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两国论文,潜力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4年4月29日，世界银行发布了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报告：称2011年人民币与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是3.506∶1，由此推算2013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6.22万亿美元，美国为16.8万亿美元，预测2014年中国GDP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由于世界银行“国际比较项目”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因此上述消息一公布立即引起各国媒体的热议。英国《金融时报》2014年4月30日的一篇文章称，“中国准备在今年将美国自1872年以来一直雄踞的霸主地位拉下马”。也有一些评论对世界银行这个预测提出异议，如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学者史剑道(德里克·西瑟斯)在《GDP令人误解中国和美国》的文章中认为，“世界银行基于购买力平价的假设，估算中国的GDP将超过美国。然而，这种方法和观点存在本质上的缺陷。实际上，美国经济规模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大于中国”。还有评论认为，“GDP作为衡量一国财富尺度的作用是有限的”，“经济成功必须对照其他的基准加以评判”。 即使中国名义GDP超过美国，也不等于中国实际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更不等于中国经济实力、发展水平超过美国。这是因为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把在本国的企业大量转移到国外，发达国家的产出水平和经济实力，有相当大部分没有反映在GDP上。特别是从发展阶段、人均国民收入、国民财富存量、经济结构、科技教育、研发创新、生产率、企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方面看，中国经济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 全方位、深入地研究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回答中国经济规模何时能超越美国，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比较研究，深化对中国现阶段国情特别是经济现状的认识；同时，我们要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缩小同美国的差距，也必须深入研究美国经济各个方面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一、GDP国际比较的两种计算方法 一种是按购买力平价法(PPP法)计算；另一种是按国民核算系统和平均汇率法计算。 PPP法的理论依据是：各国虽然都用GDP来表示一个国家在一定期限内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价值，但由于各国物价的结构和水平各不相同，各国货币的购买力也不一样。采用PPP法计算，被认为可以对汇率扭曲产生的误差进行调整。联合国统计局和世界银行按PPP法开展的“国际比较项目”，以美国为基准，收集了全球146个国家的151类2000多种代表规格的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将各国GDP按上述151类的支出构成作为权数，进行加权，先计算各分类商品或劳务的购买力平价，然后汇总为各国GDP的购买力平价，并换算为同一货币，以进行国际比较。 PPP法虽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它在理论与方法上也存在明显局限性，据国内外有关专家研究，其主要缺陷为： 一是PPP法要求在不同国家所调查的代表商品的规格、性能和质量必须是相同的，同时又必须在不同国家都具有代表性。但由于各国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生产和消费结构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在不同国家选择既具有代表性，规格、性能和质量又完全相同的商品和服务，是很困难的。如选择不当，测算结果就会失去可比性。二是PPP法假定各国所有商品都可用于国际自由交换，并且不计入关税、配额和赋税等交易成本。而实际上各国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都只是一部分，而可贸易的商品和服务又都需要支付交易成本，并按市场汇率进行交易。同时，PPP法忽略了服务性商品价格的不可比性，也忽略了同一种类商品在不同国家销售环境和售后服务的差异。三是由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GDP，PPP法在确定各类支出权数时，发达国家起着主导作用，因而得出的GDP数据不能充分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四是购买力平价估算的方法有多种，同样用PPP法计算，因采用的估算方法、选取的代表性商品种类、权数以及调查价格的时间、地点不同，计算结果也不一样。五是PPP法的测算是一个系统又十分复杂的统计过程，实际操作比较困难。由于受基础资料来源、调查范围、调查地点和代表商品规格样本、比较对象、汇总方法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同国家、不同年份的调查和统计测算的结果之间往往有较大的偏差。 据世界银行在2008年2月公布的“国际比较项目”的最终报告：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5.33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43.1％，而仅仅过了六年，据同一“国际比较项目”报告：2011年中国GDP总量上升到13.5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86.9％。虽然从2006年至2011年这六年中美经济增长率有较大差距，中国GDP累计增长85.9％，而美国GDP累计仅增长5.7％。但是，认为中国GDP总量六年增加8.17万亿美元，增长了1.54倍，与美国GDP之比上升43.8个百分点，仍然令人难以置信。按照“国际比较项目”的测算，中国的物价水平只有美国物价水平的54％。实际上2006年—2011年这六年间，中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累计增长21.8％，而美国CPI累计增长15.1％。而且正是这几年，中国服装鞋帽等工业消费品尤其是进口产品、奢侈品和餐饮酒店、机械设备的价格水平已高于美国，主要农产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大城市房价、房租也已逼近甚至超过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房价、房租。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PPP法可以在国际比较时消除各国GDP中的国内价格差异，但是，它的实际应用由于受到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推算结果往往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经济规模。由于市场汇率反映的是本国货币在国际市场上的购买力，用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更能反映一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世界银行也仍然采用汇率法计算的GDP，作为划分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和低收入国家的标准，以及各国GDP和人均GDP在全球的排名。 据世界银行按市场汇率计算，2005年中国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7％，2011年迅速上升到47％。按照2014年12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中国2013年GDP调高为588019亿元，按同年平均汇率折算为94946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GDP的56.6％。
二、经济发展水平国际比较的两类指标 一类是GDP总量，另一类是人均国民收入。按人均国民收入比较，中国与美国的差距更大。1978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80美元，相当同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10790美元的1.7％。经过30多年发展，2013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6560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人均国民收入53670美元的12.2％。虽然从绝对数和相对比重看，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速度是历史罕见的，但是现在也只相当于美国的不到1/8。
