淹没《马丁#183;伊登》的意识形态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丁论文,意识形态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杨莉莉译
将身体的某种特定形式描述为具有历史性就等于是说它能不断利用生成它的事物。就此意义而言，语言作为一个特性在于促成超越其自身形式结构的体系，正是人类历史性的恰当指示。不过，对具有语言行为能力的动物来说，语言的这种并非深不可测的自我超越能力，在一个侧面体现于它将自身形体扩展为抽象概念上，而抽象概念已违背了语言本身的感官特性。[①]
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s）近来重读了特瑞·伊格尔顿的《美学意识形态》，并对当前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倾向提出了警告。布鲁克斯指出，在文学教授们指导学生探索意识形态或政治策略时——即“文本有何意义”——过多地忽略了诗学——即“文本如何产生意义”（517页）。为反对该倾向，布鲁克斯建议回归浪漫人文主义的观念，即认为“人文学科涉及将人的个人特性置于更大的事物中，置于这样一种文化传统中：人们可以通过它交谈而它又同时允许人们通过自己去讲述”（519页，着重点为笔者所加）。本文同样也重读了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特别是由于该美学探讨了资本主义条件下艺术的性质以及意识形态问题。不过，我的目的在于考察杰克·伦敦1909年发表的小说《马丁·伊登》是如何既预言了伊格尔顿的马克思主义，又暗示了资本主义西方国家的“文化渗浸”并不会导致如布鲁克斯和浪漫人文主义传统所提出来的那种进步的对话。我的解读也不认为马丁·伊登的生涯及其没落在资本主义渗浸之中产生出一种美学悖论，揭示了人文个人主义的必然共生优势和致命危险。
为了向评论家和教授们说明对艺术家的评价，布鲁克斯引用了T·S·艾略特的话：
所发生的是，当他面对更有价值的事物时，他不断地奉献自己。艺术家的成长就是一个不断自我牺牲、不断消灭个性的过程。（520页）
带着这种观点，布鲁克斯认为，评论家们应该承认他们并非是“有德行的哲学家”，而只是“变色龙诗人”而已。这样那些因此产生于他们身上的拒绝遵从“文化他性考验”的傲慢便能够避免（520页）。评论家不应该仅是简单地“炫耀其癖性”，而是应该加入到关于传统、诗学和为大众利益奋斗的讨论中去。
对特瑞·伊格尔顿本人来说，他也考虑到了艺术家观念的瓦解以及传统、诗学和为大众利益奋斗的作用。不过，当布鲁克斯认为没入传统意味着对“更有价值事物的尊敬时，伊格尔顿却对下面这个问题提出了质疑：这种观点是否不过只是人文主义为了掩饰其主体的必然崩溃、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制度自相矛盾而创造出来的海市蜃楼的幻像呢？”
考虑到保守的传统美学和人文个人主义的有益后果，伊格尔顿指出“资产阶级的政治和文化传统，不管是多么偏颇和抽象，都孕育了关于自由、平等和普遍正义的理解”（218页）。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状况所带来的好处是无法与为取得这些成就所付出的代价割裂开来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个人达到了充分自我意识的新高度，使主体性成为精细复杂的财富，而这些正是通过将个人变成掠夺性的利己主义者得以实现的”（219页）。伊格尔顿指出，随着生产者与产品之间的不断异化，意识形态介入并成为个人身份的基础。这种掠夺本性最终会使资本主义的文体本身也蒙昧无知。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和机遇激发了个人的潜能，但是社会的苛求和局限性必然使之湮灭无用。
《铁蹄》之后的意识形态
