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界南北学派的学术传统与接近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派论文,学界论文,中国论文,趋势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各学科都在总结成果，探求面向新世纪的发展路向，民族学界也不例外。近年来民族学界发表了许多关于学科理论建设的文章，本人深受启发，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南北学派的实际情况，作抛砖引玉之举，参加讨论。
一、南北学派的学术传统
在国际学术界里，民族学有两种称谓，德法俄（包括前苏联）称为民族学，英美称为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称谓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学术传统，德法俄系统偏向于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英美偏向于自然科学方法的研究。在我国，全国性的学术机构以及全国性的民族学院教学及学术机构称为“民族学”，南方的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则称为“人类学”，在学科建设中，民族学是一级学科，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是二级学科。民族学的各个分支学科属于社会科学的范围，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则包括与民族学平行的独立学科考古学，以及属于自然科学生物学科的体质人类学。
我国民族学南北学界不尽相同的学科建设内容，反映了不尽相同的学术传统。
（一）民族学派
近代德国是民族学的策源地之一，1860年巴斯典(Adolf Bastin)出版《历史上的人》一书，将文化史的研究引入民族志领域，此后，德国的文化传播学派和文化史学派，继承和发展了注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学术传统。法国学者则将实证社会学的方法、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引入民族学，当代法国的结构主义学派在国际上具有较大的影响。
俄国在19世纪中期开始形成民族学派，他们受到西方学派以及马克思主义、俄国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采用统计经济学等方法分析城市人类学问题，体现了不同于西方学者注重农村传统文化研究的特点。在前苏联时期，学术特色得到继承，以马列主义的方法论作为指导思想，综合运用历史文化研究法和语言研究法，研究苏联及世界上有关的民族学问题。
我国民族学的奠基人是蔡元培先生，1926年他发表《说民族学》一文，介绍了德法系统的理论。但在1949年以前，我国民族学界一直跟随着西方的学术发展，采用西方最新的理论与方法，内部没有明显的流派分歧，例如30年代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等前辈学者便采用了当时影响较大的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经过实地调研，写出了《江村经济》、《金翼》等经典性著作。
1952年我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取消社会学科，社会学者和民族学者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南方的学者则进入历史系。同时，与西方的学术交流中断，与苏联的学术交流加强，开始形成了北方民族学派的学术特色：以国内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问题理论、民族历史、民族语文与民族学，注重一般原理与规律的论述。
（二）文化人类学派
进入近代以后，英国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研究上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术界曾经主张用自然科学包容一切科学研究领域，排斥社会科学。1859年生物学家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一书，进化论遂成为19世纪最具有时代进步意义的学术思想，英国学者将进化论与文化史的研究相结合，形成了进化学派。1877年美国学者摩尔根出版《古代社会》一书，将进化论应用于古代社会的研究，提出了人类社会划分为“蒙昧”、“野蛮”、“文明”三个发展阶段的观点。
20世纪上半叶，英国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创建功能学派，引入社会学的实证方法与心理学的精神分析法，认为人类社会也像动物和植物的有机体一样，以其功能结构服从于大自然的法则，社会人类学不是一门历史性的科学，而是一门应用性的科学。美国学者博阿兹创立了历史批判学派，提倡对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深入的、小范围的野外考察，不注重大规模的理论综合。
二战以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美国的历史批判学派在进入顶峰之后开始分化，这些众多的学派没有任何一个学派能够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都承传了注重自然科学方法的英美传统。例如，新进化论学派的能量进化观点，引入物理学的热力学理论；文化生态论学派则引入生态学理论；社会生物学学派更是直接用生物学的基因理论来解释人类的社会行为。此外在近数十年之间，还出现了诸如数学人类学、医学人类学、生态人类学、饮食人类学等等学派。
我国南方文化人类学派继承了林惠祥教授的学术传统，他曾出版《文化人类学》一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学派的理论。1952年在苏联学科划分理论的影响下，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原有的人类学系科被取消，归入历史语言系或生物系，但在林教授的影响下，保留了厦门大学的人类博物馆，复旦大学生物系也保留了人类学教研室。1978年民族学成为独立学科，中大和厦大在民族史专业与考古专业的基础上设立人类学系。
南方的人类学系开设的课程包括体质人类学，以汉族和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较多地运用考古、博物、历史文献资料，较注重文化现象的历史性分析，不太注重规律原理等理论性的综合。80年代开放改革之初，海外学者进入我国作学术交流之后，便注意到了南方学派的特色。台湾学者李亦园先生说：“现在台湾的人类学，可说与北方燕京派的人类学没有太大的关系。台湾现在的人类学完全是以南方中央研究院为中心而发展出来的人类学。”（注：张海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和、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美国学者罗西在考察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后也说：“这两所大学的人类学中心在风格和想法方面多少有些西方式的色彩。”（注：张海洋《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的南北特色》，和、张山主编《中国民族历史与文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二、南北学派形成的客观原因评价
我国南北学派形成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特色的民族学形成的过程，国内已有诸多学者论述这一问题。本文引用一篇译文，介绍并评价英国学者的看法。
J·S·艾迪思曾在非洲从事过社会人类学的研究，1994年他发表了从比较的角度论述非洲与中国从50年代至70年代人类学研究状况的文章，其中涉及到我国的南北学派有关问题。他首先介绍了我国海外学者的情况，说台湾及从大陆移居香港的广东籍学者，根据实地调研及图书馆资料，写成了关于港台以及“广东和福建两省的一系列丛书，可以说是最好的人类学著作”。海外学者的研究，紧跟西方学术界的动态，并且与南方学者有较多的交流联系，因此80年代初期中山大学和厦门大学重新成立人类学系时，便采用了英美的学科构架。