人均国民收入具有和GDP总量不同的经济意义，它更能反映一国的实际发展水平和国民福利水平。因此，不管国际上如何关注中国GDP总量，但是和国内全体人民增加收入、改善生活更直接相关的，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有多少。当然，并不是说经济总量无关紧要。用GDP表示的经济总量，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表现，尤其是对大国而言，经济总量与它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有直接关系。 三、中美两国发展水平与潜力的多维度比较 (一) 财富存量比较 比较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不能只看当年的产出，即只比较GDP年产出或年人均收入，还应当比较已经积累的国民财富。美国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一已有140多年，它所积累的财富总量，并不是用GDP年产出所能衡量的。而且正是这100多年间，中国有一多半时间受到持续战乱的严重破坏，国民财富的积累根本无法与美国同日而语。 2013年，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曾对174个国家的财富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统计，包括家庭的金融和非金融资产，并减去未偿还债务。报告指出：“在最富有的40个国家(总人口10亿多)，平均财富比平均年收入高出近4倍。也就是说，历史积累的财富远高于每年的收入流动”。据瑞士信贷银行估算，美国的私人财富为83.7万亿美元，中国的私人财富为21.4万亿美元。美联储按季度测算美国家庭净财富，2014年6月底为79万亿美元；美国非营利机构估算为81.5万亿美元，略低于瑞士信贷银行的估算。由此推算，美国人均的私人财富为25万～26.5万美元，中国人均的私人财富只有1.58万美元。因此，即使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美国人均财富仍比中国多16倍左右。 如果考虑中美两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较大差异，美国年GDP产出中有近70％用于消费，而中国年GDP产出有近一半用于固定资产积累，这个因素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中国与美国在已积累财富方面的差距。据克力思咨询有限公司对全球30个国家和城市的调查结果：2012年，中国建筑资产价值为35.45万亿美元，美国建筑资产价值为39.73万亿美元。建筑资产总价值，包括公共和私有房产，住宅及商用基础设施，公路、铁路和机场等交通基础设施，发电站及供水网络。该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中国人均建筑资产价值为2.6万美元，在30个国家和城市中排名第24位，大大低于美国的人均建筑资产12.6万美元。该报告预计，到2022年中国建筑资产将积累到75.7万亿美元，但人均建筑资产仍将比美国少61％。 史剑道在《GDP令人误解中国和美国》的文章对中美财富存量作了估算：截至2014年年中，中国的公共净财富约在5万亿～10万亿美元之间。美国公共财富扣除债务的净值约为负值10万亿美元。因此，史剑道认为，中国与美国财富的“真实差距更加接近40万亿至45万亿美元”。即便中美财富差距只有40多万亿美元，“仍然说明：美国不仅领先中国，而且是遥遥领先”。 (二) 三次产业结构和生产率比较 美国三次产业在世界上都是最强大的：美国农业早已实现现代化，且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拥有世界面积最大的肥沃陆地，美国人口不到中国人口的1/4，而其耕地比中国多72％。高产农田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国内也得以免受粮食短缺和价格震荡冲击。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制造业，其在经济中的比重虽然一直在下降，但现在仍占世界制造业的近1/5。美国服务业不仅在其经济中比重高，而且金融、电信等高端服务业更是在全球经济中发挥很大作用。 2010年美国第一、二、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2％、19.8％和7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1.6％、16.7％和81.2％。而中国2013年三次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为9.4％、43.7％和46.9％；三次产业的就业比重分别为31.4％、30.1％和38.5％。对比可见：中国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和就业比重均明显偏低。 从中美三次产业生产率的差距来看，世界银行《2013年世界发展报告》数据显示：1995年美国生产率(每工人每年附加值)为78008美元，是中国生产率1500美元的52倍，到2010年中国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迅速缩小，但美国生产率仍是中国的16.3倍。其中美国第一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35.9倍，第二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10.9倍，第三产业生产率是中国的12.5倍。
(三) 研发创新和全球化企业比较 美国科技、教育等方面在世界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和发展潜力。创新能力领先是美国生产率高、经济实力强的主要原因。据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排名，美国在2011年居第2位，2012年上升为第1位；中国在2011年居第20位，2012年上升到第19位。美国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2012年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0年，美国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为当年美国经济贡献超过五万亿美元，占GDP的34.8％，提供了4000万个工作岗位，约占全美工作岗位总数的27.7％。美国的创新优势源自美国文化中具有的冒险精神，同时也同美国长期大量的研发投资，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以及善于把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的企业制度分不开。 在研发投入方面，美国年度研发开支在全球研发开支中的占比虽然已从10年前的37％降到2011年的30％，但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称，美国现在仍然是在研发领域投入最多的单一经济体，2014年研发支出预计达4650亿美元。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以来已增长三倍，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从2005年的1.32％，提高到2012年的1.98％，超过欧盟28国1.96％的整体水平，2013年进一步提高到2.08％。中国研发投入在世界研发投入的占比，从1993年的2.2％大幅度提高到2009年的12.8％，并在2011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与居世界首位的美国仍有较大差距。2012年，美国研发投入占GDP的2.79％，其中政府对全社会研发的投入占GDP的0.86％；中国的这一比例只有0.43％。同年，美国知识产权使用支付费为398.89亿美元，中国为177.49亿美元，不到美国的一半；美国风险投资年度融资290亿美元，中国为40亿美元，仅为美国的13.8％；美国制造业总体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产值比重)为3.35％，而中国只有0.85％；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强度为24.5％，中国为1.63％；美国电子计算机、通讯、电子设备产业的研发强度为14％～19％，中国为1.51％；美国交通运输业(不含汽车)的研发强度为11.5％，中国为2.18％。据统计，2013年中国大中型企业研发投入平均只占销售收入的1.28％，相当多大中型企业没有设立专门的技术开发机构，其中不少企业没有技术开发活动，引进、模仿仍是新产品研制的主要方式。 美国科技领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基础科学研究长期领先世界。1896年—2014年，诺贝尔奖中化学、物理学、生理学或医学、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共有561人，其中美国占了259人。中国国内学者尚无上述奖项的获得者。美国科学家在全球知名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数量远超过其他国家。中国在国际期刊的文章数量2011年为89894篇，比2001年增长3.25倍，但只相当于美国2009年国际科技期刊文章数量20.86万篇的43％。 在专利和发明方面，中国近10年来专利申请数量迅猛增长，已连续三年超过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专利申请国，2013年与2004年相比，专利申请受理数增长5.7倍，达237.7万件，其中批准专利申请131.3万件，比2004年增长5.9倍。专利申请数量虽然大幅度增长，但专利质量却亟待提升。2012年中国批准专利申请125.5万件，但只有21.7万件获得发明专利授权。而美国发明专利占专利申请的近90％。