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社会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理论和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的两个密切联系的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寻求一条既不同于当代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新社会主义”。他们批判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揭露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在关于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未来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蓝图等方面提出了各种观点，形成了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如科尔施的“实践社会主义”，葛兰西的“工厂委员的社会主义”，列斐伏尔的“工人自治的社会主义”，马尔库塞的“自由社会主义”，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阿格尔等人的“生态社会主义”，高兹等人的“后工业社会主义”，罗默等人的“市场社会主义”，等等。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作为共产国际内部的左倾激进思潮而出现的，从一开始，社会主义观及革命理论就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在二十、三十年代，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直接参加者、革命理论家或领导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这几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所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总结欧洲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复兴革命作准备。因此，对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和对西方革命的途径、战略和策略，未来社会的特征和蓝图的探讨便是他们的社会主义观的中心论题。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及流派从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的这种理论传统出发、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现实或历史发展情况，展开了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尽管从法兰克福学派开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流派及代表人物逐步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使马克思主义研究失去了历史依托，但是，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及其出路的关注，仍然是他们的社会政治理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时期，这些后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和对第三条道路及“新”社会主义的探索的侧重点、深度和广度有所不同。
我们从下面两点来概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基本内容：
一、理想与现实：对苏联模式的批判
这里的理想是指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现实是指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所谓的苏联模式也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及社会主义发展的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主要围绕下列三个方面来进行，即对十月革命道路或途径的评价；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对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
首先，关于十月革命道路的评价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葛兰西、马尔库塞和普兰查斯等人认为，十月革命道路是俄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条件和革命形势的产物，它不具有普适性，不适应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因此，必须探索适应于西方社会的革命新途径。葛兰西称十月革命为“反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页）。因为按照《资本论》的逻辑，在象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不可能取得革命胜利的，然而十月革命胜利的事实驳倒了马克思。葛兰西进而认为由于西方的具体的历史条件不同，不能走十月革命或暴力夺取政权道路。普兰查斯则批评十月革命道路或所谓的夺取政权的“列宁主义模式”，认为这一模式与当代西方社会的实践情况不适应，如果采取这一模式，必将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陷入绝境。
其次，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批判方面，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大加鞭笞。他们批判的要点有四：一是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断言苏联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批评苏联模式过于狭窄，说它片面强调政治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视思想文化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集中和纪律，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着力抨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它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和官僚制度，其特征是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在经济体制上则片面强调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四是断言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都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因而是一个压抑、异化的社会。
再次，关于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作为它的核心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及其后的苏联官方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认为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已丧失了它原有的生命力（即它的批判否定精神），变成苏联官方为自己的统治、为现实和政策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因此，要彻底批判苏联模式，就必须揭露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或指导思想，指出“苏联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背叛马克思主义而成为统治合理性辨护的工具的。
二、解放之路：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已经失效，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不适应于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他们既反对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也反对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道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因此，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进行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理论。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宣称，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中，无产阶级之所以要起来革命，主要是为了改变贫困的状态，这是革命的动因。但是在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科学进步导致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并改变了无产阶级之贫困状态。因此，这种革命的动因已经不存在，更由于在该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改变以及无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所以不可能出现马克思所讲的无产阶级革命了。另一方面，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其他的革命新动因，这就是发达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压抑和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等等，由此产生一种新型的革命，即“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爱欲的解放或人的自由解放，因而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则认为，在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指出的两个革命化条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尖锐化，且无产阶级具有革命意识，能被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严重性——已经消失，因此，不可能再出现真正的或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运动。