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揽子”政策优惠与地区出口——开发区与区外地区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区论文,区外论文,政策优惠论文,开发区论文,一揽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大创举。1984年，中国正式决定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并在这些城市设立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到2005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了49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个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其他国家级工业园区（开发区名称和批准时间见附表1）。2008年国家启动省级开发区升级程序，陆续批准了一些省级开发区升级成为国家级开发区。截至2010年底，国家级开发区的总数已达到116个。
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成立之初，国务院为其确定了“以发展工业为主、以利用外资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针。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和“窗口”，开发区已经初步形成了参与国际分工的开放型经济体系，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区域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开发区内的企业可谓享受着“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
首先，开发区的企业尤其是外资企业在税收上享受优惠。开发区的生产型外商投资企业，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企业经批准后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所得税，第3年至第5年减半征收所得税（税率7.5%）。区外同类型企业的同期（2002年）税率是30%。外商产品出口型企业按规定减免企业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上的，减按1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区外同类型企业的同期（2002年）税率是15%。在地方所得税方面，大部分开发区对外商投资企业减征或免征地方所得税。此外，开发区内企业生产的出口产品除限制产品外，免征出口关税。这种政府层面的税收优惠能够降低企业的可变成本。
其次，开发区的道路、通信等基础设施较完善。我国的开发区在1984年后开始兴建，城市规划技术的发展使开发区在布局上更加合理，道路、桥梁、电力、通信设备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在开发区，开发区管委会、投资服务中心、海关等职能部门为企业提供便利的服务。大部分开发区为中外客商办理企业注册登记、开工投产、进出口审批等手续时提供“一站式”、“一条龙”服务。与区外相比，开发区各职能部门能更好地协调，在区外需要报多个部门才能完成的审批手续在开发区可能只要上报一个部门就能完成。简单快捷的审批流程能降低企业的成本。
最后，开发区的企业在土地价格、融资、再投资等方面享受优惠。开发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地价，按投资规模和资金到位情况每亩可下浮1万元-5万元，经省、市科委认定的高科技项目，地价可下浮3万元-6万元。开发区的企业可按银行规定，用现汇或固定资产向银行抵押申请贷款，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所需资金，可优先贷给。外商从投资企业获得的利润再投资于本企业或开发区的其他企业，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经批准，可退还再投资部分已纳所得税的40%；再投资于产品出口企业或先进技术企业，经营期在5年以上的，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企业所得税的全部税款。这些优惠通过降低土地、资本等要素的价格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使更多的企业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此外，开发区内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分布集中、产业空间集聚明显。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可为区内企业提供技术性服务和管理咨询等非技术性服务，对企业的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促进作用。
国际贸易理论认为，企业的出口决策主要受到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影响。固定成本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选择出口，出口企业的可变成本通过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决定了企业的出口数量。以Melitz（2003）为代表的新新贸易理论认为，企业根据自身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做出是否生产和出口的决策。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达到一定的阀值，跨过阀值生产率的企业才有能力出口，生产率水平的高低也决定了企业出口数量的多少。开发区内的企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享受优惠、区内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密集分布的科研机构和产业集群等从各个方面为企业的出口提供了各方面的便利，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率。相比实施出口补贴、出口退税、税收优惠等单一的贸易促进政策，建立国家级开发区意味着为开发区内的企业提供“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