正如同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田力普所说：“与发达国家顶尖的发明创造相比，我国更多还是改进发明，是比较低端的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2013年中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虽然从2010年1.7件快速上升到4.02件，但比美国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33.6件，在发明专利数量和质量上的差距仍然很大。尤其是中国在关键领域和核心技术拥有的专利非常有限。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2)》的数据：在世界信息通信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等领域的专利中，美国分别占30％、13％和22％，而中国只占0.5％、0.6％和4％。2013年中国申请国际专利数量虽然位居世界第三，但还不到美国的40％。 在商标和品牌方面，截至2014年6月月底，中国商标累计申请量达1425.7万件，累计注册量达907.5万件，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但是，中国缺少自主品牌，尤其是缺乏国际知名品牌。据统计，目前中国拥有自主品牌的外贸企业约仅占外贸企业总数的11％。在世界品牌实验室编制的2013年“世界品牌500强”中，中国仅有25个，而美国则有232个。《福布斯》2013年发布的全球品牌100强中，美国企业多达54家，无中国企业上榜，在最有价值的十大品牌中，美国的苹果、微软、可口可乐、IBM、谷歌、麦当劳、通用电气、英特尔占据前八名，八大品牌价值合计达4184亿美元。 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匈牙利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奈曾说：美国的创业精神极其旺盛，过去60～80年时间里世界性的伟大创新与科技进步大多是由美国企业家创造的。当今在技术突破的新领域，如3D制造、人工智能、纳米技术、云计算、机器人技术、大数据、高等材料学等，美国企业都处在领先位置。美国许多企业不仅拥有很强的研发队伍和资金实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创新动力和活力。硅谷是美国的创新和创造优势的集中体现。有人总结说，硅谷是创新企业的栖息地，包括硅谷有企业家的创新冲动、创新精神，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文化，有开放的企业结构，有允许人才流动的法律环境，有便于创新公司上市的股票市场，有支持创新企业的风险投资等等。硅谷经验说明：要聚集创新企业、创新人才，需要有激励创新的体制环境，以及支持创新的外部条件。在这些方面，除了企业的努力，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作为，包括严格保护知识产权，并从各个方面鼓励、支持创新。 在全球化企业方面，美国《财富》杂志公布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美国有128家上榜。虽然比2002年197家企业上榜减少69家，但仍居世界第一。2001年中国共有13家企业上榜，2014年上榜企业上升到100家，其中最高排位企业中石化由2001年市值453亿美元增加到2014年4572亿美元，排位由居500强第68位上升到第3位。但在2014年中国100家上榜企业中有16家企业出现亏损，占全球500强中50家亏损企业的32％。在以资产收益率衡量的前十大公司中，有六家是美国公司，只有一家中国公司。
据中国有关专家分析，2012年，全球最大100家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67％，而中国1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仅有13％左右。这说明中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经营能力不强，主要是面向本土市场，因而遇到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其盈利能力也必然随之下降。 (四)高等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比较 美国创新优势的重要原因是它拥有全球领先的高等教育体系和大批优秀人才。据美国教育部2013年数据，美国授予学位的高等院校4700所，在校学生2200万左右。早在1980年美国大学入学率就已达到50％以上。据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公布的2014年—2015年世界大学排名，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连续四年蝉联榜首，哈佛大学名列第二。美国大学在该排名中继续占据优势，在前十名中占七所、前20名中占15所，前100名中占44所，前200名中占74所。中国内地只有三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北京大学居第48位，清华大学居第49位，复旦大学排在193位。①另据上海复旦大学对全球大学的一项研究，在全球大学排名居前20位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17所。除了历史传统外，这主要是由于美国长期实施教育优先战略，将发展教育作为国家战略重点。美国政府教育支出达一万亿美元，占GDP的6％左右。此外，美国著名大学因其领先地位和培养人才的贡献而经常得到来自美国和全球各类基金及个人的大量捐助，包括对优秀学生提供学费和奖学金。美国还在签证、留学、科研、移民等方面制定了鼓励外国优秀学生和高科技人才到美国留学与从事科研、创业的激励政策。2013年，有82万名外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注册就读。发达的高等教育体系为美国培养了大量创新人才和企业家。据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威廉·克尔研究：2004年中国和印度裔的美国移民发明的专利，占美国国内专利的15％，而1975年仅占2％。布鲁金斯学会估计，1995年到2005年间，美国1/4的科技和工程公司，是由在外国出生的人创立的。 从人口年龄构成来看，美国的劳动力大军相对年轻，规模仍在不断扩大。据美国有关机构预测：从现在到2050年，预计美国人口将增加近一亿人，劳动力人数将因此扩大40％；预计到2050年，美国的中位数年龄为40岁；中国为近50岁。美国人口构成状况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是个移民国家，移民比总体人口年轻，与出生在美国的人口相比，移民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数也更多。移民群体还是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美国在吸引外国企业家和科学家等高技术移民方面，比其他发达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包括进入和流动的难度较小，美国的开放社会能让移民较快实现融合。 中国劳动力的素质正在提高，未来在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仍具有优势和潜力。从质量方面看，2012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6960万人，预计2015年将超过一亿人，2020年可能超过1.6亿人。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产业竞争力报告(2013)》预测：到2020年中国劳动力素质还会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5岁及以上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8.56年提高到10.21年。今后十年可能迎来“质量型人口红利”的十年。 与此同时也要看到，在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尤其是同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要求相比，中国将面临人力资源结构不适应需求结构，特别是高端人才短缺的严峻形势。据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2020年中国在仅有初级教育水平的低端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将比工作岗位多出2300万；而在拥有大学学历或职业技能资质的高端劳动力市场，则将出现2400万的供给缺口，如果不能弥补这一缺口，机会成本可能高达2500亿美元。2014年中国在校大学生2468万，高校毕业生727万，这是巨大的人力资源宝库，但其中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存在着结构与技能不适应市场需求的问题。据麦肯锡咨询公司调查，这部分大学毕业生“不具备满足潜在雇主需求的技能。他们缺乏技能训练、英语不够熟练、不会团队协作和批判性思考，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没有‘软技能’”。“尽管中国每年有超过60万的工程专业毕业生，但具有外国跨国公司所需技能的仅有十分之一”。 从数量方面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虽然从2012年开始减少，但到2020年15～59岁人口仍有9.221亿人，预测到2030年15～64岁人口仍占总人口的67.1％，绝对数为9.52亿人。其中30～60岁的高储蓄人群约占总人口47.1％，与目前的水平相当，说明直到2030年中国的高储蓄率仍可以持续。按照总抚养比(老龄人口+未成年人口/劳动力人口)低于50％作为人口红利门槛，中国自1990年进入人口红利期，2011年达到最低值34.4％，2030年回升到50％左右，预计人口红利期可能延续到2035年前后。