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台湾论文,中国大陆论文,史研究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随着两岸学术交流的加强，大陆学界对台湾问题的研究日愈深入。本文拟对大陆学界1990年以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论文成果进行述评，供研究者参考和借鉴。
一
“日据时期”是台湾地方史上一个特殊的时间概念。它是指1895年清政府签定《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给日本政府，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惨败后退出台湾，中国对台湾恢复行使主权之间的50年历史。在这50年中，一方面是日本殖民总督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等各个层面对台湾民众及社会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是台湾各阶层人士始终采取强烈的或较温和的手段来抵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二者是相伴日据台湾始终的一对矛盾，是历史的必然产物。下面按专题对研究论文进行分类述评。
（一）政治
1.台湾民族运动
日本殖民者据台50年，无论是政治上的“存异”，还是文化上的“求同”，或者是统治细节上的鸦片渐禁政策、统治策略上的“以华制华”，无一不体现其推行殖民政策的本质。①为了实现民族独立，台湾民众前仆后继地进行着反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和非暴力形式的抗争。民族运动是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之一。季云飞宏观考察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历史后，将其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895-1911年是自发地以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第二阶段：1912-1918年是以武力为主，呈现出半自觉性和革命性的特点；第三阶段，1919-1930年以政治、经济斗争为主要形式，组织资产阶级政党性团体及共产党组织推动台民反抗；第四阶段：1931-1945年主要以武装暴动为主，并且采用种种反战斗争，支援祖国大陆的抗日战争，具有自发性特点。②
由于台湾民众在武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时，曾有过“台湾独立”的口号和做法。学术界曾对割台后台湾民众成立的“台湾民主国”的性质进行过较为深入的讨论，已经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③然而现今某些“台独”历史著作往往无视其认同中国的祖国观念和目标取向，断章取义地将此类事件肆意歪曲为“台独”的前期历史。学术界又再次撰文分析在日据台湾各历史时期台湾民众反日独立运动中所提出的“台湾独立”问题，以批驳某些“台独”分子对历史有意的错误解读。如莫世祥认为：“当年台湾反日志士所使用的‘台湾民族’和‘台湾独立’的概念，包含着认同汉民族和中国、反抗日本殖民者统治的特定内涵。”④宋帮强认为“台独”理论家将“台湾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曲解为“台独”的前期历史，并把这些斗争的口号加以断章取义的篡改和歪曲，是为其分裂中国的罪恶图谋寻找历史根据，混淆视听，欺骗民众。⑤有学者提出：“无论是‘台湾民主国’还是台共提出‘建立台湾共和国’都是为了台湾回归祖国而采取的变通策略，而非主张‘台独’”；反日志士提出“台湾独立”是台湾民众主张打碎日本殖民枷锁的激进的抗日口号，其目的是为了使台湾回归祖国。⑥陈小冲认为，日据初期曾出现过的大批武装抗日集团归顺日本殖民者的现象，史料证明这类归顺大多不是真归顺，抗日集团只是以此获得短暂的喘息时间。⑦王晓波等深入剖析李友邦将军领导的台湾义勇队后，认为“李友邦的抗日革命运动，有两个基本主张和阶段，一是台湾独立，一是归返祖国，也就是‘先独后统’”；论文作者着重强调对日据时期抗日台胞所主张的“台湾独立”问题“必须在其历史的脉络中才能理解”。⑧
日据台湾50年，殖民政府一方面要面对台湾民众此起彼伏的抗日武装斗争，另一方面还要应对台湾较温和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非暴力抗争。台湾资产阶级的非暴力抗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关注较少，1990年以后此问题引起学者的关注与兴趣，使得该问题成为研究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的另一重点。⑨以林献堂为代表的民族主义者目睹台湾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日本殖民者的血腥镇压下相继失败，他们试图遵循非暴力、合法抗争的斗争原则，通过走上层路线，谋求自上而下迫使台湾总督府改善台湾人民政治待遇的目标。因此林献堂等人先是拥戴日本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和日本国内一些同情台人遭遇并不满台湾总督府残暴统治的官员创立同化会，以后又领导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陈小冲认为：台湾同化会的成立一改日据初期台湾士绅和知识分子政治上的消极姿态，“是他们第一次抗争的尝试”，“开创了以合法手段争取政治权力的新的斗争方式”。⑩钟安西认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目的是为争取“民族自决”，并疑其与“台湾独立”有关。(11)学者对此有不同看法。陈小冲认为在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的整个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提出“台湾独立”的纲领和口号，它所要求的是承认日本殖民者对台统治前提下的有限自治，“其性质属于殖民体制架构内的改良主义运动”。(12)他还以林献堂本人的《灌园先生日记》为依据，揭示了林献堂社会生活中民族主义与改良主义的复杂交错，认为“这种对时代及政局的选择性因应，体现了林献堂人生道路的多面性”。(13)
需要附带提及的是，随着对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研究的深入，学者还对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进行了关注。陈小冲认为，台湾民众党成立之初主张阶级调和，但在台湾工农运动蓬勃发展的推动下，党的政策逐渐左倾，转而主张在民族运动中同时开展阶级斗争，从而与代表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党内稳健派产生根本性的冲突，最终导致民众党的分裂，日本殖民当局乘机取缔民众党，台湾民族运动遭到中挫。(14)张春英探讨共产国际与台湾共产党创立、解体的关系时，对台湾共产党的阶级斗争主张、做法进行了梳理。(15)
2.民族问题
日本历任台湾总督常把“内台一如”、“一视同仁”等作为口头禅，不断标榜以“同化政策”、“内地延伸主义”作为治台方针。但是中国大陆学者通过对日本殖民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各领域所推行政策的研究，认为“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打着‘一视同仁’的幌子，推行的却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差别政策和民族歧视待遇，台湾人完全沦为当时社会的二等公民”。(16)日本殖民政府在侵据台湾的50年中，通过“理番政策”对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进行了残酷的殖民统治。所谓“理番政策”，实际上就是日本为维护殖民统治，掠夺山地资源，而对台湾山地少数民族实行的一种“剿抚兼施”的统治政策。该问题的研究以前较少，近年来逐渐有学者涉足，填补了台湾史研究的空白。曾国良对殖民政府推行“理番政策”的历史资料进行了细致梳理，根据执行政策过程中“剿”与“抚”侧重面的不同，把“理番政策”的推行大体分为三个时期：(1)1895-1906年4月为“怀柔放任时期”。主要“理番”举措有：赠送物品粮食、教其农耕及礼节、研究番语、普查户口等，其中尤以设立“抚垦署”最为重要；(2)1906年5月—1915年5月为“镇压时期”；(3)1915年5月至日本战败投降，为“抚育时期”。论文作者认为，日本“理番政策”的手段是剿抚兼施，其间根据情势的变化有所侧重，以图达到培育“日本情结”，使台湾民众心甘情愿做日本“顺民”之目的。日本“理番政策”推行的效果甚微，“少数民族的社会政治结构基本上仍保持了原始的形态，新型的行政架构并未在社会内出现”；少数民族经济结构在日资的作用下，基本仍保持着自给自足的原始形态；另外日本对台湾少数民族殖民统治体系的确立，并未导致山地少数民族整个文化系统的崩溃，而由日本文化取而代之。但是“理番政策”客观上也确实使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如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水平确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其收获量有明显增长，并且，货币的使用在山地少数民族经济活动中也逐渐占有一定的地位”。(17)