中国开发区的政策及其实践为我们考察“一揽子”政策优惠与便利对出口的影响提供了独特案例。鉴于此，本文以开发区和区外地区为样本，研究了“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开发区显著地促进了区内企业的出口贸易及其二元边际，其中对广度的影响更加明显。分贸易方式的估计显示，开发区的出口促进作用对加工贸易的影响更加明显。进一步估计发现开发区对外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国有企业次之，开发区对内资非国有企业出口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共分五节：接下来的第二节是文献综述，第三节介绍模型和数据，第四节报告估计结果，第五节总结全文。
二、文献综述
出口促进政策包括出口补贴、出口退税、出口税收优惠等。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研究过贸易促进政策和便利条件对贸易流量的影响。Volpe Martincus and Carhallo（2008）用2001-2005年企业层面的数据证明秘鲁的贸易促进政策通过增加目标市场和产品种类促进了出口贸易的增长，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出口广度上。哥伦比亚的出口补贴政策和贸易促进项目有效地促进了哥伦比亚的出口贸易（Helmers and Trofimenko，2010；Volpe Martincus and Carballo,2010）。Volpe Martincus and Carballo（2010）用倍差法考察哥伦比亚出口促进会（PROEXPORT）提供的服务对企业出口的影响时发现，单个贸易促进项目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哥伦比亚出门企业的出口贸易，并且“一揽子”服务（Bundled Services）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表现为同时参与咨询、出口交易会、制定商业会议计划等项目的企业在出口总量和出口目的国的数量上均高于仅参加单个项目的企业。国内有关贸易促进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出口退税政策和企业出口税收优惠政策上。陈平和黄健梅（2003）通过理论和实证发现，我国出口退税政策通过实际有效汇率对出口盈利性产生显著影响，在短期和长期均促进了我国的出口增长。金雪军和卢佳（2007）用理论模型证实汇率和出口退税政策对出口总量有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具有地区差异。葛夕良和刘应红（2009）对外资企业出口税收优惠政策的有效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这些税收优惠政策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外资企业的出口额和进口额、内资企业的出口额以及全国总出口额的增长。
我国的开发区是城市中的“经济特区”，开发区内的企业不仅享受着国家的税收等政策优惠，还享受着其他便利条件。从现有的文献看，开发区为企业提供的这些便利条件能够有效地促进出口贸易。Rojas et al.（2005）利用五个安第斯共同体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便捷的基础设施不仅能够提高进出口的数量，而且对企业能否开展对外贸易活动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Francois andManchin（2007）利用1988-2002年104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考察了基础设施水平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关税偏好、发展水平和距离等因素后，基础设施水平显著影响双边出口水平和出口发生的可能性。盛丹等（2011）运用中国工业部门1998-2001年的企业数据考察了基础设施对中国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除网络外的各项基础设施水平显著影响着中国企业的出口决策。良好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通过减少企业出口过程中的运输和通讯成本，使得更多的企业选择出口并且提高企业的出口数量。Lawless（2010）还发现，出口目的国的通信水平越高，企业间相互交流信息越便利，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越大。开发区内的企业办理出口通关等手续相对容易。Lawless（2010）在用美国与156个贸易伙伴的企业层面的数据考察贸易成本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时发现，办理进口手续的难度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显著为负的影响，①并且这种影响主要是沿着贸易的广度实现的。开发区内产业集聚明显，产业的空间集聚为企业间的学习和技术溢出提供了便利。同一产业内其他出口企业的存在会降低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Aitken et al.，1997），临近企业间的技术溢出效应能通过降低特定要素如高技术工人、专用资本等的价格增加企业的出口参与意愿（Bernard and Jensen，2004）。
