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双重出发点”议题辨析——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看“物质始基性”和“自由能动性实践”间的辩证关系
李雪阳
[摘 要]仅从表述而言，《德意志意识形态》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否认的表述矛盾，即在将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标明为“直接生活物质生产”的同时却又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因而，有学者开始质疑：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到底是“物质生产实践”还是“现实的个人”？事实上，“物质生产实践”和“现实的个人”并不构成如言辞上所呈现出的那般对立与矛盾，换言之，二者实质具有高度共通性、涵摄性、圆融性。真正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两极的乃是：“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唯有深入辨析并真正理解这一对辩证关系，才能有效避免庸俗“经济决定论”指认及建基于僵化结构主义之上的“历史无主体”命题。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 物质始基性 能动性实践 历史主体
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历程中始终延伸着两条并行不悖的思想理路：1、始于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颠覆后逐渐形塑的新唯物主义；2、对自由、解放议题的长久观照及由此催生出的对“现实的人”能动实践的聚焦。《德意志意识形态》(简称《形态》)中提及的“物质生产”同“现实的个人”之间并不构成实质性矛盾对立，真正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两极的质点应当是“物质始基性”和“人能动性实践”。
一、马克思唯物观思想的转化及发展历程
1842年10月至1843年3月底，马克思在出任《莱茵报》主编时期，由于从现实状况出发对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政治批判，不但日益卷入政治斗争漩涡之中，而且还第一次遇到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毫无疑问，这成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的最初现实动因。几乎同一时期，费尔巴哈相继发表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也应被视为马克思上述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促推因素。这一点恰如恩格斯所言：费尔巴哈“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①此外，促使马克思转向唯物主义的第三个动因应归功于他的历史学研究，其重要成果即所谓的《克罗茨纳赫笔记》。这几方面的共同作用促使马克思迅速地从《博士论文》时期的青年黑格尔学派唯心主义立场转向了唯物主义立场。此后马克思不仅在《神圣家族》中全面考察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流派发展史并分析了英国近代唯物主义，而且与恩格斯一起共同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历史唯心主义。此时，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正快速形塑，而且通过《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等文稿的相继写作得以持续推进，并最终在《形态》中开始成熟起来。
二 “现实的个人”之能动性实践：人的自由、解放及其历史主体地位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形塑过程中，无论是早期一般唯物主义阶段，还是人本学唯物主义阶段，以至最终历史唯物主义阶段，其中，有关人及其自由能动性实践之思考无疑自始至终从属于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唯物主义立场。首先，正因为马克思通过运用费尔巴哈将思维与存在做出“颠倒”的唯物主义方法批判黑格尔国家学说，深刻揭示出并非抽象国家理念决定现实市民社会，反而恰恰是现实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理念的逻辑同历史真相，他才有可能去关注市民社会中的经济生活及其主体——现实的人。其次，马克思在《形态》中意识到人首先是作为生命物质体而存在的，其不仅由物质构成，生活于物质环境中，而且复杂的“交往关系”也无时无刻不印留着物质烙印，甚至连人们思想表达和思想交流的基本方式、渠道——语言，也蕴藏着不容忽视的物质性。再次，马克思始终强调，要改变人生存的现状不能仅仅依靠抽象思辨的“理念”或玄幻的“意识”，而必须切实令现实客观状况真正得以转变，如马克思在《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就指出，废除私有财产只有通过废除现实的社会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绝不能仅仅依靠通过在概念中用一种范畴来替代另一种范畴来实现。
然而，需要指出，马克思在确立唯物主义的同时从未忽视人自由自主的能动性实践及与此关系密切的自由、解放等议题。正是在此思想质点上，他深刻揭露并严肃批评了以往时期“一切唯物主义”显著的局限性，即其由于过度强调客体性或直观性，往往变得僵化而缺乏能动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事实上，早在《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就已深邃洞察到那一时期德国人对思想自由的要求同现实思想专制制度之间存在着尖锐矛盾。于是，他通过在古希腊哲学领域对“原子偏斜运动”作出考察，试图对自由自在的“自我意识”作出肯定性回答。到了随后而至的所谓人本学唯物主义时期，马克思对人自由实践和解放的认知不但已远远超越了其唯心主义阶段，而且还获得了丰富的现实内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赋予被奴役者高度自觉能动性，并充分肯定和展望了“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以及解放全人类的能力和历史使命。马克思对现实个人自由实践能力的关注、肯定、强调，不仅同以往历史上的一切唯物主义流派彻底划清了界限，而且伴随着对人自由实践活动理解的持续深化，渐渐赋予其越来越多社会生活和经济生产的现实意蕴，自此彻底告别了费尔巴哈哲学中抽象玄思的“人”的范畴，进而，不断演化为立基于现实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之上的能动主体，而这也最终确立了人作为社会历史发展主体不可撼动的地位。
