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代的愤怒——民族主义的原初根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世代论文,根源论文,愤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张明明 摘译
威廉·普法夫在他的著作①的开头部分否认民族主义是“一种原初的历史现象”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民族主义是欧洲19世纪的一种现象。它是被称为‘浪漫主义’文学－理智运动产生的政治结果，是中欧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普遍化的、因而令人迷惑的思想做出的反应。”
古人和今人
这一点异常混乱。即使在其最狭隘的观念上，作为一种理智的态度，民族主义也先于19世纪。尽管它已包括“中欧对法国启蒙运动……做出的反应”，但它是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的产物。在法国大革命的最初阶段，法国启蒙运动晚期的典型人物西哀士神父在其独具创意的1789年的《第三等级是什么？》的宣言中，为我们提供了民族主义绝对论的基本宗旨：“民族先于所有事物而存在，它是一切事物之源。它的意志永远是合法的，它本身就是法律。”从革命恐怖时期到第三帝国，民族主义最糟糕的过激行为均被浓缩到这两句冰冷的教条主义语句中了。
普法夫关于民族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观点奇怪得几近于冥顽不灵的程度。莎士比亚写于16世纪90年代的《理查二世》中的约翰·奥冈特的演讲，使什么样的读者倾听不到崇高的民族主义激情与众不同的和真正可靠的调子？而在同一世纪20年代的另一个国家，人们显然会想到，在题为“对从野蛮人手中解放意大利的规劝”的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亦译《霸术》——译者）末尾的第26章中，民族主义激情早已被读者听到。再往前推一个世纪，在第三个国家，我们有巨人贞德。任何仔细考虑过贞德的生活和工作的人，怎能将民族主义归为一种19世纪的现象呢？朱尔斯·密什勒与乔治·肖伯纳在很大程度上不会赞同，但是，至少当他们看到贞德时便认识了一位民族主义者，并对将贞德列入该范畴的做法毫不质疑。
肖伯纳将贞德视为一位民族主义者的原型，但在这一观念上，他是错误的。在贞德身上，宗教和民族主义的融合达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或许也是独一无二的程度，但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现象。这一点在希伯来《圣经》（即基督徒所知的《旧约全书》）之中可以被充分发现。“希望之乡”的“特选子民”思想在基督教历史上具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始于耶稣本人，早期的基督徒们都试图获得这块毫不相干的土地。但是后期的基督徒们又使得特选子民的思想彻底回到现实中来。到公元7世纪，被称为基督教的民族化进程已被大大向前推进了。那个时期的一份法兰克文献，就像提及一个众听周知的事实和真理一样宣称：“耶稣基督至爱法兰克人。”从中世纪直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特选子民们已遍布各地，并且每个民族所居住的土地往往都是独一无二的神圣。“下述民族的作家明确地将他们的人民视为特选子民，并将他们的土地视为希望之乡：英格兰、法兰西、德意志、西班牙、波兰、俄罗斯、瑞典、瑞士、爱尔兰和尤为明显的美国，因为黑人和白人双方都接受了这种观点。”②巧合的是，普法夫和塔米尔③两人将其他一些民族也纳入了特选子民的行列。塔米尔援引上述段落并评论道：“诸如以色列、伊朗和埃及等其他民族也应被补充到这一行列之中。”
更令人惊讶的是，普法夫满足了我的需要而提供出一个宗教与民族主义相融合的至关重要的早期实列——的确早于我关于基督教的任何例证：“6世纪伊斯兰教的起源，在于阿拉伯人在公元570年穆罕默德诞生之前的时期，对阿比西尼亚、波斯、拜占庭等外来干涉的反抗。它是一场爱国的和宗教的运动，正如爱德华七世时期的一位学者所说，它鼓吹的是‘阿拉伯人的阿拉伯’。”
还有什么观念比“阿拉伯人的阿拉伯”更具有民族主义的性质？那末认为民族主义是19世纪的发明创造的观念又该怎样？幸运的是，普法夫并未使自己被他在该书开头部分轻率采纳的狭隘（非历史的）定义所束缚。在书的结尾部分，他含蓄地把这个定义抛向九霄云外，回到了他在前面断然否定的“原初的”层面上来：“我在此书中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同时也是在某些意义上使用民族主义一词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被称作民族主义的东西，表达了一个个体的人对一个拥有建设性和破坏性力量的群体所具有的原初的依恋，这种现象早在这种被热烈的忠诚所依恋的群体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之前就已存在……。民族主义者为其事业呕心沥血，他的行动源于生存和人类社会，源于一定的土地和氏族原初的依恋。”