当然，从人口抚养比分析，只是给出了人口机会窗口的阶段划分，未来20年能否转化为人口红利，还取决于这期间劳动力市场供求变化状况。 (五)能源供需和能源安全比较 美国新出现一个经济优势，是新的能源技术革命带来的能源优势。国际能源署的2013年《世界能源展望》显示，2012年以来美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者，2014年已超过俄罗斯和沙特成为世界最大的液体燃料(原油、非常规原油加天然气液)生产国。美国新的能源技术革命，指的是开采页岩气和致密油的新技术革命。近些年，美国“水力压裂法”的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即在高压下使用大量的水和化学品将岩石压裂，从而释放出其中的天然气或石油。新技术使页岩气和致密油的开采由难变易，而开采成本与常规油气相当。美国页岩气产量在2007年仅有366亿立方米，2013年猛增到3232.4亿立方米，占美国天然气总产量的40％。致密油产量2000年仅有1294.7万吨，2010年增至4332万吨，2013年猛增到1.73亿吨，占美国原油总产量的52％。预计2020年致密油日产量将达到479万桶，比2013年日产量348万桶再增加131万桶。 近几年，美国能源进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2013年与2010年相比，美国石油进口由5.2亿吨减到4.38亿吨；出口由1.04亿吨增至1.6亿吨。石油对外依存度由2005年的65.4％，2010年的61.6％下降到2013年的52.7％。美国天然气进口由2010年的1059.3亿立方米减至2013年的816.3亿立方米；出口由321.9亿立方米增到2013年445.2亿立方米。美国能源信息署预测，到2018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美国液体燃料(原油、石油产品和生物燃料)净进口比例将从2010年的50％下降到2035年的32％左右。 新能源革命给美国经济带来一系列好处：美国原油产量在连续40年下降后，在过去五年大幅飙升。美国进口的石油和天然气大幅下降，减少了贸易逆差。美国天然气价格暴跌，使石油化工等高耗能工业生产获得新优势，丰富和低成本的新能源正在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预测，这场新能源革命对美国GDP增长的贡献将达到4％，而且能在2020年前创造170万个工作岗位。2008年以来，美国页岩气的开采已经吸引超过1337亿美元的投资。新的能源技术革命也显著减少了美国二氧化碳排放，美国能源信息署称，2012年美国GDP增长近3％，但与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却降低了近4％，达到1994年以来的最低值，比2007年的峰值低了12％。 同美国乐观的能源前景形成反差的是中国未来能源前景面临严峻形势。由于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中国近年来已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4年与2000年相比，石油消费量从2.25亿吨增到5.15亿吨，增长1.29倍，而石油生产量只增长28％，因此石油进口量由9748.5万吨猛增到3.1亿吨，增长2.18倍，对外依存度由43.3％提高到近60％。天然气进口量由2010年164.7亿立方米增到2013年的518.5亿立方米，三年间增长2.15倍。2009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净进口国。2013年，中国每天从中东进口的原油为290万桶，占原油总进口量的大约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每天从该地区进口原油190万桶，占其原油总进口量的1/5。由于中国的需求上升，美国进口继续下降，这种差距预计会继续扩大。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前后中国将为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 石油不仅是重要的战略物资，而且已成为投资的金融产品。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1998年12月10日布伦特原油价格跌至每桶9.25美元；到2008年3月1日又一度升至每桶147.5美元；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2008年12月24日又跌至每桶36.2美元；2012年3月1日又升至每桶128.4美元；2015年1月27日又跌至每桶47.7美元。原油价格这种“过山车”式的大幅度波动，说明经济危机、地缘政治、市场预期和金融投机，对国际原油市场的需求、供给和价格有很大影响，从而会直接影响我国宏观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 (六)美元和人民币国际地位比较 20世纪60年代由于美元危机频频发生，二次战后确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宣告崩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美国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仍居世界首位，美元作为世界主要结算、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一直延续至今。 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特殊地位蕴含着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虽然2013年美国GDP只占全球经济总量的22.7％，但是欧元区以外的绝大部分国际贸易和60％的外汇储备都是以美元计价的，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绝大部分使用美元。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变化会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使进出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即刻扩张或收缩，使这些国家的本币兑换美元的汇率剧烈变动，并引起当地通胀率和进口量的显著变化。另一方面，美联储是美国的央行，其主要目标——确保国内物价稳定和最大限度的就业是美国法律确定的，因此美联储实施货币政策的依据是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和美国自身的经济利益，完全可以不顾对其他国家和全球经济的影响。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实行美元与黄金挂钩，各成员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但美国政府承担各成员国持有的美元按固定比例无限制地兑换黄金的义务。而现在美元仍在相当大程度上充当世界货币的职能，却可以不承担相应的义务，致使美联储可以滥用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加限制地向全球发行美元，以解决美国自身的经济失衡问题。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2008年11月—2014年10月，美联储三轮量化货币宽松(QE)累计购买了近四万亿美元的资产。目前美联储资产4.5万亿美元，是危机前的五倍，负债主要是超额准备金，规模为2.7万亿美元。其目的是压低长期国债利率，并且增加金融系统内货币供给，鼓励信贷与投资，激活股市、房市。但这样做也必然产生对外部的溢出效应，使美国大量廉价资金涌入新兴市场，在刺激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助长其资产泡沫。而当美联储宣布退出收购之后，投资者又纷纷把资金撤回美国，以进行更为安全的投资，这又引起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股市、汇率剧烈波动，陷入经济下行的困境。金融危机的教训凸显了改革以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必要性，但要完成这个改革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在相当长时期内，美国仍然可利用美元的国际主导地位这个独特优势，从全球获取资源和利益。 近几年来，人民币国际化取得了显著进展。据预测，到2020年，人民币在国际结算的市场份额可能从目前的不到2％增加到5％左右，人民币在官方外汇储备的份额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增加到5％左右，成为仅次于美元和欧元的全球第三大结算货币和第三大储备货币；但在相当长时期内，国际大宗商品仍将继续以美元定价。 (七)经济市场化和竞争力比较 马克思曾经鲜明地概括了美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指出美国是“这样一个国度：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的活动自由发展着，在征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②由于美国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从一开始就没有受到封建制度的束缚和羁绊，能够自由地把欧洲的先进技术同北美广阔地域、丰富资源以及大批来自非洲的廉价黑人劳动力结合起来，从而才能后来居上，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生产力最发达、科技与经济领先的国家。其中经济体制的优势是其成功的重要原因，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加健全的法制，使美国经济得以保持活力而有序。 