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的结构和特征——以对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抽样调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支持论文,华东论文,抽样调查论文,为例论文,以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就业是大学生从学校走向社会、从“依附”走向“独立”、从受教育者走向生产者，从而完成社会化的重大事件。自2003年以来，“大学生找工作难”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对影响大学生就业的各种因素进行了剖析，但仅用人力资本和社会环境因素来解释就业难问题是不全面的，因为如果忽视“求职”所在的和可能与求职结果十分相关的社会网关系模式，就会难以解释个体因素以及社会制度性因素相同时，个体就业仍然存在的差异（鲁尔，2004）[1]。
社会网是指由个体间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相对稳定体系。就业社会支持网是社会网络的一种形式，行动者通过从网络成员那里摄取资源，而不是以个体自身拥有的资源来解决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并渡过危机，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行，促成就业目标实现（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1999 [2]；王毅杰、童星，2004 [3]）。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是西方社会学界研究个体就业的社会支持网时被运用得最为广泛的前沿范式之一，其研究焦点是单位之间关系，它不同于个体主义范式特征，而主要从联系而非范畴的角度界定总体和样本，描述和分析资料，用对行动的结构限制而不是单位内部的内在驱力来解释行为（巴里·韦尔曼，1994）[4]。
近年来，我国社会支持网研究也比较多，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有学者探讨过大学生就业的社会网问题（郑洁，2004）[5]， 发现家庭社会资本对大学生就业的积极影响。但他们对社会支持网的测量主要依赖于对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模糊了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关系的真实构成。本调查试图克服关系预设和个体主义方法缺陷，运用规范的社会网络分析技术，从定量分析的角度对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结构和性质进行整体的考察。
二、研究方法和基本情况
本次研究的抽样总体是华东师范大学2005年毕业的应届本科生。该校文、理、工三科齐全，又有师范类毕业生，专业涵盖面广，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大学生的求职情况；另外，把近几年上海各大高校就业率及就业相关统计数据做比较，发现华师大的各项就业指标与其他高校相差不大。因此，可以认为该校本科生的就业情况基本上能够代表现阶段上海本科毕业生的就业情况。
根据华东师大学生就业咨询服务中心提供的统计资料，该校2005年共有2595名本科生毕业（直升研究生除外）。我们采取多阶段抽样方法获取样本：第一步采用分层抽样的办法，将34个系45个专业按文、理、工分类，文科类专业24个，理科类专业15个，工科类专业4个，三类的比例为6∶3∶1。按相同比例抽取6个专业。第二步采用系统抽样的办法，按学号排列表随机抽取六个专业调查对象，使各专业抽取的人数比例大致接近各专业学生人数的比例，并使三类受调查人数的比例与三类应届本科毕业生的比例（5∶3∶1）一致。随机抽样过程中排除了继续深造者（包括直升研究生或拟升研究生、出国留学等）。
我们采用“范德普尔具体提名法”来调查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用以下问题获得大学生就业过程中社会支持网成员名单：“请问您找工作的过程中，除正式的社会支持机构外都有谁给予了您实际帮助和精神支持呢？”被调查者回答多少人姓名就记录多少，并经过两次类似“还有吗”的追问；然后详细了解所提到的前5人的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与调查对象的关系，以及向调查对象提供的社会支持类型。
本文所使用的资料基于2005年6月对华东师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170份，回收率为100％，其中有效问卷166份，有效回收率为97.7％。使用SPSS12.0社会科学统计软件来分析被访者的社会网规模、趋同性、异质性及社会关系构成。
受调查学生中男性占41.6％，女性占58.4％，基本接近华东师大本科生男女生分布的比例（4∶6）。年龄分布22～23岁的学生占79.5％。20～21岁的学生占15.1％，年龄最大的为24岁，占5.4％，这一分布也基本符合2005年应届本科毕业生年龄的分布情况，说明抽取的样本对总体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在166个受访学生中，已签约的有84人，占50.6％；未签约但有意向单位的学生43人，占25.9％；完全无意向单位的学生39人，比例为23.5％。根据大学生就业服务咨询中心的统计标准，已签约和未签约但有意向单位的案例均被视为就业，那么有76.5％被访者算是找到了工作。
三、调查结果分析
1.网络规模与社会支持类型
社会网规模（Social network size）指的是构成一个社会网的成员数目，是测量一个人社会资源拥有程度的重要指标。通过本次调查，大学生社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3.60人。就业支持网络规模最大的为11人，但仅占总数的0.6％；14人（占总数的8.4％）没有提出任何社会支持成员。