有关开发区的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关于开发区自身特征的研究；另一类是有关开发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关于开区自身特征的研究涉及开发区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闫国庆等，2006）、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因素（阮平南和边云松，2007）、土地利用效率和外资利用效率（白雪洁等，2008）。关于开发区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涉及开发区的很多方面。李俊莉等（2006）以中国48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及其所在的65个城市的有关数据资料为基础，从产业规模、空间规模、经济外向度、税收、就业等多个方面，就开发区建设对中国城市发展的作用进行了综合分析评价。该文研究表明，开发区发展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所在城市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潜力、母城在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刘兵等（2010）针对开发区特有的区域经济发展与人才聚集优势，对二者的协同关系加以验证，以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为例揭示了开发区人才聚集与区域经济发展协同严谨的一般规律。刘重力等（2010）利用2002-2006年的城市数据和开发区的数据，分析了区外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以及开发区建设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该文的结果表明开发区对区外母城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控制了利用外资和工业化进程等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后，区内经济增长未能对区外地区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
现有的关于贸易促进政策的文献主要考察某项贸易促进政策对贸易的影响，并未考察“打包”或“一揽子”政策优惠对出口贸易的作用。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实施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开发区内的企业不仅享受着各种税收优惠政策，还享受着其他便利条件。因此，开发区为研究“一揽子”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样本。现有的有关开发区的研究也尚未涉及开发区的对外贸易。本文着重考察国家级开发区的“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将同时丰富有关贸易促进政策和开发区的研究。
三、模型和数据
（一）模型
本文用地区一出口目的国层面的数据研究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样本同时具有地区和出口目的国两个维度。在分析双边贸易流量时，以往大量的文献是通过引力模型以及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之上加入其他变量来分析的。
引力模型最早由Tingbergen（1962）提出：两个地区的贸易量与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地的距离成反比。这种方法因为能够较好地拟合大多数地区和国际贸易量而得到广泛的应用。Anderson（1979）和Bergstrand（1985；1989）用不同的方法从贸易模型中推导出了引力模型，从而建立了引力模型的理论基础。Krugman（1980）开创的新贸易理论和Melitz（2003）开创的新新贸易理论则从企业层面进一步为引力模型提供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参照Helpman et al.（2008）和Lawless（2010）等的模型方法，我们在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开发区虚拟变量：
上式中，i表示出口城市，每个城市均分为开发区与所在城市的区外地区（简称“区外地区”，下同），j表示出口目的国。GDP_p为开发区或区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_od为出口目的国的经济规模。distw表示双边距离，ETDA是开发区虚拟变量，其中开发区ETDA取1，区外地区ETDA取0。ε为扰动项，其他控制变量将在下文另行交代。
被解释变量export是地区—出口目的国的出口总价值。出口总价值可以进一步分解为出口深度（intensive margin）和广度（extensive margin）。目前，对贸易二元边际没有统一的定义和标准，总体上可分为产品、企业和国家三个层面（陈勇兵和陈宇媚，2011）。虽然各种界定方法各有侧重，但对贸易深度的界定较为一致，表现为现有出口企业和现有出口产品在单一方向上量的扩张，而贸易广度则表现为新产生的产品种类、厂商数量和贸易关系。我们从产品的角度出发，借鉴Amiti and Freund（2007）、Lawless（2010）、黄玖立和徐□鸿（2012）文中的处理方法将地区i到目的国j的出口总价值分解如下：
（二）数据和变量
1.出口贸易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取自2002年中国海关总署发布的进出口统计数据。数据按出口经营单位所在地、贸易方式、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报告了中国对225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涵盖了全部中国海关商品协调编码8分位（HS8）出口产品。出口经营单位所在地被分为五类：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边境经济合作区和其他地区，这使得我们可以分别考察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出口贸易。然而，对于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这四个经济特区，整个城市为享受特殊政策的“开发区”，无法提供区内外的比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业结构和商品结构与区外地区相差很大，边境经济合作区的贸易伙伴国多为邻国，都不具有代表性。为了更好的研究“一揽子”优惠政策对地区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仅选取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其母城区外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同时，鉴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和边境经济合作区的特殊性，母城区外地区也不包括这两类区域。