私有产权尤其是知识产权受到法律严格保护，是美国企业创新、创业精神旺盛的主要原因。美国商务部和美国专利商标局2012年联合发布的报告认为：创新是美国经济增长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主要驱动力，而知识产权的授予和保护是促进创新的关键。美国长期以来是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国和货物进口国，这同美国投资、贸易自由化程度高，法制健全，政府管理制度透明度高，金融、商业发达，交易成本低等等都是分不开的。美国吸引外国留学生和移民最多，反映美国劳动力市场自由度高、流动性强。 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才逐步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以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取得了显著进展，从而促进中国经济取得了历史罕见的巨大发展，但是，中国市场化改革从1979年算起至今毕竟才30多年，同美国经历200多年所建立的成熟市场经济相比，就市场经济一般的共性而言，在许多方面还有较大差距。这正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全面深化改革和四中全会确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两大历史性决策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联合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指数，2014年中国在该指数中得52.5分，在178个经济体中排在第137位；美国得75.5分，排在第12位。 应当指出，上述对中国的评分和排位存在着人为压低的迹象。例如，2014年与1995年相比，中国总分只上升0.5分，其中产权自由度一项，1995年—2006年中国都得30分，而2007年—2014年反而均下调到20分，这显然没有如实反映这期间中国改革开放显著推进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无视中国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各类产权保护已经得到明显的改善。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中国在市场化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及同美国的差距。据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14至2015年全球竞争力报告》，在全球144个经济体中，美国竞争力排在瑞士、新加坡之后居第三位(因制度体系、创新力等领域得分较高，排名较上年上升了两位)；中国居第28位。从分项指数看，中国在商品市场效率、劳工市场效率和金融市场发展分别列在第61位、34位和54位；在商业成熟度(自由度)和组织机制灵活性方面分别排在第45位和47位。这也反映中国在上述方面相对滞后。 经济市场化与经济自由度虽然不是同一概念，但两者有着紧密联系。中国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要提高经济自由度，进一步发挥企业家作用，鼓励创新、创造和创业，促进私人投资和商业活动更趋活跃。 (八)国民收入分配比较 国民收入分配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国民收入在储蓄(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二是国民收入在不同社会人群之间的分配。 在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分配方面，中美两国呈现完全不同的特点：美国的储蓄率很低，个人收入储蓄率在金融危机前只有3％左右，近几年有所回升，2014年10月也只有5％，国民收入近70％用于消费。中国正好相反，储蓄率很高，最终消费占GDP不到50％，其中居民消费占比只有36％左右。2005年—2012年连续八年中国总储蓄率在48％以上，其中有四年在50％以上。由于储蓄与消费分配比例不同，对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影响也不一样。关键在于“度”，即保持储蓄(投资)与消费同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比例。美国的问题在于过度消费、储蓄率过低，而中国的问题在于储蓄率过高，居民消费率偏低，所以，都需要各自进行适度调整。 在不同社会人群的收入分配方面，据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的研究：“自1980年以来，美国的收入不平等就开始快速度扩大。前10％人群的收入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30％～35％，上涨到21世纪伊始的45％～50％——提升了15个百分点”。③“扩大的不平等大部分来自(最富有的)‘1％’，其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20世纪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年—2010年的大约20％，增加了11个百分点”；其次“4％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3％升至16％(增长3个百分点)”；其余“底部的5％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从11％增加到12％(增长1个百分点)”。④也就是说，“1980年以来，美国国民收入中有相当一部分(大约15％)从最穷的90％人口转向了最富有10％人口”；而且“15％中的近3/4(约11％)属于最富有的1％人群；这11％当中又有大约一半属于那‘0.1％’(即年收入超过150万美元的人群)”。⑤ 马克思说：“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⑥西方古典经济学者也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占国民大多数的劳动者收入不足，引起消费不足，使市场狭窄，产品实现遇到障碍，最终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从近期来看，收入不平等的扩大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就有着直接的联系。《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认为，“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后果是，美国中下阶层的购买力出现了实质停滞，这必然增大了一般家庭借债的可能性”⑦，从而引发美国的金融不稳定。 美国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流动下降。《21世纪资本论》指出：“研究表明，在1970年—2010年，家长收入属于美国收入后1/2的美国高校毕业生始终只占总数的10％～20％，而家长收入是属于前1/4的高校毕业生比例却在同期从40％上升到了80％。换言之，能不能上大学几乎就成了‘拼爹游戏’”。⑧ 中国也存在收入不平等扩大的问题。据托马斯·皮凯蒂的研究，“中国前1％人群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最近几十年迅速增长”，由“80年代中期的起步值相当低，仅占国民收入的不到5％”，提高到“在2000年—2010年为10％～11％”。⑨虽然这与同期美国前1％人群收入占美国国民收入约20％相比，还有较大差距，但中国收入不平等扩大速度相当快仍应高度重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基尼系数自2003年以来一直保持在0.47以上，虽然自2009年以来逐年下降，但2013年仍为0.473。 从经济发展史看，一个国家从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过程中，收入分配差距一般会经历先扩大而后缩小的过程。因此，虽然过去30多年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现在已经到了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差距扩大的程度，进而逐步缩小的阶段了。否则，不仅不利于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且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动力，损害社会稳定的根基。 (九)经济增长速度比较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预算及经济展望2014年—2024年》报告预测：美国在2014年—2017年的实际增长率将保持在2.7％～3％区间内，2018年—2024年的实际增长率从2.4％逐渐回落到2％，通胀率保持在2％左右，预计到2024年GDP为27.095万亿美元。笔者预测中国GDP2015年为7％，2016年—2020年年均为6.5％，2021年—2025年年均为6％；同时假定2014年—2025年间通胀率和汇率年均上升3％，预计到2025年中国GDP总量将达到27.18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用当年美元计算将在2026年前后超过美国。 需要强调的是：由于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2倍，而且远未实现现代化，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比美国低得多，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和潜力。