與王洪範出使聯繫在一起，(16)則洪範抵柔然不會晚於建元元年秋末，其途中行程大約一年上下。倘柔然按蕭道成之約，於齊建元元年十一月出兵伐魏的同時，或晚一些時日遣使，需經一年有餘纔抵建康。據《南齊書·芮芮虜傳》建元二年、三年柔然頻遣使貢獻，《通鑑》皆繫於九月，只有建元三年之使纔有可能帶來王洪範出使的回饑資訊。《通鑑》正是在高帝建元三年(481)九月辛未記“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爲‘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約共伐魏”。(17)邢表當與國主書同時送達。蕭道成早已在建元元年四月即皇帝位，時王洪範尚在赴柔然途中，當然不得而知。邢表“設未龍飛”云云，反映了這一情況。事實上建元三年送達的柔然國相勸進表，已成了馬後炮。 漢制，“凡羣臣之書，通於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下方附曰‘某官臣甲乙上’”。(18)李善云：這種“標著事序，使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的文體，“漢魏以來，都曰表”。(19)據《魏書·張袞傳附倫》：“熙平中，蠕蠕主醜奴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張倫上表反對，認爲不應“與夷虜之君，酋渠之長，結昆弟之忻，抗分庭之義”。(20)此足證當時的外交活動中，柔然十分重視往還信件的規格，上下尊卑，不容失禮。王洪範使柔然，說服柔然聯兵伐魏，參與勸進。柔然方面的回答，一是芮芮主親自出面通報“欲伐魏虜”，其國書“謂上‘足下’，自稱‘吾’”，用敵國禮；二是由國相邢基衹羅迴以外臣禮上表勸進。既不失國家的尊嚴，又滿足了蕭氏政權的願望。君臣配合，深得大體。考察邢表的規格、內容，足見其來歷分明，不卑不亢，言皆合理。 古代中國的北方民族，匈奴、鮮卑、柔然均無自己的文字，或者說至今尚未發現他們的文字。突厥有自己的文字，但是現存東突厥遺留下來的文書，亦非突厥文字寫成。如《隋書·突厥傳》所載大業三年(607)啓民可汗上隋煬帝表文，據周一良先生研究，“實用近似口語之文體譯突厥語寫成”。(21)現存隋以前比較完整的立國於漠北的古代北方民族文書，如西漢時冒頓單于遺高后書，漢文帝四年(前176)匈奴遗漢書，以及突厥沙鉢略可汗上隋文帝書等，(22)大抵都是以漢文口語或書面語，譯匈奴、突厥語寫成的。邢表與這些文書比較，迥然有別。表文中四象、二儀、曆數、圖緯、水運、木德之類的概念，“卯金十六、草肅應王”這樣的讖語，正統、德運等思想理論，以及文字用典、駢儷等，皆中原傳統漢文化特有的現象，決非別個古代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所能夠表達。因而邢表只能是以漢書面語直接寫就的文書。 邢表無論是文字，還是它所表達的思想內容，皆與典型的中原漢族封建王朝的文書毫無二致，然而它卻出自立國於瀚海之北，並且未曾入主中原的少數民族柔然國相的手筆，或即使由某個流寓漠北的漢族文人捉刀，最終也得由這位國相審定簽署，這在中國北方民族史上絕無僅有，確實是難以想象的。 或以爲這是南齊方面做了加工修飾，然邢表稱柔然是肇自二儀之“皇芮”，聲言要“光復中華”，自詡得中華之正統，而謂蕭齊爲偏霸之“吴”，充其量只稱得上皇芮的與國，即所謂“侔蹤齊、魯”，凡此皆蕭齊臣子不敢言也不忍言之理念，明顯有悖於禪位大典，四夷稱臣擁戴的格局。南齊方面倘做手腳，肯定不會是如此措辭。 那麼，邢基祇羅迴能否具有如此高水準的漢文化修養呢？早於邢基祇羅迴半個多世紀，北魏太武帝拓跋燾的確曾說過：“蠕蠕之人昔來號爲頑嚚，每來抄掠，駕牸牛奔遁，驅犍牛隨之，牸牛伏不能前。異部人有教其以犍牛易之者，蠕蠕曰‘其母尚不能行，而況其子’，終於不易，遂爲敵所虜。”(23)《魏書·蠕蠕傳》還說柔然“無文記，將帥以羊屎粗記兵數”，到後來也僅是“頗知刻木馬記”而已。這顯然是北魏統治集團對柔然的刻意貶低。南朝方面的記載則客觀平實得多。《宋書·索虜傳》說芮芮虜“不識文書，刻木以記事，其後漸知書契，至今頗有學者”。(24)《南齊書·芮芮虜傳》曰：“宋世，其國相希利垔解星算數術，通胡、漢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25)兩書所記實爲一事，則《宋書》所云漸知之“書契”就是漢文，而“頗有”之學者，當不止希利垔一人。作爲希利垔的後任，邢基祇羅迴用漢文寫成，或指導屬下某個漢族文人寫出上述表文，應該是不足爲怪的。 邢表稱自己的國家柔然是“皇芮”，其君主的車駕是“皇輿”。當時，北魏自稱“皇魏”，劉宋自稱“皇宋”，(26)皇，即大。又指天。《詩·皇矣》“皇矣上帝”，毛傳：“皇，大。”《詩·文王》“思皇多士”，毛傳：“皇，指天。”(27)以“皇”冠於國號，既有自矜其大，又有受命於天之意。邢表自稱“皇芮”，與北魏、劉宋一致。顯然，柔然君主與北魏、劉宋一樣以皇帝自居。 關於柔然稱皇帝，這並不是孤證。柔然君主有年號，這是人所熟知的事實。據《魏書·蠕蠕傳》可得現存柔然君主年號如下：(28) 魏和平五年(464)，處羅可汗吐賀真死，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自稱永康元年。(29) 魏太和九年(485)，予成死，子豆崙立，號伏古敦可汗，自稱太平元年。 魏太和十六年(492)，豆崙被殺，叔那蓋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自稱太安元年。 魏正始二年(506)，那蓋死，子伏圖立，號他汗可汗，自稱始平元年。 魏永平元年(508)，伏圖被殺，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自稱建昌元年，至魏正光元年(520)，醜奴被殺。(30) 總計連續五汗，使用永康、太平、太安、始平、建昌等五個年號，前後延續五十六年。 予成以前，柔然諸汗年號，於史無徵。然據《通鑑》卷一二九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七月己亥云：“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真可汗，改元永康。”(31)不曰“建元”，而用“改元”，似乎前此本亦有年號，只是史已失載而已。