数据中单独统计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我们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首先，将上海虹桥、上海闵行、上海漕河泾和上海浦东新区合并为一个上海经济技术开发区；③其次，由于海南洋浦经济技术开发区属于海南省直辖的区域，其母城数据不可得，因此将洋浦经济技术开发区删除。处理后共得到24个开发区及对应的24个母城区外地区。这24个开发区包括第一批成立的全部13个开发区和武汉、重庆、乌鲁木齐、成都等中西部地区的开发区，并且位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比例与2002年全部54个开发区内东部、中部、西部开发区的比例相近，样本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2.地区层面的变量：
（1）开发区虚拟变量：用虚拟变量开发区（ETDA）来识别开发区和区外地区，若某地是开发区，则开发区取1，否则开发区取0。
（2）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经济规模（GDP_pri）：根据引力模型，两国的双边贸易流量和两地的经济规模成正比。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经济规模越大，地区内企业的数目越多，企业的生产率超过生产率阀值的可能性越大，有能力出口的企业越多且出口量越大。因此在考察双边贸易流量时应该控制经济规模。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经济规模用地区生产总值来描述，开发区的GDP数据来自《中国开发区年鉴（2003）》，开发区所在地区的GDP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03）》，区外地区的GDP用母城的GDP与开发区的GDP相减而得。④
（3）其他控制变量：⑤海运是出口贸易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距离港口越近，商品运输至港口所需的费用越少。境内运输成本显著地制约着地区出口贸易流量（黄玖立和徐旻鸿，2012），因此我们加入了开发区和区外地区到最近港口的距离（dist_port）这一控制变量来度量境内运输成本。⑥
3.出口目的国层面的变量：
（1）出口目的国的经济规模（GDP_od）：出口目的国的经济规模越大，该国的消费者对进口商品的需求越多，进口量越大。出口目的国的经济规模用其国内生产总值来度量，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
（2）其他控制变量：Felbermayr and Kohler（2009）在考察WTO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加入WTO对成员国的贸易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因此我们加入虚拟变量关贸协定国（GATT）。按照数据库的设定，伙伴国若为WTO成员国GATT取1，否则GATT取0。
Helpman et al.（2008）从158个国家的贸易数据中发现共同语言促进了双边贸易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贸易的广度实现的。我们加入虚拟变量官方语言（comlang_off_od）来度量我国与出口目的国的文化联系。如果出口目的国的官方语言为中文，官方语言取1，否则官方语言取0。关贸协定国和官方语言数据来自CEPII数据库。
Lawless（2010）发现目标市场基础通讯设施的便利程度对贸易量增长起到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贸易广度实现的。因此，我们加入用来反映出口国通信水平的电话拥有率（phone）来度量目标市场基础通讯设施的便利程度。电话拥有率是指在出口目的国中，每100个人中拥有电话的人数。数据来自世界银行（world bank）WDI数据库。
借鉴Lawless（2010），我们还添加了出口目的国的通关成本（cost）变量用来反映出口目的国在办理入关手续时除关税外所花的全部费用。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商业环境调查。⑦
4.双边地理距离变量
根据引力模型，两国的贸易流量与两地的地理距离成反比。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双边距离可以用来刻画可变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越大，两国间的贸易流量越小。双边地理距离（distw）数据来自CEPII中的gravity data数据库。⑧
（三）描述性分析
开发区和区外地区在贸易方式、出口企业所有制类型方面有较大差异。按照出口贸易方式，出口贸易可分为一般贸易、⑨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料加工贸易和其他贸易；按照出口企业类型，出口企业可分为国有企业、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外商独资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我们将中外合作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并称为外资企业；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并称为内资非国有企业。
表2上半部分报告了按照贸易方式分类后，开发区和区外地区不同贸易方式的出口量所占的比重。开发区进料加工贸易占出口总量的比重超过一半（55.08%）；一般贸易所占的比重接近40%（38.23%）；来料加工装配贸易仅占出口总量的6.48%。区外地区的出口贸易结构与区内地区有显著的差异：在区外地区，一般贸易占据了出口总量的五分之三（60.46%），进料加工贸易所占的比重为27.97%，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占10.13%。
