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边看中国——韩国《东亚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韩国论文,书中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教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0-0028-09 一、为何选择“从韩国看中国” 中韩建交22年来，双边贸易和人员往来规模都达到了空前水平，但两国政治互信和民间友好却没有跟进，尤其是韩国对中国存在严重的“认识赤字”①。各项调查显示，最近几年中韩民间讨厌对方的比例大大高于喜欢对方的比例，而且呈现出扩大趋势。其部分原因在于，双方在政治安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认识不一致或存在误解。特别是，韩国青少年对中国的负面认知达到了令人忧虑的程度②。韩国著名作家赵廷来甚至断言，在韩国青年心目中，中国仍然是一个“贫穷、无知的国家”③。 正因如此，韩国总统朴槿惠将其2013年6月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命名为“心信之旅”。访问期间，中韩两国领导人多次提及加强人文交流与合作事宜。在首脑会谈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双方一致认为，今后发展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首要基本原则是提高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重点加强两国人文纽带④。2013年11月19日，中韩两国正式成立了副外长级的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 笔者认为，在中韩人文领域的合作中教育交流是重要组成部分，而教育交流则不能忽视历史教科书的交流，因为它在深化相互理解和强化感情纽带方面发挥着深远的作用。不仅如此，透过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中国的叙述，可以了解韩国主流社会是如何认知中国的，从而为中国制定周边外交政策提供有力的根据。 基于这种判断，本文希望通过对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的话语分析，了解韩国主流社会的对华认知，以及韩国青少年从这种叙述中看到了何种中国形象，这种历史叙述的背后动机又是什么。本文选择“当代中国形象”作为研究内容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因为这是直接影响今日两国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现实问题，二是因为目前国内有关韩国历史教科书的研究不多，且主要涉及的是教材编写特色或时空跨度很大的宏观研究⑤。即便是韩国学者对其历史教科书中涉及中国的研究也主要关注的是近现代以前的部分⑥。 为达到上述研究目的，本文拟以韩国高中阶段的历史教材，即两个版本的《东亚史》教科书为主要研究对象，同时以五个版本的《世界史》和一个版本的《韩国史》为参照⑦。因为在韩国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史主要分布于《东亚史》和《世界史》中，但由于中国的地缘地位和中韩两国历史上的密切、特殊关系，《韩国史》中也涉及到不少中国的内容。选择《东亚史》为主要研究对象有几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东亚史》是在东亚国家合作迅猛的大势下于2012年开设的新课程，能够反映韩国国内对华认知的最新动向；二是《东亚史》主要讲述中国、朝鲜、韩国、日本和越南等为数不多的东亚国家，有关中国的叙述多于《韩国史》和《世界史》，能够全面而集中地反映韩国的对华认知；三是国内学界尚未开展对《东亚史》教科书的研究。 本文将在概述历史教科书的研究意义和韩国的历史教育沿革之后，考察《东亚史》教科书的单元构成和涉及当代中国的叙述及其表达的对华认知，其后评价韩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当代中国的叙述，最后提出几点建议。本文主要以文献调查和文本解读为主，也会评价涉华内容的史料、解说、地图、照片和插图等学习资料。 二、韩国的历史教育体系变迁 绝大部分国家都非常重视历史教育，因为历史教育是塑造民族国家身份认同和培养国民归属感的重要途径。作为历史教育的主要载体之一，历史教科书的编写就成了一项国家级事业而备受重视。 1.历史教科书的意义。首先，教科书是由政府直接组织人员编写，或者是在国家的指导下间接编写的，总体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意志。其次，涉外历史教科书是一国学界主流研究成果的浓缩，反映了该国学界在一定时段内对他国的认知。