醜奴被殺，阿那瓌立後十日即爲其兄示發擊敗歸魏。此後柔然衰亂，其年號史書失載，是否立即廢止，尚無確證。 年號，漢武帝所創。《白虎通·三正》云：“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助化也。”(32)正朔之改定，是“王者受命”，應曆承運的標誌。然自漢武帝改秦制，以建寅之月爲歲首，此後歷代相承，再無改易。於是年號成爲正朔的標誌，用年號即奉正朔。《後漢書·竇融傳》云：“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竇)融等從受正朔。”(33)《通鑑》建武五年(29)敍此事，徑曰：“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34)《宋書·氐胡傳》載：略陽氐楊盛，隆安三年(399)遣使稱蕃，晉安帝以爲仇池公。宋高祖踐祚後改封武都王，盛卒，子楊玄嗣，義熙三年(407)，以玄爲武都王，玄“乃改義熙之號，奉元嘉正朔”。(35)此皆例證。因此，漢魏以來，一個政權，無論它的締造者是漢人或是少數民族，也無論它瞬息即逝或是長治久安，一旦其君主登極稱帝，就必建年號以示統緒之正。《册府元龜》卷二一九《僭僞部·總序》說，晉氏失御，五胡十六國迭興，“俱僭大號，各建正朔，或稱王爵，並專誅賞，傳世垂祚，歷歲彌久”。(36)十六國之外，柔然亦建年號。它是按中國傳統封建政治理論組建王朝的一個重要標誌。永康等年號的使用，一般只孤立地作爲柔然接受漢文化熏陶的偶然現象，未引起重視，聯繫邢表觀察，柔然既自稱“皇芮”，又皆有年號，其君主是實實在在的中原式皇帝。 柔然君主似乎還有一套與中原皇帝身份相稱的禮儀制度。《南齊書·芮芮虜傳》記：“芮芮虜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土不同。織成錦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爲悞。’”(37)這是略晚幾年，齊世祖武帝蕭賾在位(483-493)時的事情。想從南齊引進織成錦工，透露了柔然的手工業狀況，此另當別論；要求得到指南車，則與皇帝的儀仗相關。 指南車，一名司南車。據《宋書·禮志五》、《南齊書·文學傳·祖沖之》等記載，“其始周公所作，以送荒外遠使”，(38)東漢張衡復創造，漢末喪亂又失。曹魏明帝青龍中令博士馬鈞更造成功。西晉末年再以亂亡。石虎、姚興皆派人研製。劉裕平長安，由後秦得此車，然“有外形而無機巧，每行，使人於內轉之”。(39)宋順帝昇明二年(478)蕭道成執政，命祖沖之更造指南車，車成，“其制甚精，百屈千回，未常移變”。(40)指南車自馬鈞復原，便列爲大駕鹵簿，西晉因襲，“大駕出行爲先啓之乘”；(41)劉宋得姚氏車，“大駕鹵簿最先啓行”。(42)蕭齊代宋，由祖沖之修復的這輛指南車，精美絕倫，爲蕭道成的鹵簿平添許多風彩，爲一時新聞，引起了遠在漠北的柔然君臣的注意。《隋書·禮志五》說：“輿輦之別，蓋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43)石虎、姚興、拓跋燾、蕭道成等人競相修造，成一時風尚，皆企圖使自己的威儀更加符合漢魏傳統，於多民族政權林立的封建割據時代，在民衆面前爭一個正統。這方面，蕭齊顯然比北魏更勝一籌。遊牧民族世代生活在天蒼蒼、野茫茫的遼闊的草原上，具有超越常人的辨別方嚮、記憶地貌的能力，本不需要借助於指南之車。柔然從建康方面獲悉指南車復原成功的消息，立刻向齊武帝求索，似乎表明它有一套類似中原王朝大駕鹵簿的皇帝儀仗，並期望在這方面超過北魏。 至於官制，見於《魏書》、《北史》的有俟力發、吐豆發、俟利、吐豆登、俟斤、莫弗、莫何(賀)去汾等，(44)此皆草原遊牧政權的職官，具中原封建王朝官制色彩的極少。《南齊書·芮芮虜傳》記録了柔然的兩位“國相”希利垔和邢基祇羅迴。希利垔和邢基祇羅迴皆出面與南朝方面打交道，其具國相銜和實際執掌，當不虛。《魏書·蠕蠕傳》云，社崙北徙弱洛水，“始立軍法：千人爲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45)《通鑑》於安帝元興元年(402)記此事，胡三省注云：“軍將、幢帥皆魏制，社崙蓋效而立之”。(46)軍將、幢帥不是中原傳統官制，胡三省謂是社崙仿效北魏制度而立之者，是正確的。《魏書·官氏志》，太祖登國元年(386)“置都統長，又置幢將及外朝大人官”。“幢將，員六人，主三郎衛士直宿禁中者”。(47)其時是柔然建國前六年。社崙仿效的，應該不僅是軍制。目前在柔然所能見到的惟一中原傳統官制“國相”，也是從北魏學來的。按《太祖記》，皇始元年(396)九月，“初建臺省，置百官”。天興元年(398)，十一月復“詔尚書吏部郎中鄧淵典官制，立爵品”。(48)當時所定官制，詳情已不清楚，但確有丞相一職。皇始二年，五月以平中山，進元儀爲“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荆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衛王”，(49)時值社崙遁漠北建柔然的前五年。然而問題是，《魏書·蠕蠕傳》雖然指出社崙立軍法，軍置將，幢置帥，但在後來的敍事中皆俟斤、莫弗之類，未有軍將、幢帥出現，而“國相”一職也只見於南朝的記載，這是爲什麼？十六國時期的制度胡漢雜糅，特別是地方行政，一般皆胡漢分治。其單于臺所治多用胡制，名號大體從少數民族習俗。社崙以一部之衆征服並統治漫佈於漠北的高車、匈奴，且國內漢族人口很少，在諸部林立的遊牧社會照搬中原農耕民族的職官制度是不可能的，即使搬來也不能長久維持，因此不能不主要采用被統治諸部的制度習俗。柔然的官制實際上胡漢雜糅，以胡爲主。我懷疑社崙所模仿的北魏官制，很可能仍具有胡漢兩種名稱。隨着時間的推移，從中原搬來的官制漸漸淡出。據《北史·蠕蠕傳》載，柔然末年，敕連頭兵豆伐可汗阿那瓌“因入洛陽，心慕中國，立官號，僭擬王者，遂有侍中、黃門之屬”。(50)似乎又從頭開始。 其實，關於柔然君主稱皇帝，建立中原式封建王朝的事實，南朝方面本有更直接、明確的記載。《宋書·索虜傳》曰：柔然“僭稱大號，部衆殷强”。(51)永興元年(350)冉閔即皇帝位，慕容儁說他是“僭稱大號”，(52)是同一個意思，這是柔然君主稱帝的明證。《南齊書·芮芮虜傳贊》說得更加清楚：“芮芮、河南，同出胡種。稱王僭帝，擅彊專統。”(53)此以吐谷渾與芮芮虜對言。