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织创新网络与科技管理的变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论文,科技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90年代,在知识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知识生产和创新的组织形式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创新网络悄然兴起。然而,与现实发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经济理论界对创新网络研究严重滞后。随着近几年自组织创新网络概念的提出,经济学家在创新网络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创新网络与自组织理论的有机结合,不但加深了人们对创新网络的认识和理解,指明了未来创新活动在组织模式上的发展方向,而且挑战了以往的科技管理模式和政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创新网络的兴起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创新网络的兴起与研究脉络
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创新作为经济发展的不竭动力,从此开辟了创新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但他并未深究创新的起源和扩散机制,只简单地将之归为作为精英阶层的企业家。30年后,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受当时美国大型工业企业R&D实验室迅速发展的影响,认为创新将成为科学工作者的“例行事务”,能够按人们的计划发展。又过了40年,现实的发展与熊彼特当初的设想大相径庭,由于创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越来越大,从而引起创新的组织形式开始发生根本性变革,突出的表现就是创新网络的兴起。工业R&D实验室与其他知识生产主体,如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在创新过程中密切合作。到了20世纪90年代,由于信息和通讯技术的迅猛发展,创新网络逐渐演变为现代经济中创新和新知识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在1995~1997年间,欧洲几所大学的研究人员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在欧洲11个地区对制造业企业、商业服务业企业和研究机构进行创新调查。调查问卷内容涉及独立创新活动和创新网络的种类、密集程度。在收回的问卷中,包括4200家制造业企业、2500家商业服务业企业和1900家研究机构。调查结果表明:(1)尽管受部门、企业规模、技术和市场定位等因素影响,各地区创新网络的密集程度和覆盖范围存有差异,但创新网络在企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2)进行合作创新的企业比没有参与合作的企业在创新绩效方面更为成功。
经济中创新网络这种新奇事物的产生要求经济理论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在创新网络发展的20年中,主流经济理论始终保持沉默。原因在于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在新古典理论中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被简化为一个点,只是一个投入—产出的“黑箱”,技术进步也被视为既定的外生变量。新产业经济学用博弈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了企业参与R&D合作的条件和激励问题,但理论前提的设定过于严格,企业的行为特征在创新过程中完全不变。新制度经济学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提出市场和企业两分法,并把网络组织看做两者之间的协调形式,认为它的出现是少数特殊现象,不会长期存在。这不仅与现实发展不符,而且从根本上忽视了技术知识的意会性和互补性特征,技术成为能够随意获取的东西。
在主流经济学之外,对创新网络作了较好研究的是演化经济学。它在创新研究上的突破,得益于两方面的理论发展。第一个方面的发展是企业资源/能力理论的兴起。企业被看做异质性的知识集合体。企业初始状况(拥有的知识和能力)和发展路径的不同导致企业间创新能力的差异。这成为企业间合作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的发展是创新研究中“需求拉动说”和“科学推动说”两种线性创新模型的终结,代之以复杂的非线性动态创新模型。创新被看做是科学和技术之间动态反馈、因果累积的过程,要由拥有不同技术知识的主体参与其中,包括企业、独立研究实验室、大学和政府机构。
