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灯泡”到“丛林树”——对美国大学校长三种作用观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灯泡论文,三种论文,丛林论文,校长论文,美国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美国大学校长的研究，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有一些学者进行了相关的研究，但真正大规模的研究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大学发展的困境，对于强有力的大学校长的渴求是任何其他历史阶段都无法比拟的。1982年美国高校董事会特意组建了强化校长领导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ssion on Strengthening Presidential Leadership)，而后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界，对于大学校长的研究，成了一时的显学。
詹姆斯·马奇(James G.March)在20世纪70年代论述大学校长作用时，声称大学校长是“可以互换的灯泡”，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在80年代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辩驳，认为大学校长一旦走入高等教育这片丛林，“每种树都能发出自己的声响，都有自己的特征”[1]。但总体看来，大学校长对大学管理的作用，综合美国学界的研究，大致有三种观点：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无可替代；大学校长无关紧要，他并不能对大学自身的发展起决定作用；大学校长由于受到诸多的限制，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那么，关于大学校长的作用，究竟是“电灯泡”还是“丛林树”？又或者是两者的集合？本文尝试对这三种不同的美国大学校长作用观进行呈现，并根据美国高等教育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征对大学校长的作用进行解读，以期对大学校长的作用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一、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据高等教育史资料研究，早期中世纪的大学就设有校长，只是当时的大学“院长、校长或副校长是由他们的教师同行主要根据资历来指定，基本上是一种荣誉头衔，看作是具有特别名称的教师‘管理者’”[2]。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组织的日趋复杂化，大学校长逐步从中世纪的荣誉性象征开始成为大学真正的行政长官，对外代表学校，对内进行管理，开始拥有治校权责的管理实际权力。
从历史的角度看，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一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大学校长励精图治的历史，这是高等教育管理界的一种共识。追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有许多著名的大学都是和卓越的大学校长联系在一起的。诸如哈佛大学的艾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博克(Derek Bok)，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芝加哥大学的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密歇根大学的安吉尔(James Burrill Angell)，威斯康星大学的范海斯(Charles Van Hise)等等，这些“巨人时期”①(the Age of Titans)的校长，几乎就成了大学校长至关重要的代名词。
大学校长作用的重要性还可以从大学校长的角色及职责予以佐证。作为大学这样一个复杂组织的领导者，大学校长要扮演着多重角色。曾任印第安纳大学校长的韦尔斯(Herman B.Wells)在谈到校长的个人角色时不无幽默地说：“如果可能，校长天生要有希腊运动员的体魄、马基雅弗利的精明、所罗门的智慧、狮子的勇气。但无论如何，还要有山羊的胃口。”[3]美国著名高等教育研究专家、曾任加州大学校长的克拉克·克尔也就大学校长的角色做过精辟的论述：“在美国，人们期望大学校长成为学生的朋友，教员的同事，校友的忠实伙伴，董事会的杰出的管理者，公众演说家，同基金会和联邦机构打交道的精明的谈判人，同州议会交往的政治家，工业、劳动和农业界的朋友，同捐赠人交涉富有辩才的外交家，教育的优胜者，各专业（尤其法律和医学）的支持者，新闻发布人，自身领域的学者，州和国家的公仆，同时也是戏剧和足球的热心者，体面的绅士，一位好丈夫和父亲，教会积极的会员。”[4]领导力研究方向专家、罗林斯学院院长雷塔·伯恩斯坦恩(Rita Bornstein)在2001-2002年度的南部大学会议(Southern University Conference)上讲述：大学校长的特征一直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改变，道德教育家、学院革新者、知识界领袖、教育改革家、政治家；在20世纪最后几年，在财政预算锐减的前提下，还开始成为大学或学院的建设者(institution builders)。在学院现实的生活中，大学校长被期望成为学术领袖、财务管家、筹资者，还有公共知识分子、社会领导(civil leader)及经济发展的拉拉队长(economic development cheerleader)等角色。[5]此外，大学校长除了致力于经济活动及学校的财政筹款外，他扮演的仍然还有社会道德模范的角色，同时还得继续起着保持大学理念及其文化传统的“守护者”的作用。[6]