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经济社会发展也将面临诸多困难、问题和挑战，这些制约因素在预测经济增长速度时是应当给予充分考虑的。例如，未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和适龄劳动年龄人口的结构变化；中国水、土地、石油等人均资源不足；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日趋强化；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30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经济结构失衡必须纠正和调整等等。同时，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不可避免的转变，也是未来增长速度放缓的重要因素。例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除少数年份外，一般都比消费增速高十个百分点左右，今后经济增长从主要依靠投资带动转到更多地依靠消费拉动，增长速度也会相应降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表明，从长期看，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绝对量也越来越大；同时经济增长受到市场需求、劳动力和资源供给、环境承载等多种因素制约，因此在高速增长期之后，增长速度逐渐慢下来，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虽然仍将明显高于美国，但是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率的差距将逐步缩小。1979年—2013年中国GDP累计增长25.1倍，年均增长9.77％，同期美国GDP累计增长2.54倍，年均增长2.7％；中国年均增长率是美国的3.6倍。未来二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虽然会随着经济规模不断增大而逐渐放缓，但仍有可能保持中高速增长。笔者预测：2010年—2020年可以保持年均7％左右；2021年—2030年年均6％左右；2031年—2040年年均5％左右。今后30年中国经济的成功，将从前30年主要表现为GDP高速增长，转向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具有更高质量和效益上，表现在经济社会发展更平衡、协调和可持续上，表现在社会和谐、共同富裕、人民幸福上。 (十)综合发展水平和综合实力比较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用以衡量联合国各成员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该指数包括经济、健康、教育三个方面，对应三个指标：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预期寿命、教育获得(成人识字率×2/3+小学、中学、大学综合入学率×1/3)。201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699，位居187个国家的第101位；2014年上升到第91位。2013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为0.937，位居第3位；2014年位居第5位。中国排位虽然提前，但与美国仍有很大差距。 西班牙皇家埃尔卡诺研究所编制的2012年《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指数》⑩，排在前三位分别是美国、德国和英国。美国的存在份额为16.6％。中国虽然从1990年居第13位上升居第4位；存在份额由1.4％增至5.1％，但只有美国存在份额不足1/3。中国经济存在份额为6％左右，约为美国经济存在份额的一半。美国的军事存在份额更具有显著优势，高达55％，而排在第2位的俄罗斯军事存在份额不足10％。美国的软存在份额也具有明显优势，2012年达19％，排在美国之后的英、德、法3国软存在份额在7％左右。中国的军事存在份额和软存在份额与美国相差很大。 四、全面和综合比较的启示 (一)美国并没有衰落，其经济在全球存在份额虽然相对下降，但仍具有诸多方面显著优势，仍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国 据美国媒体报道，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几乎每隔十年左右，就有新一波美国衰落的悲观情绪席卷美国。前几波美国衰落论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杞人忧天”，美国至今仍是世界头号强国。现在，新一波衰落论正在影响美国，认为中国很快将取代美国。这显然也是夸大了中国GDP总量赶上美国的实际意义。经济总量虽然重要，但是一个经济体最重要的优势不是单纯的规模。19世纪初中国曾是全世界最大经济体，但不久就遭受列强入侵，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衡量一国经济实力不仅要看总量，更要看结构、质量、生产率和发展的后劲及可持续性。正如在本文第三部分所看到的：美国在财富存量、三次产业结构、生产率、研发创新、高等教育、人才、能源、金融、经济体制等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居于领先地位。这些优势和领先地位，是长期起作用又不容易被超越的。因此，美国在21世纪仍将作为最重要的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也是不容易被动摇的。 然而，美国经济实力和吸引力在全球的相对份额确实在下降。据西班牙《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指数》测算，美国包括经济、军事、软实力在内的全球存在份额从1990年的24.1％逐步减少到2012年的16.6％，下降7.5个百分点。据统计，美国GDP在全球的占比从1/3下降到23％。美国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用一系列指标衡量美国的相对吸引力，这些指标包括，国家研发支出，外国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等。研究表明，2000年—2010年，美国经济吸引力在20个关键指标中有14个输给了竞争对手，而且其中没有一个有所改善。不久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用包括一系列“硬”、“软”因素的两种不同的方法预测未来全球力量分布。两种方法都得出了一个结论，即美国在全球力量中的份额将会大幅下跌，从2010年的约25％跌到2050年的15％左右。 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的份额相对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 一个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最近二三十年，一批人口众多、地域广阔的发展中国家进入了工业化和新兴市场经济体行列。这些国家由于原来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发展起步后速度快，它们在全球经济的份额持续增加，使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份额相对下降。据世界银行数据：2013年与1990年相比，美国人口由2.5亿增加到3.16亿，增长26％；GDP由59796亿美元增加到168000亿美元，增长1.81倍；而中国、印度、巴西人口由21.54亿增加到28.09亿，增长30％，GDP由11455亿美元增加到133628亿美元，增长10.67倍。增长率是美国同期增长率的5.9倍。“新钻11国”(巴基斯坦、埃及、印度尼西亚、伊朗、韩国、菲律宾、墨西哥、孟加拉国、尼日利亚、土耳其、越南)人口从9.16亿增加到13.57亿，增长48％；GDP从11234亿美元增加到62266亿美元，增长4.54倍，是美国同期增长率的2.5倍。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测算，2013年起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购买力平价计算已达到50％以上，首次超过发达国家；预计到2018年，这个占比将达53.9％，较2008年的占比提高8.7个百分点。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南方的崛起：多元化世界中的人类进步》为题发布2013年人类发展报告称：“中国和印度在不到20年时间里将人均GDP翻了一番，这一速度是欧洲和北美在工业革命时期所经历的速度的两倍。”“1990年—2010年南方(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中产阶级的比例提高了一倍多，由26％增至58％。”瑞士信贷银行发布的《2014年全球财富报告》称：“目前全球有10亿人属于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为1万至10万美元。中国中产阶级在全世界的占比自2000年以来增加1倍，目前达到1/3。”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增长和财富中份额增加的势头还将持续。联合国上述报告预测：“到2025年，全世界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将有3/5来自南方”。“到那时，南方市场的年消费额将增至30万亿美元”。报告说：“南方的崛起在速度和规模上均史无前例，这么多人口的生活条件及其未来前景如此显著而快速地发生变化，这在历史上从未有过”。