（二）经济
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是1990年以来大陆学者研究日据台湾史的强势领域。集中在这一领域的学者之多，研究成果之丰富也是其他研究领域所不及的。研究者在挖掘利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对某些问题进行了十分深入的论述。
1.日据时期台湾经济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的经济性质问题，李非认为日本占领台湾之前，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属于封建的生产形态；其后，日本殖民者为了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通过实行行政机关、警察制度和保甲制度“三合一”的体制，强制向台湾输入殖民地经济制度，在岛内建立起掠夺式的生产方式，导致殖民地时期台湾经济具有三个特征：(1)“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已由战前的单一结构向二元结构过渡的经济形态，构成了战前台湾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2)“生产的畸形发展，交换的不平等和分配的不合理性成为台湾作为日本的经济附庸所具有的主要特征”；(3)日本对台湾实行“垄断的经济体制”。(18)马陵合通过研究日本殖民当局实现垄断资本在台湾的独占问题，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此一时期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质。(19)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尽管日本殖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台湾经济的掌控，在台湾推行了一整套典型的殖民政策，强行牵拉台湾经济以摆脱大陆、粘接日本经济，但是“台湾经济所固有的大陆性格，仍得以顽强表现，并对殖民主义经济倾向形成强劲的牵制”。(20)
日本殖民政府在台湾经济行为的主观动机问题引起学者的注意。曾润梅在考察了台湾50年经济发展历程后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原有基础之上的”，此一时期殖民政府强行干预台湾经济的发展是服务于日本本国各个不同时期需要，致使台湾经济以“本土资本逐渐没落，日本资本逐渐占据主导的过程”为发展特征的，而非“台独”分子眼中的“日本给台湾带来了现代化”。(21)针对该问题周翔鹤等也认为：从日据时期台湾国民经济部门结构的构成和资金构成来判断，“日本帝国主义根本就无意推动该地传统经济资本主义化”。(22)
学者还对日本推行殖民经济政策的具体依靠力量与方法进行了研究。范建鏋在梳理日据时期台湾警察制度沿革的基础上，探讨了警察与推进经济殖民政策之间的具体关系，并详细剖析了保障台湾警察力量的诸种制度因素，指出日本据台时期，殖民政府依靠警察力量的渗透，有力推进了经济殖民政策在台湾社会各领域的实施，从而成功实现了对台湾的强力统治，提出这是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一个重要特点。(23)周翔鹤认为在垄断资本之外，日本中小资本凭借他们和当局的紧密联系，以制度上的方便，在对台资源掠夺或产业经营上比台湾本土资本处于优势的地位，在日据初期建立殖民地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24)
米、糖是日据时期台湾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也是大陆学者研究日据时期台湾经济的重点。习五一通过对在台湾、日本、中国大陆三者之间所形成的以日本为主导的食糖三角贸易的分析，认为“日本垄断资本凭借帝国主义强权，控制台湾蔗糖输往中国大陆的工商途径，将经贸发展积累的主要价值，转移为宗主国的经济实力”(25)；有学者则通过对输日台米的研究，认为：1910年以前，台湾总督府围绕着“内地移出米检查规则”的实施，实行在耒米的检查和产米改良，促使台米输往日本。虽然每年输日台米不能完全弥补日本稻米供应的不足，但是对缓和日本国内粮食紧张状况是有作用的；另一方面，“输日台米的大量增加，其利益不全对台湾人，而大部分归于日本人”。(26)
由于1937年以前台湾地区的国民经济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制糖业占绝大部分的工业企业，其由日本垄断资本拥有和控制；一是种植水稻占绝大多数的传统产业部门，为台湾人所拥有。当糖、米两个生产部门都要扩大生产时，就在耕地上形成冲突，产生所谓“米糖相尅”问题。这是日据时期（1929年以前）台湾经济一个尖锐突出的问题。战后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立足于其殖民地本质，认为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米和糖的生产都是服从宗主国日本的需要，而非殖民地台湾本身的经济问题。周翔鹤则从农家的经济行为入手来研究这个问题，最终认为对日据时期（1929年以前）高度商品化的农家经济而言，“米糖相尅”的实质是“日资糖业资本利润和台湾农民收益的冲突”。(27)
另外针对某些日本学者对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实行的金融制度所作的不同程度的歪曲性宣传，多位学者考察了日据时期的台湾金融业后，一致认为：无论是殖民政府在台湾建立的金融体系，还是其推行的通货制度改革和发行公债，都是为了扩大对台湾的经济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榨取台湾人民财富的工具，是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服务的。日本财阀借此增加了财富，而台湾民财和台湾地方民族工业却遭到严重的摧残。(28)
2.农业
日本殖民者侵占台湾50年间，强制推行“工业日本，农业台湾”的经济政策，疯狂掠夺台湾的物产资源，把台湾变为其经济附庸，农业原料的供应基地。刘丽君考察了台湾农业经济后认为：日本殖民政府通过掠夺台湾民众土地资源、全面控制农业生产、垄断台湾农产品外贸等手段，使“台湾农业生产以输往宗主国日本为目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赖以壮大的重要经济因素。畸形的殖民地经济结构，是阻碍战后台湾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29)范小芳通过分析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实施的一系列殖民政策，以及在台期间修建一些农田水利工程和灌溉设施，革新农业技术等行为，提出一个新观点：日据时期的台湾农业总体上说是殖民主义经济，日本殖民主义者对台湾农业的掠夺是空前的；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日据时期台湾农业也在发展、在进步，由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迈进，但是这种进步是缓慢的，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30)
日本占据台湾后为实行“农业台湾”的殖民掠夺政策，不仅加强对台湾农业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加强了对农业水利工程的管理和控制。有学者考察日据时期台湾农业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后指出，台湾总督府对台湾水利工程的控制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01年颁布《公共埤圳规则》；第二阶段是1908年颁布《官设埤圳规则》和《附则》；第三阶段是1921年颁布《台湾水利组合令》及1922年《施行细则》和《水利组合规约准则》。“在不同阶段台湾总督府颁布了不同的规则，致使台湾的农田水利管理权最终由农民手中转置于日本总督府的管制下”。(31)
日据时期在高压政策下，民间的土地占有情况及赋税负担都受到了较为严密的控制。民间的土地物产交易以及交易的契约形式等，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外来的影响而有所变化。陈支平根据台北芦洲李氏家族等所收藏的一批尚未为人引用的契约文书，对日据时期这一区域的土地赋役关系进行个案分析后认为：“台北芦洲的民间土地关系毕竟是从一千多年来大陆土地关系中衍生出来的，错综复杂的乡族关系和共有财产关系，并非外部强力所能彻底改变的。因而，乡族的共有财产关系就成了日据时期土地关系的管理中较为薄弱的环节。”(32)另有学者对台湾的农会组织及其功效进行研究后认为：台湾农会组织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最为完善、功能最为齐全的农民自治组织。其成立目的在于要求保护自己的利益，向地主要求减租等。但是，日本殖民政府为了控制台湾农业，将其变成了一个半官方性质的组织，使之成为日本殖民政府服务的基层组织，用以执行当局政令、征收捐税等。(33)