因此，分析历史教科书所叙述的内容，并进一步分析其传达的信息所包含的价值观念，对解释一个社会的支配理论来说是一个重要途径⑧，也可透视一国主流阶层对他国、对历史上的双边关系等国际问题的认知⑨。此外，历史教科书是国家进行中学历史教育的基本工具，通过历史教育可以加强青少年一代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⑩。外国教科书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构筑起关于中国历史的基石，塑造着外国青少年对中国社会的理解与认识(11)。因此，通过对一个国家历史科教科书的分析，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希望向本国学生传递他国的何种形象，进而预测这些学生将来如何认识这个国家。 2.韩国历史教育的变迁。韩国历史教育学者也认为，决定在学校推行历史教育本身就是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过程和特征，是国家非常有意图的决定和判断。因为历史教育涉及国家的身份，是一个价值问题(12)。正是基于对历史教育的这种共识，韩国从1894年的“甲午改革”之后就开始了近代制度化的历史教育。当时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唤醒民族主体意识，开发接受开化文明的文化能力(13)。 1945年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这同时也标志着其历史教育迎来重大转折(14)。不过，由于仍受美国军事占领的影响，当时韩国历史教育的目标被确定为向学生传授基本的历史知识，培养学生良好的个人能力与公民品行，为促进社会和国家发展做好准备。1955年韩国首次公布了教育课程，国史成为学校历史教育的必修课。从1960年代到1980年代，伴随着工业化的迅速发展，韩国历史教育的重点也转向强调国家主义、“反共”和“近代化”，同时重视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以培养学生的民族自豪感。 2002年韩国进行了第七次教育课程改革，历史课归入社会科。无论小学、初中还是高中，学生都要接受历史知识的教育，但小学阶段的历史知识与社会科的其他知识完全融合，进入初中以后才有独立的历史课程。在中学阶段的历史教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韩国史知识，其目的也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15)。 中韩围绕高句丽历史归属的争论发生后，韩国教育部于2005年5月出台了“强化历史教育方案”。2007年韩国政府再次对教育课程进行了部分修订，强调韩国史与世界史之间的联系问题。东亚地区无疑是联系韩国与世界的桥梁，所以韩国决定在高中新开设《东亚史》选修课。2009年12月和2011年8月修订的教育课程明确规定在高中阶段同时开设韩国史、东亚史和世界史课程(16)。 3.《东亚史》教科书涉华叙述的结构。依据韩国教育部的指示，韩国官方智囊“东北亚历史财团”2010年为教科书编者和教师编写了一套说明科目性质和内容的资料集。2012年天才教育出版社和教学社分别组织编写的高中《东亚史》教材正式出版。如前所述，由于两个版本都是根据教育部的编纂方针编写的，所以教科书的内容大同小异，只有个别地方掺入了出版社和编写者的意图和倾向。 与之前的《韩国史》和《世界史》等历史教科书不同，《东亚史》没有单纯按照时代顺序编写，而是在时代变迁的大框架之下，围绕社会变化的主题展开叙述。全书分成六个单元，每个单元则由该时期最重要的或最突出的4-5个主题组成，并努力按照外交、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均衡叙述。 《东亚史》对当代中国的叙述主要体现在第六单元“今日东亚”部分。第六单元由五个主题组成，分别是战后问题的处理与恢复邦交、冷战与战争、经济增长与区域内贸易发展、民主化和社会变化、东亚矛盾与和解。以天才教育版的《东亚史》为例，“今日东亚”部分总共36页，占全书正文的14％。其中，照片和图片78张，涉及中国的20张，占总数的26％；文字内容比较分散，很难进行量化，但基本维持着中国、日本、越南等国内容的均衡。 三、《东亚史》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形象 韩国《东亚史》等历史教科书通过文本叙述、照片、地图、年表和史料等方式，从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多个方面介绍了当代中国，从而在韩国中学生脑海中塑造了一个复杂的当代中国形象(17)。 1.一个分裂的国家。《东亚史》教科书给读者留下的当代中国的第一印象是“分裂的中国”。关于分裂的原因，教科书认为是美国在冷战爆发后全力支持国民党政权打内战，但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最后败退台湾所致(18)。中共原计划继续武力统一中国，但因1950年出兵朝鲜而失去了占领台湾的机会。