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趋势：妇女发展纳入社会发展之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发展论文,妇女论文,趋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20世纪国际潮流；将妇女发展纳入发展主流
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历史转折。面对灾难性的世界大战、极为脆弱的生态环境，以及掠夺、冲突和暴力的恶果，国际社会在痛苦的历史反思之中，升华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平等、发展与和平逐步形成全球性的主题，在这一背景下女性价值和妇女发展开始成为世界话题之一。
1.社会公正目标与和平的主题
早期工业社会充满了残酷性掠夺性和非人性，它在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的同时，也制造了无数罪恶。企业雇主残酷地虐待员工，导致激烈的劳资对立和阶级冲突。贫富严重分化，产业工人付出艰辛的劳动，却无法保障基本的生活。经济危机和社会不公导致社会动荡不安。对此，马克思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尖锐的批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工业国家逐步将社会公正列入国家发展目标，针对不公正的社会现象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将竞争逐渐纳入法制化轨道，公平竞争的规则得以确立；立法维护劳资双方的权利，依法制裁各种侵权行为，缓解劳资之间紧张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制度，防止贫富的严重对立，等等。
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它意味着人类不再仅仅是主宰自然，而是爱护自然，保护生态；劳资双方除了对立的一面还应是相互依存的统一体，关心人、尊重人、激发人的内在热情和创造精神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精髓；反对非正义战争，反对滥杀无辜，人类要在一个安宁的星球上生活。这种富于温情的呼吁使妇女发展与女性价值得以凸现。
2.妇女发展的内涵
妇女发展即确立女性的主体性、独立性，彻底摆脱女性的依赖性和客体地位。女性应当独立自主，内心充满自信和力量，不被外界环境所左右，不介意他人的看法，听从个人的意愿自主的决定和自由的选择，主动地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被动地由定型的生活方式所束缚，拒绝强迫命令，活得有个性、有朝气、有生机。女性应当具有多种需求和多种选择性，不仅有衣食住行及爱与归属的需求，还有实现自己价值的发展需求；不仅有选择结婚生儿育女的权利，也有选择婚姻不做母亲的权利，还有独身不要家庭的权利；不仅有选择传统职业女性工作的权利，更有选择非传统职业女性工作，探索新的工作领域的权利。女性应当是精神与肉体的统一体，是有尊严有人格的人。她们应当拥有健康的权利，不受一切有损身心健康的暴力侵犯，接纳所有有利于健康的运动，不论传统上是属于男性的还是属于女性的运动；她们拥有精神发展的权利，可以在精神的王国里获得成长，成为富有智慧的人，体验人所特有的成功的喜悦和冒险的乐趣；她们拥有爱与不爱的权利，抵制一切无视女性人格及作为人的尊严的行为。
妇女发展命题不是基于一般的人的理论。也不是以男性为模式复制自己，而是与女性生活本质相吻合，从女性的特点出发考虑发展问题。应当看到，女性的生活本质不同于男性，具有人类生育和社会生产的双重角色性质。女性的发展包括“生育——生产”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生育的权利和健康，一是劳动的权利和机会。就是说，当女性拥有生孩子的选择时，同时也拥有劳动的权利；当女性获得社会参与的权利时，也不因此丧失生育的权益保证。任何非此即彼的没有选择的单一模式，都不符合女性生活本质，都会妨碍妇女发展。
3.妇女发展纳入联合国议程
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以前，妇女运动是以妇女群体为主体，妇女几乎是在孤军奋战中苦苦地争取自身的权益。那么，50年代以后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纷纷将妇女运动作为社会革命的组成部分，妇女工作成为政府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到了70年代，妇女运动开始有效地影响到最大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妇女发展渐渐提到联合国的议事日程。
20世纪60年代，联合国制定了第一个全球经济发展规划，70年代初，当联合国对该规划进行评估的时候，有的学者明确提出：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必然导致妇女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妇女地位有下降的趋势，他们分析了劳动的性别分工及发展和现代化战略对于男女的不同影响，肯定了妇女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看法提醒联合国组织注意，社会发展规划并不自动地必然地包括妇女发展，应当将妇女发展纳入整个社会发展的规划之中。联合国在1972年制定第二个全球经济发展规划时，其内容包含了妇女的全面发展。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开发援助委员会(DAC)于1983年通过了《开发机构动员妇女在发展中发挥作用的指导原则》，1984年在DAC内设立“WID专家会议”，每年例会讨论妇女发展有关的问题。
4.社会性别意识与妇女发展
