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过程中民意表达与科学决策机制的构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学决策论文,民意论文,过程中论文,机制论文,领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我国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都在大幅提升，领导者与领导对象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领导过程中的民意表达将成为一种常态。在此背景下，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控制型和独断型的领导需要实现与自下而上的民主型与创新型领导的结合。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历史和集权型领导习惯，中国缺少民意表达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领导者长期忽视、限制或代替必要的民意表达，民意表达处于缺失、非公开和非理性的压抑状态，由此引发了不少的社会问题和矛盾。因此，当代中国需要转变领导理念，在各级领导机构的领导过程中普遍建立领导决策的民意表达机制，开展相关的教育培训，开展民意表达与领导决策的创新，实现精英治理与公民参与治理的结合，以推动中国社会的科学领导与善治。
一、当代领导环境的变化及其主要特征
当今时代，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日益高涨，世界范围内的人员流动和信息公开正在促进各种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全球性的价值共识和公共价值日趋成熟，自由、平等、民主、公开、公正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和普适性的价值目标。在此背景下，各行各业的国际比照效应和全球舆论压力大大增强。加上公民的文化水平、认知能力、权利意识和参与能力的提高，那些文化差异较大、制度文明水平还不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强烈的冲击和挑战。这种影响在传统的领导、行政和社会治理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中国的领导环境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以社会统治为目标的集权性、威权性和自上而下的领导方式不断受到批评和挑战，民主性、交互性和沟通型的领导方式因为顺应时代潮流且绩效明显而日益受到重视。由于领导环境的复杂性，特别是领导对象、地位和诉求的变化，当今的领导(leadership)已经不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或指示，而是领导者(leaders)根据被领导或追随者(followers)以及广大群众(majority)的愿望和诉求，在自下而上调研的基础上，通过与领导对象和广大群众的平等沟通商议与妥协而达成的决策共识。因此，当代的领导理念和领导文化更加重视领导者与领导对象之间地位的平等，强调彼此的互动，重视领导对基层和群众意见的倾听与收集，注重双方的交流和协商，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
二、中国的民意表达及其对领导与治理的影响
当代社会，领导者与领导对象和广大群众之间的地位日趋平等，领导行为和领导过程中更加重视对基层信息的调研，注意征求广大民众的意见和建议，领导的交互性与沟通特征更加明显。在此背景下，民意表达就成了当今时代领导的重要特征和必要程序。
1.中国的民意表达及其社会基础
俞可平在其《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一书中对民意做了完整的解释。他指出，民意就是民众的愿望、诉求、评判、心声、意见、舆论和信任。从更深层面上看，一个政党和政权执政和行政的基础就是民意。公权力体系立法、行政和司法也是为了体现民意并最终为民众服务。要体现民意首先得知晓民意，要知晓民意就需要民意的表达(俞可平：《敬畏民意：中国的民主治理与政治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版)。也就是说，民意要有正当、合理与合法的表达途径和通畅的传播渠道。
纵观历史，中国总体缺乏民意表达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基础。中国文化从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日起便开始向着单极化的方向发展。儒家在诸子百家中独占其利，成了后来被唯一推崇的核心文化，统治中国达数千年之久。它在帮助中国建立和完善伦理道德、规范社会的同时也被过度强化并日益走向专制。这无形中限制了其他先进思想与文化的进入，禁锢了人们的思维，导致中国主体文化的丰富性、包容性特别是开放性、争鸣性与创新活力严重缺乏。