教科书还花了较多文字、图片介绍中国的统一问题，并评价称，1997年和1999年接连从英国和葡萄牙手中收复香港和澳门主权，显示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19)。个别教科书还另辟“探究活动”栏目，介绍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关于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六点意见”，要求学生们思考两岸各自的统一方案。 韩国历史教科书如此重视介绍中国的分裂和统一问题，反映出韩国羡慕中国在推进统一大业进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同时也希望从中借鉴经验的复杂心态。因为韩国也处于南北分裂状态，并且也在致力于推进半岛统一，但南北关系却始终处在紧张的对峙中，而两岸关系却在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不过，教科书称中国正在努力加速以一国两制的方式“吸收统一”台湾。这显然曲解了一国两制的含义。因为在韩国语中，“吸收统一”意指不同体制的两个国家进行统一时，一方的体制完全转变成另一方的体制而实现的统一。此外，韩国所有历史教科书一直并列使用“中国”和“台湾”这种表述方式，如“台湾对中国的投资”等。这无形中误导学生们以为台湾是国际社会承认的“独立主权国家”。 2.世界第三大经贸强国。两本《东亚史》教科书都比较详细地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并配以标注开放城市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的中国地图等帮助学生直观理解。 《东亚史》教科书介绍说，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之后，中国开始解散人民公社，转向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指导下引导个人和企业自由竞争，设立经济特区，从发达国家吸引资金。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开放的速度进一步加快，每年保持近10％的经济增长速度。201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世界史》教科书也以插图和各国经济增长率对比图表的形式展示了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如上海浦东的繁荣景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时鸟巢上空的烟花盛况等。各本教科书都将改革开放的功绩归于“小巨人邓小平”。 应该说，教科书对中国经济形象的描述最为正面，而且援引的资料都比较新，做到了“以发展的眼光看中国”。不过，绝大部分教科书也对改革开放的成就进行了稀释处理，如强调经济发展导致党员和官僚滥用特权和腐败蔓延等。 3.缺乏政治自由的社会主义国家。韩国各个版本的历史教科书都非常突出地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并且在行文过程中使用“中共”、“共产化”、“共产军”、“共产党”等词汇。由于韩国几十年来坚持反共教育，所以前述词汇在韩语语境中带有强烈的贬义。实际上，在中韩建交之前，韩国国内一直称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共”且因此，在这种语境中建构的中国政治形象自然不会正面。 韩国历史教科书介绍说，中共掌权以来持续通过动员民众的方式开展思想斗争。金星出版社的《世界史》称，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导致文化遗产遭到破坏，数万名艺术家、知识分子被夺去生命，引起社会、政治、经济的极大混乱(20)。毛泽东去世后，中共正式宣布“文革”是一场错误的运动。邓小平掌权之后在经济方面采取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政治上仍然维持共产主义制度，中国共产党独占权力。教科书一般都重点配图介绍天安门事件，称中国镇压了学生示威，不承认民主主义的政治改革。教科书还称，最近藏族、维族与汉族发生流血冲突，少数民族问题也与日俱增。 总体来看，教科书对中国政治形象的介绍过于负面，而对中国政治制度取得的进步评价不足，缺乏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介绍，从而导致韩国人至今仍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视为洪水猛兽。 4.工业化阵痛的社会。