三 “现实的个人”同“物质生产”(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双重起点”？
(一) 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现实的个人”抑或“物质生产”(实践)
与黑格尔主义、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历史观迥然有别，历史唯物主义不从玄思“意识”或抽象哲学概念出发，而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去阐述现实世界，即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式纷繁观念形态。然而，与此同时，《形态》却也这样说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②于是，这样一来，《形态》似乎陷入了一种难以回避的理论矛盾或阐述矛盾中：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到底是“物质生产实践”还是“现实的个人”呢？这究竟是一种写作上的“失误”还是理论上的不成熟呢？对此，某些学者运用文献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形态》大束手稿和小束手稿中所展现出的不同表述提出了深度质疑。尽管他们所提出的这些疑惑可以尝试着用“还原”或“比较”上下文语境进行某种相容性辩护，然而，难以回避的是，《形态》中对“出发点”或“前提”的表述的的确确存在使用不同理论概念或表述方式的问题。
韩国学者总结得出韩国美学传统的两大特征非均齐性(不规则性)和自然顺应性便是从雨水丰沛、多山多植被的自然环境与由此孕育出的巫俗传统而来的。
(二) “物质生产”(实践)范畴的双重内涵
应当说，“物质生产”(实践)范畴包含了下述两层理论内涵：第一、“物质始基性”。首先，物质生产的对象必定是“物质”而非抽象空泛的范畴。其次，物质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继承性也都是指物质存在意义上的继承，每一时代的物质生产都是“以前物质性累积”的成果。此外，物质生产方式取决于人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即，生产方式及其内含的技术性成分始终受到生产力所由以产生的“物质”力量的赋予及制约，须臾难逃。第二、“物质生产”(实践)中必然包含有“现实的个人”自由能动之实践，否则，物质生产实践无疑缺乏能动性推动力量，其必将如自然自在的存在之物那样永远也无法演变成“人为”物质。因而，在一定物质前提和生产力状况大致确定的范围内，人们有进行这种生产或那种生产的自由，也有这时候或那时候去从事生产的自由，甚至还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科学规律去从事高度创造性生产的自由。于生产方式而言，在“物质基础性”之上同样具有一定自由度及广泛多样性。正如《形态》所言，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质言之，“物质生产”(实践)既由物质构成基础、前提、出发点、制约条件，同时也与现实个人自由能动的实践须臾难分。
(三) “现实的个人”范畴的双重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如同国内某些学者所深深感受到的困惑一样，有人但凡一提及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为“现实的人”便会感到惶恐、不安，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认为，人是有意识、有思想、有欲望的思维性生物存在，因而，从“人”出发自然就意味着从“唯心主义”出发。其实，这一切均导源过于机械僵化地从字面上将“物质生产”(实践)同“现实的人”对立起来。事实上，《形态》中的“物质生产”(实践)与“现实的个人”并不实质性构成“文字表述”上所显示出来的表象性对立，恰恰相反，不仅是因为完全不可能想象脱离了“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同时，也完全不可能想象脱离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更为重要的是，二者其实都具有共同的“双重内涵”，即“物质始基性”和“能动性实践”，因此，二者实质上具有高度圆融性。应当说，真正处于历史唯物主义体系辩证两极的并非“物质生产”(实践)同“现实的人”，而是始终存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历程中持续延伸且并行不悖的两条思想理路：1、唯物主义及其在世界观上对“物质始基性”的根本强调；2、对自由、解放议题同“现实的人”能动性实践的深切观照及由此产生的“历史主体”学说。
“现实的个人”除了具备“物质始基性”之外，还有没有其它什么“专属”特质呢？关于这个问题，事实上，马克思的认识存在一个演变(演进)过程。他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④从这里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马克思对人的独特性或人的根本质性之理解仍然没能彻底摆脱以“意志”、“意识”等因素为表征的唯心主义藩篱。到了《形态》时期，事情则似乎出现了比较微妙的变化。《形态》指出，“个人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不在于他们有思想，而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⑤在这里，马、恩已开始自觉拒斥使用形而上学“玄思”或伦理学“悬设”来指认和界定“现实的人”，转而从客观现实物质性生活生产出发，从“物质始基性”出发去推演人的需要及由此产生的人自由能动的物质生产实践，并进而将之作为人最为根本且独特的“基本属性”和“内在品质”。