伦敦写作《马丁·伊登》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在美国极为流行并达到高峰的时期。美国选民对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和威廉·詹尼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 Bryan）这些反资本主义的平民候选人给予了很大支持。此后，他们又给了1912年竞选总统的社会党候选人欧仁·德布斯（Engene Debs）将近6%的选票。[②]伦敦这时已经写成了《铁蹄》（1908年）这部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乌托邦式小说，并刚刚结束他极受欢迎的社会主义巡回演讲。在这同一时期，亨利·德马莱斯特·劳埃德（Henry Demarest Lloyd，他的儿子是美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起者之一）出版了《反联邦的财富》（Wealth AgainstCommonwealth）一书，而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的《丛林》（The Jungle）一书也是一经发行即成为经典名著。
然而，除了社会主义的兴起以及伦敦对此作出的重要贡献，他本人也被认为是这个国度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并稳步成为美国作家中的第一个百万富翁。菲利普·福纳（Philip Foner）指出，伦敦起初对他这部激进的宣传性的《铁蹄》是否能获得商业上的成功不抱希望，因为他“完全明白没有哪个出版商会接受，没有哪家杂志会连载，此书只能更多地招致资产阶级出版界的攻击”（95页）。不过，正如苏珊·沃特（Susan Ward）所说的，伦敦最终还是将《铁蹄》当作一本畅销书：
在几封给出版商的信里，他强调这部小说有流行的潜在可能。他写道：“特别是从商业角度看，由于目前社会主义引起了广泛兴趣，我认为《铁蹄》极有可能成为热门书。”1908年1月，他在注意到人们的恐慌、贸易大萧条以及过去这一年来美国的总体形势之后评述道：“公众已成熟到能推动《铁蹄》跨入高销售量之列。”（《意识形态》167页）
正如福纳（95—96页）和格兰维尔·布克斯所谈到的，这部小说即便在社会主义评论家眼中也不算成功。不过，我倒是同意沃特的评价，她说伦敦利用他那个时代的小说传统有效表达出了社会主义者采取激进行动的号召，虽说读者不赞同他的政治观点，但他们却能理解他的文字中表达的讯息（《意识形态》176页）。
但是，为了进一步对这一观点作出阐释，我认为《铁蹄》一书在引起人们对无产阶级所受压迫的注意的同时，也包含了相对较少的对中产阶级意识作为整体的分析和对伦敦身上的成功作家自我意识作为个体的分析。换句话说，《铁蹄》描述了如何逃避统治阶级的剥削，但却未解释为何这么多受压迫者不能且不愿走那条路。
自传小说《马丁·伊登》（原名《成功》）与其说对美国小说中“揭露丑闻”类或“社会写实”类作品作出了贡献，还不如说是伦敦对个人的探索，旨在暴露他自己在美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双重角色。[③]正是这种文化阻碍了《铁蹄》在广泛的读者群中传达其讯息。查尔斯·沃森（Charles Watson）认为，《马丁·伊登》给了伦敦一个机会来说明他自己特有的美学困境：
从两个方面描述了他作为作家的生涯：一是身为严肃艺术家，鄙视商业市场价值观；一是身为文学商人，首先要为商业成功而奋斗。（123页）
我想说清楚的是，伦敦的这种困境也正是美国文化的困境，它不是在普遍的、理想的、与市场价值不一致的艺术灵感背景中体现，而是按市场对这类艺术灵感的创造和维持来表达的。
《马丁·伊登》的情节很简单：来自下层社会的年轻水手马丁·伊登发现了中产阶级世界的“超凡脱俗的美”，并爱上了鲁丝·莫尔斯和她的家庭。他把他们当作美、教养和智慧的典范而顶礼膜拜。于是他开始努力提高写作技巧，坚信他最终能掌握表达自己思想感情的方法并主宰文学市场。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失望、挫折和无效的体力劳动之后，马丁终于依靠写作变得富有。然而，在这整个过程中，他已从原先对写作职业和对鲁丝所持的错误观念中清醒过来。尽管有人向他介绍了社会主义，但他却没有接受。最终，沮丧的马丁变得平静，他抛弃了钱财，驾船驶向塔希提岛，自溺而死。[④]
资产阶级图画