世俗化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肯定不是始于19世纪，甚至也不是18世纪。但是，某种非常重要的事情的确与18世纪晚期的民族主义有关，它发生在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法国，这便是民族主义与宗教的分离。这件事如此奇妙，以至于它往往给某些观察家以错觉，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新的创造，而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古老的事物，只是以新的方式扩充了范围。
历经几个世纪，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一直陶醉于他们的“基督教国王陛下”，以及他们作为“教会长女”的地位。自从15世纪以来，法国的“保护圣徒”贞德在法国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犹如一位女神。但是，到18世纪晚期，一般说来，法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教会已感到厌恶。启蒙运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早已被世人所承认。当时，就上流社会而言，伏尔泰已使宗教看上去非常滑稽可笑，而法国人惧怕将某些事情与滑稽可笑联系起来，是众听周知的。但是，法国民族主义者与教会疏远的原因却很少引起人们注意。到18世纪60年代，法国的民族主义者对教会深恶痛绝，因为他们将教会与战争的失败联系在一起。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与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结盟的法兰西，被与信奉新教的英国结盟的、同样是信奉新教的普鲁士彻底击败。这个天主教的君主国及其天主教盟国使法兰西民族蒙受耻辱。这一令人憎恨的联盟和相联的耻辱具体体现在外来的王后——可恶的奥地利人玛丽·安托瓦妮身上。恰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民族主义者促使将耶稣会从法国驱逐出去，以此作为一种脱离天主教国际化的行动。法国的民族主义已将“特选子民”推进为“神化民族”，并为他人提供范例。法国大革命始于一部漫无边际的民族主义绝对论的宣言，见于前面所引述的西哀士的那段话。
在历史上，“神化民族”的最突出实例是纳粹德国。在这一点上，普法夫不同意我的观点。在他看来，某些其他作者也是同样，纳粹主义不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它只是听起来像民族主义运动。他写道：“尽管纳粹主义开发利用民族主义的感情和魏玛德国‘民族运动’的仇恨，戏剧性地利用民族主义的表现手法和辩术，但它基本是一种建立在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之上的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
这是一种典型的曲解，因为它使理论脱离实践，并对在实践中不可分割的感情力量做了概念化分割。你不可能合理地认为纳粹主义是某种“基本上”不同于纳粹主体及其支持者的感情仇恨的事物。纳粹主义是一个主要军事强国的深受屈辱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希特勒不仅“开发利用”那种感情，而且狂热地分享那种感情，并成为那种感情的喉舌。不管是种族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纳粹文化中均不能被割裂开来。这种文化基本上是Volkisch，这一形容词既意味着是民族主义的，也意味着是种族主义的，二者应被视为同一事物。如果你不是种族主义者和反犹主义者，你就不算是一个德国民族主义者。
正如普法夫所指出的，德国“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者们”的确承认了其他雅利安人的存在，并以其对战后世界的目光为他们腾出了地方，但这些都是次要的地方。雅利安人有普遍雅利安人和高级雅利安人之分。用雅利安人的思想方法考虑问题的德国人，对于谁是高级雅利安人从不怀疑。纳粹分子在其兴盛时期有一首尽人皆知的歌曲：“今天，德国属于我们；明天，则是整个世界。”
我并不认为纳粹分子歌唱那首歌时，他们是用“我们”来指一个泛雅利安集合体，在这个集合体中，德国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和其他被认为具有同样遗传血统的人共同分享权力。我认为，当德国纳粹分子在说“我们”的时候，他们指的是他们自己。这也是当他们说“我们”时，人们通常做的解释。
必胜主义者的民族主义通常步入假国际主义的阴影之中。在19世纪，英国和法国的民族势力扩张以帝国主义（那时是一个主要具有称赞性涵义的词汇）而著称于世。法国大革命的参与者们将他们自己对其他国家的扩张和剥削称为“博爱”。纳粹的“泛雅利安主义”具有类似的性质：民族主义是一切的中心内容。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
普法夫不仅否认民族主义是“一种原初的历史现象”这一观点，而且否认它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地位。这种否认将使他的读者感到混乱，因为他在我前面引述的那段话中所谈的东西显然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现象。然而普法夫紧接在这段话的后面写道：“民族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性。要成为一名具有普遍性的民族主义者是不可能的，只能是一名德国的、克罗地亚的或者美国的民族主义者。”