尽管中国古代有思想家孟子“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民本思想，但始终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没有建立起一套民意表达和民权保障的文化制度。几千年来，潜移默化在人们思想深处的只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防民之口胜于防川”等封建专制思想。弥漫在人们思想深处、影响人们日常行为的都是“敏于行、讷于言”等谨慎言辞与拘谨之风。中国人的性格、主流价值和行为作风也因此而变得内敛、深沉并且神秘。这些具有愚民性质的做法在社会开放度很低、信息传播不畅的传统社会勉强可行，但是在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如果公共信息封闭保守、公共决策独断自决、公众人物和政府的形象神秘，不仅没有任何益处，而且会成为影响政府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如今，在民意表达的文化和社会基础普遍薄弱的中国要实行现代化和科学的社会治理，必须把民意表达和民众参与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2.中国民意表达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民意表达由于和封建专制文化的基因不同而难以相容。只有结束了封建专制统治，正常的民意表达才有可能。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统治了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专制制度宣告终结，中国开始向着一个新的民主化时代迈进。然而，由于中国的封建历史太长，封建专制思想和文化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浸润了国人数千年之久。这种超稳定的文化基因顽固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要想在短期内改观绝非易事。中国的民意表达与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袁世凯复辟、封建军阀割据到国民党政权建立，以及从国民党统治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艰难而漫长的过程。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尤其是在由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的建设与发展中，民意以及表达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和发展。由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人民的先进分子组成的中国共产党主要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很好地充当了民意的代表。新中国建立后，又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协制度等把民意及其表达法律化和制度化。
但是，随着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尤其是党和政府要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执政和行政，要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既做好社会控制又推动社会建设和发展，其难度很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很遗憾地走过了一段弯路，造成了国家的动乱和发展的停滞，整个国家陷入了计划经济的僵局之中。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封建文化死灰复燃，全社会风声鹤唳，因言获罪者数以万计，正常的民意表达处于停滞状态。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因为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了新生，民意表达又重获自由。随着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以及新媒体的普及，广大公民在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自由表达机会的同时，也大大地锻炼了自己的信息传播能力。他们对政务公开、参政议政的愿望和诉求不断上升，对社会的影响能力也在不断提高。民意表达的春天已经到来。
3.中国领导和治理中的民意表达及其挑战
在如今这样一个民主化浪潮不断高涨，公民权利意识、参与意识和参政能力都在大幅度提高的背景下，民意表达已经成为党的领导和政府行政等必不可少的程序和信息与智慧的来源。但是，由于过去传统的思维及习惯的影响，现实的领导与行政中对民意表达的重视普遍不足，更缺少决策中相关的流程设计和法律制度保障，中国领导(leadership)和社会治理(social governance)中的民意表达还处于初级阶段。
影响我国民意表达的因素很多。除了文化传统和思想观念的局限以外，发展水平滞后、民主制度不完善、民意表达渠道不畅、公民表达能力不足、社会组织化程度较低、传播技术普及率不高都是影响民意表达的重要因素。当前，中国的民意表达主要呈现以下三个主要特征。
首先，民众在焦虑中随性表达。由于缺乏开放的传播文化和完善的传播制度，中国的民意表达总体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全社会的焦虑程度普遍升高。在心理上被长期压抑的民众在新媒体的开放环境下首次自由地将自己的愿望、意见、诉求和不满情绪随意发泄到网上，让网络媒体和社会舆论场众声喧哗。
其次，我国对领导和行政体系主流民意表达渠道的重视与建设不够。党委、政府、人大、政协虽然在理论上都有民意表达和信息收集的渠道，但总体上看，民意的覆盖范围有限，民众的诉求、愿望和建议表达的渠道不畅、开放度不够，特别缺乏相关的制度建设。此外，我国的主流媒体也缺少民意表达的栏目设置和节目板块，同质化程度较高。许多对领导和行政有启发的不同声音、意见和建议难以进入领导的视野并纳入到决策之中，由此造成了领导盲区和领导局限。