同中国政治、经济、外交相比，教科书对中国社会的介绍偏少，大多数都是点到为止，且侧重于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 天才教育的《东亚史》称，由于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进，中国农村地区人口开始流向城市。目前农村地区人口占50％左右，但“留守老人家庭”和核心家庭的比例比城市还高。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公共交通、高速公路、铁路等交通网络日益发达，这又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化。但城市化速度过快，导致出现住房不足、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等社会问题。虽然中国通过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了人口膨胀，但却导致今天忧虑出生率过低、人口减少的情况发生。教科书预测，中国50年之内可能进入老龄化社会。 5.咄咄逼人的崛起外交。由于韩国是美国在东亚的重要盟国，而朝鲜则与中国保持着传统友好关系，朝韩又处于剑拔弩张的对峙状态，所以《东亚史》在介绍中国外交时难免受意识形态和冷战思维的影响。 教科书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断绝了与朝鲜之外所有东亚国家间的外交关系，形成了中国、苏联和美国对立的格局。今天的东亚外交关系仍然建立在冷战时期的竞争格局之上，因为美国的影响力仍然十分强大，但中国快速崛起，从而形成了中美竞争体系以及中俄朝三角对阵美日韩三角的格局。 虽然教科书称中国的发展为“和平崛起”，但在选材上却带有很强的偏颇性，给人留下并不“和平”的印象。教科书称，中日两国正在争夺东亚共同体的主导权，两国还在钓鱼岛问题上存在纠纷。2010年9月发生日本在钓鱼岛抓捕中国渔船事件后，中国采取了禁止出口稀土的反制措施，并且爆发了全国性的反日示威，迫使日本释放了渔船。教科书还称，1970年代南海海域发现石油和天然气之后，中国武力占领了越南控制下的西沙群岛，导致领土纷争正式展开。 教科书如此选择和叙述反映出韩国对中国存在的忧虑。因为中韩之间也有海洋划界问题，其中的苏岩礁管辖权争论已多次引发两国民众情绪对立，而韩国的对华经济依赖度更是超过了20％。韩国担忧中国有朝一日也会利用韩国经济上的弱点来处理中韩之间存在的问题。当然，韩国历史教科书并未提及，也不会承认两国在苏岩礁管辖权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论，因为韩国已经在苏岩礁上搭建了科研平台。 6.歪曲历史的国家。韩国教科书将中国刻画成了与日本一样歪曲历史的国家，称中国政府重新解读满洲地区的历史和文化，从而导致中韩之间的历史纠纷进入高潮。教学社的《东亚史》用一页的份量详细介绍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东北三省2002年联合主持的为期五年的“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简称“东北工程”)，称中国开展“东北工程”的目的是将边境地区内发生的历史都纳入中国历史中，特别是将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一带活动的古朝鲜、高句丽和渤海国等的历史也都归为中国史。教科书还恣意分析说，这是因为中国需要主张与朝鲜领土存在某种因果联系，以便在朝鲜崩溃之后将其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21)。 中韩围绕历史问题的争论在2005年前后曾一度导致两国政府间关系严重恶化，直至今日仍是困扰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如果中韩历史认知矛盾不进行妥善解决，很有可能演变为现实问题(22)。 7.相互理解有待深化的邻居。《东亚史》教科书并未集中介绍中韩双边关系，而是分散在各个不同的章节里。教科书一方面强调中韩关系有很重要的基础，如地理上接近、悠久的交流史、同属汉字文化圈等，并主张这些优势有助于深化相互理解和经济合作，例如，中国已经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投资对象国，韩国也是中国的第四大出口国；另一方面，教科书却没有提及中韩建交以来双边政治关系发展所取得的成就。这显然与教科书以冷战视角看待中韩关系和东亚局势有关。毕竟，两国之间有过兵戎相见的不幸历史，还存在对立的历史观。 教科书称，中国和苏联在朝鲜战争中向朝鲜提供了大规模的军事援助。韩军和联合国军通过仁川登陆逆转了战局，并将兵力推进到了鸭绿江边。但由于中国派军参战，导致战况再次变化。正如韩国学者所说，历史教科书中最容易引起争议的部分是有关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或侵略等事件的叙述。一方一般倾向于强调记述这种事实，而另一方一般都会模糊处理这种事件。这都表现出历史认识的局限性(23)。显然，这种局限性在《东亚史》教科书上也有突出表现。