《形态》在开篇首先明确肯定了“现实的个人”之“物质始基性”(也可理解为物质性之生物体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③这个被《形态》所赋予的“现实个体”物质性基本前提不仅与德国唯心主义意识形态所臆造出的“自我意识”、“唯一者”等众多玄思抽象范畴完完全全划清了界限，同时也与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的“人”及所谓“类本质”等诸范畴有了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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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的辩证“两极”——“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能动性实践
(一) “物质始基性”：“现实的个人”之能动性实践的根本前提
《形态》具有特殊意义和特殊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其将唯物主义思想贯彻到了人类社会历史漫漫进程中，完全颠覆并彻底终结了西方传统思潮(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及其延续)关于历史往往是由某种精神或代表某种精神的极少数英雄人物所创造的迷思，充分肯定了人类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及其“始基性”地位，玄思抽象的思维意识“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⑥无论《形态》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是从“现实的人”出发，还是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无疑都首要地肯定并强调了这一点。思考和谈论“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人”能动性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时，“物质第一性”原则应首当其冲地成为无可辩驳、无需质疑的根本前提、坚实基础，即“现实的人”的能动性实践毫无疑问必定是始终建立在“物质始基性”之上的，正所谓“得其赋予，受其制约”。
正如《形态》中所深刻阐述的那样，历史主体首先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但是，毕竟“现实的个人”决不可能是纯粹的孤零零的个体，这仅仅是历史主体的逻辑起点而已。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实的个人”必然要进行社会交往，如此一来，或早或迟就将形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和利益基本一致的政治联盟——阶级，人类社会阶级构成大都可分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而被统治阶级往往又是最大多数的劳动者，即劳动群众或人民群众。“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中，历史主体有几种典型的表现样态，那就是作为基本表现样态的‘现实的个人’、作为政治表现样态的‘阶级’、作为普通表现样态的‘人民群众’以及作为特殊表现样态的‘英雄人物’。”⑨既然“现实的个人”最本质性的特征和内涵就是“自由能动性实践”，那么，毫无疑问，占人类最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群众”所具备的“自由能动性实践”自然最为强大，也正因此，马克思主义才将人民群众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亦即人类社会历史主体。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神圣家族》中，针对鲍威尔等人叫嚣社会主义运动是“日暮穷途的”，因为“他们的新理论还不够纯”等言论和观点，就已经对人类社会历史主体范畴给出了清晰明确的阐释：“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⑩“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在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且进行战斗。……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二) 历史唯物主义的动力因素：“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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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与以往一切唯物主义最具根本性差异的地方就在于发现并高度肯定了现实“人的活动”，即“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同传统唯物主义静态特征迥然有别，历史唯物主义一开始就呈现出蓬勃的活力、生命力及属人的独特创造性。由此，马克思才如是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也因其远离现实物质生活(实践)的哲学玄思抽象性而遭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所谓“物质自然观”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属人”特质(“人为自然”)，而非费尔巴哈认识论维度中静态不变的“直观自然”。
五、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观
(一) “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同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确立
从东晋皇家讲经、诵习之制看，东晋皇族教育内容显系为儒家经传，诸子却勿须为皇族所通览，这与汉末三国不同：“余是以少诵诗、论，及长而备历五经、四部，史、汉、诸子百家之言，靡不毕览。”[7](P90)“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7](P891)。即便东晋之初的太子教育曾短暂出现过法家典籍，也多不为世人认同而加以排斥：“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庾)亮谏以申韩刻薄伤化，不足留圣心，太子甚纳焉。”[2](P1915)