3.工矿业
日据时期的台湾工业在1937年以前是以农产加工业为中心的。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南进战略上的考虑，日本加大了在台湾的经济投入，建立起发电、冶炼、石油、化工、纺织、制糖、机械、矿业等工矿企业，这些企业担当了大量军需品的生产和修理任务，使台湾经济具备了相当规模和实力。陈谦平从十个方面对日据时期台湾工业经济进行了梳理。(34)王林楠、翁嘉禧对日据时期台湾煤矿业的发展进行了阶段划分，认为日据初期，台湾煤矿业发展缓慢。一战前后，台湾煤矿业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特征，日系资本通过产业整合，掌控了岛内煤矿业发展的经营管理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台湾煤矿业强制扩大规模并被纳入统制经济体系之中。他们指出：“日本殖民者在台湾煤矿业发展中扮演着十分矛盾的角色。从20世纪初岛内经济环境的改善到采掘、运输体系的完备，殖民者无疑推动了台湾煤矿业的发展，但这并不能改变其殖民掠夺的本质，他们一直在按照自己的掠夺需求而硬性改变发展模式。”(35)
（三）教育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仿照欧美教育制度，建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教育体制。日本殖民者占据台湾后，遂以其国内的教育体系为蓝本实施台湾社会的教育，并将台湾的教育事业区分为“应急事业”与“永久事业”两部分，并逐步明确了以“同化教育”和“差别教育”为特征的“渐进主义”教育政策。(36)为了应对传统汉学教育的挑战，台湾总督府开展了全岛性的书房调查和整顿工作，对书房进行了所谓改良，意图改变书房作为汉学传播及中华文化留存之地的状况，推进台湾教育的殖民地化。(37)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分期问题，由于研究者采取的标准不同，导致研究中存在不同意见，如龚放将其分为三个时期(38)；而钟安西以日本政府在台湾颁布的1919年、1922年台湾教育令和新教育令发布为分水岭，将日据台湾50年的教育分为四个时期。(39)
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台湾办教育的性质，是大陆学者讨论较多的问题。长期以来大家基本形成共识，即此一时期台湾学校教育推行的是以教育为手段，以达到同化台湾人民、麻痹台湾人民斗志的奴化的、同化教育，这种殖民教育文化对殖民地人民造成强烈的内在精神伤害和历史歪曲。(40)近年来，学者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教育思想和政策，对以往研究中把日据初期定义为同化教育时期的观点提出修正，指出总督府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政策，日据初期，实际上采取了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41)学者也从辨证的角度提出一些新的观点参与讨论。薛菁认为，日本在台实施的教育是典型的殖民教育，但是日据台湾当局在建立殖民地教育体制的过程中，从教育系统及学制都采用西方近代化的模式，客观上为全面确立台湾近代新的教育制度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台湾教育的近代化亦始于日据时期”。(42)钟安西则通过对新史料的解读，注意到殖民政府为避免引起台湾人民的愤懑，也容许岛上原有的书房、学塾、蒙馆等教育机构与台湾殖民教育体系长期并存，在一定程度客观上“起着保全我国民族固有文化的作用”；同时在认识日籍教师的问题上，他指出“虽然日据时期，日本政府极力使教育为它的殖民政策服务，但普天之下，人民的心永远是相通的，不少教师（包括许许多多日籍教师）却能超越政治上和种族上的偏见，本着良心和责任感，兢兢业业地做着传播知识和文明的工作”。(43)尤其是陈小冲认为，台湾殖民教育从主观上讲，是殖民政府为了同化台湾人民并培养中低级技术人才，以利殖民机关的运作；客观上讲，“日本在台湾建立的殖民地教育体制引进了新的教育观念和科学文化知识，打开了台湾人的眼界，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因其“有助于增强自身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提供参与政治经济活动的机会，故台湾人民也部分地给予接纳”。(44)
龚放对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作了爬梳，认为其发展经历了发轫、扩展及提高重构三个阶段，台湾的高等教育也是“根据日本国内高等教育的模式移植的，具有强烈的殖民地色彩，集中表现为教育目的、体制和发展取向上的依附，教育决策、行政管理和师资构成的垄断性，以及入学机会的歧视性”。作者又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例来证明台湾高等教育“完全受制于在日本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教育思潮，中后期完全成为军国主义教育的附庸”。(45)作者对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性质的表述得到其他学者的肯定。(46)黄新宪则对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的产生、发展进行了考察，并揭示出其主要特点，认为这种基础教育机构是“日据当局对台湾民众实行民族歧视的产物，同样具有显而易见的殖民教育本质”。同时，他还对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以及少数民族教育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研究，对战后日本和台湾的一些研究者对日据时期初等教育给予的某种程度的肯定和赞赏进行了批驳。(47)
（四）两岸关系
1.两岸贸易、文化关系
台湾和大陆的经济往来必由海路交通担当其责，台海航运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清代台湾与大陆的交通来往最初是由福建漳泉海商掌控，邵友濂继任台湾巡抚后，采行收缩政策，废除官营气船，致使此后台海两岸航运完全由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所独占。日据初期为掌握两岸经贸往来主动权，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帮助下，击败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控制了台湾近海航运。陈小冲对这一时期航运权的转变进行考察后认为：日据时期台海两岸的交通发生了重大变化，“两岸航运权从英商易手为日资会社掌握，台湾对外交通也从以大陆为主转变为以日本为主，台湾社会经济日益纳入日本资本主义轨道，加深加速了殖民地化进程”。(48)作者还通过对光绪二十八年台湾商船金顺益号违约进入内地非通商口岸贸易，被闽海关查获罚充入官一案的分析，指出：“随着割台后台湾人身份、地位的变化，海峡两岸经贸关系已经被纳入日本与中国关系，致使台湾郊行不但要受日本殖民者的打压，也因为身份转变而使贸易经营成本加大，以至于郊行迅速走向衰落。”(49)谢冰等人也认为：自台湾被日本割占后，海峡两岸的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逆转。如在贸易方面，台湾已丧失了单独与中国大陆通商的资格，沦为中日两国间商品贸易的转口地，且两岸间贸易多以走私的方式进行，闽台尤其如此；在投资方面，台湾资本的主要投向是贸易商行和黑色娱乐业，是为日本对华经济侵略服务的。(50)
日据时期台湾抗日武装斗争之所以得以坚持和发展，是与大陆的支持分不开的。台湾总督府为了安定台湾，实行多种“对岸经营活动”来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此举对割断大陆与台湾的联系，“获得相当的成功”。(51)可是对于日据时期殖民政府在台湾推行的同化运动的效果，学者则普遍认为不是很成功。叶迎等学者聚焦《台湾民报》，揭示了特殊时期台湾同胞为反对日本同化所作的艰苦斗争。(52)陈小冲从考察台湾民族运动中创办书局、读报社及汉文学习班等事例入手，重现台湾人民不畏强暴，加强与祖国大陆文化联系的历史史实，并指出：“日据时期虽然日本殖民者在台强力推行同化政策，但是仍然不能阻止台湾人民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传播中华文化。”(53)反而促使不少台湾学生前来大陆求学，通过在大陆的学习和实践，他们认识到台湾的命运是与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连的，只有争取到大陆的解放才能使台湾彻底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他们学业有成，民族意识强，日后对海峡两岸社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54)陈小冲又对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大多数台湾人心声的《台湾新民报》有关九一八事变的相关报道进行分析后，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台湾民众显然是站在祖国人民一边，并以各种方式进行反战，“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台湾民众对祖国的向心力”。