为了搞清这一网络规模是大还是小，我们查看了以往的研究资料：2002年狄金华对武汉五所重点高校本科生调查中得到一般社会网规模为3.40人（狄金华，2002）[6]；1986年天津城市居民社会网规模为6.30人（阮丹青、周路等，1990）；1996年天津农村居民的社会网规模为3.478人（张文宏等，1999）；2002年南京流动农民的求职网平均规模为0.93人（王毅杰、童星，2004）。尽管因调查时间、地点等的差异不能够严格进行比较，但我们仍能从中发现大学生就业网规模的特点：小于一般城市居民的社会网，但高于农民的社会网规模，特别是远远超过了流动农民的就业网规模；与平常状态下大学生社会网相比，大学生就业时能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运作更大规模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每位受访者提到的前五位帮助者给出的帮助，我们进一步追问了具体社会支持类型，如表1所示：
表1：社会支持类型统计描述（多选题）
从数据结果看来，在大学生就业过程中，他们得到的帮助更多的是精神方面支持，从支持类型构成比来看占了42％；其次是信息方面支持，占25.7％；而工具性支持的只占23.4％。
2.趋同性与异质性
趋同性指调查对象与网络成员在各个社会特征方面的相似性。只有社会网络规模大于或等于1的调查对象才计算该社会网的趋同性，所以我们仅比较152个样本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为在读学生来考察提供社会支持者与受帮助大学生的相近程度。
从表2可以看出，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的性别及年龄趋同性较高，均值分别为0.60和0.74，网络成员与大学生性别完全相同，即趋同性为100％的占了21.05％，年龄段完全相同的有32人；文化程度趋同性居中，平均为0.55，完全相同的占23.68％；职业趋同性较低，仅为0.35，完全不同即趋同性为0的占了34.21％，而网络成员全部为在校学生的仅有19位。与狄金华等在2002年对武汉五所重点高校本科生一般社会网调查所得趋同性比较：性别趋同性均值0.65，年龄趋同性均值0.78，受教育程度、职业趋同性均值分别为0.81和0.74，得出找工作时的社会网在人口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上趋同性与平时相近，而社会特征（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上趋同性与平时差异较大的特点。
表2：大学生就业支持网的趋同性
异质性是一个社会支持网成员之间的相异程度。按照离异指数（IQV）标准公式：IQV＝k（n2－∑f2）／n2（k－1）（李沛良，2001）[7] 来计算网络成员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所在行业四个方面的异质性。在排除了网络规模小于2的样本（n＝141）后，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成员的性别异质性均值为0.38，性别相同即异质性为0的有20.57％；受教育程度异质性均值为0.50，受教育程度完全相同的网络成员占29.08％；职业异质性均值为0.44，职业相同者的比例为19.15％。年龄异质性是由社会网成员的年龄标准差来测量的，其均值为6.58。2002年对武汉大学生社会网调查所得的性别、文化程度、职业和年龄异质性分别为0.33、0.23、0.23和5.63。可见，就业时大学生社会网络成员间的性别差异不大且与平时状态下测得的异性相近，但文化程度和职业异质性指标却远远高于平时。
表3： 大学生就业支持网的异质性
大学生社会支持网趋同性和异质性的数据表明，大学生在性别上倾向于群内选择，网络成员多是与自己年龄相仿的人，但亲缘关系的介入扩大了网络成员在年龄上的差异；文化程度和职业上异质性明显高于平时状态下的社会网，表明大学生趋于群外选择，网络成员的受教育程度低至初中高至硕士，行业涉及到农业、制造业和金融业等，这表明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利用社会资源的充分性、广泛性和多样性。
3.关系构成
社会网络关系构成，指的是社会网的核心人物网络成员的关系。社会网的关系构成通常用某种特定关系占总关系的百分比来表示（张文宏、阮丹青等，1999）。
我们根据格兰诺维特提出的测量个体社会关系强度的四大指标：关系的时间量（包括频度和持续时间）、情感紧密性、熟识程度（相互信任）和互惠服务以及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将亲属关系称为“强关系”，将朋友关系称为“中间性关系”，将相识关系称为“弱关系”。那么从表4来看，与以往关系预设式研究假设不同的是：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络的主体是“中间性关系”——朋友关系（59.1％）而非家庭关系。其中同学关系所占比例最大，达45.4％；其次是朋友关系，占了28.4％；与调查对象是“强关系”——亲属关系的人有38.9％，其中父母所占比例最高，为61％；其次是亲属，占19.2％。仅有2％的社会支持者与调查对象是“弱关系”——相识关系。在这次调查中无人提及祖父母、外祖父母等亲属关系，兄弟姐妹以及恋人、恋人的亲属所占的比例也不高，有的亲属关系被提及的比例甚至小于老乡、邻居和同事所提及的比例。
表4：大学生就业支持网关系构成
大学生社会支持网排名前三位的具体社会关系依次是同学关系（占26.8％），父母关系（占23.7％），朋友关系（占16.8％）。他们向调查对象提供帮助时有共同的特点：都更可能提供的具体支持形式依次为（1）“给出意见和建议”。（2）“满足情绪表达的需要”。（3）“提供就业信息”。（4）“传授求职、面试经验”。其中唯一的例外是父母主要提供的第三项帮助是负担求职的花销，占父母提供支持类型的13％。可见社会支持网成员向被调查对象提供帮助最多的是精神性支持，其次是信息性支持，再次才是工具性支持。