马丁第一次到莫尔斯这个中产阶级家里去的时候，他所置身的资产阶级文化正处于鼎盛时期。他到那儿去基本上是出于偶然：他碰巧在一场混乱斗殴中救了阿瑟·莫尔斯（鲁丝的哥哥）。阿瑟自有希望马丁来访的原因，不过他同时也希望这个来自下层社会的粗鲁而善良的“野人”惊吓一下他那讲究礼仪、很有教养的家人。这样一来，马丁的拜访就成了这一家人消磨夜晚的娱乐了，而马丁对阿瑟这一动机一无所知，他感到他眼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尽量使他自己与周围的陌生环境协调起来。
而马丁与环境不协调这一处境贯穿小说的始终。虽然他相信他的行为自有一套理由而且周围环境也基本友善，但他实际上并不知道他自己行为的真正结果。因此，习惯于艄船木板而非上流社会雅致起居室地毯的马丁，尴尬地走进了莫尔斯家，正为接受了与其共进晚餐的邀请而懊恼不已。不过他还是打算尽可能做好：“他心里诅咒着自己的来访，但同时也下定决心，不管发生什么事，既然来了，他就要一直做到底”（33页）。马丁的决心是一个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的反映，伊格尔顿称之为“有选择的堕落”，就是说要在糟糕的局势中尽量选择好；“即使人们相信弥尔顿的《失乐园》，但要是一切都没有发生，那还是要好得多”（215页）。
伊格尔顿描述了一种“马克思主义的崇高”，它产生于资产阶级革命，并赋予资产阶级文化一种所谓的历史合法性：“只有转身回顾过去，带着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新天使》（angelus novus）书中所描写的那种极度恐惧的面容，革命才能凭借历史的东风被送入未来王国”（213页）。人们看到历史向前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使之摆脱了封建主义和君主制度，剩下的只是一种感觉，一种“有用的现在”被改头换面了的谎言融入现在的感觉。
这恰恰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及许诺方式，涉及到个人解放和智慧的扩展延伸，正是它吸引着马丁并使他成为作家。虽然马丁已“变得敏感”，有很快的“反应力”（32—33页），但他总是感到自己无法表达心中的感受：
在他所读的东西里，他可以感受到生活中的伟大事物及其光芒，但他却说不出来。他无法表达心中的感受。他将自己比作一个水手，在一条陌生的船上，在漆黑的夜里，在不熟悉的活动索具中摸索。（41页）
马丁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克服这种表达上的困难，而他的救星似乎就是受过大学教育的鲁丝和整个莫尔斯一家人。马丁与莫家共进的这顿晚餐——它的恶果马丁还毫不知情——似乎确证了他的选择：莫家成为一种伟大生活的典范：
他头一次意识到除了裹腹，吃饭原来还有其他功能。他不晓得自己都吃了些什么，那不过是些食物而已，而在这些餐桌上他所宴饮的却是对美的热爱。原来吃饭还有审美功能，还有智力功能。他的大脑兴奋起来。他听到人们在讲些对他来说毫无意义的话，讲些他从前只在书本上念到过的话……当他听到这些词语从这个显赫家族，从它的家庭成员口中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时候，他高兴得简直浑身都在发颤。浪漫故事、美和书本的活力都变成了真的活生生的现实。他陷入一种罕见而极其幸福的状态，犹如一个人目睹他的梦想从幻像的夹缝中挺立出来并最终得以实现。（48页）
这段文字不应象几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被读作浪漫主义感觉的觉醒，[⑥]其实它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某种症状。这种意识形态使资产阶级的人文主义面具和唯美理想得以建立，并掩藏住了决定它的社会力量。
马丁初次见到莫尔斯家那幅油画的场景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标记。那张纵帆船舵手的油画在马丁一走进起居室的时候就“捉住了他的目光，止住了他的脚步”，因为“那里蕴藏的美吸引着他，他无法抗拒”（33页）。然而，他这个与画面题材相同的水手，却并不大熟悉绘画的表现技巧。当马丁走近画的时候，它的拼凑特性就显示出来了：