再次，由于受精英领导思想的影响和多年来沿袭的精英治理习惯，领导机构常常忽视民意或者代替民意的表达。领导者和精英阶层不是认为民众“无知”，就是认为他们“无能”。现实的领导与决策实践中，由组织代替个人、由政府来代替民众、用官意代替民意的现象比比皆是，忽视民意表达、限制民意表达、不让民众表达的情况普遍存在。因此，面对自己的切身利益、表达愿望和利益诉求，我国的民意和舆论一直处于焦虑、扭曲和日益沸腾的状态。
如果以上问题长期得不到重视和解决，不仅会导致许多重要民意的疏漏，影响领导质量，还会使我国的民意表达出现异化或价值偏移。民众会因为自己表达渠道的不畅、领导机构与其沟通的缺失以及自己诉求和愿望表达的无效等原因而产生政治冷漠和社会仇恨，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任，从而引发各类危机。近年来出现的“瓮安事件”“宜黄事件”“磁悬浮事件”“什邡事件”“PX事件”“启东事件”和“乌坎事件”等多起突发公共事件就是民意缺失、表达不畅以及民意和舆论聚集、挤压甚至扭曲变形，民众对领导机构失去信任造成的严重结果。这应该引起领导者和领导机关的高度重视并引以为戒。
三、当代中国领导中民意表达与科学决策的创新
民意表达的水平与一个国家的民主传统和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著名政治理论家亨廷顿认为：“高水平的政治参与总是与更高水平的发展相伴随，而社会和经济更发达的水平也倾向于赋予政治参与更高的价值。”(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信息时代颠覆了人类传统的传播格局，使人人成了信源、信道和信众。传播的资源和权力第一次由精英控制转向了民众控制。如今，中国的主流媒体、网络媒体和400多家驻华境外媒体这三大“舆论场”同时并存，相互交织，互相影响，使中国舆论界“众声喧哗”，民意夹杂其中，很难甄别和吸纳，情况十分复杂。
在新媒体时代和新的领导环境下，领导者不仅要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高度重视民意，不断开放和鼓励民意的表达，提高领导与行政决策的能力和水平，还要学会规范和疏导民意表达，让其成为我国公权力体系、企事业单位领导、行政以及公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达到该目标，需要进行以下三个层面的创新。
首先，要建立和完善领导与行政决策的民意表达和民主参与制度。领导(leadership)从本质上讲是一项和亿万民众打交道的集体活动。行政(administration)是涉及公众权益、满足公众需求、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公共行动。在领导环境日趋复杂、公民的民主参与意识不断觉醒、对领导绩效的要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如果缺失了重要的民意表达，党和政府就会陷入巨大的领导盲区和行政的“黑洞”之中。即便动机纯正、用心良苦，其领导后果也无法预料。以上提到的多起突发公共事件就是明显的例证。
其次，要在当代领导决策中实现精英治理与民众参与治理的结合。当今时代，领导和行政领域的交互性与渗透性日益增强，领导环境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位受过良好教育或具有丰富经验的精英型领导人才都很难独自高质量地完成一个复杂的领导决策。当代中国领导需要还原政治与行政的本来面目，让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到各类领导和行政之中，充分表达愿望和诉求，为领导决策建言献策，在培养新型公民的同时也积极帮助领导者和政府善治。因此，在我国今后的领导和社会治理中，要尽快建立和完善领导决策的民意表达与民众沟通制度，积极吸收公民参与，将民意表达纳入领导决策的法定程序此外，还要建立专门的民意调查机构，定期向领导和行政机关提供民意状况，以作为其制定政策的参考依据。同时，还要在媒体上开辟民意表达的专栏，让民意在开放而规范的环境中充分表达，与领导和社会治理领域形成良性的互动。
再次，要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民意表达的能力和水平。今后，要在全国范围内通过基础教育、大学教育和成人教育等各类教育培训，在媒体上举办相关的专题节目、开展知识和能力竞赛等多种形式在我国的各级领导和行政机构，尤其是基层组织和广大公民中培养民众理性与科学表达的意识和参政议政的能力，以便在开放科学的表达中引导和规范民意表达，最终使其走上理性与法制化的轨道(王石泉：《民意表达的历史局限与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5日)。
综上所述，民意表达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核心要素，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标识，也是保证领导决策质量与水平的基础。充分、理性而科学的民意表达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整合群众意愿、谋求最大的社会共识、实现民主领导与科学决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代社会，信息技术的革命向纵深发展，民主化潮流浩浩荡荡，公民的权利主体意识不断上升，表达意愿日益强烈，表达能力不断提高。在此背景下，任何一个开明和有智慧的政党、政府和领导者都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解放思想，开放信息，重视民意表达，在领导与决策中充分吸收公民参与，让人民群众这些真正的主人在科学、理性而充分的表达中为领导和行政增光添彩，并在和谐的沟通与互动中实现与公权力体系的融合。在当前全国大力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形势下，高度关注和认真研究民意的表达及其制度建设不仅及时和必要，而且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