(55)也有学者或是通过探究《台湾民主歌》等闽南语歌仔册在海峡两岸的刊印和流传情况；或是通过分析日籍作家西川满的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或是通过考察《台湾文艺丛志》对《东方杂志》、《太平洋》和《小说新报》等杂志文章的转载和引进；或是通过梳理菽庄吟社与海峡两岸同时期其他文学社团的交流往来，以及两岸报刊中有关菽庄吟社的载录；或是通过挖掘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得出日据时期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隔而未绝，不曾“阻断”、“间断”的结论。(56)朱双一认为，两岸之间的这种联系是台湾同胞从祖国接收“现代”“文明”的重要途径，不仅能满足其民族情感还可以避免“殖民现代性”的危害。(57)但是，颜士梅、王立人则认为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疯狂的文化侵略，虽无法彻底同化台湾人，“却能成功地使受其栽培的精英阶层在看待中国时，深深掺入日本的情感和观点”，这种“日本情结”对现今台海两岸关系有着深刻的影响。(58)
2.台湾籍民问题
台湾籍民是指日据时期在大陆居留的日本籍的台湾人，这是1895年日本侵据台湾后在中日关系间出现的一种特有的社会现象。由于台湾籍民90%以上都在福建居住、经商（其余在粤、沪、浙、香港等地），因而台湾籍民问题成为台湾日据时期一直困扰闽台当局（亦即中日当局）的敏感而棘手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根据海外材料及清代档案作了深入研究。
陈小冲指出：台湾籍民在台湾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但是在中国大陆却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日本人的特权，得到日本领事馆的保护。这使得部分福建人颇为羡慕，于是在福建便出现一批“假冒的日籍台民”，他们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真正的台湾人将自己的名义借给当地福建人使用，属于闽台人双方合作的产物；一是以各种非法手段获取台湾籍，其主要途径是台湾总督府下发的台湾人游券；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原来为大陆公民但得到日本领事承认从而合法获得台湾籍的人，称为“归化”台湾籍民。(59)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在致力于岛内开发及巩固统治秩序的同时，还利用台湾的地理优势积极开展对岸扩张活动，台湾籍民因其特殊背景而成为日人扩张的工具，为其对福建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南进政策”服务。特别是福建的部分不法台湾籍民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威胁利诱下充当其侵华前驱，走私贩毒，开设烟馆，胡作非为。学者对此问题研究后指出，“台湾籍民在30年代台湾海峡海上走私高潮中充当了先锋和主力的角色”，成为日本对大陆进行渗透、离间的工具。(60)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两岸人民相互间的信任和感情。林星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例，从社会学角度考察了台湾籍民的社团组织，同样指出了其在协助日本管理台湾籍民社会，配合日本推动南进政策过程中的恶劣作用。(61)
部分在闽台湾籍民的胡作非为并不代表所有的台湾籍民都在为害当地民众，学者们通过个案研究给予抗战时期台湾籍民比较符合实际的评价。林真通过对抗日时期在闽台湾籍民的研究认为：日籍台民中确有甘为日寇鹰犬，欺凌同胞，为非作歹之徒，但是“客观地说，台湾籍民的大多数是好的，是善良的”。还有不少人参加了抗日活动，“也是非常值得称颂的”。(62)陈小冲对台湾义勇队进行考察后认为：台湾义勇队在投身抗战的同时，也针对台籍浪人在大陆胡作非为所产生的恶劣影响，积极进行“消毒”工作，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台湾籍民的形象，并使人们对台胞刮目相看”。(63)
（五）文化
1.皇民化运动
1937—1945年间，日本政府为配合全面侵华战争，在台湾搞了一场以斩断中华文化脐带、灌输日本皇国精神为核心，将台湾汉族及高山族人民强制同化为日本皇民为目的的“皇民化运动”。大陆学者围绕运动产生的背景、运动的实质与思想基础、发展阶段、实施内容、产生的后果等展开了深入研究。普遍认为日据初期至1937年为渐进皇民化时期（“皇民化运动”形成时期）、1937年至1940年为国民精神总动员时期（“皇民化运动”发展时期）、1941年至1945年为皇民奉公运动时期（“皇民化运动”高潮时期）。主要的实施内容包括：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奴化教育、日式姓名，强制改变宗教信仰，生活习俗日本化等等。(64)更为可贵的是，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公布以及学者研究的不断细化，皇民化运动不再只是空洞的口号和冷冰冰的官方规则，其真实的面貌和实施细节进一步活生生地展现在了人们的面前，并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重构那个被称作“暴风雨时代”的台湾社会历史真实提供了可能。(65)
对于皇民化运动的影响，学者认为“皇民化运动确曾给台湾社会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66)，“确实造就了一批心甘情愿充当‘皇民’的人”，同时它也使相当一部分“皇民世家”产生强烈的“日本情节”，对今日的台湾政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之成为中国统一道路上的障碍。(67)在反独促统之路上，残存台湾社会的“皇民化心态”和“皇民情结”是必须正视并先行破除的魔障之一。(68)然而较多学者认为皇民化运动并没有消除台湾人民的反抗。朱双一通过对郑成功等的诗文在日据时代台湾民众中传衍情况的考察，认为作品中表现出的强烈的“遗民忠义精神”“成为大多数台湾民众保持其汉民族精神和祖国认同的重要因素之一”。(69)沈庆利通过分析吕赫若的小说《邻居》，管窥该时期台湾作家抗拒皇民化运动的策略。(70)这些都说明日本殖民政府的皇民化运动总体上是失败的。究其失败的原因，即是“民族情、宗族情、故乡情、寻根敬族情融合在一起，形成牢不可解的文化情结，把海峡两岸人民的心紧紧地联在一起”。(71)
白纯考察了“皇民奉公会”的组织机构及活动情况，认为“皇民奉公会”基本上是依托于日本在台的殖民机构，其所作所为尽管受到绝大多数台湾人民的顽抗抵制，可它“破坏了一部分台湾同胞的信仰和生活习惯，造成他们对祖国文化的误解和偏见”。(72)
2.宗教
日据时期台湾宗教问题是近年来研究日据台湾史的新切入点。与台湾方面相比，大陆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起步较晚，但是讨论却相当深入。林金水认为日据时期“基督教在台传播转入低潮”，主要原因有两点：(1)与日据前“最根本的不同是传教士以不平等条约在大陆获得的一切传教特权在台湾已荡然无存，这就大大限制了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不像在大陆的传教士可以有恃无恐地深入到他们想去就能去的地方”。(2)由于传教士特权的失去，基督教也就没有了它的“吸引力”，以往入教、吃教和寻求教会庇护的现象大量减少，有些人干脆离开教会，教徒大量流失。(73)王晓云、雷阿勇则认为“日本据台后，天主教会的传教对象重点已转向台湾汉人群体”，天主教在台湾传教事业“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信徒数逐年上升”，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1)日本殖民统治导致教会与台湾原住民互动关系破裂。(2)教会殖民政策的消隐改善了教会与汉人的关系。(3)台湾民众的宽容心态、民众文化素质的提高、台湾风气渐开。(74)学者还分析了两教矛盾冲突的深厚根源。(75)
关于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会的政治态度问题，翁伟志以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长老会为中心，分四个阶段说明台湾基督教会“在日据初期就认同了日本人的统治，并且在日据50年中一直置身于中国人民抗日活动之外”；作者进一步指出，“教会的这种立场与教会在清代的经验、教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以及教会‘本土化’水平有关”。(76)