接着来看不同社会支持类型的提供者。这里，我们仅关注各具体支持类型中占前三位比重的社会关系，如表5所示。
表5 各类社会支持提供者统计描述
从数据来看，工具性支持上亲属关系提供的支持除帮助负担求职费用外，所占比重均低于朋友关系，但是父母提供的在三个具体项目上都排第一，仅在传授面试经验方面稍逊于同学关系提供的帮助；亲属关系在信息性和精神性支持方面提供帮助的比重仍然显著的低于朋友关系，但是父母提供的帮助却始终居第一位，只是在测量信息性支持时，同学的帮助超过了父母。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视角和方法，通过问卷调查，对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和特征进行了探讨，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大学生就业的社会支持网络具有网络规模较大，且在人口学特征上（性别、年龄）趋同性强，社会性特征上（受教育程度、职业）异质性强的特点。第二，从社会支持类型来看，网络成员所提供的帮助很大部分是精神性支持，其次是信息性支持，最后是提供工具性支持的。
第三，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构成上看，中间性关系占据了很大的比重，而亲属关系（强关系）所占的比例降低，相识关系（弱关系）在大学生求职过程中并未表现出很大的作用。当进一步对社会支持类型的提供者所占比重排序时发现，父母提供的支持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居于首位。
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获得较多的是精神性和信息性支持，这与其社会支持网的结构性特征是分不开的。社会网络分析者强调社会资源的非占有性，即个体能够得到的社会资源依赖于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和行动者摄取行为的有效性。在大学生的社会网络中，居多的是中间性朋友关系，特别是同学、同辈朋友、老师所占比重较大。就求职而言，他们最能提供的就是信息、倾听和分析。以同学为例，他们与受助者一样面临着求职、就业，关注着同样的事情，那么在参加招聘会时、上网搜索信息时、到就业指导中心咨询时都可以及时地把搜集到的有效信息提供给其他大学生；而大家朝夕相对，具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亲密，大学生在找工作遇到问题就会找同学来倾诉、咨询、拿主意。而对同学来说，听人抱怨、给出建议等比提供工具性支持等要容易得多。
以往的多项研究表明，中国家庭对个体的支持主要是工具性支持，并且孩子很少向父母摄取精神性支持。但自从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亲属网络规模逐渐缩小，子女与父母关系空前紧密，无论从经济还是从情感和信任度上看，核心家庭结构使得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比起传统家庭大大加强。当孩子遇到困难的时候，父母往往会调动起各方面的资源倾尽全力来帮助。现代家庭变迁更深刻的还表现在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朝民主、平等方向发展。尤其在信息爆炸的今天，子女对父母“反向社会化”现象的出现，提高了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决策权，减少了两代的对立，增加了代际之间的理解、宽容和取长补短式的融合（徐安琪，2000）[8]。这使得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需要表达情绪、获取意见时，会自然的向父母摄取精神支持的资源。如果说信任是中国社会关系网络建立和使用的最大原则的话，那么现代家庭关系下父母与孩子之间的高度依存与信任使得父母这一关系像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成为在很多方面提供帮助的关系成员，甚至，当个体的社会支持网仅有一种关系存在时，就是父母。
传统社会结构下中国人求职时，主要依靠强关系网络，因为在人们眼里，求职是求“人情”，可靠的信息往往来自值得信任的内群体（翟学伟，2003）[9]。而西方现代社会结构下求职者获得信息的途径往往通过弱关系网络，因为外群体提供的信息重复性低，使个体获得社会资源的几率增大，工具性行动的结果更理想（格兰诺维特，1974；林南，2003）[10]。但中国大学生们现在求职的社会大环境既不是处于前一种状态，也还没达到后一种状态，他们求职时不再局限于亲属关系这类强关系中，而是转向了非亲属关系；但他们也没有完全抛开传统习惯的影响，立即转入对相识关系这种弱关系的依赖，而是过渡式的转向朋友关系这种中间性关系，所以在大学生就业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朋友关系超过亲属关系、相识关系排在第一位。社会信息公开性和流动性的大大加强使得同学不能提供“人情”资源但却是信息资源的最优提供者，这样就突破亲属网络所固有的资源有限性和复制性缺陷；而大学生由于长期寄居学校，同学间交往时间、感情紧密度、相互信任度和互惠量随之增加，这样同学关系又能满足受助者对信任和情感的追求。当中国社会慢慢从“关系信任”转向对信用制度的依赖时，当公共信息真实性提高、市场运作机制完善从而交易风险降低时，弱关系就会替代强关系成为求职时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
本次研究对大学生就业社会网络结构和特征进行了初步探索。这一结构对求职行为实际影响是什么？又是怎么影响的？以及怎样才能促进大学生更好就业？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本研究得到华东师范大学吴鹏森教授的帮助和蒋逸民副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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