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民歌的生态与传承——兼谈中国民歌的“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本论文,民歌论文,口头论文,中国当代论文,书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民歌是“下层文化”的最大代表。千百年来，庶民大众用口头方式创作它、 传播它、保存它，使它成为一座当之无愧的民族文化“丰碑”。虽然，因为长期受到以 封建当权者和贵族文人为代表的“上层文化”的贬斥和挤压而被“边缘化”，但它仍以 顽强的生命力生存着，传播着，并在每个时代都获得少数觉醒的知识分子的爱护和保存 。他们不仅给民歌以高度的评价，赞誉它是“天地间自然之文”、“民间性情之响”， 而且，还亲自动手收集、记录，为后人留下一批极其珍贵的民歌文献。例如，先秦时代 的《诗经》；汉魏之际的“乐府”；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山歌》、《挂枝儿》，清代王 廷绍整理的《霓裳续谱》；华广生编纂的《白雪遗音》；李调元记录的《粤讴》等。这 些闪烁着民众智慧的优秀之作，再次证明了中国是最有整理、记录、保存民间歌曲传统 的国度之一。
进入20世纪，中国民歌的生态、传承状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以口头为基本 方式的自然传承空间随着经济现代化的进程而日益缩小，民歌由此而进一步“边缘化” 。另一方面，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大批知识分子对包括民歌在内的民间文化给予高度 的评价，并不断开展规模很大的采集、记录、整理运动。其中，最大的活动共有四次： 1、1918—1924年间，北京大学刘半农、沈坚士、周作人等教授发起“歌谣”收集活动 ，数年之间，共得全国各地(以汉族聚居地区为主)歌谣万余首。本次收集虽以歌谣为重 点，但也为民间歌曲的分布提供了很有价值的资料。2、1937—1947年间，聚集于延安 及陕、甘、宁诸省区的音乐、文学工作者，对储藏于黄土高原的民歌等丰富的民间音乐 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实地采集、记录，它不仅让外部了解这一地区极具价值的传统音乐 蕴藏，也在传统民歌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方面作了可贵的尝试。当时为旧民歌曲调填入新 词的许多作品，至今还在社会上流传，成为公认的优秀民歌。3、1950—1958年间，新 中国政府实施“抢救、整理传统文化遗产”的方针。于此，全国各省、区的音乐工作者 开展了以省为单位的民歌普查工作，并陆续出版了二十余种分省、区或按体裁、品种编 纂的民歌选集，它是1930—1940年代西北民歌收集整理活动的继续，也是在深度、广度 方面前无古人的一次民歌整理运动。这次采录中发现的许多新的民歌品种，为中国民歌 文化添加了新的光彩。4、自1979年7月起至今，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举行了有史 以来规模最大、范围最广、历时最长，收获也最丰富的一次民歌收集整理活动。它的终 结成果是以省、区为单位的三十卷《中国民歌集成》。如果以每卷1500首计，则《中国 民歌集成》所收载的作品约在45000首左右。加上图片、文字等，它便成为中国有史以 来最为完备的一部大型民歌文献。总之，20世纪的中国音乐家们在保存民歌遗产方面所 留下的业绩，将给后人以广泛的影响。
诚然，音乐家、民间文学家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口头文本”与“书面文本”的转 换上面。他们要么将唱词整理出版，要么将唱词与乐谱一起记录出版，或者用录音机乃 至录像机保留为“音像文本”，这一切，对于民间歌曲的保存、传播以及让后人认识研 究民歌的价值来说，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然而，自古以来，民歌所以脉传不断， 根本原因是它的“口头”特征。它依靠口头创作激发自身的活力，依靠口头传播延续自 己的生命力，也依靠口头传承保持自身的良性生态。而让我们忧虑的是，随着现代教育 的推广，随着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随着传媒方式的更新，一句 话，随着社会历史进程的现代化，民歌所赖以生存的环境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这种变 化恰恰使它的“口头传承”失去了前提条件。