美从画布上消失了。他一脸困惑。他凝视着随意涂鸦般的画，随后从画布前走开了。所有的美又马上飞回到画布上去了。“一幅迷惑人的画”，他想道。他不再去想它了，尽管在纷至沓来的一大堆印象里他还有时间感到一阵愤慨，因这么多的美居然为了迷惑蒙蔽人而做出牺牲很是感到愤慨。（33页）
《铁蹄》和伦敦有关社会主义的讲座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牺牲”。但是，在马丁对资产阶级美学理解的早期阶段，他还认识不到人与油画的类似：只能通过牺牲个人“涂鸦”来表达绘画的美。油画是一个整体的形象，但却是个为了“迷惑错觉”而被资产阶级美学吸收同化了的整体，就象《铁蹄》里芝加哥起义的殉难者们所创造出的悲壮雄美的画面。
将《马丁·伊登》的核心冲突看作是艺术感觉与经济现状的冲突就很容易低估伦敦将“理想美学”置于美国“经济现状”框架中的重要性。例如，沃森讲到这么一段话，在这段话里马丁的“视觉错觉”被描述为他的“纯粹独立的”表现技巧的基础（《马丁·伊登》290—91页）。从叙述者言词表面上看，沃森认为这种创作过程是“诗意想象的基础”，且“引起了现代小说的一项主要革新，即意识流”（141页）。然而，马丁的“视觉错觉”却应与“迷惑人的图画”的警告一同来看。从这个角度来说，“独立性”表现掩饰了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意想象”——那种被意识形态认可的符码，而“意识流”则被当作资产阶级训练出来的、现代主义全盛时期的术语而加以评论。
同样，当萨姆·巴斯凯特（Sam Baskett）声称伦敦在《铁蹄》一书中试图“写出一部极为个人化的著作同时又揭示出基本的人性状况（141页）时，他也落入了马丁深陷其中的普遍主义思维模式。不过，我认为伦敦所做的探求与马丁的发现是一致的。他所谓的“基本人性状况”实际上是建立在资产阶级利益之上的，此外，它还表达了作者本人的理解：人们通常认为是“最个人化”的感觉也极深切地卷入了对资本主义的维系。
“所做的工作”
马丁在为掌握那些能让他清楚表达他“个人”视野的技巧而奋斗的时候，也开始越来越屈从于资产阶级的美学表达方式，尽管在他成功之前他并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伊格尔顿认为马克思对个人美学的观点承认内在的经济因素。
首先，在使用价值这个概念中，马克思解构了实用与美学之间的对立……。我们将事物置于我们的认知指称系统中，从而体验到它们的感性财富——这种立场一方面与交换价值的粗略工具主义不同，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无利害的美学观照。（205页）
马克思的交换价值理论并未否认“经验”、“美”或“理想”的影响力，但是它拒绝承认与符号使用分离开来的审美反应的理想化本质。伊格尔顿指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所作所为正是其反面：“经典美学和商品拜物教都去掉了事物的‘特性’，剥离了它们的感官性内容而只剩一个纯粹的理想形式”（205页）。
说来也怪，虽然马丁觉得他正在训练自己以便表达他自己的“特性”，他的视野里却是资产阶级“图画”的虚假理想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鲁丝个人身上，似乎“控制”了马丁关于自我的感觉：
野心乘着狂热的翅膀直冲云霄。他看见他和她在一起向上升高……这就是他所梦想的灵魂上的拥有，除去了一切杂质，是一种自由的、同志式的精神。他还不能使之在思想中成形。他没去想它。就那件事，他压根儿就没去想。情感战胜了理性，他从未体味过的情感让他浑身发抖，心跳加快，让他在感觉的海洋上愉快地漂流，在那里感情本身被拔高，被精神化，生活根本无法企及。（59页）。
马丁浪漫的白日梦里寓含的讽刺是很深刻的。他后来并不是与鲁丝“一起向上升高”，而是相反，独自一人沉入了海底。他梦想“无拘无束的同志式情谊”，但却不知道这样一种关系需要从对鲁丝和她所代表的一切幻觉中清醒过来，事实上，它必须在超越资产阶级生活之后才有可能发生。而马丁，当他的理性被战胜，在“感觉的海洋上愉快地漂流”的时候，他实际上正在走向小说的结尾，走向一个重估理性的地方，一个不是海面上而是在海底的约会地点。