实际上，尽管相互竞争的国家的民族主义者们相互开战，但仍存在一种具有普遍吸引力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并非19世纪的产物，而是18世纪末期的产物。它首先采取了文化民族主义形式，并确实具有影响深远的感染力，其奠基者是约斡·戈特弗里德·冯·赫尔德（1744～1833年④）。实际上，赫尔德的作品倒可以像普法夫所表述的那样被视为“中欧对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普遍化的、因而令人迷惑的思想做出的反应”。那些作品也可以被视为德国民族主义者当时盛行于整个欧洲统治阶级中间的法国文化霸权的愤怒表达。在谈到法国语言时，赫尔德奉劝他的同代人：“唾弃塞纳河的那些绿污泥！”除去他对法国在语言和文化领域的垄断地位的看法外，赫尔德本人并非一个畏惧和憎恨外国人的人。他的思想在其他国土上流行，尤其在东欧和意大利受压制的民族中流行。文化民族主义在这些国家的成长，为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的政治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并极大地削弱了奥匈帝国。尽管赫尔德本人并非一个政治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反军国主义者，然而，历代黩武的德国民族主义者，从费希特开始，都是以崇敬的心情回忆起他。
从赫尔德时代以来，由于他的直接和间接的鼓舞，便出现了民族主义者的某种国际化趋势，在被压制的民族主义中间尤为强烈，但并不仅仅局限于它们。例如，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曾依次受到法国、意大利、希腊、波兰、布尔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中欧列强——1916年爱尔兰共和国宣言中的“英勇的欧洲同盟”——的民族主义者的鼓舞。
一般说来，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者有时结盟反对一个共同的敌人，此点体现在本世纪30年代的《反共产国际协定》之中。但有时甚至在相互竞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也存在某种同志式的友谊或本能上的同情。例如，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在缓和时期和在合适的社会背景下，在一系列问题上能够达成共识：重视军事效能，社会达尔文主义，轻视缺乏根基的世界主义，以及共同的、往往令人着迷的反犹主义。一般说来（并且再次对不起普法夫），种族主义是这个时期相互竞争的民族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粘结剂。西蒙娜·韦尔认为，处于全盛时期的种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富于浪漫色彩的变种”。“浪漫的民族主义的一种科学扩展”也许是更精确的解释，但是韦尔所强调的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普法夫试图加以否认的——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将回到那一问题上。但是目前情况下的主要之点是，尽管民族主义者在究竟哪个民族配作高级雅利安人的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津津乐道地承认这一问题必须通过战争解决，但是，他们却一致认为，在庞大的生物链上，雅利安人总的说来是最优秀的。
这便是至少经过75年的时间，即1870～1945年，按照“种族－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走过的路程。那个时期的词汇现在已完全过时了。“雅利安”这个词——那个时代政治行为端正的最高层次——如今已变得难以启齿，从而也是难以理解的。但是，任何价值观念体系均比其词汇具有较长的生命跨度，对于民族主义来说亦然。
我认为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这一观点上，普法夫是错误的。但是，他更深刻的错误在于：他在开头把民族主义的“现象”规定为如此晚期的起源，并否认它是“一种原初的历史现象”。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确实不会超出赫尔德时代。但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虽然比普法夫想象的更富重要性和影响力，却远远不如作为感情情结的民族主义更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情结是古老的，正如普法夫本人实际上在别处已给予一定程度的承认一样。
（原载美国《外交季刊》，1993年11/12月号）
注释：
①指《民族的愤怒：文明与民族主义的狂暴》一书，威廉·普法夫著，纽约，1993年。——译者
②见康纳尔·克鲁斯·奥布赖恩：《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载于杰弗里·贝斯特编：《永久的革命》，伦敦，丰塔纳出版社，1988年。
③《自由民族主义》（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的作者。——译者
④原文如此，但据《世界历史辞典》、《辞海》，应为1744～1803年。——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