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丽[1]2002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从全球化的新视角来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影响着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与走向；同时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的指导意义，加速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总结性地分析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发展及走向。发展经济学，在理论层面上，先后出现了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几个发展阶段，这一发展变化进程既有发展经济学自身研究范式转变的因素，也有主流经济学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在实践层面上，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进一步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和加快工业化的步伐，特别是拉美模式和东亚模式的成功与失败，对发展经济学既是一种理论应用，又是一种促使其不断进行反思的推动力。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在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下，现代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兴起，其主要研究对象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发展经济学从兴起到20世纪80年代，先后经历了结构主义发展阶段和新古典主义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经济全球化新浪潮中，发展经济学既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也面临着困境。一方面，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信息技术革命、生产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另一方面，世界上最穷国家和最富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是拉大了，全球性贫富两极分化加剧。面对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大趋势，发展经济学家如何在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大变局下进行深刻的反省并谋求实现新的超越，将决定着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走向。
侯高岚[2]2003年在《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世界经济史是一部发展不平衡、后进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历史，其理论依据是后发优势理论。较早研究后发优势理论的是美国经济史学家格申克龙，但他的研究是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史的延长线上展开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比英国工业化起步时间较晚、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欧洲国家。随着经济发展和历史变迁，尤其是二战后，一批发展中国家迅速崛起并实现了工业化赶超，格申克龙“后发优势说”不能完全解释这些现象，亟待发展和完善。本文关于后发优势和经济赶超理论的研究，时间段截取二战后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以先进国家作为对比和参照，目的是为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中国赶超发达国家提供理论支持。研究对象以实现了工业化赶超的日本和“亚洲四小”为重点，同时涉及前苏联、东欧、拉美、东盟、以及中东、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为了保证理论框架的完整性，本文没有采用先阐释理论、再进行案例分析的论证方法，而是将事实和案例揉进理论分析的过程中，使理论分析与案例分析有机结合起来。 战后发展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对发展中国家如何赶超发达国家，由于时代的限制，讨论得很少。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为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关于经济赶超的研究也开始增加，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国别研究不胜枚举。然而，对于经济赶超的理论依据——后发优势的确切内涵似乎从未给予过清楚阐释：关于后进国家实施经济赶超的一般规律性研究也并不多见。落后国家要实现对先进国家的赶超，首要条件是克服自身劣势、突破传统社会的束缚。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史学家罗斯托就提出了“起飞”理论。起飞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要实现经济起飞，应主要依靠内部资源积累和自身动力。但是，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世界体系中，后进国家如果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的积累而希望尽快实现经济起飞将十分困难。通过对后发优势的概念解析以及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剖析，我们得出的一个结论是：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快速的经济起飞并最终实现赶超目标，除了主要依靠自身内部积累外，还必须借助外部动力；而借助外力是有风险的，只有将外部动力转化为内部动力，才能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为经济追赶提供持续的可靠动力。 本文前叁章是关于后发优势的理论分析，通过分析构建起作为经济赶超理论依据的后发优势理论的框架，从而为进一步研究和构建经济赶超理论奠定基础。第四章到第七章是关于经济赶超规律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关于经济赶超一般规律的研究揭示了后进国家进行经济赶超的战略性框架，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具体应用。 第一章在后发优势的理论溯源中，着重理论分析。由于后发优势理论是关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首先从发展理论的渊源追溯后发优势理论渊源，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比较优势理论”的异同；由于后发优势理论还是关于后进国家加快经济增长的问题，在分析增长理论的演进中，比较了“后发优势理论”与“经济趋同假说”；由于本文关注的是二战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后发优势进行经济赶超的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后发优势视角透视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从而把握发展经济学的内涵；最后，关于后发优势理论的溯源和分析聚焦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跨越的理论，从中探求后发优势理论的精髓。 