由于马丁苦苦追寻他的还未见成果的文学生涯，他常常工作到深夜，贪婪地浏览大量杂志，“摘录下编辑们认为适于发表的故事、文章和诗歌”（119页）。他能看出文学市场的运行机制，但他居然如此目光短浅，把自己看作是置身于这架机器之外的人：
他开始怀疑那些编辑是不是真实的人，他们好象就是机器上的一个轮齿，就是这样一台机器而已。他将自己的灵魂全部倾注到故事、文章和诗歌里，并放心地把它们交付给这台机器。（160页）
特别是，他将市场描写成一台吃硬币的自动售货机，推一下把手它就吐出口香糖或者巧克力来：“编辑这台机器也一样：一台吐出发票，另一台吐出退稿单。而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还只是后一种机器”（161页）。[⑦]
马丁一直坚定不移地相信他“所做的工作”，因为他已经奋力创作了，他也就进行了创造，而他得到补偿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但是，尽管他清楚意识到他需要经济补偿，他仍然认为工作本身与他的个人幻想完全一致：马丁解释道（“他的思想从特殊性一直延伸到普遍性上”），“它的工作已经完成……它已获得了存在下去的理由”（163页）。当这个个体生产的观念（实际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忽略了马丁成功的背后“机器”所起的作用时，它同时也加深了马丁关于自我表现这种个人能力的错觉。马克思指出：“一个作家并不将他的作品看成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它们本身就是目的。对作家本人和其他人来说，它们作为手段的可能性是这么小，作家在必要的时候会为了生存而牺牲自己的存在”（引自伊格尔顿文章，204页）。而马丁却同时要两种立场。毫无疑问，他把他的作品看成是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但同时，也把它看作是对他身份的直接表现。他错在认为这两种立场源于两个不同世界的运作，即经济世界和他的自我表现的理想世界。
马丁确信他写的“作品”反映了他的身份，确信“从他的作品中，[鲁丝]会发现他的心和灵魂是什么样子。她将会明白某些东西，那一点儿关于他的梦想和力量的东西”（162页）。[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作品只有通过生产关系定义之后，鲁丝（及公众）才会认识到马丁的梦想和力量。然而，这些关系却使马丁跟他自己的工作疏远了，因为它们将马丁的梦想和力量重塑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丁的双重身份只能存在于单一的世界之中。
伊格尔顿指出，对马克思而言，“这种对物的使用并未破坏其审美的存在，这是将物体抽象为一种空洞的形象，仅仅随着交换价值和非人化的需要而摆动”（205页）。也就是说，马丁的梦想——由那摆脱了束缚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景象激发起来的梦想，将会（以中产阶级消遣杂志故事的形式）维持和服务于那个资产阶级社会，而马丁自己却发现资本主义“从特殊性到普遍性”的转变并非是他的自我的扩展，相反却是将他自己转变成为容纳他的欲望的空壳。
马丁内化了致命的资产阶级神秘美学，这在他对浪漫人文主义理性信念的阐释中特别明显。马丁向鲁丝叙述他一部早期小说的故事发展梗概道：
去年冬天，在沉闷的雨季，它雄心满怀地加快步伐了，它与肆虐的早春抗争，开花，诱惑着昆虫和蜜蜂，播撒它的种子。它要让自己配得上它的责任和这个世界……（103页）
在这里，自然的景象与我们所知道的马丁的劳作和他对文学市场的分析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然而，马丁的阐释却并非拒绝分析，而是使之自然化。
鲁丝觉察出马丁的话中隐含着某种分析意味，她问道：“你为什么总用这么实际的眼光看事情呢？”（103页）而马丁的回答是：
美是有意义的，但我从前却从未意识到它的意义。我只不过把美当作无意义的东西来接受，当作无需韵律或理性就能流露美的东西。我对美实在是一窍不通。但，现在，我明白了，或者说，我开始明白了。（163—64页）