也就是说，韩国教科书强调中国出兵阻碍了韩国实现国家统一，而中国更侧重于美国入侵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威胁。 总体来看，在以《东亚史》为代表的韩国历史教科书中，当代中国是一个分裂的、内部孕育众多问题的经济强国，是一个外交上咄咄逼人、政治制度上与韩国格格不入的大国，是韩国日益依赖而又需要继续深化理解的国家。 四、对韩国涉华当代史教育的评价 韩国《东亚史》课程的开设弱化了之前以《韩国史》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模式，有利于增进学生对周边国家的理解，培养具有区域思维的“东亚人”。但《东亚史》没能真正摆脱以韩国为中心的视角，其积极影响仍然有限。 首先，《东亚史》涉及中国的内容相对增加。相比《世界史》和《韩国史》教科书而言，《东亚史》大幅增加了介绍中国的内容，而且资料非常新，有利于学生更加全面了解中国。与十年前的历史教育相比，这一点显然具有更加积极的意义。在2006年前后，韩国高中教科书中与中国有关的内容除了第二外国语的《中国语》之外，只有世界史教科书中的中国部分，而且中国近现代史的比重很小，不足以理解当代中国(24)。不过，《东亚史》对中国的介绍仍然不够，很多方面没有涉及，如当代中国文化、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和外交等。相比之下，教学社的《世界史》却还在有限的篇幅内介绍了中国和印度发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25)。飞上教育的《韩国史》介绍了日益提升的中国地位，并将2009年的G20峰会评价为G2峰会(26)。 其次，《东亚史》教科书过度渲染中韩历史纠纷。对于历史的解读不仅是当前的问题，也是影响未来对外关系的原初性问题(27)。《东亚史》增加了介绍中国的内容，但最为突出的却是中韩历史纠纷部分。这与韩国推出《东亚史》教育的目的之一，即应对韩日、中韩历史纠纷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8)。实际上，《东亚史》教科书所依据的编写大纲和相关资料是由韩国东北亚历史财团制定的，而该财团正是韩国官方为应对韩日、中韩历史争论而设立的。因此，即便《东亚史》有着培养东亚人的良好初衷，但在这种历史教育方针指导下，青少年只会愈加错误理解中韩历史争论，从而激化韩国国内已经存在的部分反华情绪和广泛存在的对华负面认知。韩国学者也认为，由于中国推进“东北工程”，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增强，并且将中华主义视为传统时代对韩民族威压感的象征(29)。 第三，过度渲染中国的负面形象。虽然《东亚史》教科书总体上注重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量的平衡，但在选材上却偏重负面内容，尤其是在政治领域最为严重。例如，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成就的同时，强调“大跃进”造成的混乱背景和改革带来的腐败、政治自由化和城市病等问题；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完全无视其特色何在，而是强调中国一党专政、压制自由和少数民族等；在叙述中国外交时，侧重于中国支持周边国家的战争，动用武力和制裁解决领土纠纷。这与半岛分裂以来韩国的反共教育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作为“他者”的韩国可以毫不隐讳地叙述中国的负面情况有关。如果韩国历史教科书在此问题上不进行改善，必然直接影响青少年全面认识中国当代史，并影响在此基础上建构正面、完整的当代中国形象，不利于中韩相互理解和信任的建立。 第四，《东亚史》的积极影响有限。虽然《东亚史》有不少积极的地方，但这些积极面仍难以抗衡其他历史教科书的负面叙述。因为《东亚史》目前还只是高中选修课程，其普及面不如《韩国史》和《世界史》(30)，而这两门历史课不仅涉及当代中国的内容较少，且以负面为主，如天才教育出版社的《世界史》仅用一页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变化，重点是“文革”期间的混乱(31)。the Text出版的《世界史》对改革开放的介绍只有一句话，其余内容全是负面情况(32)。教学社的《世界史》侧重介绍“大跃进”和“文革”造成的损失(33)。飞上教育的《韩国史》相对比较均衡，但也涉及不少“大跃进”、经济调整和整顿、“文化大革命”、通货膨胀、腐败、贫富差距等内容(34)。此外，《韩国史》还将古代中国描述成一个侵略古朝鲜、高句丽、高丽和朝鲜等历朝历代的敌国(35)，这也足以抵消《东亚史》中对当代中国的积极叙述。 第五，韩国社会的对华负面认知强化了教科书的负面教育。一般来说，每个公民的历史教育大致都有三个途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今天的学生已不仅仅在学校学习历史知识，而且也通过各种媒介学习，诸如电影、电视、报纸、漫画、小说、互联网等。