80年代妇女研究学者不再将妇女作为一个孤立的群体，而是注重男女两性的角色和需求，从性别结构和性别关系提示男女之间的生理差异和社会角色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妇女参与发展的方式即社会性别方式。它分析了妇女通过家庭内外的劳动所作出的经济和社会贡献其中包括非商品生产，重新估价妇女从事的家务劳动的价值；它承认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实，将根本原因归结为向男女指派特写角色、责任和期望的社会性别权力结构，正是这种性别权力结构阻止男女享受机会平等和待遇平等，因此重建有利于男女充分发挥能力的性别结构；它认为妇女是发展变革的动力，而不是发展援助的被动接受者，妇女需要组织自己，与男性一起参加各种机构，促进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它提出了一系列性别分析框架，如暂时社会性别需求和战略社会性别需求，社会性别的动作方式，等等。要求明确关注妇女的需要利益，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社会性别方式对于联合国组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联合国援助的妇女项目中，从妇女参与发展改为社会性别(gender)与发展。为了促进妇女发展，联合国从1975年至1995年连续四次举办世界妇女会议，其主题都与发展紧密相关。1995年在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会议形成的《行动纲领》中，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达成协议：在政府及国际援助机构制定具体的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妇女的状况，将妇女发展纳入总体规划。一些国家及联合国的援助项目正在付诸实施，在制定社会发展规划时纳入一种性别意识，在设立各项总体规划时，不是一般地阐述社会的发展，而是从性别的角度提出在规划中妇女是否同样得到发展。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特别注重各项政策与妇女的协调发展，皆出于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模式的需要。可以说，妇女发展已经成为20世纪末不可逆转的国际潮流。
二、妇女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现实关系
1、妇女发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市场经济是当代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选择的资源配制、经济运行的方式，已经构成当代妇女发展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社会背景之一。妇女发展的提出既得益于市场经济，又受到市场经济的严重冲击。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经过多年的摸索寻找到的配置资源发展经济的最佳方式。这种资源配制方式解决的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且确立了现代文化价值观，正是市场经济孕育了“人”的价值观念，人渐渐摆脱了客体地位，升华出人的自信和主体意识、平等和自由精神。男女平等和妇女发展的命题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争取个人的合法权益，女性要求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人们能够自主选择自己的职业、生活方式、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妇女发展受益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根本上说，妇女发展与市场经济的目标有所不同，前者追求的是公正，后者追求的是效益。从社会公正的原则出发，妇女发展强调要使每个社会成员当然包括女性都成为受益者，要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而不是将人作为获取利润的工具。而市场作为社会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以生产者和经营者的效益最大化为直接目的的。为了追求效益，经营者常常以低廉的工资雇佣女工，对她们进行超强度的压榨，侵犯她们的生存和劳动权益，在我国乡镇企业及合资企业雇佣女工中发现危害她们生命健康的案件，显示出市场自然运行的缺陷以及经济效益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同时，生产者一味迎合市场口味，将年轻漂亮的女人作为商品来推销，在一些商业电影里女性的姿色成为最佳卖点，女人正在不断被商品化。
此外，市场往往排斥家庭负担重、面临生育压力的女性，使女性就业十分困难。女性担负着繁衍后代的使命，使人类绵绵不绝。这是女性为人类作出的贡献。由于生育，女性的工作时间不像男性一样具有连续性，甚至需要经营者增加女劳动力的成本。为了保证妇女的生育健康和经济生活，我国政府明文规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或者解除劳动合同。因此，雇佣大量的女工必然导致一段时间内支付的工资高于劳动产出。据有关部门测算，仅生育费用一项，女性较多的纺织行业就相当于女性较少的机械冶金行业的4倍。管理者不愿承担妇女生育的费用和成本，拒绝招收女工。最终导致由妇女独自承担生育的负担和成本，独自面对生产与生育的两难选择。
要有效地协调妇女生育与市场效益的矛盾，首先需要改变观念、拓宽思路，将生育看作整个社会的责任和事情。从家庭来看，生育孩子，是家庭包括男性共同拥有的责任。从社会来看，生育孩子，同时也是企业、社会乃至国家的事情。企业、社会、政府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其次，进行社会生育基金统筹以及宏观经济调控，通过降低税收鼓励企业招收女工。其三，制定反性别歧视的细则，运用法律的手段制裁侵害妇女权利的行为。
2、妇女发展与国家政府的关系
