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跳跃式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重要内容论文,民族论文,跳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跳跃式发展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这一理论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选择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马克思运用这一理论分析了经济文化落后民族在世界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发展问题，形成了落后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东方社会理论，为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一、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选择性：历史跳跃式发展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时，首先坚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生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细胞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在生成过程中，才会产生。”（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强调“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但同时，马克思又认为“历史只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是人，社会历史是由具有自觉活动的人所创造的。因此，历史必然性要通过历史选择来实现，历史选择性是历史必然性的表现和实现形式。历史发展表现为社会发展过程中一种确定不移的趋势，这种趋势所展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只有通过人们的历史选择，才能转化为现实性。同时，一种趋势通过人们的不同选择成为现实，展现的就是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规律性，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承认历史的选择性则是坚持历史发展的辩证法，承认了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性，两者间是一种有机的统一。历史的发展就是必然性与选择性的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只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必然陷入机械决定论、目的论的泥潭，“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只承认历史的选择性，会走向历史发展中的唯意志论，容易陷入空想的困境，认识不到这种选择“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导致在社会发展实践中的主观盲目的行为。
二、历史跳跃式发展：历史发展必然性与选择性的表现形式
列宁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的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注：《列宁选集》第4卷，第690页）在历史进程中，历史的必然性和选择性表现为历史发展顺序上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发展的不平衡性。跳跃式发展便是这种发展不平衡性的重要内容。所谓历史跳跃式发展指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在某一阶段以超越常规的形式和相对较高的速度实现的社会发展，其基本的内涵：一是表现为一种超出常规的“突进状态”，这不仅是一种量变，更重要的是具有质变的性质；二是这种跳跃超越了社会发展正常秩序的某些阶段，表现为一种正常顺序的断裂；三是这种跳跃式发展作为“偶然性”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历史发展中的“异变”。这种异变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人们自觉选择的结果。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一个民族发展不可能沿袭正常发展顺序，民族社会内部已成为多种矛盾的聚合体，社会发展出现多种可能性，民族的发展有可能作出选择，可以在超过依次更替的发展阶段中一个或几个阶段而向前发展；四是个别民族在特定条件下的跳跃并没有改变世界历史发展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总趋势。历史跳跃式发展不过是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形式。“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488页）恩格斯明确地指出：“历史常常是跳跃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历史发展的事实充分证实了马克思理论的真理性。
三、世界历史进程的形成：落后民族实现历史跳跃式发展的前提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和社会分工的落后，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还不足以打破民族普遍交往的自然隔阂和屏障，民族的历史只能是狭隘地域性的发展历史，世界历史所呈现的是各民族自然发展的多样性的图景。在资本主义建立了统一市场，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以后，“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而以由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世界历史的形成过程，不仅表现为资本主义在西方社会的迅速发展，而且体现为资本主义对东方落后民族和国家的广泛渗透，西方资本主义用血与火的暴力，将东方落后的民族强制纳入世界殖民体系，沦为被奴役，被掠夺的对象，东方落后民族正常的社会发展秩序已被打断，出现了发展顺序上的断裂，已被纳入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其一，在世界历史背景下，与世界交往的程度愈深，落后民族的社会历史发展表现出的摇摆性愈强，偶然性的色彩愈浓厚；其二，落后民族由于自身特殊的社会结构和性质，具有自身的矛盾，在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后，现代文明社会矛盾也随之生成，两种矛盾的交织所产生的是落后民族社会既不同于传统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又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矛盾和社会问题。在中国，既有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与帝国主义殖民压迫的矛盾，又有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既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又有农民与封建地主之间的矛盾等等，各种矛盾交织，构成了中国社会特殊的结构与性质，其三，在被纳入世界历史进程后，东方落后民族的社会发展在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自我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的历史条件下，其发展道路的选择必然受到这一特点的影响。
四、东方社会理论：民族跳跃式发展理论的具体化
马克思恩格斯用尽毕生的精力艰苦地探索着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最初他们是把实现社会主义的希望放在西欧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然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证明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并不必然地爆发一场以推翻现行社会为目的的社会革命，社会化大生产在使无产阶级日益成为资产阶级掘墓人的同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也使工人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对提高，工人贵族产生，其“革命化”相对减弱。与西方无产阶级运动相对沉寂形成对比的是，19世纪中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殖民地国家要求独立的呼声和革命行动深刻地动摇了世界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特别是东方社会的一系列重大变革，使人们从中看到了世界历史新纪元的曙光。正如马克思所思考的“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个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页）根据变化了的社会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及时把眼光移向了东方社会。通过对东方社会的研究，使他们认识到人类走出古老的社会形态之后，所选择的道路并非只有资本主义一条，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并非一定要以资本主义文明所带来的“阵痛”为代价。1881年他在给查苏里奇的信中提出，东方社会“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成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走向社会主义的设想。1882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明确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能够避免走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而走向社会主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502页）到了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进一步提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于资本主义以前的发展阶段上的一切国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3页）在东方社会理论里，首先，马克思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区别开来，指出了俄国农村公社道路的特殊性。马克思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也就是说，马克思在这里修正了自己60年代关于“一切土地所有权都转化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土地所有权形式”（注：《资本论》第3卷，第1000页）的观点，肯定了东方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俄国农村公社社会独特的结构已经孕育着新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一，土地公有制的存在使它有可能直接地、逐步地把小块个体耕作转化为集体耕作，并且俄国农民已经在没有分配的草地上实行着集体耕作。