毫无疑问，那种过分强调人能动性实践进而否定物质始基性的观点是偏颇而错误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阿克谢洛斯在《马克思是技术思想家》中将此类观点推向了极端，其结局只能令历史唯物主义彻底丧失掉“物质始基性”的沃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绝不是离开物质性自然去谈论人类历史的，恰恰相反，其始终认为它们乃为人类社会历史的基础。现实中的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⑦由此视之，既然物质乃为“现实的人”自由能动性实践的永恒基础同根本前提，那么，这里的实践就决不仅仅只是一种“纯而又纯”的思想实践，其更多指涉一种物质性、生产性实践。正是据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要改变世界就不能仅仅依靠思想实践，面向物质世界的能动性变革或能动性革命更为根本、更加关键。
历史地看，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和卡尔·波普尔的上述观点并非什么新颖见解，实际上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就已在欧洲广泛地蔓延开了，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有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同康·施米特。第二国际后期，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越来越不加掩饰地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辩证阐述肆意歪曲为一种庸俗肤浅的“经济决定论”，反过来攻击其为“宿命论”，并恶意指责马克思主义“将人变成了生产关系的傀儡”。几乎与此同时，一批以普罗柯波维奇为首的俄国机会主义“经济派”也同样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为一种彻底取消了人主观能动性实践因素的机械“历史决定论”，并据此横加批判列宁过分“轻视发展中的客观成分”，片面“夸大了思想的作用”。考茨基虽然曾多次参与对伯恩斯坦的论战并以“中派主义”自居，然而，其庸俗实证主义性质的“自发经济决定论”事实上与伯恩斯坦主义并无本质上的差别，演进到最后，一种“无视历史主体”、“去自由能动性实践”，“机会主义”和“等待主义”色彩相当浓郁的“超帝国主义论”便自然而然地诞生了。20世纪中叶，阿尔都塞立足于僵化结构主义立场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一种人道主义思潮并进而抛出“历史无主体”的荒唐命题。对此，卢卡奇深刻揭示道：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解释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实际上是“明显地导向历史宿命论，导向对人和社会活动的取消”。
(二) 唯物史观“经济决定论”解释维度及历史主体缺失
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进程中往往极容易被一种机械僵化的结构主义误读为“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并最终致使历史唯物主义“人—主体实践性”缺位。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曾在《社会主义与科学》中讽刺道：传统的社会主义或历史决定论蕴涵着这样一种观点，“由于某种内在的必然性，人们不必做任何事情，资本主义便会发展成社会主义。”卡尔·波普尔也持有类似于哈耶克的看法，对此，他说道：“历史决定论”，“既没有教导人们无所作为，也没有主张真正的宿命论，但历史决定论却教导人们，要改变行将到来的变化是徒劳的；这可以说是宿命论的特殊形式，可以说是关于历史趋势的宿命论。”
耦合度能够反映系统间的协调情况,但却忽视了系统的发展水平．例如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水平都很低,其耦合度值却有可能很高．为避免这种情况,引入系统综合发展水平模型:
由图2可知，酵母生物量受氧气条件、碳源和氮源含量的综合影响，经适应活化方式培养的酵母菌生物量高于普通活化方式所得酵母，尤其是有氧条件处理组，生物量差异更为显著（p＜0.05），且高于厌氧条件处理组，这可能与酵母细胞进行有氧呼吸代谢，处于生长增殖状态有关。就碳源含量而言，中等质量浓度条件（22 g/L）活化处理所得酵母菌的生物量较高；就氮源含量而言，厌氧条件活化时随氮源含量的升高，酵母菌生物量也随之增大，而有氧条件时则呈先增大后降低的趋势，这可能与活化培养基碳氮比及通氧条件共同作用有关。
面对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理解、阐释为某种“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可能性倾向及现实情状，恩格斯坦承：他自己和马克思在批驳论敌时，由于必须集中论证和阐述“主要原则”，因而，往往客观上不自觉地造成了对某些其它“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一定程度的忽视。于是，这样一来，就为“历史决定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泛滥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令唯物史观逐渐丧失辩证且丰富的意蕴而日趋变得“标签化”、“教条化”、“机械化”。晚年的恩格斯竭尽所能地力图纠正“历史决定论”、“经济决定论”错误思潮，恢复、彰显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具体历史方法和指南”的真实面相及其蕴藏的辩证性同生机勃勃的理论活力。恩格斯在其晚年所写的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不仅非常明确而原则性地阐释了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指出经济因素(包括现实生产和再生产)是在“归根到底”而非“唯一”的意义上起“决定作用”，而且，更是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内涵丰沛、意蕴深邃的“历史合力论”，自此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读推向一个新的、更高的境界。