这些媒体对大众历史认识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学校的历史教育，特别是历史剧的影响不可小觑(36)。然而，韩国影视剧中大量充斥着丑化中国、歪曲历史的内容。此外，各种大众性的历史读物、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等也都在历史教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韩国的历史读物也充满着对中国的负面叙述(37)。因此，韩国社会对中国的负面刻画进一步强化了学生在学校接受的有关中国的负面教育。 五、几点建议 历史服务于未来。历史学习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培养理解和接受他者文化的能力。如果说中韩关系中的人文纽带是两国学术和青少年交流，那么教科书，尤其是历史教科书就是连接学术和青少年的纽带。中韩两国能否通过深化人文纽带来构建互信，重要的一点就是正确对待历史教科书问题。 第一，中国学界需要强化对韩国历史教科书的系统研究。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国需要准确把握韩国的对华认知，进而制定符合实情的外交政策，其中一条捷径就是了解韩国历史教科书中的中国形象。实际上，韩国政府和学界很早就开始对中国历史教科书展开系统研究，且成果非常丰富(38)。虽然最近几年中国学界、出版界对外国教科书的研究日益增加，特别是随着中韩有关历史和文化起源问题的争论爆发后，中国学界也开始关注韩国历史教科书。但总体来看，不仅研究数量有限，且研究的深度和速度都跟不上韩国教科书的更新步伐。 第二，在中韩官方和民间的交流中，历史教科书也应该成为关注的重点议题之一。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讲，历史教科书的交流比青少年交流更加重要。因为历史教科书反映了国家意志，其影响面更大、更深远。中韩之间很早就有教科书方面的交流，但多限于出版社之间。中国需要借助中韩人文交流共同委员会机制提出历史教科书交流议题，共同评估各自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对方的叙述问题，纠正其中的错误之处。韩国这些年一直通过公共外交这种形式改善韩国形象，包括要求其他国家修改教科书中错误、落后的涉韩叙述问题。如果中韩政府和学界持续进行这种交流和共同研究，历史教科书就不是双方历史矛盾的发源地，而是构建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导游图。韩国学者也认为，为促使历史教科书在增进中韩相互理解与和解中扮演重要角色，有必要检视本国教科书中有关对方的友好、正面的记述(39)。 第三，定期邀请韩国历史教科书相关人员访华。韩国涉华历史教科书的出炉有众多人员参与，主要包括相关出版社的编辑、教科书的编写人员、教科书审定人员，以及像东北亚历史财团等为教科书编写提供资料和指导的人员，还包括在一线承担讲授任务的中小学历史教师、教育电视台(EBS)的历史讲师及教辅材料编写人员等。实际上，《东亚史》开设之前，韩国有关方面就已经多次组织相关教师到中国、日本等国参观调查。因此，中国可以通过教育部门或民间机构更多地邀请上述人员访华参观或研修，资助他们从事相关研究，让他们更多地、全面地了解中国。 第四，从公共外交的角度全面改善中国在韩国的形象。韩国历史教科书有关中国的负面叙述是韩国主流学界、舆论界、出版界、政府对华认知的综合反映。因此，改变韩国教科书的叙述更需要跳开教科书本身，从更高的层面和更广的视野入手。中国一方面需要通过使领馆、中韩媒体、意见领袖、中资企业、留学生、游客、民间团体等做好对韩传播、树立良好形象，同时也需要通过相关部门要求韩国教科书增加有关中国的内容份量，尤其是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的正面描述，构建一个更客观、完整的中国形象，还可以邀请更多的青少年到中国参观，见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第五，中国政府需要鼓励两国学界继续就中韩存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进行研究。韩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描绘成歪曲历史的国家的根源在于“东北工程”。虽然该“东北工程”已经结项，但两国之间的历史争论并未得到化解，其负面影响还在持续发酵，并且随时可能浮出水面。如果中韩历史争论不画上句号，不管是韩国历史教科书，还是大众媒体、历史学者、历史教师都将持续负面勾画中国。 收稿日期：2014-05-06 注释： ①詹德斌：《韩国对中国的“认识赤字”》，《环球》2007年第7期。 ②参见詹德斌《中韩民间交流的成效与问题》，《现代国际关系》2012年第11期。 ③趙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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