吐谷渾自號氐王，其後裔受宋、齊封爲河南王，是爲“稱王”；“僭帝”則指柔然僭越而稱皇帝。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北魏方面詳記柔然歷代君主的汗號，《魏書·蠕蠕傳》云：“‘可汗’猶魏言皇帝也。”(54)南朝方面會不會因此將可汗與皇帝完全等同起來，認爲稱可汗就是“僭稱”皇帝？而事實上，柔然並無皇帝之稱號。按《宋書·鮮卑吐谷渾傳》出現“處可寒”一詞，沈約解釋云：“虜言‘處可寒’，宋言‘爾官家’也。”(55)周一良先生指出：魏晉語義，“稱貴人爲官，亦加家字曰官家，即官人，多指皇帝”。至唐宋時期，官家一詞纔“幾專用以稱皇帝”。(56)所以可汗在劉宋時期並不一定就是皇帝。吐谷渾西遷時本是擁有七百戶的一部之長，是一个極普通的“官人”，而不是皇帝。這在南朝人是清楚的，所以他們決不會見到“可汗”就認爲是“僭稱大號”。且可汗是少數民族對君主，或高級酋長的稱呼，猶如匈奴單于一樣，儘管有“官家”的含義，適足以表明是夷狄之君。兩漢從不諱言匈奴單于，更沒有說這是“僭稱”，道理就在這裏。所以《宋書·索虜傳》之“僭稱大號”，不是因爲柔然君主是可汗，而是因爲他們以皇帝自稱。八百年以後，元朝君主，既以本民族語言稱汗，又以漢語稱皇帝，實行雙重體制。現在看來，柔然君主就已經采用這雙重體制，差別只在於元代皇帝的謐號、廟號以及蒙古語汗號留傳了下來，而柔然只留下了汗號，皇帝稱號則由於北魏的蓄意貶斥、南朝的鄙薄輕忽，失去了記載。 稱皇帝、建年號、備命官禮儀，按中原傳統封建王朝模式建立國家的同時，柔然統治集團似乎還宣稱郁久閭氏與華夏同祖同源。這可以從投降北魏的郁久閭氏後裔的自敍中得到一些資訊。北齊河清三年(564)《齊御史中丞赫連公故夫人閭氏墓誌銘》說閭氏“茹茹國主步渾之玄孫”，其曾祖閭大肥《魏書》有傳。墓誌稱郁久間氏“始則分源白帝，終乃光宅幽都”。(57)隋開皇六年(586)的《郁久閭伏仁墓誌銘》則曰：“本姓茹茹。夏有淳維，君其苗裔。魏晉已來，世長漠北。”(58)唐天寶元年(742)的《忠武將軍茹公神道碑》曰：“在昔帝軒之裔，有控带絕，擁據羣雄，殆於斯萬年，得茹茹之部。”(59)說法儘管不一，柔然汗族將自己與華夏祖先聯繫，很可能在柔然立國時期就已經編造並傳播開來。 必須指出，我們說柔然是以傳統中原封建王朝的模式建立起來的政權，只是就其最基本的特徵，就其自我政治定位而言。其實，魏晉南北朝時期北中國的十六國政權和北魏王朝，在禮制上都呈現出程度不等的胡漢雜糅的特點。《隋書·禮儀志六》曰：“自晉左遷，中原禮儀多缺。後魏天興六年，詔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舊制。”(60)其《禮儀制五》補充說，天興初奉詔撰朝饗儀者爲儀曹郎董謐，其“始制軒冕，未知古式，多違舊章”。(61)隋攝太常少卿裴政在奏章中更直截說：“後魏已來，制度咸闕。天興之歲，草創繕修，所造車服，多參胡制。”(62)十六國、北魏尚且如此，僻居漠北、立國於蒙古高原遊牧經濟基礎上的柔然政權，其采用與中原農耕文明的傳統封建禮儀制度是很有限的，在實際生活中遊牧政權的種種特點肯定表現得更加普遍、强烈。但是，如果將柔然與匈奴、突厥、入主中原以前的蒙古相比，其主觀政治定位，以及所具有的鮮明的中原文化色彩，就顯得特別引人注目。 上引《册府元龜》卷二一九《僭僞部》並不言及柔然，然其《總序》說十六國“俱僭大號，各建正朔”，“傳世垂祚，歷歲彌久”，用這一標準去衡量，柔然與十六國一樣，是當時中國封建社會裏的“偏霸”、“僭僞”王朝。 柔然自號“皇芮”的含義既明，對邢基祇羅迴所宣佈的“光復中華”之國策，也就有可能作出恰當的解釋。柔然源於雜胡。(63)據《魏書·蠕蠕傳》載，柔然皇族郁久閭氏的始祖木骨閭，本力微時拓跋鮮卑騎士所掠得之奴隸，當時拓跋氏生活在陰山地區。既壯免奴爲騎卒，按草原民族的社會慣例，他已經成爲拓跋鮮卑人。猗盧時亡匿廣漠，糾得逋逃百餘人依純突鄰部，牧地約當今內蒙古中西部中蒙邊境一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而役屬於拓跋氏。史稱其“冬則徙度漠南，夏則還居漠北”，每年大約有一半以上的時間生活在河套(古河套包括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及其西北。及建國三十九年(376)拓跋氏爲前秦滅亡，柔然部帥緼紇提附於鐵弗衛辰。後拓跋珪建魏，柔然屢服屢叛。天興五年(402)，部帥社崙迫於北魏的壓力，“遠遁漠北”，并高車，收匈奴餘衆，稱皇帝，建立起“西則焉耆之地，東則朝鮮之地，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的龐然大國。(64) 從木骨閭開始，至天興五年社崙建柔然於漠北，柔然皇族在漠南生活了一百二三十年光景。其活動地區大約包括今內蒙古巴彥淖爾市、阿拉善盟和鄂爾多斯市西部一帶。木骨閭根本莫尋，長成後免奴爲甲騎，成拓跋鮮卑人。後雖自立爲部，亦長期“役屬”是拓跋別部。由於這一層深厚的歷史淵源，北魏世宗宣武帝說：“蠕蠕遠祖社崙是大魏叛臣。”(65)柔然可汗阿那瓌甚至承認“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66)並且得到北魏肅宗孝明帝的認可。《通鑑》義熙三年(407)，記柔然第一代可汗社崙遣人送馬八千匹給後秦姚興，至大城(今鄂爾多斯地區)被鐵弗匈奴赫連勃勃所劫留。《晉書·赫連勃勃載記》記此事，謂送馬者是“河西鮮卑杜(社)崙”。(67)時社崙在漠北建柔然國已經五年，仍被目爲“河西鮮卑”。所以柔然將黃河流域視爲故鄉，完全是情理中的事情。 柔然自社崙時被拓跋珪驅至漠北，與北魏成世仇，雙方戰爭持續不斷。柔然自號“皇芮”，力圖建立一個符合中原傳統封建王朝模式的政權，成爲與東晉、南朝一樣的中華之國。這些政權皆以中原爲故土，而又僻居於中原之邊裔，於是“克復神州”就成爲他們夢寐以求的政治抱負，或者說是一種籠絡民心和輿論的口號。柔然國相邢基祇羅迴倡言“治兵繕甲，俟時大舉。振霜戈於并、代，嗚和鈴於秦、趙”，要推翻與它“同源”的北魏，收復失去的故土。北魏據有中原，以“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自謝，(68)邢基衹羅迴宣言“光復中華”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了。 