这番话预告了马丁后来的精神状态：他以生命为代价去逃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过，在小说中，这种“知晓”是马丁以他特有的方式使其个人主义梦想及行为真实有效（并使之普遍化）。[⑨]
此外，在马丁关于草所作的一番胡言乱语中，伦敦也提出了美国文学的一个流行主题，即源自梭罗和惠特曼的观超验主义自然观：
当我明白它为何是草时，草对我来说就更为美丽了。阳光、雨水、土壤之后隐藏的化学作用使之成为草。每一颗草的生命史里都有个浪漫故事。啊，是的，还有冒险。这个想法本身就让我激动不已。当我想到力和物质的作用，想到它的努力和奋斗，我就觉得自己仿佛能写出一部关于草的史诗来。（164页）
对自然“奋斗”而生成草的自信在美国作家身上得到了生动体现，他们通常表现出“浪漫故事”和“冒险”通病。马丁将他自己的生活和梦想视作一个更大的自然体系的反映，并以自己的生命为赌注押在揭露那个体系的秘密上。然而，马丁活动于其中的那些体系局限性并不是人类经验的极限，而是资产阶级狭隘经验的上层建筑环带。
“字母表的剩余部分”
在《铁蹄》一处重要场景中，小说中的偶像式主人公欧内斯特·爱韦哈德，解释了他对剩余价值和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看法。在一群商人面前是，欧内斯特详细讲述了一家鞋厂的情况，制鞋工人买不起自己做的鞋，因为加在他们劳动上的价值在劳资之间不是平等分配的。由于工人不可能买下所有产品，资本家就必须不断地给他们的货物寻找新的市场。一旦这些市场饱和（或者发展到他们自己也成为生产者的地步），他们就得去寻找新的市场。
商人们抱怨：“讲这些商业ABC简直是浪费时间，”但欧内斯特驳斥这种ABC基础知识将会使资本家垮台，为：
“工厂只有这么大，世界上只有这么多国家。当这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包括最小的、最低档次的，手里都积压着一堆余货，都面对着每一个其他的手里同样压着余货的国家时，会发生什么事呢？……我们是从ABC开始的，凯尔文先生。”欧内斯特俏皮地说道：“我现在可是把这个字母表的其余部分全交给你了。”（95页）
尽管在世界史上，自1908年以来变化多端的资本主义对此问题作了更为恶毒的答复，[⑩]伦敦小说中的商人们却在半路上就给拦下来了：“他们脸上浮现出的困惑不解的神情让人感到愉快。何况，他们脸上还带着畏惧。从抽象概念中，欧内斯特制造出了一个远景，并让他们见到了这个景象”（95页）。
当然，创造视像并让人们去见到这些视像也是马丁·伊登的任务：“他感受到心里的这阵激动兴奋，就象是渴望的阵痛，一种描绘闪现于他意识之镜里的景象的欲望”（129页）。重要的是，马丁的艺术“原料”不是政治经济的抽象概念——对欧内斯特这样的宣传家来说倒是这样，而是闪现于他“意识之镜”的梦想。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马丁自我的幻觉中得以净化升华，通过措辞表达出来。靠这种方式，《铁蹄》一书中关于工人受到经济剥削的教训在《马丁·伊登》一书中成为中产阶级审美过程的探讨。马丁·伊登及整个资产阶级不断地买回它所生产的产品，而该产品正是它本身身份的代表。
“象所有关于解放的理论一样，”伊格尔顿写道，“马克思主义所涉及的是让自己逐渐摆脱商业”：
它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带来使它自己灭亡的物质条件，正如摩西，他不能与他的人民一起到达乐土。一切解放理论本身都带有某种自我毁灭的机制，总是早早预告了它们消亡之时的到来。（216页）经济学的ABC基础知识在伦敦的早期小说里导致了资本主义的灭亡，但在《马丁·伊登》一书中，主人公必须在资产阶级现实的封闭宇宙内部写出他自己的句子来。伦敦的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论”是在马丁的意识里运转实施的，但是，当人物将此理论置入他的人文主义理想时，小说却指出，马丁作为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再现），他只能以死亡实现这一理论。
