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交往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文/郝淑芹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秋天至1846年5月间共同撰写的一部著作，通过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虚假本质，清算了自己以前的哲学信仰，全面制定和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其中所阐述的交往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学界高度关注。近20年来，学者们对交往形式与生产关系以及交往思想基本达成共识，认为交往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范畴，体现了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本质。这些探讨拓展了交往范畴的研究视野，彰显了交往理论的当代价值。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天，我们重读这一经典著作，挖掘交往思想的深层含义，有助于我们在与世界各国交往中树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崇高理念，切实担当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贡献力量。
01 写作背景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在交往方面的哲学思想都在很大程度上成为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之源。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就是在清算和批判这些人错误思想的基础之上形成的。黑格尔承认人与人的交往是以“劳动”为基础的，但他从绝对精神出发所阐述的“劳动”并非物质生产实践。费尔巴哈则把交往的“人”还原为具有“类本质”的人，虽然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他的眼界仍限于理论领域，并试图用 “类的平等化”等观念来解决现实问题，因此难以达到对真正的人的“感性活动”的深层认识。根本上，费尔巴哈重新陷入了唯心主义窠臼。除了费尔巴哈之外，青年黑格尔派中的赫斯和施蒂纳等人在交往思想上也启迪了马克思，马克思也正是在批判他们偏颇的、甚至错误的交往思想过程中不断提升和超越，从总体上批判了“交往”的唯心主义性质，把它从理论领域拉回到充满“感性活动”的现实生活，进而赋予它唯物主义的性质，才形成了科学的交往理论。
02 主要内容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最早提到“交往”，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中对交往思想的拓展运用，交往理论的提出及阐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文本中都有所涉及。值得关注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对交往的概念释义多样，是交往理论的基础和关节点。
1.实践活动和交往关系是人们生活的一体两面。实践活动是人的生活本质，交往关系与实践活动如影随形。人的存在方式蕴含着一切社会关系，只有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才能充分展示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人们之间的交往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客观存在的联系，它取决于当时社会的需要和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所以，社会不是蒲鲁东所描述的“人类无人身的理性”，而是客观存在。交往关系是人类社会坐标中的无数交错点，它存在于具体的、历史的层级中，是社会关系的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的体现。纵向来看，交往关系构成了不同历史层次关系的升级换代；横向来看，交往关系形成了各种不同性质的关系综合。事实上，生产实践活动不仅形成了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也形成了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社会政治结构和上层建筑，体现了生产活动在一系列关系中的始源性地位。
在实际的工程应用中，状态方程、量测方程并非都是非线性的。例如导航领域中，量测方程是线性的；目标跟踪应用领域中，其状态方程是线性的。此时，针对线性的模型方程，常规线性Kalman滤波算法理论上是最小均方准则最优的，因此可以直接用线性Kalman滤波进行运算[9]。
虽然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全球化发展局势与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的情况差别很大，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经济水平都有了显著提高，在遵循国际交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文明交流等良好态势，世界总体上处于和谐发展之中。但是，各国也都面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社会发展不平衡、生态环境恶化等共同的挑战。一定意义上，今天世界面临的形势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情境有相似之处，面临的世界性问题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在这种情况下，重新领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交往思想的深意，有助于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实现国际协作，为实现社会和谐发展贡献力量。
1.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交往的价值旨趣。马克思并不笼统地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是具体分析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及其实现的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无产阶级只有夺取政权，消灭旧的社会形式和统治，才有可能改变现状，向真正的共同体过渡。只有在共同体的广泛交往过程中才有可能获得联合，进而为实现自由创造现实条件。伴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交往是实现人的自由的条件。普遍联合甚至通过革命手段才能彻底实现无产阶级能力的全部释放，根本上改变被奴役的社会地位，而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程度的深化是激活人迈向自由之路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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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当代价值
2.生产方式与交往形式是社会生成的不同方面。人类社会的生产与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交往是生产的前提，生产是交往的条件，生产和需要从根本上决定了交往的形式。交往活动的形式和内容在实践中不断更新和发展，交往作为人有目的的实践活动之属性却是不变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发展史就是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历史，生产是交往的基础，生产决定交往的形式。从历史的角度看，各民族之间形成的交往关系的密切程度、交往范围的大小，都深受民族内部分工和交往程度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提到的“民族关系”和“内部结构”，根本上都是围绕经济利益和阶级关系进行的。他们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了生产方式对各种 “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决定意义，从而初步阐发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3.交往扩展与世界历史的形成具有共进性。交往是社会发展的中介和方式，交往活动又需要规范和制约，人们只有通过调整人们的交往关系，优化社会结构，才能促进人和社会的共同发展。交往的结果是世界交往，交往扩展的趋势是世界历史的形成。伴随着大工业的深入发展，交往也不断扩展和深入，分工越是精细化，各民族之间的依赖性就越强。民族的产品逐渐变成世界的产品，民族的劳动开始打上世界的烙印。地域性局限的消失成就了世界历史的形成，这种世界性的交往破除了地域间的界限，使得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形成彼此之间的依赖，乃至于在今天的世界各国之间形成了深度捆绑关系。恰如习近平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旨向，那就是既追求本国人民的最大利益需求，又兼顾其他国家的合理关切，合作共赢，各国共同发展。根本上，交往的扩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2.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世界各国交往的基本遵循。和平是发展的条件，发展是和平的重要保障，和平发展才能共生共赢。在信息化高度发展的社会中，随着交通工具和交流手段的升级换代，人们的交往活动范围更广，交往的程度更深，交往的频率更高，产生的矛盾和摩擦也会趋于多样化。我们既要看到交往扩大与发展带来的进步意义是主流，也要正视交往实践带来的消极后果，比如：中美贸易摩擦、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要想破解世界性的难题和挑战，就只有立足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则高度，不计前嫌，团结协作，才能妥善处理好人们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致力于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人与万物的共生共荣。
3.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交往思想的中国构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通往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过渡阶段。为了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首倡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做出大国历史担当的表率。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各国共同利益为出发点，以实现和平、发展等共同价值为目标，这是马克思的“真正的共同体”思想与时代要求的最强共鸣音。而“一带一路”倡议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实践证明，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是全球治理模式的积极探索。中国担负着重要的世界历史使命，既要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又要突破国际不利因素的影响，传播和争取中国话语权，保持政治独立和民族特色，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我突然觉得我根本不了解学生，与他们有很大的距离。我想和他们交流，却又做不到，好像这不是我的工作，而是他们班主任的工作，“教书”与“育人”分隔开了…班级很静，随着和学生关系的密切，我更愿意用真实的自己去上课。(2010年4月13日)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曲阜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张 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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