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规律，决定了全球经济增长中心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转移的。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世界经济重心由东方转移到了欧洲和美国；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重心正在向东向南转移。发展中国家最近二三十年的迅速崛起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原来作为欧美列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纷纷宣告独立，为以后经济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二是最近几十年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纷纷把制造业的加工环节向原来经济落后、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低的国家转移，推动了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三是发展中国家原来经济落后，就业等民生问题突出，执政当局为保持政局和社会稳定，也必须适应时代潮流，学习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推行市场化改革，促进经济发展。广大发展中国家在经历几个世纪的贫穷、落后和无数苦难之后，现在集体崛起，数十亿人开始摆脱贫困、解决温饱、走向富裕，这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将在未来一两个世纪带动全球经济共同发展和繁荣。其世界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甚至超过了18世纪以来发达国家实现工业化、现代化所取得的成功。对此应当举双手欢迎，而不应当认为是美国和西方的衰落。同时也要看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份额的上升，虽然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但是世界经济增长中心向东向南转移将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从开始转移到完全转移可能长达一个世纪，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等发达经济体无疑仍将是全球经济的重要引擎，而且将继续在科技、教育和发展质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美国经济实力在全球份额相对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源自美国自身，同近十几年美国的两次经济衰退和两场战争有直接关系。2001年美国经济因IT泡沫破灭陷入衰退以后，美联储为刺激经济增长，将联邦基金利率从2000年的6.5％的高点，连续13次下调到2003年6月—2004年6月间的1％的低点，这就使得美国金融机构杠杆率大幅提高。正是美国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新的金融产品过度扩张，直接引发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2001年—2010年美国GDP累计增长17.7％，不及1991年—2000年累计增长40.26％的一半。尤其是2008年—2013年的6年间美国GDP累计仅增长5.52％，而同期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37％，中国增长67.5％，增速分别是美国的六倍多和12倍。 与此同时，对于全球事务的干预外交也使美国付出沉重代价。自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已经打了六场战争：先后在伊拉克(1991年)、波黑(1995年)、科索沃(1999年)、阿富汗(2001年至今)、伊拉克(2003年—2011年)以及利比亚(2011年)。其中在阿富汗和第二次入侵伊拉克对美国财力损耗巨大，据美国布朗大学的“战争成本”项目估计，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巴基斯坦的军事开支最终将超过四万亿美元，达到美国国债总额的1/4。美国学者夸耀自己国家在“地理上的幸运”：“美国在自己的半球没有面临任何实实在在的威胁。海洋与和平边界保护着我们”。然而美国却在和平时期和这样的安全环境下，保持着全球最庞大的军事力量，美国的军事预算虽然在缩减，但2015财年仍高达5850亿美元。在冷战高潮期间，美国承担北约军事开支的一半，而现在负担75％。 金融危机和严重经济衰退使美国失业率高企，中产阶级和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停滞甚至下降，而1％的高收入群体收入不降反升，导致社会矛盾加剧；战争及军费开支庞大又使财政赤字剧增，没有足够财力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世界经济论坛将美国的基础设施排在全球第19位(五年前是第9位)。美国公共建设开支占GDP比例已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这些正是美国国内悲观情绪和衰落论滋生蔓延的重要原因。 (二)中国经济规模即使超过美国，也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发展水平同美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然而，中国未来仍有巨大发展潜力，不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今后的发展成就将会更加辉煌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尽管世界公认中国已有五亿多人摆脱了贫困，但据国家统计局2012年测算，如按世界银行每人每天生活费两美元作为贫困线标准，2011年中国约还有2.5亿人处在贫困线以下。按照中国实现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的奋斗目标，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人民生活比较富裕，也只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据西方学者预测：“为了加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中国不需要像过去20年那样实现两位数的增长率。每年5％至6％的GDP增长率就足以使中国到2050年实现上述目标。”“届时中国人均GDP将达到同期美国人均GDP的一半以上。”对于中国这样拥有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来说，只用100年的时间就从极为贫穷落后的状态变成居于世界前列的中等发达国家，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空前的伟大成就；但也还不是达到美国这样世界最发达国家的水平。更何况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未来几十年美国也在继续发展进步，将来会达到什么水平，现在还很难说。可以肯定的是：中国追赶美国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要走。因此，现在就说中国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云云，显然与实际相差太远! 同夸大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的实际意义、渲染中国威胁论相反，西方舆论中宣扬中国崩溃论的也大有人在。2001年美籍华人章家敦就曾著书宣称中国加入WTO后很快就会崩溃。尽管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的事实面前，崩溃论不断破产，但唱衰中国的声音仍不绝于耳。例如，不久前美国媒体一篇分析中国实力幻象的文章认为，“由于中国长期‘创新赤字’，这个国家现在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不应简单地认为中国的增长轨迹将继续不衰退。它可能也有其他两种可能性——停滞或倒退”；“中国可能是一只21世纪的纸老虎”。虽然该文对中美两国若干方面差距的分析，以及不同意中国将成为21世纪主宰者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中国的目标从来就没有定位在成为主宰世界的超级大国，而且事实上中国也不可能成为那样的主宰者；但是认为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并可能停滞或倒退等等，则明显是一种偏见。其要害在于没有看清：随着时代发展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如同欧美曾经的崛起一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同时，基本国情、发展阶段以及进入工业化、市场化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中国既不是日本，也不是前苏联。中国拥有诸多有利条件和巨大发展潜力，可以保证中国经济将持续向前发展，不会停滞更不会倒退；中国不仅现在没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且今后也不会。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也不应混淆经济增长短期波动和长期趋势两者的区别。 中国人口规模居世界第一，而且在13亿多人口中，农村户籍人口至今仍占一半以上，未来二三十年还将有三四亿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中国城市化总体规模比美国、欧洲、日本历史上的城市化规模都大得多。