大学校长对大学作用的举足轻重，同时也体现在美国大学校长的遴选上。由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紧缩，许多大学在有限的政府投资外，校长开始成为一名筹资者，而筹资的多少往往和校长的政绩挂钩。以致于耶鲁大学在最近一次遴选校长时提出类似以上诸多要求的时候，人们不禁发问，校长莫不是上帝？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高等教育随着质量问题及学校财政赤字的增加，尤其社会公信力的下降，许多大学都寄希望于强有力的校长能够救大学于水火之中。但是由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学生运动及70年代的民权运动，大学校长的权力实质上已经式微。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学术界和高等教育管理界开始重视大学校长的作用，并进而开展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
美国高等董事会协会委托克拉克·克尔为首的一批专家进行有关大学校长的研究，以期解决困扰许多大学董事会的校长问题。1984年，由克拉克·克尔主持的“加强大学校长领导力”的调研和研究拉开了序幕，而相应地高等教育界对大学校长职业本身也进行了反思。在采访了800多位前任和现任校长以及他们配偶和同事的基础上，克尔等人于1984年出版了《校长创造不同：强化学院与大学的领导》(President Make a Difference:Strengthening Leadership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研究报告，并在其中呼吁“强化大学校长对大学的领导是高等教育最紧迫的任务”[7]。哈佛大学前校长德里克·博克(Derek.Bok)在其《大学和美国未来》一书中指出：“大学要在面临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中取得成功和进步，最关键的一环就在于大学校长能否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8]
二、大学校长之于大学无关紧要
大学校长对大学组织无关紧要，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科恩(Michael D.Cohen)和马奇，他们在其合著的《领导与模糊性：美国大学校长》（Leadership and Ambiguity:The American College President，国内又译为《大学校长及其领导艺术：美国大学校长研究》）一书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们认为大学校长相比其他人在大学组织中有更多的影响力，但是权力也是相当的有限。
究其原由，科恩和马奇认为大学是一种被称为“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Organized Anarchy)的组织机构，在这样一个机构里，校长是个“应对”而非“主动”的角色。他们所扮演的角色多是偶尔性、象征性的，没有显著的意义，同时，校长的影响力很容易被外部事件所淹没。他们认为校长的作用微不足道，不仅是因为大学是一个“有组织的无政府的状态”，而且是因为大学本身的目标也是非常的“模糊”。虽然大学校长职位对大学校长本身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实质上大学校长只是一种幻觉。[9]
美国著名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Burton Clark)曾这样来描述大学：大学本质上是一个围绕学科和行政单位组织的矩阵型组织。他把大学组织的特点归纳为：“知识是学术系统中人们赖以开展工作的基本材料；教学和研究是制作和操作这种材料的基本活动；这些任务分成许多相互紧密联系但却独立自主的专业；这种任务的划分促使形成一种坡度平坦、联系松散的工作单位机构；这种机构促使控制权分散……”[10]克拉克从知识的角度论述大学的性质，再一次佐证了大学作为一种松散结合的系统和有组织的无序状态而存在。由此可见，大学的本质决定了采用分权管理模式应该是一种符合大学自己运行逻辑的理想方式。
松散结合的系统和有组织的无序状态可以说是大学作为组织最基本的特征，很多论述大学组织特点的一些描述性的、现象性的特征大多源于此。科恩和马奇认为，在没有通过初步尝试的情况下，在提出一种有组织的无政府状态的理论之前，要我们去认真考虑有关美国大学校长的职位问题是不切实际的。[11]
关于大学校长的无关紧要，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史学家、汉密尔顿学院院长考利(W.H.Cowley)根据其做大学校长的经历对其职业生涯有过这样的描述：当我意识到我所在的大学没有人能对大学校长有一个清晰的概念的时候，我选择了辞职。每个人都期待我参加大学里的所有的具体事务，他们什么时候想见我就得见他们，参加不计其数的会议，介绍来访的发言人，招待回校的校友，甚至每年都得至少出席一次全校职工及其配偶的宴会。[12]
三、大学校长在有限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②
马奇曾经说校长是可以互换的电灯泡，并说“管理者们是难以区分的，就像在两个电灯泡之间很难找出不同。……管理者是组织过程的一个结果。经过有管理者的选择，经历和教育培训也各不相同，但管理者之间的不同并不必然在组织的产出方面造成什么不同”[13]。克尔对马奇的这种观点予以了反驳，并认为“灯泡履行的是一种简单明白的工作，而校长们却履行的是含混模糊的任务。……电灯泡是按严格程序批量生产的，而校长是传统、环境、机会的产物，形成难以预料的众多组合”[14]。尽管克拉克·克尔曾经在1984年的《校长创造不同：强化学院与大学的领导》的报告中，提出了大学校长的至关重要；但在随后他和盖德合著的《大学校长的多重生活》(1986)一书中，明显的考虑到了环境对于大学校长执政能力的影响。