以这两方面的工作为基石,为了发展更加动态的创新模型,经济学家借用生物学进化隐喻,采用演化分析框架研究技术变迁问题。以纳尔逊和温特的开创性工作为开端,整个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概念工具研究创新问题,如惯例、技术轨道、技术范式、技术体制、技术锁定等,并通过引入制度变量,从创新系统角度进行研究。这些理论突破使经济学家认识到了技术发展的日益复杂性和合作创新的必要性及其特征,但明确从创新网络角度研究并没有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对创新网络研究起推动作用的是1994年吉本斯(Gibbons)等人合著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一书,吉本斯在该书中描述了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特征:(1)知识在应用中产生;(2)知识生产的跨学科性;(3)知识生产主体的技能、经验的异质性和组织的多样性;(4)知识与社会关注问题的相关性提高,并反映所有生产主体的利益;(5)评价知识价值的标准多元化。由此可以看出,在知识经济中,知识作为经济增长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因素,除了数量的增长外,更重要的是知识创造和使用的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知识生产模式的根本转换要求有不同的制度和组织形式与之适应,创新网络正是这样一种适应新知识生产模式的组织形式。
演化经济学对创新过程的宏观动态性分析,使人们更好地理解了技术体制和单一技术轨道的宏观结构发展,但在创新网络的形成机制、创新网络的结构以及创新网络的结果等方面并没有进行深入研究。演化经济学缺乏对创新过程微观基础的研究,有关异质个体、多样化情境和决策过程的不确定性等对创新政策至关重要的知识,都是演化经济学在创新研究方面的薄弱环节。对此,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社会学和科学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些学者曾试图从社会行为学的角度,围绕社会交往概念解释动态的创新过程。他们认为,技术创新通常来自一种社会性建构,网络关系对知识生产至关重要,网络的重要特征是行为主体间的信任和合作。总体上,这些研究虽然提出了信任、合作和大范围交往过程对创新成功的重要性,但仍然没有分析清楚创新网络与创新环境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事实表明,使用以往的研究方法很难描述创新网络演化的复杂动态过程,创新网络是一个复杂的适应性系统,它具有自组织功能,能适应外部环境,而没有中心控制机制,其当前的状态取决于过去的“历史”,创新是网络运行中突现出来的不可预测的结果。经济学家最终发现,传统方法不能有效解释创新网络的这些特征,创新网络的完整解释需要借助自然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
二、自组织创新网络的基本理论
自组织理论是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它主要由贝塔朗菲、哈肯、普里高津等人创建。自组织主要描述在一个动态系统中,多个独立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最终将导致一种秩序的突现。自组织系统具备五方面特征:(1)热动力学开放性。自组织要不断与外部环境交换物质或能量。否则,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系统最终将达到最大熵值状态,走向“死亡”,即热动力学均衡。(2)局部交互作用。这主要指系统内部微观个体间的交互作用。在放大机制下,个体间局部交互作用的微小差异可能对系统产生大的影响。(3)个体间交互作用的非线性。系统内部包含众多反馈环,有正反馈和负反馈。自组织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系统的循环反馈机制。因为系统在到达预定目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受到干扰,从而偏离预定路线。只有依靠反馈机制,不断调整系统的发展方向,才能实现目的。(4)突现的产生。这是指高级复杂现象能够自发地从低级组成部分的交互作用中产生。自组织系统内存在多重的规模效应:小规模交互作用产生宏观层面上的有序结构,新结构再进而影响和修正小规模的活动。(5)系统内部的涨落和外部环境的干扰对系统的稳定性构成持续的“威胁”。如果一种结构变得不稳定,新的结构将产生。在自组织过程中,连续性(生存)和变化(适应性演化)被有机结合起来。
当自组织被应用于研究社会交往和社会动力学问题时,必须回答两方面问题:首先,社会中自组织的含义。它与自然科学有何不同?其次,社会自组织产生的机制。社会交往的推动力是什么?社会中的循环反馈机制是什么?
与自然科学中局部交互作用产生宏观结构类似,社会自组织是指自组织产生于行为者的交往之中。社会的动态性体现为人们之间的交互作用。因此,自然和社会现象都可以运用自组织原则进行研究,重要的是,在分析社会领域问题时找出社会的动力学原理和循环反馈机制。