第二章通过将后发优势物化到生产要素中，将其具体化为后进国家所拥有的“资源优化”、“技术跨越”和“制度捷径”的有利形势，后发优势内涵得以扩展和精确化，使我们能够全方位、多元化地构建和发掘后发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在经济追赶过程中能够始终把握最为本质和根本的赶超途径和手段。 第叁章通过进一步抽象出各生产要素后发优势的共同特征，进一步分析后发优势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具有哪些性质；作为一种动态优势，其演化规律是什么；作为一种系统优势，其作用(实现)机制和构建(构筑)机制是什么。 第四章通过构造“飞船模型”模拟和阐释后进国家利用后发优势实施经济赶超的过程。由于赶超概念的基本内涵是“追赶”和“超越”，追赶建立在构筑和利用后发优势的基础上，超越则有赖于不断提升原有的后发优势并创造出新的后发优势;就赶超的基本规律而言，赶超过程也就是后发优势构筑、实现和提升的过程。 第五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行为分析揭示后进国家构筑后发优势的特征。后发优势的构筑过程实质是资本积累的过程。社会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基础，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前提，物质资本积累是经济赶超的工具和途径。可见，物质资本积累的过程是经济赶超本身，经济赶超能否得以实现的关键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的社会资本的积累。 第六章通过对经济赶超的制度分析例证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重点剖析“苏联模式”的衰退性特征以及‘旧本模式”的追赶性特征;并对拉美、东亚以及苏东国家的市场化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案例分析证明，实现后发优势的制度保障是市场经济体制;要通过经济市场化实现后发优势，必须使后发
刘刚[3]2006年在《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人类的金融活动虽然由来已久,但自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以降,人们对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以及金融的变化一直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虽然其中也有少数经济学家发出过不同的声音,但却无法改变整个局面。换言之,货币、金融、金融的作用及金融的变化长期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忽略或者省略掉了。只是伴随着最近几十年来经济全球化、经济金融化与金融全球化浪潮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兴起,迅速发展和急剧演变的金融现实使人们不得不承认,金融不仅是经济的核心,而且金融已从传统上是一国内部的行业性和被动适应性的局部性微观问题逐步转变为全球各民族国家与经济体经济与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性、主导性和战略性的要素。如果继续从传统的角度去理解与对待金融,就不仅有失公允,而且金融也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强度去教训与惩罚人类,上世纪末在全球一些国家与地区爆发的此起彼伏的金融危机就是其生动的写照。中国学者白钦先教授针对上述变化了的经济金融现实,不仅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以金融资源学说为基础的金融可持续发展理论以解释主流经济学所无法解释的经济金融危机,而且近年来在不同场合更是多次提出将隶属于发展经济学的金融发展理论独立出来建立一门新兴学科——发展金融学的时机已经成熟。与此同时,白教授(2005)还高屋建瓴地对发展金融学进行了精辟的概括与总结,他认为发展金融学主要是研究金融是什么以及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科学,即不仅研究金融本质的演进及发展,而且研究经济发展的科学,但它不是孤立地、一般地研究金融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而是研究金融与经济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即二者彼此互动的意义上来研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而金融功能就是联结金融与经济关系的关节点或桥梁。从实践上看,发展金融学不仅研究发展金融学的过去与现在,而且研究它的未来;从空间上讲,它既研究发达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又研究转轨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既研究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又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实践;既从金融与经济互动关系的角度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又从金融的本质演进与金融经济互动关系二者紧密联系的角度来研究发展金融学的发展;既研究金融与经济的正效应、正功能,又研究二者关系的负效应、负功能。根据以上研究思路,本文在夯实了发展金融学的理论基石,即从实现金融发展理论到发展金融学的转换之后,提出发展金融学是以金融本质的演进基础上的金融
王智慧[4]2007年在《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比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对人类发展进行研究的学科有很多，如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在经济学领域，也存在着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众多理论流派。本文分为叁部分，第一部分2—5章分别介绍了发展经济学的发展、西方现代发展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和信息社会经济学。在此基础上，第二部分6—9章从各个方面对不同发展经济学体系进行了比较研究。第叁部分即第10章对比较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人类发展一般模型和经济发展的折中解释框架。第6章提出一个系统的理论评价模型，按照系统的时间速度阶次、空间层次、变量精细程度以及理论的组织程度四个标准建立了一个多维理论坐标系，通过考察不同发展经济学理论在这个多维理论坐标系中的位置，能够快速明确不同理论的性质、优点与缺点。本文最核心的理论创新在于，通过建立一般均衡分析的层次模型明确了局部均衡分析与一般均衡分析的相对性。当我们以某一层次的一个系统作为考察对象，对这一系统的整体分析称为一般均衡分析，而对这个系统的子系统或者分系统的分析则称为相对于这个系统的局部均衡分析；若把这个系统看成是一个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则又称为相对于更大系统的局部均衡分析。不同发展经济学一般均衡分析的层次不同，因此它们对于问题的解释也不同。新兴古典经济学模型比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层次更高，但是目前所有发展经济学模型都没有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心与外围国家、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剥削与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在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中内生化(第8章)。