这是每一位从事民歌研究者所不愿见到但 又无法阻挠其出现的事实。它让人们痛苦地看到，民歌的生存空间日益缩小，民歌的“ 边缘化”现象日益严重。自然，民歌的生态状况也在日益恶化。例如，1953年冬，当中 国艺术研究院的学者们到山西河曲县采访时，两个多月间，记录了文学、音乐价值极高 的千余首唱词和150余种不同的曲调，每到一个采访点都有很多优秀的民间歌手在等待 采访。然而，近期再去，真可以说是今非昔比。不仅歌手人数锐减，而且，流传的民歌 也极为有限；同样，1950年代，蒙古草原上一个蒙古包里就可能有一个长调歌手，而在 1996年，我们为寻找一个马头琴手或长调歌手，往往会开着吉普车跑大半天。1950代的 西北、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自发性、民俗性的节日歌会随处可见。但进入1980年代以来 ，这种传统的具有自然传承特征的节日歌会大大减少，而以旅游带动、甚至由政府出于 经济因素而组织的歌会却大大增加。总之，在当代中国，以口头传播为基本手段的自然 传承，不仅在各大中城市已经不复存在；就是一些小城镇也难得见到。唯有部分非常偏 远的山寨，在50岁以上的老者中间，才保留着这种自然形态的传承现象。凡此都一再证 明，口头传承作为民歌最重要、甚至有时是唯一的“文本”，它的存在在20世纪后半叶 的中国受到严重挑战。其直接后果，便是民歌流传生态状况的逐步凋零。
面对这种情势，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民歌学者作了许多努力。具体包括：1、动 员大批音乐学家，长期地投入对各地区各民族民歌的采集和整理，即从事民歌从“口头 文本”到“书面文本”的转换工作，使之以另一种方式得以保存。如前所说，中国音乐 学家在这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举办各种民间音乐汇演活动，从中发现各民族 的民歌手，鼓励他们进行民歌的创编和传承，并尽可能保留民歌的传播空间；3、号召 民族声乐演唱家从民歌手那里学习民歌，争取掌握它的原生性风格，并将其搬上舞台， 让更多的听众领略各地民族民歌的生动风貌；4、在专业音乐院校设置民歌课，由有田 野考察经验的老师授课。民歌课除了理论问题外，更强调按照民歌的原生风格模唱，使 学生通过学唱体会民歌的鲜明特色和艺术魅力。一般来说，凡修民歌课的学生，大都能 掌握、熟悉50—150首代表性民歌作品；5、利用传媒手段，有系统地介绍民歌文化，甚 至投入巨资，制作成内容丰富、学术性很强的专题片，推向全社会，以引起人们的普遍 关注。这种做法，在1990年代以来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如前几年的《民歌魂》，“中国 少数民族”，“望长城”，近期的“魅力12”等。
应该说，以上所列，是在文化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在口头传承渐渐失去其依托条件的 情况下，适应现代社会文化的需求，人们选择的另一种民歌传承方式。这个方式最突出 的特征，就是以音乐学家记录出版的民歌之“书面文本”为中介，进一步达到传承、传 播乃至保存民歌的目的。让民歌在现代生活中再占有一席之地，让它的艺术生命在这种 新传播手段中得以维持。
毫无疑问，“口头文本”的民歌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鲜活性”。因为无论是同一个 歌手在同时或不同时的歌唱，还是不同歌手在不同的场合歌唱，他们都是遵循一个共同 的原则：十唱九不同，而这个不同，完全是由于歌手的即兴创造所致。他们歌唱时自然 而又自由的心境，决定了这种胜于“天工”而无任何“釜痕”的创造佳境。诚如古人所 说：不知歌谣妙，声势由口心。相反，“书面文本”的民歌，则因歌者自身的文化背景 和乐谱的限制，难得有即兴创造的可能。因此便不自觉地留下了“人工”的痕迹。
然而，在现代化潮流无可阻挡的今天，广大民歌学者或对传统文化心怀敬意的人们， 采用上述一系列新的民歌传承传播手段，以尽自己保存、保护民歌遗产、恢复其自然生 态的一份责任，如此用心，如此取向，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只是我们诚恳地期望，在 与传统文化的“互动”中，能一步一步走进其中，并用自己的声情，创造出民歌文化的 一个新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