但在该理论被以这种方式实现之前，马丁已经过了两个后期阶级。第一个阶段是他本人的，即资产阶级对摩西受罚的看法，从这里他能为自己开脱。马丁自己也看出来他是“一个理智的道德论者，比起陈词滥调的浮夸炫耀来更让他感到厌恶的是那些他周围人的道德，那是经济、文学、多愁善感和模仿的形形色色的古怪的大杂烩”（315页）。在详述这部自传小说的创作过程以及小说的性质将会给他带来财富和名望之后，马丁继续徒劳地与编辑和出版商们斗争着，利用他的理想的“理智的道德”使他从贫困中奋力解脱出来。
第二个阶段伴随着第一阶段的失败而来。因为个人的脑力劳动仅仅给他的一部小说带来了5美元的收入（353—54页），导致了他和他的家庭与无产阶级的疏远（362，402页），导致了他拒绝接受社会主义（389页）及“一想起听过的哲学讨论就害怕”的不祥的预感（413页）。不过，马丁的这个商业成功的新阶段是短暂的，且又是以投降的形式开始的，他变成了他所融入的主体：
他是所有的一切，又不是这一切。他做过的一切以及他没做过的事情都展现陈列出来供大众娱乐，由快照和相片相伴……刚开始的时候，马丁是如此讨厌杂志和资产阶级社会，他为反对名声而战，但到最后，因为不这样做更轻松更容易，他就投降了。他发现他无法拒绝那些长途跋涉来拜见他的作家。（435页）
尽管马丁将他的身份认同当作是资产阶级形象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些是摆好姿势的，有些是从生活中抓拍的，他还是忍不住要对他年轻的自我形象作出反应，这是个进入名人圈子的青年作家的形象，“捉住并拦住”了马丁的这种意识形态同样也能利用马丁去捉住他人。
在他本人身份与普通人类社会的“基础”的表现好象一致地生活了一阵之后，马丁发现了他的作为社会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功能。伊格尔顿对生产力的论述与该小说的结局特别相关，甚至都到了评述尼采哲学游戏论的地步：(11)
生产力的整个概念都在事实与价值之间徘徊，或者正如我们在下面要见到的，就好似尼采关于权力意志（Will of Power）的观点。如果人的能力被看作是天生的和积极的，并被视为生产力的一部分，那么很可能跟下来要说的是这些生产力的扩大本身就是件好事。然而，如果生产力的发展被当作实现人类能力的工具，那么问题就将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究竟哪种物质发展的形式有可能最好地完成这个目标呢？（223页）
马丁最初的理解反映了第一种观点：他的“人类能力”似乎与美和爱相一致，而他的不容置疑的目标就在于将他的自然力量延伸到世界中去。但是，从一开始，这些能力自身即显示出是由生产力决定的。尽管马丁在他从油画前走开的时候就已从这种可能性前退让开了，但马丁理想性（他的“所做的工作”）的物质发展永远都不会真正地被让开去，因为画上所画的正是他本人。因此，这实际上是个马丁的意识能不能服务于他的发展理想的问题。(12)
当然，马丁对该问题的回答是否定的。他在“马利波萨”号驶向塔希提岛的途中跳出船窗。虽然在他最初想淹死自己时还有“求生本能”的冲动，但他控制住了自己并认同了这种“本能”的含混不定的天性：
他想的是活下去的愿望，但这个念头又是随着冷笑而来。好啦，他有意志——是，还是个很强的意志，强得足以只需再最后作一下就能销毁它自己而不再存在了。（481页）
在这里，关键的是，马丁的意志并未卷入反对文学机器外在力量的斗争，或反对“杂烩”道德内在影响力的斗争。相反，意志是被当作其自身存在的定义并维持其自身限制的生产力来看待的。这个意志显露出其崇高的物质性。
马丁的认识论与美学是相辅相成的，但它们只是在资产阶级结构的外面才会如此。马丁的自杀所具有的自觉性和特性与他对新的知识的感觉是一致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关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与更充分的阶级之间的不自觉状态。《马丁·伊登》的历史内涵承认其自我超越总是不能逾越资产阶级思想的边界，而主人公的介入所提示给我们的是伦敦的最后定论，即关于人文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危险的依赖关系。
注释：
①见伊格尔顿，199页。