正是得益于马克思对“现实的个人”及其最重要特质——“自由能动性实践”的一贯高度重视与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体学说才能最终得以确立。这一点从《神圣家族》，甚或更早的理论文献中就可窥见某些端倪。更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始终同以工人、农民为代表的广大劳动群众保持着深入持久的现实交往，并时刻密切关注欧美(如法国等地)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斗争，因此，人类，尤其是无产阶级建基于自身“自由能动性实践”基础之上的革命活动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政治自由和解放等议题早早就跃入了马克思主义恢宏的理论视野之中。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充分肯定并积极展望了“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无产阶级自我解放及进而解放全人类的能力和历史使命，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这一点不仅与他在《博士论文》时期对“自由意志”的积极追寻具有高度一致性，而且，由对人自由、解放议题深切观照所产生的对主体“感性的人”“自由能动性实践”的强调在随后写作的《关于费尔巴哈提纲》中得到了相当充分透彻的表达。一开始还略带抽象思辨色彩的“感性的人”之主体实践逐渐演变为《形态》中内涵更为丰沛、意蕴更加深广的“现实的个人”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在一种社会化结构(生产力与交往关系)中自由能动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
结 语
毋庸讳言，《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历史唯物主义出发点表述上呈现出的语辞矛盾不仅令思想界产生出某些混沌而分歧性的认知与争议，致使某些学者陷于困惑而踟蹰不前，而且还会偶尔“浓密”地遮蔽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真正辩证的两极理论质点：“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事实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唯物史观两个出发点：“物质生产实践”同“现实的个人”，由于其内涵的双重意蕴，不仅不构成实质性矛盾与冲突，反而或隐或显地引申与显露出真实贯穿并蔓延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始终的两个辩证理论极点：“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历史与现实一再表明：倘若长期僵化而偏执地聚焦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面相并过度强调“物质始基性”维度，必将逐渐丧失对内涵于唯物史观中“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理解的敏锐性，逐渐丧失对“物质始基性”同“现实的个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之间深邃辩证意蕴的精准把握，轻率而武断地得出(唯)“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肤浅“洞见”，并进而在历史主体性问题上催生出如阿尔都塞站于机械结构主义立场做出的“历史无主体”般错误命题。理论的偏狭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决不仅限于思想领域，其或早或迟必将如野火般延烧至现实世界，并深刻影响人类实践。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解读，由于取消了“现实的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从而无视“历史主体”的实存，因而不仅历史性地产生了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待主义”思潮，而且更是悲剧性地直接导致“第二国际”彻底瓦解，致使左翼进步力量受损，严重扰乱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既定路向。当前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辩证理论两极的再认识，对“现实的人”之“自由能动性实践”及建基于此之上“历史主体”学说的再认识，必将为有效制约和抗衡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程，形塑璀璨社会主义未来前景起到积极作用。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2页。
②③④⑥⑦⑧⑩《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519、162、525、520、499、287、295页。
⑤《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
⑨王浩斌：《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理论的形成及其科学内涵》，《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第5页。
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经济、科学与政治——哈耶克论文演讲集》，冯克利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3页。
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
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李渚青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265页。
此外，同一高职院校的二级学院之间业务往来过于复杂，由于没有明确的制度，造成彼此之间扯皮情况严重。如在本课题组调研过程中，一个高职院校有三个工科二级学院，其中一个工科的二级学院需要承担另外两个学院的专业基础课，而这个二级学院的高职称教师比例特高，高职称教师的相关费用也特高。因此，另外两个工科二级学院宁愿使用外聘教师，也不愿意用另外一个学院的教师，造成同一高校的教师“饱的饱死，饿的饿死”，很多教师对二级财务制度有很大抵触情绪。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14X(2018)01-0081-07
作者简介：李雪阳，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广州 510635
[责任编辑 刘慧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