第7章对发展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发展的目标与手段、发展的阶段与模式、发展中国家定义及其落后根源、发展动力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并提出作者自己的看法。本文认为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在阿玛蒂亚·森的“自由既是发展的目的，又是发展的手段”这一论断基础上，得出自由既是社会主义的目标，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在社会发展模式上存在着多线模式与单线模式之争，本文认为人类发展模式既不是单线模式也不是多线平行模式，多线融合模式才是地球人类的真实发展模式。本文对发展中国家定义为在信息社会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出现经济起飞，外部存在着发达得多的外部世界的国家。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根源既有自身制度文化的束缚，也有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掠夺。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制度决定交易效率，交易效率决定专业化分工水平，专业化分工水平决定经济发展。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知识增长与知识传播的机制。第8章是从人类经济发展中五大核心两难冲突的角度对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进行比较评述。一般均衡分析应该把经济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反过来降低经济发展效率的机制内生化。一般均衡分析要能够把中心与外围国家之间的关系内生化，从而能够解释殖民主义的产生并导致外围国家的落后。一般均衡分析要能够内生政府与市场制度，并说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般均衡分析要能够把公平与效率之间的两难冲突进行权衡折中，形成一个合理的公平与效率的组合。一般均衡分析要能够把剥削与激励之间的两难冲突内生化，在资本与劳动之间形成一个合理的剩余价值分割比例。第9章是比较不同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要素和发展现象的认识。这些要素与发展现象包括自然资源、物质资本、储蓄和投资、技术进步、人口与人力资源、金融市场与货币、制度环境、企业制度、国际国内经济联系、经济增长、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中的结构、平衡增长与非平衡增长、景气循环与失业。第10章对比较研究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般人类发展模型和一个折中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解释框架。各种发展经济学理论都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视角对于经济发展的特定观察并进行理论抽象的结果，都有其正面价值。另一方面，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不能把任何理论体系当成是唯一的真理。原则上我们可以对任何理论体系进行批判，通过确认其系统局部性程度可以明确其局限性所在。本文倡导的理论坐标系方法清楚地指出了目前经济学中的五大核心难题，为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进一步突破指明了方向。系统地提出问题可能会为系统地解决问题提供思路。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来讲，系统地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重要。人类发展过程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展的过程，交易(交往)效率比较低时，人与人交往的深度与广度都较低，政治、经济、文化联系不紧密，地理范围上只局限于各大洲与地区；随着交往效率的提高，人类的分工合作关系加深，逐渐进入到全球化时代并迈向世界经济一体化。人类的自由与幸福是发展研究的最高目的。发展经济学主要从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可持续发展经济学)，最后必将扩展到研究人与自身的关系。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新制度经济学、新兴古典经济学与信息社会经济学是四大最具原创性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体系，它们都从某个特定的角度与侧面认识到了人类发展的局部真理。因此，把它们的思想综合成一个折中主义框架，更能够全面解释经济发展。
易善策[5]2011年在《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文中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两大主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良性互动是优化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础。当前发达国家普遍进入后工业化阶段,其产业结构演进的方向、城镇化发展的任务以及两者互动的重点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基于多方面的差异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绝非仅仅是发达国家时空上的重复,这些国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面临着新的挑战。如何实现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在相互促进中协调发展,这是处于任何一个发展阶段的国家都需要积极考虑并妥善解决的重大命题。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是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反复论述并不断取得突破创新的领域。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研究范式大体上经历了从单向线性模型向双向互动模式的转变。单向线性模式下的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关系研究以发展经济学结构转型理论为指导,侧重于工业化发展,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而将城镇化发展视为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研究也曾经一度淡出主流经济学的视野。伴随着空间要素被引入经济学分析框架,城镇化的作用逐步被重新挖掘。相关的研究既强调产业结构演进是城镇化的根本动力,同时也承认城镇化对产业结构演进的推动作用,进而形成了双向互动模式的研究范式。在城市集聚经济研究兴起后,除了静态集聚经济效应,城市所形成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逐渐成为研究城市发展、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转变关系的重要理论依据。本文正是在此基础之上对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进行理论和政策研究。城镇化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大多数研究仅以由乡到城转变的过程来定义城镇化。但是这种定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仅在理论上难以表征后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发展,而且容易形成实践中的误区和发展上的偏差。