社会自组织源于社会的复杂性,即不确定性。不确定性是社会非线性动力学的根源。在社会自组织过程中,为了降低人们之间交往的不确定性行为产生的风险,作为长期博弈的结果,人们自愿共同遵守合作的社会规则。然而,风险不会被完全消除,因为合作中会不断产生新的冲突,从而要不断调整原有规则。而且,合作行为的规则是在解决具体问题中达成的,当情况发生变化时,原有规则就不适用了。所以,规则只是将不确定性降低到某一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外在的干扰和内部的涨落会不时激活持续存在的不确定性,导致新的合作产生。因此,社会动力学的推动力就是社会中的不确定性。最初,个体间局部的交往要求有局部的规则控制不确定性,当不确定性超出了局部规则的调节能力,就需要有更大范围的规则进行调节,直至最终产生全球性交往模式。在这一模式所允许存在的不确定性限度内,社会交往及其结构会保持一种动态的稳定状态。这即是社会自组织过程中,局部交往导致社会秩序的突现。社会自组织表现出以下几方面明显特征:(1)社会自组织的结果是产生合作的规则。(2)社会的动态性不同于自然。社会中的不确定性不仅受社会环境影响,而且受个体的利益、知识和能力等主观因素影响。(3)社会自组织是一个动态过程。社会交往和社会结构是一种动态均衡。社会的稳定以能消除内部的涨落和外部干扰为前提。如果干扰或涨落过于强烈,社会自组织能适应这种变化,形成新的稳定形态。这即是社会内部正、负反馈交互作用形成的循环反馈机制作用的结果。
近十年来,创新网络作为一种新的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明显地凸现出来。这种组织形式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社会自组织力量作用于创新中日益强烈的不确定性的结果。创新网络降低创新复杂性的思想和自组织作为减少不确定性的一种机制,两者是完全一致的。从创新自身来讲,创新的复杂性(不确定性)要求:一项创新要取得成功,它必须在功能上有所突破,必须适合于特定的社会实践,还必须有资本方面的有力支持。此外,创新现在所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首先,福特制所带来的大规模生产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增加了生产新产品和新工艺的压力,个性化和多样化需求要求产生更复杂的生产方式;其次,不同科学领域知识数量激增,推动科学和技术变迁的速度加快,任何单个企业都不可能拥有足够资源始终处于创新的前沿。创新复杂性已成为多个维度的不确定性相互依赖的结果:不同的时间范围、技术可行程度、资本运作方式、知识不完备、法律问题、风险和公众态度。这种复杂性使得单个个体无法仅靠自身力量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技术变迁中任一微小因素都可能导致创新成功或失败。创新网络在经济中的快速发展,证明其在处理创新复杂性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新技术的产生和应用不再是一个试错过程,而是由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不断学习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参与者包括供应商、银行、大学、研究机构和政府。
自组织创新网络这一概念从本质上体现了创新网络的特征和作用机制。一种创新网络的形成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各行为主体能够利用网络协作的优势,降低创新的复杂性,构建出灵活的网络。自组织创新网络正是运用它的自组织功能,成功地减少了创新过程中的复杂性。自组织创新网络理论从微观和宏观层面上把影响创新的各种要素整合进一个分析模型中,使得分析真实的创新网络的作用过程更为可行。由于它反映了新的知识生产模式,为分析和评价现实科技研究提供了基础,也能够在有关构建成功的创新网络的条件和政府在创新网络中作用等方面给政策制定者以启发,从而更有效地促进科技管理的变革。
三、科技管理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虽然与现实经济中创新网络的兴起和迅速发展相比,创新网络的理论研究滞后了,但自组织创新网络研究的兴起已大大改变了这种研究现状。创新网络与自组织理论的有机结合,完整地解释了创新网络的形成机制和发育过程,澄清了人们对创新网络的种种错误解释,并体现出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过去20年中,世界范围内科技管理面临的一个最大困难是,基础科学与应用的脱节,或者说技术创新与市场绩效的不对称。创新理论发展滞后使政府在科技管理上陷入了无所适从的迷茫之中。进入90年代,随着创新网络和新知识生产模式的建立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探索真实的创新机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组织创新网络作为近年来的研究成果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
自组织创新网络作为一种由多个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新知识生产模式,对现有科技管理提出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创新网络中多样性知识的整合。正如吉本斯所言,知识更多地是在其应用情境中产生。同旧模式相比,创新网络的组织方式比较松散,它包括大量不同的参与者,尤其是非专家型个人和组织。这意味着不但科学与其他社会领域的界限将被打破,而且各个学科间的界限也要被打破。然而,在创新网络内多样性知识的整合面临很大困难。长期以来,各学科一直是独立发展,彼此缺乏交流,很难短期内在拥有不同知识背景的网络成员间建立起统一的概念交流平台。尤其在创新过程的初始阶段,知识绝大多数是意会性的,即使用语言也无法有效表达。交流渠道不畅将成为制约创新和新知识产生的“瓶颈”。第二,设计适宜的网络治理机制。创新网络的各主体拥有不同知识背景和目的,但都期望从合作创新中实现自身利益,这样才会持续留在创新网络中。然而,随之产生的问题是:怎样保证在创新的发展方向上充分体现各方利益?