事实上，科恩和马奇撰写这本书是20世纪70年代初受卡内基高等教育审议会的委托而写的研究报告。当时他们研究了42所高校，但当时由于学潮余波及民权运动的影响，大学校长的权力正处于低潮。以致于后来马奇在戴维亨利讲座上修正了关于校长微不足道的应付角色的说法，在这个讲座中他说，还有一个理论说，管理者确实可以影响组织的功能。这个理论“可能更接近真理”。在实践中，校长职务“涉及让科层组织运转的平凡工作”；但它的贡献却不平凡。[15]此外，在其代表作《大学校长及其领导艺术：美国大学校长研究》第二版中也提到：“我们并不认为大学校长没有权力。虽然我们也观察到了校长的权力模糊，校长的权力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受限制，但校长的权力无论怎样受到限制，他们的权力还是比大学里其他行为者的权力要大得多。”[16]
无独有偶，伯恩鲍姆(Birnbaum)也提出了大学校长之于大学的重要性的同时，提出了环境对大学校长的影响。在对大学校长治校的作用问题上，他提出“我们已经认识并看到了企业领导在企业组织中的重要作用，一些专家对学校领导的重要性也做了阐释，因此，关于大学校长对大学是否重要这样一个命题是不值得一提了”[17]。但他也认为大学校长作用的发挥程度受到环境的限制，并提出“领导过程涉及到具体情节中人与人之间相互社会作用，它存在于‘领导者’与‘引导’之间，抛开这样一个关系来谈大学校长的作用，是毫无意义的”[18]。他在对传统的领导观和认知理论及象征理论的领导观进行比较后，不禁发出感叹：“那些呼吁应当强化校长对学校的领导的人们，看到了现今校长们的良好素质，但是，实际上那些素质最好的校长并不能充分履行其职责。影响校长的领导工作的因素并不在校长本身，而在于校长所处的环境对其领导的制约。”[19]
伯恩鲍姆根据其“学校领导项目”(Institutional Leadership Program，ILP)的数据对32所挑选出来的大学校长做了统计和实证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四分之一的大学校长做得杰出，一半的大学校长做的一般（没有大成功也没有大失误），还有四分之一的大学校长是失败的。[20]尤其在一些动荡时期，大学校长却更有可能担任“替罪羊”的角色。
1984年强化校长领导全国委员会出版了《校长创造不同：强化学院与大学的领导》一书。该书虽然强调大学校长的至关重要，但是该委员会和委员会主席克拉克·克尔得出共同的结论：高校校长作为一个职务正面临着很多问题。该书的核心观点是：要理解大学校长职务，就必须充分意识到每个校长的独特境遇——时间、地点的巨大限制以及决策时人类行为的反复无常。[21]
四、对三种不同大学校长作用观的解读
（一）大学校长至关重要：大学草创或转型时期
大学校长毫无疑问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正在持续进一步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相比较而言，大学校长至关重要作用的发挥主要是在大学的草创时期或者重大的转折时期。大学的草创时期，需要一批卓越的大学校长投身于大学的建设中来，以奠定学校百年、千年基业；而在大学重大的转折时期，同样需要一批卓越的大学校长力挽狂澜，引领大学走出困境，以求学校的重生和发展。
美国“巨人时期”的大学校长，大都具有这样的能力和气质。以芝加哥大学第一任校长哈珀为例，芝加哥大学于1892年建校，建校之初，只从洛克菲勒那儿获得了60万美元的资助，但是由于哈珀的个人魅力，几乎凭借他一己之力，就奠定了芝加哥大学作为美国最有学术氛围的研究型大学的基石。据说哈珀在任之初，首要行动就是寻找全国最好的教授，他从耶鲁大学聘请了许多教授，同时招募了许多退休的校长，包括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他在卡拉克大学未经其校长许可，许以双倍工资挖走了卡拉克大学的许多教授，很快揽走了克拉克大学绝大部分教员，当克拉克大学校长责难的时候，他甚至直接邀请克拉克大学校长的加盟。[22]之后，由于其卓越的表现，深得洛克菲勒的支持，并从最初支持的60万美金上升到成百上千万的财政投入，这都是芝加哥大学那些优秀的教授们所未曾想到过的。[23]
艾略特之于哈佛大学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哈佛大学的转型上。他对哈佛大学推行的课程选修制改革、实现哈佛大学从传统的宗教学院向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转变，功不可没。当然，这些大学校长本身就都具备超乎常人的魅力，再加上利用大学的建立或转型这样一些关键的时刻，奠定了大学发展的基业，同时也实现了自我价值的升华。
毋庸置疑，大学校长对大学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也是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克拉克·克尔为首的学者试图通过加强大学校长领导力以挽救颓废的高等教育危机的依据之一。可以说，无论从历史上的回顾还是现实中高等教育对强有力大学校长的诉求，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大学校长对于大学发展的重要性。但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那数十位全球著名的大学校长，能否代表历史上数以万计的大学校长，另外，能否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也还值得斟酌。
（二）大学校长无关重要：大学体制与文化传统的限制