本文在界定城镇化概念时认为,城镇化应当是数量外延与质量内涵的统一。而产业结构演进从概念上理解也应当是数量比例与结构高度的统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展开对互动发展的理论研究。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就像一对孪生兄弟,互动是它们之间内在联系的必然结果。本文认为,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发展背后隐含的微观基础实质上是基于“技术创新-要素流动-集聚”的机制。技术创新导致了要素流动,要素流动的结果是地域上非均衡地集聚；而集聚形成后通过集聚经济效应影响要素流动和技术创新,进而形成叁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这叁者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的互动：基于技术创新形成的产业结构高度的变化和要素产业部门间转移形成的产业数量比例关系的变化外在地表现为产业结构演进；要素地域空间上的流动集聚以及要素积聚对集聚载体功能上的要求就表现为外延型城镇化与内涵型城镇化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城市集聚经济也将逐步增强。这样,产业结构的演进就推动了城镇化发展,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又支撑了产业结构演进。通过互动内在机制的分析,本文进一步研究了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途径,认为主要通过叁条路径实现相互作用：一是“产业结构演进——要素流动——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从流动的维度来理解,产业结构演进推动的经济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间流动、在空间地域上转移必须同时发生才能形成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从要素的层次来理解,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演进,初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要素之间会存在竞争和替代的关系,并在产业结构演进的不同阶段分别成为流动的“主角”,进而影响着城镇化的发展。二是“产业结构演进——城市功能转型——推动城镇化发展”途径。城市主导产业决定城市主导功能,产业结构演进使城市功能经历了由单一到复杂、城市主导功能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而城市功能转型给城市注入发展的新活力和新动力,使城市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叁是“城镇化发展——城市集聚经济提升——支撑产业结构演进”途径。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能够增强城市集聚经济。基于在要素供给、市场需求方面的作用,城镇化的静态集聚经济效应能够支撑并带动产业结构演进；基于对技术创新的积极作用,城镇化的动态集聚经济效应助推产业结构演进。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可以相互促进并内生地实现发展,但是现实中世界各国的发展实际上并没有趋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表现出不同的互动状态和运行绩效。针对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可能存在的具体互动状态进行了研判和分析。互动发展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循序演进和城镇化的持续发展,其重要前提是产业结构与城镇化两者之间适度协调。因而,无法直接量化测度的互动关系就存在两个方面的外在表征：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协调程度、持续互动发展的能力。通过对这两个方面的研判,互动关系的具体状态就可以大致区分出叁种类型：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互动状态；强协调性、高持续互动能力的良性互动状态。其次,本文对互动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互动状态的差异性需要从四个方面的因素来解释：要素禀赋——人口、资本、资源等要素在产业发展或城镇化进程中形成的约束或优势；外向程度——国际市场上的要素供给、市场需求等对国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的推动或冲击；制度安排——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是在一个正确的制度框架下被激励还是在一个无效率的制度环境下被扭曲；政策导向——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政策、城市发展战略等对互动机制的影响。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具有特殊性,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的转型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城镇化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对我国建国后6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互动历程的研究,本文认为：改革开放前30年,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总体上表现为弱协调性、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封闭环境下完全听命于政府行政计划干预；改革开放后30年,互动的协调性增强,但仍处于低持续互动能力的不健康状态,互动在开放环境下受到外资外贸的影响和冲击。因而改革开放的前叁十年和后叁十年,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的互动都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力作用的影响。当前要进一步推动我国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迈向更高水平、实现良性互动,关键就是要在完善互动机制的同时逐步增强互动的内生性,增强产业结构循序演进的创新动力,积极发挥城镇化的积极效应。本文从两个方面给出了政策建议：一是要切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技术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并推动大城市群、城市圈建设,坚持内涵式发展,把一批大城市建设成各具特色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地；二是要把城镇化作为扩大消费的重点,在都市圈以外地区大力发展中小城市和县城,进一步提高城镇化率水平,并积极提高城市的承载力,加大制度创新,改变半城镇化状况,提升城镇化发展的质量。