表2下半部分报告了按出口企业所有类型分类后，开发区和区外地区不同类型企业的出口量所占的比重。在开发区，外资企业的出口量约占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二（共66.45%），国有企业次之（23.16%），内资非国有企业出口量所占的份额最小，仅为10.36%；而在区外地区国有企业的出口量占区外出口总量的份额最大（56.07%）；外资企业次之（32.75%）；内资非国有企业所占的份额最小（11.05%）。
进入回归估计之前，我们先报告各个变量的基本统计特征。为了减轻异方差对估计结果的影响，除虚拟变量之外的变量均取自然对数。
四、估计结果
（一）基本估计结果
我们首先考察了开发区的“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对出口贸易总量的影响。如表4第（1）列所示，开发区对出口贸易总量有显著为正的影响。在控制了双边经济规模、地理距离、是否有相同的官方语言等影响出口贸易的其他因素后，开发区的出口总量比区外地区高出约87%。说明我国的开发区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的优势逐渐显现。这样的结果证实了在城市中建立开发区这一制度在促进出口上的有效性。
开发区（ETDA）对出口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更多的是通过贸易的广度实现的。如表4第（3）和第（5）列所示，开发区的贸易深度和广度比区外地区分别高出约28%和59%。这与学者关于贸易促进政策、基础设施等对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结果一致。Lawless（2010）的研究表明贸易成本的降低对贸易的广度有更明显的影响。基础设施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出口企业数量的增加（盛丹等，2008），企业数量的增加有利于提高贸易的广度。开发区内的企业在土地、税收、配套服务、审批等方面享受优惠和便利，区内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降低了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使更多的区内企业能够进入国际市场，而更多的出口企业无疑将会增加出口产品的种类和贸易伙伴的个数。这使得开发区对地区出口的促进作用更多的是沿着广度实现的。
此外，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贸易流量与地区经济规模（lnGDP_pr）和出口目的国经济规模（lnGDP_od）正相关而与双边距离（lndisw）负相关，这符合经典引力模型的预测。开发区和市中心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对地区的出口贸易有显著的负影响，并且对出口广度的影响更大，这与我国沿海地区出口总量大、出口产品种类多、贸易伙伴多的事实吻合。开发区和区外地区与世贸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流量大于与非成员国的出口贸易流量。Felbermayrand Kohler（2009）在考察WTO对贸易的促进作用时发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的广度有显著为正的影响。从表4中可以看出，出口目的国是否加入世贸组织对我国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贸易广度有显著的正影响，而对贸易深度没有影响。出口目的国办理进口手续所花费的非关税成本（cost）对贸易广度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对贸易深度的影响不显著。出口目的国是否与我国有相同的官方语言（comlang_off_od）对贸易总量、深度和广度均有显著的正影响。我国的沿海开放地区和开发区的投资环境吸引了大量来自港澳台地区的企业，促进了大陆与港澳台间的贸易往来。用来衡量出口国通信水平的电话拥有率（lnphone）对双边贸易流量有显著的负影响，这与Lawless（2010）的估计结果不一致。
考虑到可能遗漏某些与出口目的国相关的重要变量，我们进一步控制了出口目的国固定效应。此时，估计模型中不再包括lnGDP_od等具有出口目的国维度的解释变量，而由于缺失值问题也不复存在，参与估计的观测值总数增多。表5第（2）、（4）、（6）列的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各个出口目的国的异质性之后，开发区及其他变量估计系数的变化并不大，上述结论仍然成立。
开发区和区外地区产业结构有很大的差异，开发区内电子、生物制药、航天等高技术产业分布较集中，区外地区传统行业较多，考虑到因开发区内外行业分布的差异对出口贸易的影响，我们又控制了出口的产业固定效应。我们利用WITS（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s）提供的转换代码将每一种商品对应到ISIC两分位行业中。如表5所示，无论是单独控制产业固定效应还是同时控制产业和出口目的国的固定效应，开发区的出口总值、出口深度、广度均比区外地区高。
（二）分贸易方式的估计
为了进一步考察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在初步回归的基础上，我们按照出口贸易方式重新对模型进行了回归。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从表2的统计描述中可以看出开发区和区外地区的不同贸易方式在出口总量中所占的份额有较大差异：区内主要是进料加工贸易（55.08%），区外主要是一般贸易（60.46%）。第二，不同的贸易方式自身的特征可能使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沿着不同的路径发挥作用。表6的分类估计结果证实了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显著促进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开发区对三种贸易的出口总量均有显著的正影响。控制了地区经济规模、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和出口目的国的固定效应后，开发区的一般贸易比区外高出约36%；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比区外高出约123%；进料加工贸易比区外高出约164%。