在分配创新收益时,如何做到兼顾各方利益?需要设计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做到这一点?第三,创新网络中大学的地位和作用。按照传统的看法,大学主要作为纯粹的知识生产场所,按知识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自主地进行科学研究。随着创新网络的出现,知识生产要求在多主体参与的应用情境中进行,这是否就意味着大学的知识生产功能降低了?大学的发展方向要改变?第四,政府在创新网络中的定位。自组织创新网络表明,创新过程表现出明显的自组织特征,利用自身的循环反馈机制,能够消除内部涨落和外部干扰的影响。据此,是否可以认为,创新和知识生产是一个自发演进过程,会形成一种“自发的秩序”,政府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已经成为多余的了?第五,科技评价面临新挑战。这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1)评价主体多元化。传统上科技评价是由科学共同体内部的同行评议来完成,而在合作创新中显然不能只由一方承担评价任务,必须吸收更多的主体参与,兼顾各方立场和利益。(2)评价标准多元化。虽然创新网络降低了创新过程的复杂性,但网络的开放性使不确定性仍然存在。因此,不能再按固定不变的标准,只是比较研究计划与研究结果。科技评价应变为一种学习过程,从注重结果转向注重过程。第六,尤为重要的是,不存在一个对所有创新网络都行之有效的科技管理模式。虽然自组织创新网络研究得出了一些共同特征,但实际中创新网络间的差异非常大,对一种创新网络行之有效的政策应用于另一种创新网络就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
除了上述几方面挑战外,中国的科技管理变革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中国的基础科学研究薄弱,原始性创新能力不足;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低,多数都在申请专利后终结;科技投入强度仍然落后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种现状无疑会增加科技管理的难度,影响科技管理变革的成效。但是,创新网络的出现为中国科技从模仿跟踪向创新的跨越的转变提供了良好契机,科技管理变革势在必行。否则,中国有可能错过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机遇。
总体上,科技管理变革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政府要成为创新网络的组织者、协调者和支持者。在网络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对于思考政府作用的概念基础来说,传统的政府与市场两分法已不适合,取而代之的应是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市场这种公私交叉的网络概念。政府不仅要在科技发展战略的规划上发挥作用,而且政府还要发挥监督和调节的职能,防止自组织创新网络因其自发性在一定条件下有可能陷入“锁定”状态。第二,推动信任和合作等创新网络的“社会资本”的形成。科技管理除了加强对创新网络内务主体的信息发布和信息交流外,主要的任务是消除彼此间在信任和理解上的障碍,充分考虑各主体合作的潜力和动机。政府要有意识地在科技研究中鼓励开展跨学科合作,还要针对学科间的交流技能进行专门培训,为进行多种形式的学科间对话创造条件。第三,发展创新网络的“基础设施”。对于短期合作而言,需要有作为第三方的专业性中介服务机构参与,中介机构要对合作各方的信息充分了解,并以提供担保、沟通各方的知识传递等方式为合作提供便利。比如,国外发展了为区域创新网络服务的“技术基础设施机构(Institutions of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它包括多种类型的组织,主要功能是促进技术转移、提供R&D基金和创新活动咨询等,为创新网络的建立和发展服务。第四,探索大学在创新网络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制。经验研究表明,近十年来,大学在技术创新中的地位并未因创新网络兴起而降低,反而有所提高,知识数量的激增和创新速度的加快,更凸显出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政府的科技管理不仅要继续加大对大学科研的支持力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探索如何发挥大学在创新网络中的重要作用。第五,科技管理要促成创新网络内各组织间人员流动机制的形成。知识的交叉渗透和融合需要作为载体的人积极主动的变换环境,这样既能增进知识在网络组织间的传递,也有助于科研工作者从本学科既定思维范式中解脱出来,产生更多的创新。第六,科技管理不仅是作为一项职能,更重要的是一个学习过程。不确定性在自组织创新网络中并没有消失,合作创新仍然存在失败的风险,科技管理要在实践中探索多种科研组合,减少创新失败的损失。另外,适应创新网络的多样化要求,科技管理应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通过总结创新网络间的差异,为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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