温俊萍[6]2006年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研究》文中提出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的加快，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开始致力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关于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研究文献已有不少。但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在研究内容上侧重于对局部经济安全问题的探讨，缺乏对整体经济安全的全面研究，尤其是忽略了经济全球化的动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联系。加之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导致许多发展中国家陷入经济安全实践的困境。因此，论文以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和新趋势(金融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信息全球化、人力资本全球化、贸易全球化五个主要方面)为切入点，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叁个层面分别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问题，构建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综合分析框架。 为此，本文从不断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发展中国家的客观实际出发，以当代发展经济学理论为理论视角，同时借鉴国际经济学、国家经济安全、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相关的理论成果和研究方法，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和分析经济全球化的新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的内在逻辑，阐释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呈现的新特征及其根源，揭示经济安全的影响机制及具体表现形态，并提出了一些应对经济安全问题的战略选择。与相关研究不同的是，本论文明确提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作为发展经济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重要课题加以系统研究，这既是对经济安全研究视角的积极探索和创新，也是对当代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 本论文由导论、正文和结束语叁部分组成。 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包括论文选题的缘起、国内外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基本结构及特色。 第二章主要阐释了本论文的核心概念和理论视角。首先探析了论文的核心概念，主要对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界定。然后论述了以往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理论视角，主要包括依附理论视角、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视角以及制度经济学视角关于经济安全问题的基本观点和理论分析，并
景玉琴[7]2005年在《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产业竞争力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础。产业安全关乎国家根本利益,是政治经济学研究应该关注的新领域。 本文在梳理产业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及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提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的产业安全观,进而分析影响产业安全的内、外部因素,建立起新的产业安全衡量指标体系,并借鉴国外经验与政策,提出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维护我国产业安全的若干政策建议。 主要观点包括:(1)产业安全不是指政府庇护下的暂时安逸,而是指本国产业具有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产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是产业安全的直接表象,企业竞争力是其“内核”,适当的政府规制是其支撑条件。(2)导致产业发展偏离安全状态的因素不仅源于外部,而且还来自于内部。外部因素包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控制及外国生产商在我国的低价倾销。内部因素有:企业层面的治理机制不完善;产业层面过度竞争与竞争不足共存;政府规制层面的缺位、错位、越位。(3)判断产业安全状况要坚持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建立科学的产业安全评价指标体系。(4)国外的经验表明,没有哪个国家一贯执行保护主义或自由主义,自由与保护都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及产业安全的手段。(5)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维护产业安全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产业界和企业间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
刘洋[8]2014年在《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文中指出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转轨一直以来是国内外学界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特别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前苏东国家的剧变后，这些国家分别走上了不同的市场化转轨道路，由此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绩效。对此，一些学者坚持认为，以中国为代表的采取渐进式转轨的国家，因其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选择了正确的转轨方式和政策，从而实现了转轨过程中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而受“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前苏东地区的转轨国家，则多数采取了“休克疗法”的激进转轨方案，从而造成了这些国家在转轨伊始严重的经济衰退。另一些学者则认为，经济转轨的不同初始条件是引致这些国家在未来的转轨过程中具体模式和路径差异的根本原因。然而，由于“激进”或“渐进”的转轨方式所形成的经济绩效差异更直观地被中国遥遥领先的经济增速所表现出来，这使得“转轨方式决定论”的观点一度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进一步地，作为对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经济社会发展经验总结的“中国模式”也被认为是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经济转轨的最优模式和路径。尽管如此，看似盖棺定论的研究“共识”实则是基于市场化转轨以来不同国家绩效差异的表象而对经济转轨过程的一种经验论认识。它忽略了同样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的，经济体制转轨的初始条件，从而割裂了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组织与制度的演化过程。随着转轨经济市场化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基于“转轨方式决定论”思维进路的“激进”与“渐进”的两分法已经不足以独立地解释经济转轨问题的全部。而基于“中国模式”的研究视角尽管能够结合中国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增长的现实场景而对渐进式的转轨过程进行较为直观的解释，但作为经济转轨的特殊性个案，“中国模式”则无法对其它转轨国家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客观全面的分析框架。