第二，开发区对一般贸易的出口促进作用完全是沿着出口广度实现的。开发区虚拟变量与出口深度呈现出负相关，这种负影响仅在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这表明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促进了一般贸易产品种类的增多并且能使区内的企业与更多的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但是就出口深度而言，开发区与区外地区相比未表现出优势。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开发区对一般贸易的出口深度有阻碍作用。因为一般贸易的开展往往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开发区与区外地区的一般贸易并不是从同一起跑线开始发展的。虽然第一批开发区成立的时间与我国对外开放的时间基本一致，但是大部分开发区还在大规模投资建厂的时候，广州、温州、福州等沿海地区已经具备了发展一般贸易的条件。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对一般贸易出口深度的促进作用可能会随着开发区成立时间的增加而逐渐显现出来。
第三，开发区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出口深度方面。从表6第（5）、（6）列可以看出：开发区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出口深度比区外高出约70%，出口广度比区外高出约53%。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这种贸易方式是我国的企业用外商提供一定的原材料、零部件等，按照外商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从中收取加工费的贸易方式。开发区的优惠政策更倾向于高技术产业，这使得开发区的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在出口深度方面明显优于区外地区。
第四，开发区对进料加工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多地表现在出口广度方面。从表6第（5）、（6）列可以看出：进料加工贸易的出口广度比区外高出约97%，出口贸易深度比区外高出约67%。进料加工贸易是我国的企业从国外购进原材料，加工生产后再销往国外的贸易方式，企业在原材料的选择上具有自主权。开发区的种种便利条件使得企业能与来自更多国家的企业成为贸易伙伴，生产更多种类的产品，因而开发区对进料加工贸易出口广度的促进作用更大。
（三）稳健性分析
企业所有制是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因素。经过近二十年的招商引资，开发区聚集了大量的外资企业，开发区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明显大于区外地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FDI对我国出口有促进作用。许和连和赖明勇（2003）运用协整分析技术和误差修正模型从长期和短期分析了FDI对我国出口总额、初级产品出口及工业制成品出口的影响。文章发现从长期与短期来看，FDI都对我国出口贸易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冼国明等（2003）用1983-2000年的数据实证发现,FDI与我国的出口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外资企业往往具有较强的出口倾向，FDI流入能够促进出口增长（周靖详，2009），并且地区FDI与对外贸易出口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黄玖立,2011）。为了证明开发区对出口贸易的促进作用是由于开发区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本身，而不是因为开发区吸引了更多的FDI，我们有必要按照出口企业的所有制类型进行稳健性分析。
海关数据按照所有制类型将出口企业分成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内资非国有企业。从表7报告的分类回归结果显示：开发区各项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最大的受惠企业是外资企业，其次是国有企业，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出口贸易并未多于区外同类型企业。具体地，可以得到下面的结论：
第一，开发区显著地促进了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出口总量，且对外资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如表7第（1）、（4）列所示，在控制了经济规模、地区到最近港口的距离和出口国的固定效应后，开发区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量比区外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量高约67%；开发区外资企业的出口总量比区外外资企业高约148%。可见，开发区的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通过降低区内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促进了其出口贸易的发展。在开发区和区外的外资企业都享受国家对外资企业优惠的情况下，控制了其他因素后，区内外资企业的出口总量约为区外外资企业的2.5倍，开发区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和便利对出口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
第二，开发区对国有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是通过促进出口广度实现的。如表7第（2）、（3）列所示，开发区国有企业的出口深度比区外国有企业高出约62%；而开发区对国有企业出口深度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开发区对外资企业的促进作用在出口深度和广度上均非常明显。如表7第（5）、（6）列所示，开发区外资企业的出口深度比区外的外资企业高出约67%；开发区外资企业的出口广度比区外的外资企业高出约81%。