当代国际社会，妇女与国家政府的关系正在悄悄发生变化。可以说，妇女与政府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是激烈冲突时期，争取妇女权利的女性被政府送上断头台；第二个阶段（19世纪初至20世纪上半叶）是政府不与妇女合作时期，无论妇女怎样争取自己的权利，都被立法部门置之不理；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末，妇女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进入第三阶段，政府与妇女走向合作，妇女的权利与发展渐渐纳入政府工作之中。
20世纪上中叶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高度重视男女平等，将妇女解放纳入主流意识形态，通过立法废除歧视女性的法规，通过行政手段和政策措施，大力推进妇女发展，为男人和女人的教育和健康保障提供均等的机会，使男女平等的成就引起世界瞩目。中国是人均收入很低的国家，由于政府的积极介入，在过去的50年间，中国妇女的识字率已经翻了一番，1992年已高达70%，比较富裕的国家加蓬和沙特阿拉伯高出22-24个百分点。政府特别强调男女平等，采取有力的政治措施，脱盲率和学校注册上的性别差异已经消失，在高等教育中，女性占学生人数的58%。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发展可以证明：有力的政治措施和积极的政策是推动人文进步及男女平等的决定性因素。
70年代，许多国家纷纷签署了联合国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公约》，在政府中建立了妇女事务委员会或类似的组织。英国于1975年成立了工作机会均等委员会。该委员会1985年推出一套守则，目的是消除女性因性别及婚姻状况而受到歧视，推行平等工作的机会。德国建立了妇女事务部，负责处理平等法律和保障妇女的事宜。凡由政府部门向内阁提出的建议和法律草案，都有一节论及其对妇女的影响。妇女事务部部长有权向政府提出问题并在国会发言。如果该部长没有充分参与有关的预备工作，有权要求搁置其他部长的提议。1984年，澳大利亚总理办公室委任了一位妇女事务部长。1986年通过法例，规定所有雇佣超过100名员工的机构专为妇女而设的计划均提到国家计划对妇女的影响，所有雇佣超过100名员工的联邦承办商必须落实执行工作机会均等的措施。不少国家的政府正在逐渐成为推动妇女发展的重要力量。
3、妇女发展与性别文化的关系
妇女发展的例题本身就是一种性别文化，是不断发展的现代文化，它鼓励男女两性全面发展人的能力和智慧，寻求多元的健康的性别关系模式。健康的两性关系是植根于现代精神原则基础上的平等关系。男女之间无需藤缠树、水环山，而是同时具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男性不能要求对方百依百顺，夫为妻纲。女性也不能号令天下，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人。这通常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某些意见，学会尊重对方的意愿、选择和自主性，学会沟通协商与交流。健康的两性关系是朋友关系。在这里不存在胜利者和失败者的竞争问题，把对方特别是女方的成功视为对自己的威胁，是不健康的心态。作为真挚的朋友，每一方都把对方的成功看作自己的成功，由衷地希望对方发展，分享成功的喜悦。每一方都把对方的忧愁作为自己的忧愁，分担痛苦，共度岁月。每一方都不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牺牲对方的基础上，寻找最佳方案，促进共同的发展。健康的两性关系创造新男人和新女人。萨姆·基恩在《新男人》一书中描述了新男人的特征：寻求平衡理智与情感的智慧，而非一味地寻找新知识，有义愤的使命感，但没有暴力。有友谊，有推心置腹的朋友，破解企业结构与专业化作风产生的疏离。需要补充的是，新男人不仅充满自信，而且不愿扮演指导者，特别愿意成为异性的朋友。新女人在保持美好丰富感情的同时，寻找培养精神的支点——自信，依靠自己创造生活，善于开发自己的聪明才智，面对生活的挑战不是怀疑：我行吗？而是说：我能行！
妇女发展与传统性别文化是完全对立的。传统性别文化主要包括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男强女弱、男才女貌等等，它强化了男人的社会角色，女人的家庭角色，使男女两性片面地畸形地发展：它扼杀了男性的感情发展和女性的自信和坚强，将弱男子与强女人同时置于困境；它剥夺了男性爱美的权利，忽视女性的精神世界。传统的性别文化几乎是压抑人的非人文化中最难攻破的堡垒。有的妇女研究学者曾描绘传统性别文化的运行链条，动作图的起点是若干性别文化观念如男主女从、男外女内等等，这些观念影响到婚姻形式男娶女嫁，影响到男女的分工和责任：男人要挣钱养家，要在社会上有作为有权力，女人要照顾家务照顾小孩，相夫教子，温柔贤慧，善于持家。男女的婚姻形式、分工、责任决定着男女的资源分配；在教育上女孩因为是泼出去的水，往往优先出让机会和资金给男孩；在家庭财产分配上，男性往往享有实际的财产继承权；同样的工作男性高于女性的经济收入。男女的分工和资源的分配又影响到男女的能力发展；男性更倾向于社会、向管理阶层、向高薪阶层发展能力；女性更倾向于发展照顾孩子和家庭的能力。由于男女能力的不同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到社会对男女的不同评价。乃至男女干部的任用和选拔，女性几乎极少占据要职，90%以上的权力资源掌握在男性手里。这种失衡进一步导致女性利益受损，强化女性的弱势群体的地位，为男强女弱、男主女从的观念提供了佐证。
一些国家的男女平等运动尽管触动了传统性别文化，却远远未能彻底破除传统性别文化的各个链条，至今许多人依然津津乐道男外女内的性别分工模式，看不到它对两性不均衡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及其同女性素质偏低之间的联系；许多人依然把女人的魅力定位于年轻漂亮，而忽略了女性的精神内涵，因而当市场经济取悦于大众口味时，便形成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合流；通过市场强化了传统的性别文化。传统性别文化与市场联手构成对妇女发展的反动。因此，剖析传统性别观念对男女两性的制约与影响，张扬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应当成为妇女发展的一项意味深长、颇具挑战性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