本文以转轨经济学为选题语境，综合运用转轨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以及比较体制研究等相关经济学科的理论研究方法，在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改革和转轨的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基础上，主要就这些国家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展开比较研究。为了突破以往类似的许多研究中对相关问题形成的错误的思维定势，本文以时间为主线对不同转轨国家从计划体制的形成到现今在后危机时代的制度改革进行了大跨度的历史回顾。其中包含了对这些国家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差异性所进行的考察；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转轨政策的比较；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后危机时代持续改革与转型发展的探讨；对转轨国家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形成与演化的重新认识，并基于长期、动态的视角对转轨绩效进行的客观评判；以及对转轨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和政治发展等问题的关注。笔者希望借助对上述问题的分析，通过“转轨——接轨”与“转轨——发展”的双重视角，系统阐释转轨国家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中转轨模式的差异性及其动态演化过程，进而更全面、清晰地理解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转轨国家在经济改革、转轨与发展中形成的特定模式和路径。笔者坚信，本文的分析将在不断丰富转轨经济问题研究的同时，也对转轨国家未来的改革与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全文一共分为七章，每章内容具体如下：第一章是导论部分。首先通过对前苏东国家与中国自转轨以来市场化改革与经济发展的简要回顾来引出本文研究的主题。其次，是对本文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探讨。最后，就本文的选题语境、研究范围与研究方法进行简要介绍。第二章是理论回顾与文献综述部分。由于本文对经济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主要基于一个历史主义的制度分析框架，所以，笔者围绕经济学研究中不同学派和代表性学者对制度问题的分析或制度理论展开概括性地回顾。在此基础上，本文对有关经济体制转轨研究的主要国内外文献分门别类地进行系统梳理，进而为后文的研究工作提供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叁章主要对转轨前的这些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不同的计划体制进行深入研究。笔者围绕对不同计划体制及其改革过程的分析，指出这些国家经济转轨初始条件的差异所在，并以此为研究出发点，进一步挖掘转轨国家从“计划”到“市场”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与转轨路径选择背后深层的制度因素。第四章围绕经济转轨的驱动机制、遗传与选择机制，以及市场化转轨初期不同国家采取的具体转轨方式和政策来综合比较经济体制转轨的不同模式。笔者根据前苏东国家与中国在市场化过程中不同的转轨方案与制度安排，结合当时转轨经济的具体情况，对激进式转轨的“休克疗法”，以及以“双轨制”为代表的渐进式改革与“中国模式”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与思考。第五章以“转轨——接轨”为研究视角，一方面，详细介绍市场化转轨与全球化接轨互动过程中转轨经济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战略选择，并进一步阐释不同的市场化转轨模式对这些国家的全球化发展战略所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结合当前全球后危机时代的大背景，在具体介绍转轨国家应对和处理全球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的同时，深入剖析这些国家在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上存在的各种问题。第六章以“转轨——发展”为研究视角，基于对转轨国家在体制转型与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转轨模式的动态演化分析，以及市场化以来这些国家长期转轨绩效的客观评价，深入探讨不同的转轨模式与路径对转轨经济长期增长的具体影响。此外，笔者对转轨国家的政府职能转型、腐败治理、市场化与政治发展等议题也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进而寻求这些国家的经济转轨与其未来发展和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七章是对本文研究的总结与评述。笔者在全文研究的基础上，详细给出了本文研究的主要结论和基本观点，并对以往研究存在的一些偏见和误解，以及有关转轨经济未来改革与发展的基础性共识或一般性的政策建议进行了评述和展望。最后是对本文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与不足之处的总结和归纳。
吴威[9]2014年在《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创意产业从概念提出、政策制定再到实践探索，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股不可抵挡的经济浪潮，对包括欧美、亚太地区，特别是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以及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背景下，以文化创意和科技创新为驱动力的创意经济已在全球范围内展开蓬勃发展态势。目前，创意产业作为知识创新的重要表现和经济的新增长点，凭借其高速蓬勃的增长态势和日益深远的影响范畴，业已成为英国、美国、韩国、香港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新型支柱产业之一。并且，创意产业这种蓬勃发展态势已经蔓延至中国。在我国政府积极倡导和相关政策扶持下，随着多元化优势资源的持续投入和创意企业发展的日趋成熟，我国创意产业正经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萌芽到发展，从起步到飞跃的历史时期，呈现良好发展势头。如今，我国创意产业不仅主要集聚在北京、上海等经济相对发达的国际化都市，也进一步扩展到国内各地中心城市，并形成环渤海、珠江叁角洲和长江叁角洲叁个创意产业带，发展前景极为广阔。尤其是2008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范围内出现大规模的实体经济衰退，中国经济一直依赖的出口导向型和投资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出现产业发展受阻、城市产业空心化、商务成本剧增、城市生态严峻以及经济滑坡迅速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创意产业优势凸显，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从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出口驱动型的粗放式外循环”的经济发展方式向以创意和创新为内生增长要素的、以消费和投资为主导驱动力的集约式“内循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带动中国经济走出困境、迈向新台阶。