柔然，一個立國於蒙古高原大漠以北的遊牧政權，從未入主中原，竟然自我定位是中原式封建皇朝，並且宣言要“光復中華”，承緒中國歷史的封建正統，這在中國古代北方民族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也是難以常理想象的。然而這是事實。現在我們擬解釋這一特殊的歷史現象。 西晉末年王網失紐，司馬氏皇室爲爭奪帝位骨肉相殘，生靈塗炭，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全面激化，瓦解之勢已成。秦末天下大亂、羣雄逐鹿的局面重又出現。自西漢開始，陸續內遷中原的許多少數民族，長期遭受“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69)天下分崩，少數民族人民積怨，爲其豪酋逐鹿中原，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遇。 但是對於少數民族豪酋來說，企圖憑藉人數很少的本民族成員統治占人口大多數的漢人，自然面臨着巨大的困難。難以逾越的障礙首先是根深蒂固的大漢族主義傳統觀念。永嘉五年(311)，劉琨致書石勒，勸其接受西晉封號，說：“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至於名臣建功業者，則有之矣。”(70)說來振振有詞。兩年以後，愍帝建興元年(313)，石勒從張賓計，遣舍人王子春僞推王浚爲天子。王浚表示懷疑，“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詭稱曰：“自古胡人爲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爲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爲而讓於殿下，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强取之，必不爲天人之所與故也。”(71)王浚大悅，落入石勒彀中。當時劉淵已經建元稱帝近十年，“胡人不能爲帝王”的迂腐說教，還被劉琨、王浚奉爲金科玉律。少數民族首領也認爲這是天經地義的道理。太興元年(318)匈奴劉漢大將軍、録尚書事靳準作亂，殺劉粲，自號漢大(天)王稱制，(72)置百官。據載，準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爲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73)其時匈奴漢稱帝已歷劉淵、劉聰、劉粲三代十五年，且自以“漢既據中原，曆命所屬”，(74)許多人尚且如此，其爲强烈的民族自卑感所壓仰，可以想見。晉武帝時慕容魔曾謀於其衆曰：“吾先公以來世奉中國，且華裔理殊，强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75)遂遣使降晉。永嘉五年(311)，中原已亂，慕容魔的抱負也只是“求諸侯莫如勤王”，(76)即擁衆爲一部之長者。奴隸出身而成大事者石勒，曾自述其初起時的心態：“勒本小胡，出於戎裔，值晉綱弛御，海內饑亂，流離屯厄，竄命冀州，共相帥合，以救性命。”(77)址是被迫鋌而走險。十六國初期之少數民族豪酋，梟雄如石勒、慕容魔之徒，原不過是求活命、求諸侯而已，問鼎中原決非所圖。他們由苟且活命到稱王建國，並形成洶湧的潮流，經歷了一個複雜的思想解放過程。這是十六國史上一個有重要價值的新課題。 首先起來衝決“無戎人而爲帝王”的大漢族主義思想樊籬的是以劉淵爲首的內遷匈奴貴族。南匈奴自東漢初年內遷緣邊八郡，單于廷入居河套，東漢末年又徙并州，其貴族世領部落，南單于在朝廷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魏晉以來雖每況愈下，但世爲部帥不變。劉淵起兵以前，故北部都尉、左賢王劉猛說淵曰：“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之業，自諸王侯，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興復邦業，此其時矣。”(78)顯示了高於其他民族豪酋的强烈的政治色彩。不過劉淵起事之初，則仍以回應成都王穎，參予八王之亂爲旗幟，並受封北單于。不久遷至匈奴聚居之左國城，“二句之間，衆已五萬”，羽翼已豐，於是倡言：“夫帝王豈有常哉!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今見衆十餘萬，皆一當晉十，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79)遂於永興元年(304)即漢王位。劉淵找出“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耳”這一漢民族的傳統觀念，拿過來作爲理論支柱，與大漢族主義“自古無胡人爲帝王”思想對抗，公然在中原腹地建立自秦統一以來第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這在當時的確具有極大的啓蒙意義。 “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顧惟德所授”觀念的揭示，匈奴漢國的建立，首先激發了內遷中原腹地和冀北的少數民族競相建立政權的浪潮。於是，不論是世領部落的豪帥，如鮮卑慕容氏、氐族苻氏，還是出身奴隸，無尺土之業的羯胡石氏，他們遠沒有匈奴劉氏那樣值得自豪的輝煌歷史作憑藉，也都或早或遲加入了逐鹿中原的羣雄之列。當永嘉五年(311)，劉琨以“自古誠無戎人馬帝王”的說教，勸石勒接受承旨封授的官爵時，石勒極其鄙夷地回答說：“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爲效。”他還拒絕劉曜的册封，曰：“帝王之起，復何常邪!趙王、趙帝，孤自取之，名號大小，豈其所節邪!”(80)其豪氣千古之下猶令人神往。這與数年前“共相帥合，以救性命”的饑胡，判若兩人。此時的慕容廆，也一改當年“華裔理殊，强弱固別，豈能與晉競乎”的懦怯，說：“大禹出於西戎，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何如耳!”(81)永和八年(352)，在作了充分準備以後羣臣推戴慕容庞之孫慕容儁稱帝。