王志平、吴敏霞分析了日据初期日本在台的佛教政策(77)，并对整个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基本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认为日据时期的台湾佛教，是由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和在家佛教斋教以及日本殖民者传入的日本佛教三大部分组成。日据初期，日本佛教随着日本殖民者的占据台湾，先后有六宗七派进入台湾，进行零散地宗教殖民；台湾固有的中国传统佛教则因政权的转变而聚集了相当多的信众，初步形成了五大法脉；斋教因其通俗性而受大众欢迎，在这时得到了很大地发展。日据中期，日本佛教布教师虽大量来台，但并未改变台湾佛教信仰的本质信仰；台湾传统佛教在夹缝中得到空前发展，奠定了其在台湾佛教中的主体地位；斋教则因日本殖民统治的严厉打击，有所削弱。日据末期，由于日本殖民者实行了皇民化运动，以皇道为尊，台湾佛教无论是台湾传统佛教还是斋教抑或是日本佛教，都遭到了毁灭性地打击。(78)陈进国则是从宗教学的角度剖析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现象。他认为日本当局通过范导日本各派僧侣来台布教、成立佛教教育机构和全岛性佛教组织以及推行“信仰皇化”运动等手段推动台湾佛教日本化，“借助这种较隐蔽而温和的联合方式，日本佛教日渐地扩大了传教据点，有利地配合了当局的宗教日本化政策。而台湾本土佛教则在组织更迭及日化之僧教育的过程中慢慢地淡化了中国色彩”。“从此台湾佛教逐渐背离了中国佛教传统进而受制于日本佛教”；同时“台湾佛教的日本化，姑不论其深表层次，毕竟是一次政治所左右的不对等之文化碰撞，它为日后台湾佛教之整合注入了一个变数”。(79)
（六）社会
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状况也进入学者视野。汪毅夫通过日据时期的户籍誊本、日记及游记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如族群分类、“查某娴”收养、婚姻状况、社会职业、吸食鸦片、是否改用日本姓名、缠足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以求反映当时台湾社会的状况。(80)李跃乾以断发放足为例，分析了日据时期总督府在台湾社会风俗习惯变革中的表现，指出“总督府劝诱风俗变革的目的在于同化”。(81)何元春等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的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台湾民众对登山活动开展的认可度及其参与状况，指出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的开展，不全是被迫行为，它存在着一个各取所需、各有所图的同构过程：一方面具有创造“臣民”意义上的顺从作用，另一方面也变成了台湾人同日本人竞争，寄托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82)还有学者对台湾新文学中日常习俗、婚姻习俗、节俗年俗、送礼习俗描写进行了考察，揭示出日据时期台湾人民对殖民当局扼杀中华民族民俗文化的抵制。(83)
唐次妹对日据时期的“市区改正”作了探讨，指出这些改造活动使台湾城镇内部结构及其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适应了近代经济产业的发展要求，促进了城镇经济的较快发展。但改造的目的依然在于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84)张立彬、王建铭认为日据时期是台湾地区城市发展历程中的一个重要时段，台湾城市化进程“阶段性明显，前慢后快，前低后高”，“城市布局及城市规模比较合理”，“城市殖民地色彩浓厚，社会氛围压抑”。(85)
近年来，有学者借助“殖民地近代性”的概念，尝试揭示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除殖民主义——民族主义二元对立之外的另一种叙述方式。汪思涵从文化转变、教育政策、原住民生活、殖民地建设等方面来分析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社会，认为“日本对台湾的占据，浸润着现代性的影响。被殖民的一方以被剥夺了主体性的方式进入了现代，而殖民的日本则经历着西方式现代性与日本式殖民的紧张。现代性的力量渗透进民众的日常生活，并持续在后殖民时期发生作用。日据时期的台湾民间生活，渗透着传统与现代性，民族主义与殖民的张力”。(86)张羽通过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揭示了日据时期台湾医师在科学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的摆荡，在医务治疗与文化治疗之间的徘徊，于殖民协力与专业精进之间的困顿，由此探讨了帝国殖民性、现代性和本土性在台湾医师精神世界里的厮杀与角力。(87)
二
纵观1990年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说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在大陆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日据时期历史研究逐渐成为台湾史研究的主流，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88)
与先前的台湾史研究相比，1990年以来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不再拘泥于原来的政治史研究框架，研究范围扩大到教育史、两岸关系史、宗教史、社会史等方面；以前不为人关注的空白点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研究起点从一开始就处于较高的学术水准上，如陈进国对日据时期台湾佛教日本化问题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学者们解放思想，以严谨的学风、辨证的方法对某些问题提出了新的观点，如钟安西、陈小冲等学者对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台湾籍民等问题的研究均有独到见解；此外，学者们除运用报纸、杂志、档案、年鉴等常规史料外，还扩展史料运用范围，把挖掘出的契约文书、户籍誉本、文学作品等作为原始资料或辅助资料运用到论文中，大量一手资料的利用不仅增强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也使个案研究在坚实史料的支撑下成为可能，丰富了史学研究方法。这些都是学者们不懈努力的结晶，值得充分肯定。
但也需要指出的是，1990年以来大陆学术界对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由于大陆资料出版的滞后性、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有限性以及受学者个人外语水平的制约，大陆大多数研究者较少机会利用到台湾本岛资料和大量日据时期的日文资料，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些研究论文主要依赖二手资料完成，论文的学术水平因此大打折扣。再加上某些学者对已有的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特别是对大陆已有研究成果的忽视，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同一个问题低水平重复研究的现象，从而妨碍了学术的创新性，不利于学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经过学术界十几年来的不懈努力，中国大陆在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方面成果颇丰，为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笔者以为还需要做好下面几项工作。
第一、加强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队伍建设。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梯队始终处于缓慢发展状态。出现这种局面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首先由于台湾问题是当前困扰我国内政外交的重要因素之一，很多学者为了给政府提供政策咨询，更多关注当代台湾诸问题的研究，这就导致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学者相对研究当代台湾问题的学者大大缺乏。其次，研究资料的贫乏使一些愿意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史的学者望而却步，甚至一些原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历史的学者也因此转向研究当代台湾，研究队伍的力量再次被削弱。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培养专业研究人员的直接渠道，但是据笔者调查，国内培养台湾史研究的硕士、博士学位点少之又少，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队伍处于青黄不接的景况。诸种原因造成该领域的研究队伍与日本据台统治50年对中国及台湾历史的影响不相匹配。注重台湾现实问题的研究的确能够应急性地解释目前台湾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但要真正深入探讨台海两岸目前存在的问题，日据时期这段历史对当代台湾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历史发展本来就是一脉相承，绝没有凭空而来的进步，其发展脉络必然要在历史发展的根源上寻找它的原因。若缺乏对这一个时期的探讨，将使得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发生空白断层现象，出现对现实的不完全理解。
