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中东欧思想文化研究选粹
·著作评介·
潘德荣
“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复杂的概念，也是一个在人文社会科学各个研究领域引起广泛关注的概念。事实上，每一时代都有其自身的“现代性”并且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现代社会的复杂性”是《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中所提出的标识性概念，也是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马克思、韦伯和涂尔干共同奠定了现代社会理论的基础，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对现代社会持有一种复杂性的理解。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他们理解社会问题时对社会本身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进行综合考量，而非基于对社会的某一因素之考察。社会的发展问题，也绝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决定论抑或文化决定论一言以蔽之。由此出发来解读与比较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显然更具理论深度。
郑飞撰写的《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一书，以“现代性”问题为主线，对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进行系统研究，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就理论意义而言，对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进行综合考量的比较研究在国内学界尚不多见，从这一视角出发，不仅能清晰地勾画出两者的理论关联与异同之处，还能对不同的社会理论进行深入的整合性反思，以推动其进一步发展；就其实践意义而言，构成了我们理解与解决当今世界所面临的社会困境之重要的思想资源，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性意义，也对后来的社会理论，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实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产生与马克思和韦伯的社会理论之相互渗透有着密切关系。如该书中所指出的，卢卡奇实现了马克思与韦伯思想的对接，从而将韦伯的思想因素纳入了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之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继承了韦伯关于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的划分，而在方法论上，却通过将辩证方法引入社会批判理论而回到了黑格尔和马克思的立场。哈贝马斯进一步把现代社会分解为体系和生活世界两大领域，放弃了对同一性的追求，转而构建了“交往”理论来解析社会问题。
谈到“交往”理论，有一点尚需说明。“交往”是马克思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哈贝马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基点。不过他们使用的“交往”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别。哈贝马斯使用的“交往”为“Kommunikation”，而马克思所使用的是“Verkehr”，在德语中，“Verkehr”的覆盖面要比“Kommunikation”广泛的多，其指存在于人类社会的一切交往形式，诸如人们在语言与思想上的交流，人与自然的交往之实践关系，人与人的物质关系，甚至两性关系等，而“Kommunikation”则主要指语言性的交往。哈贝马斯的用词，固然与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有关，但在更深的理论层面上，这正是马克思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社会变革之道的观念上的重要区别。
该书对马克思与韦伯的社会理论在方法论上的哲学渊源之论证颇有见地，作者指出，马克思承继了黑格尔观念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以此作为马克思现代性研究的方法论原则。而韦伯则具有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理念型”集中代表了韦伯的方法论原则，他强调事实与价值的区分，所以他的思想实际上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影响。
就国内情况而言，进入20世纪90时代，1992年的南巡讲话标志着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同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宣布新时期最鲜明特点是改革开放，中国改革进入新的改革时期。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意味着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探索，中国走的这条中国特色主义道路是正确并且需要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随着社会各个领域改革的深入，需求人才的地域由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心城市扩展到全国范围，也由此加快了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我国高等教育进入跨越式发展阶段，一批“新建本科院校”应运而生。经过大规模院系调整后相继升格的“新建本科院校”，成为这一时期“新大学运动”的中坚。
《马克思与韦伯社会理论比较研究》无疑是一部具有理论深度的学术专著。对马克思和韦伯这两位大思想家在现代性主题上的比较研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难度，而现代性问题又关乎我们当代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作者能在整体上把握这两个方面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理论成果，确是难能可贵。
火锅大饷接近尾声，在众小编此起彼伏的“呼”“吁”“哈”“嗝”声中，意编意犹未尽地放下了筷子：为什么，专挑今天没有猪脑！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编辑：杜 娟 陈奕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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