儁答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袵之俗，曆數之籙寧有分邪!”(82)表示不敢“覬非望”。然事隔數月，便改元稱皇帝。所謂“曆數之籙寧有分邪”的說詞，竟成了對“胡人不能爲帝王”觀念的絕妙諷刺。 自匈奴劉淵首創，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建國治國實踐，北中國少數民族豪酋們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了。寧康元年(373)，苻融請誅慕容暐，苻堅說：“今四海事曠，兆庶未寧，黎元應撫，夷狄應和，方將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於赤子，汝其息之，勿懷耿介。”(83)如此情懷在古代中國漢族英主羣裏也不多見，更難想象會出自一個少數民族出身的皇帝之口。 十六國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亂世。天下分崩，干戈不息，生靈涂炭，五胡豪酋與西晉漢族統治者一樣，要爲深重的歷史災難承擔罪責。在各民族統治集團權力爭奪的過程中發生的民族壓迫、民族戰爭，甚或民族屠殺，以及由此而派生的民族英雄和罪人，有關他們的是是非非，後人盡可以作出不同評價。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對於內遷少數民族建立國家的努力表示責難。內遷諸少數民族在黃河中下游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甚或幾百年。他們既然是西晉王朝版圖內的臣民，就和當地的漢人一樣，是這塊土地的主人。漢人司馬氏可以當皇帝，匈奴劉氏、羯胡石氏、鮮卑慕容氏、氐苻氏，理應也有這個權利。所謂“自古以來誠無戎人而爲帝王者”，雖然是秦統一以來的客觀事實，但這是大民族漢族對少數民族實行壓迫的結果，並且反映了企圖使這種民族壓迫永久化的傾向。少數民族豪酋衝破這種桎梏，建立自己的政權，這一舉動本身，沒有任何理由能夠否定。我們祖國自古便是多民族的大家庭，只有少數民族在祖國這塊土地上享有建立政權的權利，並且建立過政權，纔稱得上是真正的多民族大家庭。五胡豪酋在中原建立了十多個國家，對於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歷史意義。 當時的北中國，與漢族人口相比，內遷少數民族是少數；與內遷各族總人口相比，某個居統治地位的少數民族又是少數。打破“無戎人而爲帝王”的思想禁錮儘管不易，畢竟關鍵在於自我解放的勇氣。而面對占人口多數的異民族，且主要是有着悠久歷史和濃厚文化沉澱的漢民族，如何實現自己的統治，就更加困難了。 自信心始終是一個問題。人口居少數，又極少歷史文化的憑藉，建立了國家，登上了皇位的內遷少數民族豪酋，其內心深處無不隱匿着多多少少的自卑感。劉淵初起以大禹、文王出於戎夷爲理論依據，且有衆十萬，大言“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但話音一轉，卻承認“晉人未必同我”，於是不得不“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84)石勒是十六國一流君主，晚年常“神色不悅”，謂臣下“吴蜀未平，書軌不一，司馬家猶不絕於丹楊，恐後之人將以吾爲不應符籙。每一思之，不覺見於神色”。(85)甚至胸襟最博大的苻堅，亦分三原等地氐族十五萬戶“於諸方要鎮，不忘舊德，爲磐石之宗”。(86)他們又世代生活在部落制度之下，缺乏治理占人口多數、具有深厚歷史文化的漢人的經驗，因而不得不采用中原傳統封建體制。黃烈先生評論劉淵所建立的匈奴漢國說：“漢國的建立，無論是建國思想和政治制度都深受漢族影響，基本上繼承了漢族封建傳統。”(87)所論甚是。事實上諸內遷少數民族政權，無一不是依中原傳統模式，稱皇帝(有時也稱天王、王)，建年號，置百官，備禮儀。《晉書·劉元海載記序》稱，十六國時期“提封天下，十喪其八，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88)上引《册府元龜》卷二一九《僭僞部·總序》云，劉淵等“凡十有六國焉，俱僭大號，各建正朔，或稱王爵，…而率多戎虜之種，或出氐羌之類”。(89)十六國建立者雖爲少數民族，但其政權與傳統中原封建王朝基本無別。當然，各民族豪酋也采取了許多保證本民族的統治地位，保證本民族貴族的特權地位的政策，有意識地保留了一些本民族固有的習俗，如許多國家胡漢分治，因而使十六國政體胡漢雜糅，“多參胡制”，表現了明顯的特點。但從總體上、趨向上說，十六國諸政權皆可置於以漢文化爲支柱的中國中原傳統封建王朝之列，胡漢傾向融合的色彩更爲鮮明。 建元六年(370)、十二年，前秦先後兼并前燕、前涼和代，經過七十年戰亂以後，北中國重新統一在前秦的版圖以內。作爲一個少數民族，氐族爲這一局部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但是七十年時間畢竟太短了，對於民族林立的北中國，特別是幽并雍涼等邊遠地區來說，民族矛盾尚不足以消彌，民族融合更需要時日。苻堅急於求成，決策失誤，肥水一戰慘敗帶來嚴重後果。中國古代戰爭史上，赤壁之戰、肥水之戰、土木之變等皆是强者爲弱者所敗的著名戰例。但是赤壁失利並不影響曹操繼續稱霸於北中國，土木之變也沒有動搖明王朝在中原的統治。肥水敗遁，則强大的前秦頃刻間分崩離析，根源就在這裏。(90) 肥水之戰以後北中國再度分裂，其分崩狀況比前期更甚。五胡十六國，前期六國，後期竟有十國，如果加上西燕、翟魏和拓跋魏，是十三國；而建立政權的少數民族在地域上也擴展到并州北部、雍、涼地區，歷史似乎在倒退。不過，前期從元熙元年(304)劉淵起兵至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統一，歷時七十二年；後期從北魏登國元年(386)拓跋氏以及慕容氏後燕復國至太延五年(439)北魏統一北方，不過五十三年，時間縮短了。且前秦統一不久即分裂，而北魏的穩定性遠勝於前秦。第二，太行山兩側已經不再是大亂的中心。經過前七十年的激烈碰撞，這裏的民族同化和融合已經步入相對穩定的新階段，而幽、并北部，雍、涼地區成了民族和文化衝突的新的旋渦。