首先，从现代大学的体制来看，由于大学管理中共同治理模式的普及及公众对分权管理的诉求，导致了大学校长权力的式微或虚无。基于共同治理理论，利益相关者诸如教师、学生、校友都要求参与大学的治理和事务的决策，这直接导致了大学校长权力的削弱。各方利益的冲突和较量，大学校长更多的充当着协调者的角色。克拉克·克尔也在其《大学的功用》一书中对多元化巨型大学校长所扮演的角色和职责做了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多元化巨型大学的校长是领导者、教育家、创新者、教导者、掌权者、信息灵通人士；他又是官员、管理人、继承人、寻求一致的人、劝说者，但他主要是调解者”[24]。在大学校长的职责上，克尔认为“校长作为调解者的头等职责就是维持和平，学生、教师和董事会的友好关系及相互的和谐，多元文化之间的调和，以及大学内部环境和大学外部环境的协调”[25]。
其次，大学作为一个组织，本身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保守性。多方面的研究表明，能够存在数百年的组织——无论何种类型——并不太多；其中主要的组织是大学。人们还注意到，大学延续时间如此之长却变化最少。……但是，大多数文化变化甚微，学术界尤其如此——即便拥有强有力的领导。[26]
总体上看，越是具有悠久文化历史传统的大学，大学校长的作用的发挥就越有限，甚至在现代大学的体制和运行机制下，几乎近于无关重要的程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大学校长对于一所大学的发展是无关紧要的，尤其对于那些体制健全、机制完备的学校来说，校长存在的作用和价值更多就是代言人和象征者的角色。
（三）大学校长有限作用：作为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个人
大学校长都是现实中的具体时空和情境中的个人，他的作用，必然受制于具体时空及情境的影响。不管主张大学校长至关重要，还是大学校长无关紧要，他都必然处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具体的情境，不仅指的是大学校长身处的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环境，也包括大学组织本身的具体环境，甚至还包括了个体的大学校长的经验和治校的理念。就政治影响来说，克拉克·克尔作为美国现代大学最著名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深受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着“替罪羊”的意味，最后被迫受董事会解聘。③
当然，许多大学校长即便在历史条件的限制或困境中，诸如“巨人时期”的大学校长们，他们通过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对大学甚至整个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不管是强调大学校长作用的克拉克·克尔，还是视大学校长为可以替换的“电灯泡”的科恩和马奇，或者持相对中立态度的伯恩鲍姆，在他们对大学校长作用进行反复论证之后，也都强调环境对大学校长作用发挥的影响和限制。
五、结论
基于上面三种观点的阐释和解读，可以说，每一种观点都有其可取和合理的地方，或者在大学发展的某一个特定历史时期或阶段都具有其代表性。大学校长至关重要，在一所大学的草创或转折时期，往往强有力的大学校长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大学校长无关紧要，主要从大学的组织特点来看，其保守性、稳定性限制了大学校长作用的发挥，尤其历史悠久、文化传统深厚且有着良好的运行体制／机制的大学，并不会因为大学校长个人的因素而发挥着显著的成效。相比之下，大学校长有限地发挥作用似乎更符合高等教育的实际现状。生活在历史时空中的人，无论其能力及品性如何，总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挥作用。
综上所述，关于大学校长的作用，客观且科学的态度是既不过于强调大学校长个人的作用，也不否认大学校长可以有所作为的空间。惟有如此，才能打破大学校长传统“巨人校长”时期的迷思，更客观地看待大学校长之于大学的作用。
收稿日期：2010-08-31
注释：
①美国大学校长巨人时代(the Age of Titans)：考利认为这段时间为1870到1910年。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机遇，这个时期在美国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大学校长，诸如哈佛大学的艾略特、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芝加哥大学的哈珀、密歇根大学的安吉尔等人，他们为美国现代大学的创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称美国大学校长巨人时代。参见Cowley.President,Professors,and Trustees，（Jossey-Bass Pubhshers，1980年版）第60页。
②在笔者所涉及阅读的资料中，关于这种观点，并没有像前面两种观点一样作为一种命题提出，而是根据前两种观点以及伯恩鲍姆和克尔等人的环境因素论提出的一种折中看法。
③克拉克·克尔先后担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校长，由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国当局对教育的重视，他不仅成功的领导了加州大学，并领导制定了著名的《加州高等教育系统总体规划》，并出版了著名的《大学的功用》，奠定了他在高等教育管理界和理论界的地位。但是，随后60年代末加州大学学生骚动事件却直接导致了克尔的下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