近几年，创意产业作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被各地方政府广泛重视，并积极通过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发展战略政策推进创意产业更好地发展，实现对地方经济的推动作用。但创意产业在发展过程中仍面临许多现实问题与固有矛盾尚未得到缓解。我国大部分区域仍处于创意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创意理念、创意设计等要素投入对其他产业的关联效应和波及效应尚未显现出来。面对经济成就与文化发展的失调、经济发展速度与产业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总量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匹配以及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等问题，本文将突破从经济现象本身去寻找经济增长原因的局限，对经济发展背后的区域环境因素进行深入挖掘，从创意产业发展视角阐释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的动力与源泉，解释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的相互作用机理，推进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协调共生。本文的理论价值在于：首先，开拓经济学与城市地理和规划学交叉前沿研究领域，拓宽创意产业研究视野、完善区域经济增长相关理论。其次，重塑创意产业区演化重构区域空间作用机理，开拓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新领域、新视角和新方法。最后，在对区域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经济地理学、制度经济学以及城市地理和规划学等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理论进行综合运用的基础上，提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耦合论，为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提供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首先，实现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实现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二者的相互促进。其次，通过分析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为创意城市的空间规划和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改革思路。最后，充分发挥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缩小区域间差距，切实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本文通过对比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在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方面的先进经验，探寻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区域发展特征的创意产业发展模式，充分发挥创意产业竞争优势，缩小区域间差距，切实提升国家整体经济实力和文化软实力。全文以创意产业发展及其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互动关联机制为主题线索，共分为七个部分逐一展开论述。第一部分为绪论。阐述本文研究背景及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系统梳理有关创意产业及区域经济发展相关文献，在简要概括本文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主要创新。第二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准备。首先在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清晰界定本文所指创意产业的内涵与外延。其次，概述文化与经济增长的几个基本理论为下文论述作理论铺垫。再次，在对国内外经济增长理论进行分析与归纳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新古典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等理论分析模型，作为创意文化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典型。第叁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机理的经济学分析。首先，将波特的“钻石模型”运用到区域经济竞争优势分析当中，初步揭示创意产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创意产业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和区域环境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两个回路，论证创意产业发展各个层面与区域环境各方面因素之间的关联互动性。最后，系统演化为思路，建立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理论模型——动态耦合模型。第四部分结合西方发达国家典型案例，遵循两条线索，即：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区域空间重构的作用机理和区域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机理，从理论层面阐述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功能耦合的作用机理。第五部分为中国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互动研究。首先，对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总体情况进行简要概括。其次，介绍中国主要城市创意产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再次，分析中国区域经济转型对创意产业发展的影响。复次，阐述创意产业发展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探寻创意产业所体现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以及与区域经济二者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最后，以中国上海为例，针对创意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的互动关系展开实证研究。第六部分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动态耦合的国际比较与经验借鉴。首先，分别以美国、英国和日本叁个创意产业发展较为成熟的国家为例，汲取其创意产业发展的成功经验。其次，遵循创意产业区演化对区域空间的重构和区域空间对创意产业区演化的响应两条线索，对创意产业发达国家经验进行总结与借鉴。第七部分为实现创意产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的对策建议。基于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联性与互动性，该部分将在充分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相关经验的基础上，立足本国国情，探讨实现创意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以及推动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创意产业发展策略。