前期太行山兩側的大亂在更廣闊的地區重演，是那個歷史條件下民族同化和融合的必由之路，表明十六國時期民族同化、融合的深化和在地域上的擴展。歷史在艱難地邁出前進的步伐。北魏正是依憑這種進步實現了長達百年的穩定，並爲隋唐的大一統奠定了基礎。 仔細觀察肥水之戰後的再度分裂，我們還可以看到，幽、并北部，雍、涼地區的少數民族豪酋，當他們登上逐鹿問鼎的歷史舞臺時，已不再顧忌什麽“無戎人而爲帝王”的陳言，而是直截了當地爲所欲爲。乞伏國仁的思想頗具代表性。苻堅兵敗肥水，乞伏國仁見機而作，招集諸部衆至十萬。及堅爲姚萇所殺，國仁謂其豪帥曰：“苻氏以高世之姿而困於烏合之衆，可謂天也。夫守常迷運，先達恥之，見機而作，英豪之舉。吾雖薄德，藉累世之資，豈可睹時來之運而不作乎!”(91)遂建元建義，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在他身上只有强烈的使命感，完全看不到當年劉淵、石勒、慕容儁等人建國時羞怯猶豫的心態。至於他們所建立的王朝則大體是匈奴劉漢、羯胡石趙的翻版。《魏書·匈奴劉聰傳序》所謂“各言應曆敷，人謂遷圖鼎”，(92)更像是這一時期的寫照。十六國時期的民族融合，從本質上來說是內遷諸少數民族部落解體，並接受漢文化的過程，而各少數民族按中原傳統王朝模式建立國家，正是部落解體，並接受漢文化的關鍵之舉。(93)前期主要在太行山兩側，後期則明顯地看到這一接受漢文化的过程嚮秦隴涼并一帶西北邊遠少數民族區域擴展的浪潮。 前文已經述及，柔然自始祖木骨閭，至七世社崙於漠北建國，在漠南生活了百餘年。作爲拓跋鮮卑的騎卒、屬部，柔然部帥目擊了西晉和十六國前期翻天覆地的動亂，接受宗主拓跋氏調遣，參予過一系列重大軍事行動、政治事變，在北中國少數民族衝破大漢族主義思想牢籠，建立漢族傳統模式國家的社會潮流中，受到過熏陶。建國三十九年(376)，什翼犍的代國爲苻堅滅亡，堅以劉衛辰爲西單于，“督攝河西諸虜”，(94)柔然部帥緼紇提因而附衛辰而“貳於”拓跋氏。(95)自此柔然謀求獨立的傾向日益明顯，應該視爲肥水之戰後西北地方少數民族豪酋競相建立政權潮流的一個表徵。 北魏天興三年(400)，即社崙遠遁漠北，建“皇芮”的前兩年，十二月乙未道武帝拓跋珪下詔云： 世俗謂漢高起於布衣而有天下，此未達其故也。夫劉承堯統，曠世繼德，有蛇龍之徵，致雲彩之應，五緯上聚，天人俱協，明革命之主，大運所鍾，不可以非望求也。然狂狡之徒，所以顛蹶而不已者，誠惑於逐鹿之說，而迷於天命也。故有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毒甚者傾州郡，害微者敗邑里，至乃身死名頹，殃及九族，從亂隨流，死而不悔，豈不痛哉!……自非繼聖載德，天人合會，帝王之業，夫豈虛應。歷觀古今，不義而求非望者，徒喪其保家之道，而伏刀鋸之誅。 《魏書·太祖紀》載此詔並未交待背景。後文接敍“時太史屢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多云改王易政，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變”。次日丙申再下詔，主要是告誡羣臣不要汲汲於名位之尊卑，(96)與乙未詔訓斥非望求“帝王之業”者不同。“天文錯亂”似乎是連下兩詔的表面緣由，真實背景複雜得多，然史闕有間，只能從宏觀上推测了。從北中國的大局看，乞伏國仁西秦建義元年(385)稱大單于。拓跋珪登國元年(386)稱代王，天興元年(398)稱帝，號大魏。慕容垂燕元元年(384)稱燕王，建興元年(386)稱皇帝，號大燕。姚萇白雀元年(384)稱秦王，建初元年(386)稱皇帝，號大秦。呂光大安元年(386)稱涼州牧、酒泉公。麟嘉元年(389)稱三河王，龍飛元年(396)稱天王，號大涼。秃髮烏孤太初元年(397)稱大單于，西平王。慕容德隆安二年(398)稱燕王。李暠庚子元年(400)稱涼州牧，涼公。所謂“莫不龍旌帝服，建社開祊”，惟此時爲典型。在北魏內部，自皇始元年(396)道武帝“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以來，(97)次年，平原徐超反於畔城；并州守將封真率其種族與徒何反，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衆反於陰館。(98)三年，右將軍尹國謀反於冀州，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廣川太守賀盧反，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叛，漁陽羣盜庫傉官韜反，烏丸張超據南皮反，自號征東大將軍、烏丸王。(99)天興二年(399)，中山太守仇儒反，推趙准爲主，號征西大將軍、冀青二州牧、鉅鹿公；前清河太守傅世反，自號撫軍將軍；范陽人盧溥反，稱征北大將軍、幽州刺史。(100)拓跋氏皇室內部，亦變亂迭起。登國元年(386)拓跋珪稱代王不久，即有窟咄之亂。什翼犍少子、拓跋珪庶出伯父窟咄，得劉顯支持，興兵爭奪王位，諸部騷動，新建的北魏政權幾乎夭折。(101)皇始二年(397)柏肆之敗，拓跋珪從兄弟廣平太守元順留守京師，聞訊，以不知皇帝(太祖)所在“欲自立”。(102)三年，另一位從兄弟廣平太守元意烈陰謀叛變被發覺賜死。(103)從內到外“踵覆車之軌，蹈釁逆之蹤”，以求“帝王之業”者比比皆是，成爲一股强大的政治旋風。由劉淵、石勒開闢的少數民族思想解放運動，走到了另外一個極端。 在彌漫於北中國的這種强烈的社會政治氛圍裏，柔然部長期活躍於河套地區，與已經稱王稱帝，建立魏朝的拓跋氏角勝。“各言應曆数，人謂遷圖鼎”，柔然部帥不會例外。李先說“蠕蠕不識天命”，(104)就是說柔然不承認北魏統治，反而自信受天命，應曆數，爲建立“帝王之業”而奮鬥。但他們無法與北魏抗衡，不得不遠遁漠北。在漠南形成的政治抱負，到漠北有了施展的條件。社崙吞并高車諸部，勢力急劇擴張，於是一個遊牧政權柔然汗國誕生了。然而，柔然汗國的自我政治定位是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是中華之一員，所以它自稱“皇芮”，並且在政治體制上盡可能保持中原王朝的許多特徵。它要返回故鄉，消滅北魏，收復失地，“光復中華”。 陳寅恪先生說：“漢人與胡人之分別，在北朝時代文化較血統尤爲重要。凡漢化之人即目爲漢人，胡化之人即目爲胡人，其血統如何，在所不論。”(105)此言得歷史之真實，極精辟。