第二、建立日据时期台湾史的研究体系。日据时期的台湾史虽然同中国近代史有一定的共性，但是由于日据台湾近半个世纪，使它培养了自己独特的个性，因此我们不能完全套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方法、体系去研究这一特殊时段的台湾近代历史。从上面的述评可以看出，近年来各研究者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了精细化研究，使个案研究得以深入，却几乎没见到有关该阶段的综合研究成果。(89)历史虽然是历史学者对过去事情的叙述，但是当叙述达到一定程度后，它还需要有相应的体系来整合每件事情，形成相对完整的历史发展过程。目前，尽管日据时期台湾历史各专题的研究已达到一定水平，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理论体系，使读者对这段特殊历史的认识处于一种零碎状态，无法对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有相对完整的理解，这也不利于读者解读当前台湾的情势。只有在一定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才有可能向纵深发展，扩展至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其他层面。
第三、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1990年以来的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领域已经逐渐在拓展，但是还有进一步开阔研究视野的余地。如加强对该时期台湾社会民众生活、台湾城市发展史、台湾传媒发展史、家族史、文化史等领域的研究等。日据台湾50年，各社会阶层、各种人物对日本殖民统治的态度不同，所受影响也不完全一样，因此对某些阶层与重点人物的研究也需展开。如林献堂、叶荣钟等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谢雪红、李友邦等革命者，他们在日据时期的思想、活动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是有区别的，我们不能泛泛地一概而论；另如割台后，为官者与读书人大多返回大陆，只有少数读书人留台担任殖民政府的下级官吏。知识阶级的力量被削弱，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超越士人，提升至第一位，社会精英可以说集中于商人阶层，因此，对日据时期商人集团的研究显得十分重要。甚至日据时期台湾历任总督都是很好的研究课题。
第四、注意研究史料的扩充。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多地掌握一手史料，经过辨伪、推敲，尽量重构历史事实。日据台湾50年，官方形成并留有大量的档案资料，如早期的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和台湾总督府下设的官房临时国势调查部，都对台湾作了十分详细的社会调查，留有大量的一手资料，这些都是进行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的宝贵材料来源。当然也应看到，由于台湾历史的特殊性，日人留下的一些资料存在故意曲解事实，或因民众不明真相而生误解致使所写内容难免有所谬误，研究者在利用这些资料时一定要甄别资料的真伪。台湾光复后，以林献堂为首成立了台湾文献委员会及台湾各地方的文献委员会。在这些组织出版的刊物上刊登了许多非常有价值的文史资料、社会调查资料，如《台湾文献》、《台北文献》、《台湾风物》、《新竹风物志》、《新竹丛志》等等。再如台湾雾峰林家与板桥林家在日据时期都是站在台湾社会的风口浪尖之上，其家谱能较好反映出当时台湾的社会状况。如能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史料，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必定会有新的突破，研究水平也会有整体提升。
注释：
①冯玮：《日本在台湾推行殖民统治的本质特征》，《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3期；李艾丽：《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学术论坛》2004年第2期；赵铁锁：《日本对台湾的殖民统治简论》，《南开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朱庆葆：《日据台湾时期的鸦片政策(1895—1945)》，《福建论坛》2000年第4期；徐振伟：《日据时期日本在台湾的鸦片政策》，《日本学刊》2008年第1期；张羽：《日据时期台湾法制的殖民属性》，《法学研究》2005年第4期；曹大臣：《日据台湾时期“以华制华”战略的运用》，《江海学刊》2004年第1期。
②季云飞：《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斗争述论》，《台湾研究》1998年第3期。
③见戚其章：《关于台湾民主国的评价问题》，《北方论丛》1984年第4期；徐博东：《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爱国斗争的光辉一页——1895年“台湾民主国”性质初探》，《台湾研究》1988年第1期；汪志国：《有关台湾民主国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等文章。
④莫世祥：《台湾近代反日独立运动中的国家认同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2期。
⑤宋帮强：《论日据时期台共政治大纲中“台湾独立”的真实内涵》，《台湾研究》2009年第3期。
⑥才家瑞：《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詹冠群：《试述日据时期台湾同胞在福建的抗日活动——兼驳吕秀莲“大幸”谬论》，《台湾研究》2000年第2期；胡文生：《台湾民众“国家认同”问题的由来、历史及现实》，《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⑦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人民抗日武装斗争中的“归顺”问题初探》，《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4期。
⑧王晓波：《日据时期的台湾独立革命与李友邦将军——兼论台湾革命青年团与台湾义勇队》，《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2、3期合刊；卢旭东：《中国共产党与台湾抗日义勇军的关系》，《浙江大学学报》2000年第4期。
⑨详见《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台湾近代史研究综述》，《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291—294页。
⑩陈小冲：《板垣退助、林献堂与台湾同化会》，《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11)钟安西：《论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2)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若干问题的分析》，《台湾研究集刊》1993年第2期。王建平：《日据时期台湾反日独立运动中的祖国意识及其必然走向》，《科技信息（科学教研）》2008年第2期。
(13)陈小冲：《台湾1937：皇民化运动与林献堂——以〈灌园先生日记〉资料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8年第4期。
(14)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民族运动中的阶级斗争问题——以台湾民众党为中心之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1期。
(15)张春英：《共产国际与台湾共产党的创立》，《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张春英：《共产国际“左”倾错误与日据时期台湾共产党的解体》，《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
(16)黄跃荣：《日本殖民统治台湾时期的民族歧视政策》，《台湾研究》2002年第2期。