第四，开发区对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量有显著的负影响，并且这种负影响在出口深度和广度上都显著。如表7第（7）、（8）、（9）列所示，开发区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量比区外低约87%，出口深度比区外同类型企业低约60%，出口广度比区外同类型企业低约27%。这可能是由于内资非国有企业的规模相对较小，开发区的各种优惠政策和便利条件主要受惠于规模以上的企业造成的。此外，开发区内存在劳动力成本高等不利于内资非国有企业降低成本的因素，开发区内外资企业所占的比重较高导致企业间的竞争更加激烈，这些因素综合作用导致开发区内的内资非国有企业的出口总量、深度和广度并未多于区外的企业。
五、结论性评论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城市中的“经济特区”，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引进外资的重点区域和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区内企业享受着“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这些优惠和便利能够降低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
本文基于24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2002年地区—出口目的国层面的贸易数据考察了开发区对出口贸易总量、深度和广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开发区的“一揽子”政策优惠和便利条件对出口贸易总量、贸易的深度和广度均有促进作用，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贸易广度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分贸易方式的估计显示，开发区的出口促进作用对一般贸易和进料加工贸易的影响主要是沿着出口广度实现的，对来料加工装配贸易的影响更多的是沿着出口深度实现的。稳健性估计显示，开发区对外资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最大，国有企业次之，对内资非国有企业出口的影响为负。开发区对外资企业的促进作用在出口深度和广度上均非常明显，对国有企业出口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出口广度实现的。开发区对内资非国有企业出口贸易的负影响在出口深度和广度上都显著。
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第一，我们使用的是2002年的数据，开发区的开发建设速度很快，每年都有新变化，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间的增加，我国的贸易政策逐步调整。2002年以后我国的税收政策也有一定的调整。2008年新的《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原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一些特定优惠，结束了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内外有别的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度，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统一。第二，限于数据，在考察开发区时我们仅考察了部分国家级开发区，并未考察省级的开发区。
建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继经济特区之后为扩大对外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加速经济建设的重要举措。本文研究意味着，“一揽子”式的优惠和便利能够有力地促进区域对外贸易发展，进而成为地区经济在较短时间内迅速增长的支点。正是由于开发区取得的成功，各地包括中西部地区也建立起了数量众多的省级开发区，从而使得这种“一揽子”优惠和便利式的制度模式大有“遍地开花”的趋势。但是，在开发区的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在开发区招商引资方面存在盲目性，致使开发区产业方向不明确、结构雷同，造成资源的浪费。不少地方省级及以下的开发区过多过滥。一些开发区面积过大，严重脱离当地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现有的政策对农民的补偿标准普遍偏低，开发区低价供地，没有足够的资金用来兑现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利受到很大的损害，导致了城乡社会矛盾。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文责自负。
①办理进口手续的难易程度用世界银行商业环境调查（doing business）提供的办理进口手续所需要的文件（documents）、办理进口手续所需的时间（time）和办理进口手续所需缴纳的费用（cost）度量。
②由于开发区内外经济规模差异很大，因此作者控制了经济规模。图1和图2中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是指每千万GDP的出口广度和出口深度。
③数据中将上海浦东新区算作经济技术开发区。1990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上海市加快浦东地区的开发，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
④由于高新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和边境经济技术合作区的GDP占城市GDP总量的比重很小，加之这些地区的GDP数据的权威性得不到保证，因此这里计算区外GDP时仅扣除了经济技术开发区的GDP。
⑤我们试图加入控制开发区成立时间的变量，但是回归结果并不显著。
⑥dist_port是用Google Earth软件测算的开发区中心或市中心到最近港口的距离。
⑦该调查最早的年份是2005年，本文使用的是2005年的数据。虽无法反映2002年的实际情况，但2002-2005年三年间各国成本的相对值不会有太大变化。
⑧双边地理距离是以两国最主要城市的绝对距离为基础，以一国内部的城市层面的人口分布状况作为权重计算的相对距离。
⑨将边境小额贸易算作一般贸易；统计时未包括其他贸易；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