本文的创新之处有四：第一，创意思想史和创意产业改革史并重，为中国创意产业发展改革定位。第二，从区域空间视角切入，将波特建立的原用于揭示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模型”置于区域范围内，得到经过相关要素替代和修正的创意产业主导下的区域竞争力“钻石模型”。第叁，首次借用“耦合”这一物理学概念来研究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问题。建立创意产业与其余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耦合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互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因果关系模型，揭示创意产业和区域经济增长二者动态耦合关系所呈现的周期性变动规律。第四，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基础上，将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互动研究的传统分析范式分解为“作用”与“响应”的研究范式，以“创意产业区演化与区域空间重构”为逻辑框架，将创意产业政策、创意城市战略和区域空间重构问题融为一体加以研究和探索，具有较强的学科前沿性和理论创新性。
周靖祥[10]2012年在《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文中指出中国30余年（1978~2011）经济增长创造年均10.1%的速度奇迹，同时经济发展失衡问题也在不断恶化，主要体现在城乡差异、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的地区差异；在城市化、工业化和全球化冲击下，外部经济同样面临多重发展困局，急需谋划破解思路。①基于持续7年多的实地调查（经济学直觉获取和真实经济发展问题把握），展开广泛而深入的实证和理论研究，寻找中国经济发展失衡“警报”解除的政策措施，构想未来发展道路和可能出现的情景。本研究的失衡立题包涵了更为宽泛的内容，试图构建立足于中国发展实情的失衡经济学理论研究体系——人本位主义经济学，同时也是立于中国背景的开放宏观经济学一部分；本研究基于我们已有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和梳理，“人口（人）”变量贯穿全文的论述，并从多视角展开论述。我们研究的初衷和归宿是将各种失衡（概括为内外发展失衡）纳入到统一的研究框架内，全文分析贯穿着“一般均衡分析”思想，依此设计而逐步展开论述。本研究的发现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被拔高”的短期增长导致长期经济发展不可持续，且陷入了“增长导致失衡，失衡又催生不稳定的增长”经济系统运动怪圈，形成的路径依赖倒逼当局做出“适应性”的政策调整和管理措施调适，结果使得增长总是在内外失衡困局中匍匐式地滚动前行。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被各种失衡因素所困扰着，短期内不太可能彻底祛除去失衡潜在的风险威胁，长期走向则是平衡发展之路，与之回应的经济学问题探索更不容回避。中文题名《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英文对照的另题则为A Contribution to the Research of EconomicDevelopment），研究实现过程中采取“基于研究（理论和实证文献）的研究”的分析范式；纵横交错的比兑意在指明中国需要立足自身发展实情的经济理论，警示中国经济发展问题研究过程的简单“经济理论借用和研究方法混用”，本无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而应该从经济现象（问题）出发展开研究和抽象。论证过程参见第1、2和5章，强调中国增长和发展研究的“本土化”和问题导向。本研究还透露出一种思绪，那就是在追求效率的同时需要兼顾公平，城乡融合和区域公平，以及争取全球经济体不平等（国别歧视）条件下的公平，在大国地位确立之后更多需要思考谋强国发展之路。博士论文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属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和发展失衡方面的相关文献梳理，建立在个人已有研究基础上的文字内容整合意在找到“经济高增长促成失衡”判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证据，并为中国经济发展再平衡的政策思路设计提供启发和“基准”。从失衡现象切入，再到本质探讨，最终回归失衡和平衡发展道路选择。透过于此来诠释开放宏观经济学理论研究范畴，回答如何跳出经济学研究“数学化公理化”或“最优化”陷阱，数学推导过程之前本已定格的“确定性”结论。宏观经济体系中，供求失衡关系求解是“起点又是终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解释总是逃离不了广义上的“经济或权力资源如何分配”，国家公有制属性植根其中，植入经济要素的所有制结构展开探讨显然是非常关键的视角。参见第2、3、4章内容，方法论的探讨视为中国经济发展研究和经济学研究的“灵魂”，基础还是经济实践和经济学的问题直觉。新中国60年的风雨兼程，可以简单地划分为前30年和后30年，其中前30年是举国上下拼发展，凝聚和动员全社会力量恢复建设，经济和社会在相对平衡的路径框架下得以延续。改革和对外开放30年，表现为中国融入世界与提速内部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30年。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掉入“发展失衡陷阱”，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经济发展交融会使得各项失衡更为复杂，不及时应对和处理将可能导致内外经济发展长期停滞徘徊。反思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思考和建构起新的发展方式，需要设计出一套“组合拳”并加以应用才会奏效，“失衡陷阱”的表述和概念提出，不可避免触动当下中国经济的多根神经，目的是为实现平衡发展，最根本的要求则是消除认识上的多个误区。跨越分歧，凝聚共识。新古典派经济学假定经济运行处于一个平衡状态，而这被凯恩斯主义者描绘成这样一种状态：经济总是在失衡调整中趋向经济平衡点，而并非运行至平衡点后既成不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在寻求一种理论共识，但是在解释中国经济运行时处处受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常理其实并不存，尤其是当既成理论在解释复杂和多变的中国经济实验时尤为如此。具体内容参见第5、6章，给出内外失衡发展研究的“政策含义”，最后部分内容主要是展望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背景下的发展经济学研究[D]. 刘伟丽. 东北财经大学. 2002
[2]. 后发优势理论分析与经济赶超战略研究[D]. 侯高岚.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3]. 发展金融学框架研究[D]. 刘刚. 辽宁大学. 2006
[4]. 发展经济学基本理论比较研究[D]. 王智慧. 四川大学. 2007
[5]. 产业结构演进与城镇化互动发展研究[D]. 易善策. 武汉大学. 2011
[6]. 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展中国家经济安全研究[D]. 温俊萍.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7]. 中国产业安全问题研究[D]. 景玉琴. 吉林大学. 2005
[8]. 前苏东国家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模式的比较研究[D]. 刘洋. 吉林大学. 2014
[9]. 创意产业与区域经济增长互动发展研究[D]. 吴威. 吉林大学. 2014
[10]. 中国内外经济发展失衡研究[D]. 周靖祥. 重庆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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