柔然接受漢文化，應該是與南朝、北魏一樣的中原王朝。當時南朝斥北魏爲索虜，北魏貶南朝是島夷，皆自以得中華之正統，而貶對方爲夷狄，但他們都留下了自己的歷史，後代人可以憑藉這些認定雙方都是中華之一員。柔然的悲劇在於它沒有留下自己的歷史記録，後人只能聽憑北魏的一面貶斥之詞，視之爲夷狄。邢基衹羅迴表文的歷史價值就在於，它使我們窺見了柔然執政者的自我認識和他們接受漢文化，建立中原傳統模式的封建王朝的事實。今天看來，南北朝的實際狀況似乎應該是，占據黃河流域自稱“奄有中華”的“皇魏”，僻居南方一隅“微弱僅存”卻被苻融稱爲“中華正統”東晉的繼承者“皇宋”，(106)以及“集大命”的“皇齊”等，(107)與蒙古高原上宣言“光復中華”之“皇芮”，三個一字排開的，以漢文化爲靈魂的傳統封建王朝並立。 1996年寫成，經多次反覆修改，2012年8月定稿。 註釋： ①《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84。 ②《明太祖實録》卷二六吴元年冬十月丙寅，臺北，“中研院”史語所影印，1962年，頁402。 ③《晉書·王導傳》，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747；《桓溫傳》，頁2574。 ④《南齊書》卷五九，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023-1025。 ⑤參《柔然資料輯録》，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81，260；周偉洲《敕勒與柔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110，181。 ⑥已闕。今本《魏書·蠕蠕傳》乃後人以《北史·蠕蠕傳》補。 ⑦如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第八章第二節《柔然、高車與突厥》專述柔然人與柔然汗國歷史，未提及此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頁650-657；又周偉洲《敕勒與柔然》徵引了此表部分文字，但未展開分析，頁139。 ⑧《宋書》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98。 ⑨《南齊書》卷五九，頁1023；《資治通鑑》，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4233-4234。《南齊書·芮芮虜傳》又云：“建元元年(479)八月，芮芮主發三十萬騎南侵，去平城七百里，魏虜拒守不敢戰，芮芮主於燕然山下縱獵而歸。上初踐阼，不遑出師。”《魏書·高祖紀上》太和三年(479)“十有一月……蠕蠕率騎十餘萬南寇，至塞而還”(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147)，即其事，但作十一月，《通鑑》同。當以《魏書》、《通鑑》爲是。 ⑩《三國志·文帝紀》注引《献帝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75。 (11)《晉書·武帝紀》，頁50，51。 (12)《宋書·武帝紀中》，頁48。 (13)《南齊書·芮芮虜傳》，頁1025。 (14)按，驍騎將軍本漢代雜號將軍，“魏世置爲內軍，有營兵，功高者主之”，《宋書·百官志下》，頁1248。 (15)《梁書》卷五四，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817。 (16)《通鑑》卷一三五，頁4233-4234。 (17)《通鑑》卷一三五，頁4246。 (18)《後漢書·胡廣傳》注引《漢雜事》，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1507。 (19)《文選》卷三七《表上》李善題注，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77年，頁515上。 (20)《宋書·索虜傳附芮芮虜》也說芮芮虜“歲時遣使詣京師，與中國抗禮”，頁2357。 (21)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突厥啓民可汗表文》，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449-450。 (22)《漢書·匈奴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3755-3756；《史記·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896；《隋書·突厥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頁1869-1870。 (23)《魏書·蠕蠕傳》，頁2291。 (24)《宋書》卷九五，頁2357。按劉宋歷史，自何承天“草立紀傳”，蘇寶生“續造諸傳”，大明中著作郎徐爰“因何、蘇所述，勒爲一史”(《宋書·自序》，頁2467)。沈約《宋書》即在徐爰書的基礎上“補缀所遺，製成新史”(《史通通釋》卷一二《古今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頁353)。所謂“至今頗有學者”於史例不合，當是徐爰之原文，沈氏失改者，反映了宋孝武帝大明間的情況。 (25)《南齊書》卷五九，頁1023。 (26)《魏書·任城王雲傳》、《崔辯傳附楷》、《楊播傳附椿》等，頁461，1253，1290。或作“皇代”，見《袁翻傳》，頁1538。也多有作“大魏”、“大代”者。《宋書·索虜傳》，頁2338。 (27)《毛詩正義》卷一六之四，之一，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0年，頁519下，540下。 (28)分見《魏書·蠕蠕傳》，頁2295，2296，2297。 (29)參見《新疆訪古録》卷一《蠕蠕永康五年寫經殘卷》王樹枏考，轉引自《柔然資料輯録》，頁269。 (30)《魏書·蠕蠕傳》作正光初，此從《通鑑》卷一四九，頁4660。 (31)《通鑑》卷一二九，頁4068。 (32)陳立《白虎通疏證》卷八，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頁360。 (33)《後漢書》卷二三，頁798。 (34)《通鑑》卷四一，頁1328。 (35)《宋書》卷九八，頁2406。 (36)《册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0年，頁2621下。 (37)《南齊書》卷五九，頁1025。 (38)《宋書》卷一八，頁496。 (39)《南齊書·文學傳·祖沖之》，頁905。 (40)《宋書·禮志五》，頁496。 (41)《晉書·輿服志》，頁755。 (42)《宋書》卷一八，頁496。 (43)《隋書》卷一○，頁191。 (44)參見周偉洲《關於柔然社會經濟和政治制度的初步研究》，《中國史研究》1982年第2期。又，關於柔然官制的最新研究，參見羅新《虞弘墓誌所見的柔然官制》，《北大史學》第12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50-73；羅新《柔然官制續考》，《中華文史論叢》2007年第1期，頁73-97。 (45)《魏書》卷一○三，頁2290。 (46)《通鑑》卷一一二，頁3534。 (47)《魏書》卷一一三，頁2972。 (48)《魏書》卷二，頁27，33。 (49)《魏書》卷二，頁30。 (50)《北史》卷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頁3266。 (51)《宋書》卷九五，頁2357。 (52)《晉書·慕容儁載記》，頁2832。 (53)《南齊書》卷五九，頁1033。 (54)《魏書》卷一○三，頁2291。 (55)《宋書》卷九六，頁2369。 (56)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家》條，頁15。 (57)《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三四五之二，北京，科學出版社，1956年。 (58)《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圖版五九九。 (59)《文苑英華》卷九○九，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66年，頁4782下。 (60)《隋書》卷一一，頁238。 (61)《隋書》卷一○，頁195。 (62)《隋書》卷一二，頁254。 (63)拙作《柔然源於雜胡考》，《歷史研究》1981年第2期。 (64)《魏書》卷一○三，頁2289，2291。 (65)《魏書·蠕蠕傳》，頁2297。 (66)《魏書·蠕蠕傳》，頁2299。 (67)《晉書》卷一三○，頁3202。校勘記[四]認爲杜侖“當是社崙”，頁3214。參拙文《柔然源於雜胡考》。 (68)《魏書·李彪傳》，頁1394。 (69)《晉書·江統傳》，頁1532。 (70)《晉書·石勒載記上》，頁2715。 (71)《通鑑》卷八八，頁2805。《晉書·石勒載記上》，文字不如《通鑑》明晰，頁2721。 (72)《晉書·劉聰載記》，頁2678-2679。校勘記[二○]：“《通鑑》‘大’作‘天’，疑‘大’字訛。”頁2682。 (73)《通鑑》卷九○，頁2862，《晉書·劉淵載記》不載。 (74)《晋書·劉聰載記》太史令康相語，頁2674。 (75)《晉書·慕容廆載記》，頁2804。 (76)《晉書·慕容廆載記》，此廆子翰向其父進策語，廆從之，頁2805。 (77)《晉書·石勒載記上》，此出於石勒僞推王浚爲天子表文，言多不由衷，惟自述得實，頁2721。 (78)《晉書·劉元海載記》，頁2647。 (79)《晉書·劉元海載記》，頁2648，2649。 (80)《晉書·石勒載記上》，頁2715，2729。 (81)《晉書·石勒載記》，頁2721；《晉書·慕容廆載記》，頁2804，2813。 (82)《晉書·慕容儁載記》，頁2834，《通鑑》不記此語，據前後史事推测，慕容儁如是云云，當在永和八年六月甲子至八月戊辰間；而改元稱帝在十一月戊辰。頁3127-3131。 (83)《晉書·苻堅載記上》，頁2896。 (84)《晉書·劉元海載記》，頁2649。 (85)《晉書·石勒載記下》，頁2753。 (86)《晉書·苻堅載記》，頁2903。 (87)黃烈《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頁201。 (88)《晉書·劉元海載記序》，頁2644。 (89)《册府元龜》，頁2621下。 (90)田餘慶先生在對苻堅建元元年(365)“巡撫諸胡”事，結合有關碑刻作了細密的考察以後指出：“如此衆多的部族部落犬牙交錯地駐於渭北及朔方地區，而且大體上由各區域護軍分疆劃界，由各部族酋長直接治理，如二碑及其碑陰題名所示，這種雜亂的秩序欲求其真正穩定下來，不是短期內能夠辦得到的。苻秦終於因淝水一潰而不可收拾，這又是根本原因。”《代北地區拓跋鲜卑與烏桓的共生關係(下)》，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4期。 (91)《晉書·乞伏國仁載記》，頁3114-3115。 (92)《魏書》卷九五，頁2042。 (93)黃烈先生曾就各胡族政權建立對於本民族部落的解體與漢化所起的重要作用，作過很好的論述。參閱氏著《中國古代民族史研究》下編第一章《內遷各族漢化的途徑》，頁343-350。 (94)《晉書·赫連勃勃載記》，頁3201。 (95)《魏書·蠕蠕傳》，頁2289。 (96)《魏書·太祖紀》，頁37，38。 (97)《魏書·太祖紀》，頁27。 (98)《魏書·太祖紀》，頁29。 (99)《魏書·太祖紀》，頁31，32，33。 (100)《魏書·太祖紀》，頁35，36。 (101)《魏書·太祖紀》，頁21。 (102)《魏書》卷一五《毗陵王順傳》，頁383。 (103)《魏書·太祖紀》，頁32。 (104)《魏書·李先傳》，頁789。 (105)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6。 (106)苻融諫苻堅南伐語，見《通鑑》卷一○四，頁3304。 (107)《南齊書·高帝紀下》，頁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