其二，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应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过渡。其三，长久以来靠农民维持生存的俄国社会，也有义务给农民必要的垫款来实现这一过渡。二是农村公社处在一个与西方古代公社解体时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这是农村公社实现跳跃，不必经历西方社会公社那样的瓦解过程和重复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前提。其一，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已被纳入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已不再是脱离现代世界的孤独存在，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了自我否定，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世界历史正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这种历史进程的改变必然对东方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其二，俄国农村公社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并且和资本主义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农村土地公有制的同时存在，为农村公社提供了大规模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31页）“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31页）其次，农村公社实现历史跳跃向社会主义过渡有着严格的前提设定。1861年俄国废除农奴制后，资本主义有了比较快的发展，俄国农村公社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存在。马克思综合两种可能分析指出：“农业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原则在公社中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450页）俄国农村公社的发展有两种选择，或是社会主义、或是资本主义。俄国农村公社怎样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前途，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呢？一方面是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转变为俄国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它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因素。”另一方面，“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9卷，第326页）也就是说，只有在俄国率先爆发民主革命，从而引发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大火，“西欧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及与之俱来的以公共管理的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这就是俄国公社上升到同样的发展阶段所需的先决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602页）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引导及运用现代社会生产力来改造俄国公社原始土地公有制形式，俄国农村公社才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东方社会理论是马克思历史跳跃理论的具体化，理论向实践的这一转化，不仅深化了理论的内涵，而且使理论具有了更直接的指导意义和实际价值。
五、历史观与价值观的统一：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
恩格斯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看作是马克思的两大发现，唯物史观把人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以及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看作是一定的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并由这个基础来解释它们；同时，从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所构成的矛盾冲突中，来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各个社会形态依次更替的过程及规律。因此，从历史观的角度看，社会主义的革命爆发，“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8、488页）与空想社会主义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的是，马克思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现代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恩格斯指出“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发展到甚至对我们现代条件来说也是很高的阶段，才有可能把生产提高到这样的水平，以至使得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使得这种消除持久巩固，并且不至于在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衰落。”（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在马克思东方理论中，马克思表现出强烈的价值倾向。马克思目睹了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原始积累的罪恶与血腥，看到了资本主义对东方社会殖民侵略所造成的种种灾难，早在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就指出，“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页）为此，他提出能否超越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应该指出，马克思在东方理论里表现出的价值倾向，并不排斥他的历史观，而是以其历史观为基础，是在历史观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价值思考，这种价值倾向服从于历史观，是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东方社会理论的目的就在于“不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即不受资本主义的最大耻辱而“占有资本主义所选择的一切积极成果”，这是东方社会理论命题中两个前后相继，既相互区别又互相联系的过程。如果说，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前者是指社会制度层面的跨越，从价值观来思考历史跳跃，那么后者就是指生产力水平层面的跨越，从历史观上来思考跳跃；前者是跨越的政治前提、社会条件，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基础和保证；前者所创造的跨越，只有在后者跨越的基础上才能真实的显现。可以说，只有这两个过程都完成了，才能认为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任务真正实现了。在东方社会理论中，历史观与价值观是有机的统一。如果仅仅从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趋势上，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关系上来理解东方社会理论，价值观支配了历史观，在实践中就会表现为“一高一低”的错误倾向：“一高”，即过高地估计政治变革在历史跨越中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跳跃式发展，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只要通过社会革命便可实现，过分夸大政治手段在历史跨越中的地位，忽视落后民族历史跨越后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重要性；忽视了历史发展中，社会形态可以跨越，而经济形态发展的顺序性不能跨越的这一事实；从政治价值观出发，错误地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起来，否认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文明和一切人类社会文明的继承性，利用性和借鉴性。“一低”即过低地估计对农村公社，小生产改造的困难性，艰巨性。俄国农村的公有制形式是建立在生产力极为落后，社会分工极为简单的基础上，这与马克思所构想的建立在现代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是有天壤之别的。对此，马克思保持了清醒的头脑，认为农村公社为新社会的起点的前提必须对公社加以改造和发展，使之摆脱原始的特征，过渡到公有制和高级形式，即变个体劳动为大规模合作劳动，变小农经济为现代化大生产的共产主义所有制。而不是民粹派所主张的，否定资本主义大生产，主张在俄国公社小土地和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的“嫁接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如果您考察一下你们国家当时的整个情况，难道您看到有任何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嫁接在农民的公社上面：一方面使大工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把这种原始的公社提高到世界上空前优越的一种社会制度水平吗？”（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38页）显然，从价值观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罪恶，农村公社仍乎是一种道德美好图景，但从历史观的角度看，只有用现代社会生产力改造农村公社使之达到工业生产的水平，才有可能向高级的社会形态过渡。因此，商品经济，现代工业对农村公社是必经的阶段。只是从价值观的角度出发，站在小农经济的立场来认识农村公社，在理论上便不适当地夸大了农村公社在历史跳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适当地美化了农村公社，而忽视了这种历史跳跃中深重的历史脱胎差异，及改造这种历史脱胎差异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在实践中，则会出现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走形”，即产品经济退化为自然经济，国家控制变为国家集权，社会所有制退化为国家所有制，按劳分配退化为平均
主义，人民公社退化为乌托邦组织。可以说，不谈运用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对农村公社的改造，历史跳跃的结果只可能是向传统复归。只有把握了历史观与价值观的有机统一，才能把握东方社会理论的深刻内涵，探索出经济落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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