(17)曾国良：《“理蕃政策”与台湾少数民族社会变迁刍议》，《中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强：《日据时期的台湾少数民族》，《清史研究》1996年第4期。
(18)李非：《论殖民地时期台湾经济的基本特征》，《台湾研究》2003年第3期。
(19)马陵合：《略论日据时期日本垄断资本在台湾的独占》，《福建论坛》1991年第6期。
(20)周文顺：《日本割据时期台湾经济性格之镜鉴》，《学术研究》2000年第7期。
(21)曾润梅：《日据时期台湾经济发展雏议》，《台湾研究》2000年第4期。
(22)周翔鹤：《日据时期台湾经济总体评价》，《台湾研究》1994年第2期；陈泽尧：《台湾殖民地经济概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23)范建
：《日据时期台湾警察与经济殖民政策之推进》，《中国经济史研究》2008年第1期。
(24)周翔鹤：《日据前期在台湾日本人的工商业活动》，《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2期。
(25)习五一：《1895-1931年台湾食糖贸易研究——台湾、日本、大陆三角贸易考察》，《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5期。
(26)周翔鹤：《日据初期台湾稻米输日问题研究》，《台湾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27)周翔鹤：《日据时期（1922年以前）台湾农家经济与“米糖相尅”问题》，《台湾研究》1995年第2期。
(28)于彤：《日本统治下的“台湾金融业”》，《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邹建华：《简述日本占领台湾时期的通货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戴建兵：《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台湾的公债政策研究》，《史学月刊》2000年第3期。
(29)刘丽君：《日据时期台湾农业经济研究》，《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
(30)范小芳：《日据时期台湾农业研究》，《台湾研究》2002年第4期。
(31)林仁川：《光复前台湾农业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1年第1期；林仁川：《光复前台湾农业水利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4期。
(32)陈支平：《从契约文书看日据时期台北芦洲的土地赋税关系》，《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2期。
(33)刘荣章：《台湾的农会组织及其功效》，《台湾农业探索》1999年第2期；张嵘：《台湾农会的政治功能》，《台湾农业探索》2009年第4期。
(34)陈谦平：《国民政府战后对台湾的工业接收及其影响》，《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
(35)王林楠、翁嘉禧：《日据时期台湾煤矿业的发展变迁》，《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36)周翔鹤：《1895-1937年台湾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读台湾乡土文献》，《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刘万军：《浅谈日据时期台湾的差别教育》，《成功（教育）》2009年第9期。
(37)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的书房调查及殖民地教育整编》，《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
(38)龚放：《日据时期台湾教育政策的演变》，《台湾研究集刊》1996年第3期。
(39)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40)陈荟、段晓明：《日据时期台湾学校教育体系评述》，《台湾研究》2004年第2、3期；杨晓：《对日据时期台湾“殖民地教育”的再认识》，《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1期；杨晓：《殖民教育语境与文化精神分裂——日占时期台湾殖民教育方针透视》，《学术研究》2001年第10期；周翔鹤：《1895-1937年台湾地方社会的教育和殖民当局的同化政策——读台湾乡土文献》，《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3期；薛洋：《台湾“日据”时期公学校的台湾史教育》，《两岸关系》2007年第1期。
(41)汪婉：《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4期。
(42)薛菁：《日据时期台湾教育的双重性》，《福州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43)钟安西：《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制度述评》，《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6期。
(44)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教育发展述论》，《台湾研究集刊》1995年第3、4合期。
(45)龚放：《日据时期台湾高等教育评析》，《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2期。
(46)黄新宪：《日据时期台北帝国大学论略》，《教育评论》2008年第2期。
(47)黄新宪：《日据时期台湾公学校论》，《东南学术》2006年第6期；《日据时期台湾的少数民族教育论》，《教育评论》2006年第4期；《日据时期台湾女子中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教育评论》2005年第3期；《日据时期台湾女子初等教育的若干问题探讨》，《教育评论》2005年第6期。
(48)陈小冲：《试论日据时期的台海两岸交通》，《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2期。
(49)陈小冲：《割台后海峡两岸贸易关系的新变化——以金顺益案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
(50)谢冰、曾国良：《日据时期闽台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9期；谢冰、曾国良：《日据时期闽台经济关系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51)陈小冲：《日据初期台湾抗日运动与总督府的“对岸经营”》，《台湾研究集刊》1990年第4期；姚礼明：《1949年以前海峡两岸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52)叶迎：《日据时期〈台湾民报〉的两岸根情》，《东南传播》2008年第4期；王积龙，蒋晓丽：《刀光菊影里的中国根情——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中文报刊〈台湾民报〉》，《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6期。
(53)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与大陆的文化联系》，《台湾研究》1997年第2期。
(54)黄新宪：《日据时期台湾学生求学大陆考》，《教育评论》2004年第2期；黄新宪：《日据时期的闽台教育关系》，《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0年第1期；蒋宗伟：《日据时期台湾青年赴大陆求学探略》，《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55)陈小冲：《“九一八事变”：一个台湾的视角——以〈台湾新民报〉记事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另参见李艾丽：《日据时期台湾同胞的祖国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才家瑞：《日据时期(1895——1945)台湾同胞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陈小冲：《日本在台同化政策及其失败》，《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3期。