接着，他说到大陆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的劳动分工导致对中国的各少数民族的研究，所谓‘民族学’，而对汉族的研究，则被认为是‘社会学’，这两门学科一直是平行发展，而不是一起发展。”“大多数民族学研究与民族学院（研究所、院）有密切的联系，以各种方式使人联想起世界的各个部分，比如前苏联或南非，在这些地区或国家，文化研究也早已成为‘民族’或‘少数民族’的行政事务的工具。国家的行政要求意味着，大部分时间已花在对那些互不相干的民族集团的识别与寻找识别的依据，……大部分研究发生在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里，认同社会进化阶段。”（注：覃敏笑译《外国人眼里的新中国文化人类学》，《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
艾迪思指出了我国北方民族学派的学术特征，实际上这也是我国民族学界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我国民族学虽然是从西方引进的，但主要的研究对象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殖民扩张活动，旅行家和传教士带回了世界各地的原始民族资料，西方的文化人类学从一开始便建立在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种族的外向型研究的基础上，在总体上需要偏向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较强的方法。
前苏联和我国则与西方有所不同。前苏联横跨欧亚两大洲，国内有104个民族，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56个民族。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首要任务是维持国内民族团结，因此，前苏联和我国都将国内民族问题作为民族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形成了不同于英美系统的民族学学术传统。
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揭示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自然科学建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其研究对象大部分是物质性的，可以采用实验的和检验的方法保证其知识的可观性，其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指导和促进生产和技术的发展。
社会科学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以人类的社会活动为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其主要目的是确定社会生活规律的逻辑性和持续的模式，亦即解释社会现象，总结社会规律，调整社会关系。由于人类的活动带有许多非理性的因素，因此尽管社会科学也运用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但其知识的可观性相对于自然科学而言，是近似的、随机的和模糊的，其所揭示的客观规律相对而言也是浅层的、不够深邃的。
西方人类学经过1个半世纪的发展，其开创时期所确立的主要目标——原始民族（包括人种的和文化的内容）研究已经基本上完成，因此，西方人类学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向内调整的某些迹象，艾迪思说西方的人类学已经从传统的宗族研究（功能主义时期）转向于新型的社会变迁、政治经济和批判文化理论。（注：覃敏笑译《外国人眼里的新中国文化人类学》，《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美国学者理查德·G·福克斯1993年主编出版了《重新把握人类学》一书，认为人类学家“必须重新进入的是一个并非由我们所造就的世界，——而是一个更像是造就了我们的世界。”（注：和少英《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由我们所造就的世界”，可以理解为自从17世纪发端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对世界近代史进程的推动，西方的基督教、政治制度以及语言文字，对亚、非、拉的殖民地国家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西方的人类学家也根据自己的文化传统所规定的范式对世界上的大部分民族进行了研究，对总结和发掘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现代社会是地球村式的社会，人类的共存关系更加密切，西方文明不再具有主导性的和标准性的意义，而仅仅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方人类学界不再出现独霸一时的流派。在东方先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国家苏联、然后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其人类学研究先后摆脱西方的影响，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不同于受到西方影响的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采用全面私有化政策，而是实行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市场经济政策，经过20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社会改革取得了成功。
中国的成功，世界区域性的政治经济联盟组织力量的加强，表明人类理性的主观能动性的因素日益增加，如果说近代社会是工业技术改变世界面貌的话，那么现代社会则是人类主观能动性改变世界面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开始向内调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从“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入手确定人类学家的新的工作场所，（注：和少英《从比较的视角前瞻“世纪之交的中国民族学”》，《广西民族研究》1998年第3期。）而中国人类学的研究方向则出现了向外发展的要求，加强了对世界民族的研究。在学科理论与方法上，东西方已经开始取长补短的过程。
三、南北学派接近的趋势
世界政治格局由二级对立向多极并存的转变，中外文化交流活动的增加，是我国南北学派趋于接近的主要原因。属于我国北方学派系统的民族院校在其民族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增加了体质人类学、考古学等课程，北方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广泛应用了西方的理论与方法。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辨证的关系，科学知识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关系也是辩证的关系。当代社会与科学知识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关系越来越普遍，民族学起源于文化学与生物学的交叉关系，有包容自然科学的框架结构，因此，民族学的进一步发展，将仍然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任何一种具有明显偏向性的理论，都不过是学科体系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都不是绝对真理，都只能用于指导对某种具体社会问题进行学术研究。因此，在人类科学知识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世界上的东西方学派、我国的南北学派都会出现接近的趋势，共同采用众多新兴科学的研究方法。在二次大战后，曾经出现过人类学的大多数分支在世界范围内首次接近的局面，面向21世纪，人类学的传统与新兴的分支学科将会出现新的关系调整局面，以便适应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新矛盾新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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