这虽然将给中国城市就业、住房、交通、教育、医疗等带来巨大压力和困难，但城市化的巨大规模也将带来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的大量投资，加上随着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消费扩大，都将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提供潜力巨大的国内市场。与此同时，中国人均GDP、服务业和消费占GDP的比例都远低于美国，未来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尤其是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提升消费和服务业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还有很大空间；中国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产业在区域间转移和发展的余地很大；中国科技和制造业水平与美国还有很大差距，但研发投入逐年显著增加，创新步伐正在加快，依靠科技进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发展质量尚有不小潜力；最近二三十年的大量投资使基础设施规模和水平正在赶上发达国家，多年来教育迅速发展使人口红利正在由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也将为未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中国国内储蓄率很高，国家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位，加上外资看好中国市场，因而投资来源充裕；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独特的优势，可以把市场活力和政府积极作为结合起来，深化改革将进一步解决政府与市场关系存在的问题，更充分地释放经济体制促进发展的动能；对外开放的诸多新举措将使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紧密地结合和更有力地相互促进。以上所有因素的组合，将使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拥有巨大的潜力、发展空间和回旋余地，这是世界其他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历史上所未曾有过的条件。因此，尽管未来中国发展仍会遇到许多矛盾、困难和挑战，但已经打下的良好基础、积累的丰富经验和上述种种有利条件，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三)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摆脱贫困得到发展，有利于全球稳定、发展和世界和平；中美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没有根本利害冲突，没有理由陷入对抗和冲突，否则将对中美两国而且将对全世界带来巨大灾难 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近些年来常有一些西方媒体从不同角度分析中美两国陷入对抗冲突甚至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有的评论以古喻今，援引古希腊著名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描述的公元前5世纪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为例，用修昔底德的话说：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斯巴达人的恐惧(12)。还有的文章认为，“当一个迅速崛起的大国与一个老牌霸权国竞争时，麻烦接踵而来”，因而认为中美在“东亚正走向‘修昔底德陷阱’”。 这种比喻和推论虽然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是由于混淆了不同的时代条件，所以从根本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21世纪不是公元前5世纪，现在的中国和美国，也不是古希腊的雅典和斯巴达。第一，在主要大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没有赢家。第二，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大国之间合作则两利，冲突必两伤，对抗冲突同样没有赢家。第三，20世纪人类经历了导致数以千万人伤亡的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全世界人民不会允许悲惨的历史重演。第四，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100多年间，中国人民饱受列强侵略和战乱带来的深重苦难，深切感受今天的独立、稳定与和平来之不易和十分珍贵；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都决定了中国不会对外侵略；而且国内稳定和国际和平，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条件，争取之尚恐力所不及，怎么可能反其道而行之呢!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决不会像老牌帝国那样谋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无论现在还是将来都不会对美国及其他任何国家构成威胁和发动侵略。因此，问题完全在于美国如何对待中国。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2014年8月12日发表前美国国务院官员、专栏作家何思文(斯蒂芬·哈纳)的一篇文章认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问题上，美国无论是言辞还是实质都在支持中国的敌手。”文章结尾说：“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谨记布热津斯基的警告：如果我们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中国，那中国就会变成敌人。” 近二三十年的事实已充分证明：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和全球经济绝对是利好和机遇。随着中国的发展，中美两国经济的利益交汇、融合也已今非昔比。现在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均仅次于欧盟)，中国是美国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美国是中国第四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二大出口目的地。2014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5551亿美元。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吸收美国直接投资累计766.8亿美元；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累计271.4亿美元。2014年11月，中国所持美国国债1.25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外国持有者，美国债券在中国3.8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占32.6％。中美双边经贸合作不仅对两国经济增长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且由于中美是世界经济的两大引擎，对于全球经济增长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全球经济互相依存度日益加深的今天，如果中美两国发生对抗冲突，无疑将导致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反转过来又将对中美双方带来极大伤害。 注释： ①《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用教学、科研、知识传递、国际视野4个方面的13项指标衡量大学综合实力，被认为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之一。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③④⑤(法)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中译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300、302、30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8页。 ⑦⑧⑨同注③第303、499、334～335页。 ⑩《埃尔卡诺全球存在指数》体现从1990年以来60个国家在全球的对外影响力和演变趋势。该指数根据经济、国防和软存在三个方面的数据汇集计算得出：经济由能源、初级产品、制造业、服务、投资等多个变量决定，国防由军队和军事装备的变量决定，软存在由移民、旅游、体育、文化、信息、技术、科学、教育、发展合作等多个变量决定。 (11)[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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