(56)汪毅夫：《西观楼藏闽南语歌仔册〈台省民主歌〉之研究》，《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汪毅夫：《1826-2004：海峡两岸的闽南语歌仔册》，《台湾研究集刊》2004年第3期；李诠林：《西川满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文化殖民”神话的潜在证伪》，《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吕若淮：《从〈台湾文艺丛志〉看日据时期台湾同祖国大陆的文学交流》，《福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黄乃江：《“独自不忘风雅事，招邀名士过江来”——菽庄吟社与日据台湾时期的两岸诗坛》，《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4期；邓孔昭、陈后生：《从台湾地名中的闽南方言文化要素看闽台地缘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2010年第1期。
(57)朱双一：《从祖国接受和反思现代性——以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的祖国之旅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4期。
(58)颜士梅、王立人：《台湾“日本情结”的形成及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59)陈小冲：《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日籍台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1年第3期；陈小冲：《档案史料所见之清末“归化”台湾籍民》，《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1期；陈小冲：《日籍台民与治外法权——以光绪三十一年王协林案为例》，《台湾研究集刊》1992年第2期。
(60)连心豪：《日本据台时期对中国的毒品祸害》，《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4期；连心豪：《三十年代台湾海峡海上走私与海关缉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3期；向珊：《日籍台民与台独意识》，《华商》2008年第14期。
(61)林星：《日据时期台湾籍民社团初探——以厦门台湾公会为例》，《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9期。
(62)林真：《抗战时期福建的台湾籍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1994年第2期。
(63)陈小冲：《抗战时期的台湾籍民问题》，《台湾研究集刊》2001年第l期。
(64)杨选华：《关于日据台湾时期“皇民化运动”若干问题的探讨》，《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钟兆云：《日据时期的台湾反“皇民化”运动》，《文史精华》2005年第6期；黄新宪：《关于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若干问题的探讨》，《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65)陈小冲：《1937-1945年台湾皇民化运动再论——以总督府临时情报部〈部报〉资料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4期。
(66)陈小冲：《试论日据时期的台籍日本兵——皇民化运动负面影响之再探讨》，《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1期。
(67)蔡放波：《略论日据时期台湾的“皇民化运动”及其影响》，《台湾研究》1997年第4期。
(68)钟兆云：《日据时期台湾“皇民化运动”的遗患和破除》，《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69)朱双一：《文学视野中的郑成功——“遗民忠义精神”及其在日据时代台湾的传衍》，《台湾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70)沈庆利：《政治高压下的智性求索——从吕赫若〈邻居〉看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抗拒“皇民化”的策略》，《华文文学》2003年第6期；另见朱双一：《日据时期台湾新诗的抗议与隐忍》，《台湾研究》1996年第4期；萧成：《日据时期台湾乡土小说视野下的“国民性批判”》，《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3年第3期；计璧瑞：《殖民地处境与日据台湾新文学》，《东南学术》2004年第1期；李诠林：《西川满台湾民俗题材文学：“文化殖民”神话的潜在证伪》，《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朱双一、程晓飞：《日据下台湾“现代化”的文学证伪》，《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茅家琦：《从连横的诗文看其中国文化情结》，《民国档案》1994年第1期，李诠林：《台湾日据时期的民间方言歌谣》，《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等文章。
(71)茅家琦、胡华军：《论1937—1945年台湾人民对日本“皇民化”运动的抵制》，《东南文化》1995年第3期。
(72)白纯：《简析日据晚期的台湾“皇民奉公会”》，《台湾研究》2002年第1期。
(73)林金水：《台湾基督教史述论》，《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相关论文还可参见何绵山：《试论台湾基督教的发展与特点》，《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
(74)王晓云、雷阿勇：《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信徒与台湾社会》，《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75)王晓云、雷阿勇：《扩张与角逐：日据时期传教势力在台湾的争夺》，《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王晓云、雷阿勇：《无声的圣战：日据时期台湾天主教与新教的竞争与矛盾》，《唐山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76)翁伟志：《日据时期台湾基督教会的政治立场》，《闽江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77)王志平、吴敏霞：《日据初期日本在台湾的宗教调查及其宗教政策——以佛教调查为中心的考察》，《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3期。
(78)敏霞：《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略论》，《人文杂志》2008年第8期。
(79)陈进国：《日据时期台湾佛教的日本化现象》，《宗教学研究》1997年第4期。
(80)汪毅夫：《从台南石姓某家的户籍誊本看日据时期台湾社会的若干情况》，《台湾研究集刊》1998年第4期；汪毅夫：《台湾游记里的台湾社会旧影——读日据时期的三种台湾游记》，《台湾研究集刊》2000年第2期；王毅夫：《台湾内渡文人与清末民初社会变迁和社会问题——以台湾进士许南英、丘逢甲和汪春源为例》，《台湾研究集刊》2006年第1期。
(81)李跃乾：《日据时期台湾社会风俗变革——以断发放足为例》，《求索》2007年第2期。
(82)何元春、陈媛媛：《从“探险”到“休闲”——对日据时期台湾登山活动开展的价值认知研究》，《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83)韩春萌：《从民俗文化看台湾新文学的民族抗争精神》，《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84)唐次妹：《日据时期台湾的“市区改正”及其对城镇发展形态的影响》，《台湾研究集刊》2005年第4期。
(85)张立彬、王建铭：《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城市化的特征》，《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0期。
(86)汪思涵：《日据时期台湾民间状况与“殖民地近代性”》，《东南学术》2006年第2期。
(87)张羽：《日据时期台湾医师的疾病医疗书写研究》，《台湾研究集刊》2010年第2期。
(88)相似结论可参见钟安西、赵一顺：《台湾史研究的历史脉胳》，《中国社会科学报》2005年3月22日；陈小冲：《日据时期台湾史研究述评》，《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12月24日；陈忠纯：《大陆台湾史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分析——以〈台湾研究集刊〉历史类论文(1983-2007)为中心》，《台湾研究集刊》2009年第2期。
(89)仅见张春英在《台湾研究》2004年第2期发表《关于建立海峡两岸关系学科体系的几点思考》一文讨论研究体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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