②见Draper（36—42页），他同样指出虽然平民论者因抗议华尔街及强盗资本家而被认作是“反资本主义者”，“农民起义却从来也未威胁过私有财产的基础。它的先锋部队是受债务和破产威胁的有财产意识的农民。”就其本质来说，平民主义“是种独有的用以反对少数人的资本主义而保护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的美国手段”（38页）。与此相对照的是由Bebs,Max Hayes，和John Reed这些人倡导的社会主义，它以工人罢工和进行阶级斗争的号召为其特征。
③Frederic Jameson问道，当一个人成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囚犯时，他怎么能够首先意识到它？更不用说耐心地瓦解——或解放——它那复杂的、迄今为止我们还得通过它学会看待现实的运行机制了（170页）。伦敦的答复好象是他自己创作主体的实现，不仅仅是在马丁这个人物身上，而且是在伦敦通过自己讲学、写文章、小册子和小说等行为本身获得的意识形态的环境上。
④Waltson提供了对《马丁·伊登》自传性因素的最好检验，尤其见其所著书的第103—129页。他也注意到这部小说与Howell的《塞拉斯·拉法姆的发迹》（The Rise of Silas Lapham）、S Norris的《麦克提格》（McTeaque）及与Dresser的《嘉莉妹妹》（Sister Carrie）这些书的相似之处。“在每部书中主人公的社会与经济上的上升都与他择性的价值观相冲突”（131页）。而本文则将（《马丁·伊登》）书中的这些价值观当作特别辩论的而不是他择性的。
⑤确切地说，Joan Hedrick关于《马丁·伊登》的章节有个副标题，为“ 失乐园”。
⑥参见Sinclaire为企鹅版书所作的序，Waltson书（139页）及Baskett书147页，等等。
⑦是伦敦最成功的社会主义小说之一的主人公，该小说名为“狭缝南边”（“South of the Slot”），发表于1909年。该主人公头脑清醒地过着双重生活，在“狭逢”北边（该道在旧金山市的市场街道被用作电车路线），他是克利大学的一位教授，而在“狭缝”南边，他则成了革命的劳工领袖。有趣的是，当该主人公最终决心与社会主义者为伍而抛弃他的中产阶级生活时，马丁·伊登却不能认同其自己的处理在“狭缝南边”（这被认为是处于劣势），虽然这个形象已在他头脑中定了型。
⑧另一部伦敦的社会主义小说，“强壮的力量”（“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发表于1911年。它庆贺了共同体的统一力量，而批判了那些“高唱压迫社会秩序赞歌的人”（170页）。在这里，伦敦又一次在他的人物身上赋予能讽刺说明作者强烈愿望的词汇。
⑨Jeanne Reesman研究了伦敦作品中的“知识问题，尽管她的结论是基于荣格精神分析法的心理之上。该心理虽说对伦敦的晚年生活颇为重要，却也似乎很易招致如同在政治意识形态领域还有争议的经济决定论的“心理分析化”一样的批评。
⑩或者说，从30年代起，考虑Walter Benjamin所作的评价，该评价击中了伦敦本人物质上成功的要害。见Benjamin，229页。
(11)本文的范围不允许对该要学说作更进一步的详尽说明。在我看来，它与伦敦和伊格尔顿对马克思的解读都很相似。当许多评论家们批评伦敦在《铁蹄》和《马丁·伊登》中混杂了尼采的超人以及马克思的同情者的形象时，伊格尔顿在他的《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了一整章的篇幅对这两个作家（马克思和尼采）间“某种共享的意识形态”作了很有洞察力的研究。他同时也就他们将人文理想主义的“弊病”转化为一种新的意识而共有的观念作了阐释（尤见所著书236—239页）。
(12)Ward，在她对《浪狼》一文的讨论中，指出伦敦“相信超人是反社会的，且不能够在新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找到他的位置”（“社会的”，325—26页）。超人又一次成为一个不能进入乐土的先知。
作者在开始写作本文时曾得到Hugh Ingrasci的帮助，在即将结束时又得到James Rocks的帮助。文章完成后复蒙杨莉莉小姐译成中文。对以上各位的帮助，作者谨表谢忱。——作者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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