归根结底，乃是革命主体出现意识形态危机，社会的乌托邦力量也衰竭了。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所说的革命条件不存在，不等于其他的革命条件不存在。实际上，在该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革命条件或动因，如这个社会的基础削弱，出现合法化危机，对可实现的福利的厌恶心理，官僚化劳动方式和生产方式带来的压抑等等。这些新动因特别是人的本质受压抑的动因，使得社会变革成为必要和可能。这种变革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产生于厌恶的革命”，革命的目标不是为发展生产力，增加物质财富，而是“美好生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则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归结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因此变革的目标是通过确立稳态经济，消除生态危机而进入“生态社会主义”。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的主体。大部分后起的（卢卡奇、科尔施、葛兰西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级关系及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无产阶级已不再作为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因而他们在无产阶级之外寻找革命的“新”主体。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认为，无产阶级曾是最卓越的革命阶级，因为它体现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绝对否定；无产阶级所遭受的全部苦难、异化及受社会的排斥，促使它搞激进的暴力革命，而这种革命正是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但是，在当代，随着科学进步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了。那么，当代西方社会变革要靠谁来实现呢？他认为必须在现存制度之外建筑革命力量，发展有组织的激进左派，这些革命力量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黑人、少数民族等下层阶级以及第三世界的没有特权或为生命挣扎的人等等。哈贝马斯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当代西方，无产阶级的两大特征——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贫困化——已经消失，无产阶级也丧失了革命意识，再也意识不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因此，哈贝马斯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即以中间阶层、职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为主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原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又如，“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已丧失了作为革命主体的资格，因此，他们把“新无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新主体。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作为革命新主体的“新无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白领工人、未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工人等等，而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在马勒和高兹看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是一种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受过专门训练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再如，“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中间阶级”，即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过，他们又认为，革命要取得最终胜利，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参与。
关于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途径、战略及策略。“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种种新的变革途径、战略或策略理论。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总体革命尤其是注重主观革命或文化意识革命的理论，强调掌握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葛兰西还提出种所谓“阵地战”战略，即通过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市民社会）中不断渗透，一个个夺取资产阶级的文化机构，在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最后夺取政权的战略。马尔库塞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革命途径或战略。他既不同意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一种“非暴力的反抗”。这种“非暴力反抗”的途径，通过意识、本能和文化革命来进行，或者通过“大拒绝”——拒绝一切从事苦斗和充当帮凶，拒绝对统治者服从——的战略，或者靠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在为现存的体制服务时做反对这种体制的工作。高兹提出一种“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或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的战略，这种战略拒绝在一个晚上就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包括一系列可以导致夺取政权的改良措施，首先是争得由工会控制整个劳动场所和工资规模的权利，以工厂企业和劳动场所的变革为主要基地，注重权力的变革，即注重企业的控制权问题。这种战略与总罢工的方式不同。它以合法斗争和逐步变革来进行。普兰查斯提出一种“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即“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大量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把国家内部进行斗争同与在国家外部进行斗争结合起来。这种战略反对彻底砸烂或摧毁资产阶级国家的做法，主张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相结合。此外，列斐伏尔主张通过克服日常生活异化或日常生活革命来实现西方社会的变革；赖希主张通过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来实现变革；阿格尔等人则主张走生态革命道路，如此等等。
此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对“新”社会主义的模式与蓝图作了探讨。限于篇幅，这里未作评述。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是有重大失误的。他们贬低或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的经验及这些经验在西方革命中的普遍性；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和领导的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了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它与法西斯主义相提并论；没有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等等。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批判也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值得借鉴的因素，如揭露批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做法及其危害；提出了列宁之后的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高度集中、集权、党政不分的本质特征以及强调计划，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和作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苏联的官僚主义以及片面强调改革所有制、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纪律、集中而忽视自由和民主等方面的弊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提出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有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做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所有这些，对于我们吸取苏联东欧演变的深刻教训，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坚持改革开放，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
在“新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途径、道路和策略、西方革命的主体与动力，“新社会主义”的特征与蓝图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当代的适应性问题等方面进行探索，形成了所谓的“新社会主义”或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第三种选择，要点是选择适应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变革途径和革命新策略，依靠革命的新主体，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或“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显然，在“第三条道路”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错误地估计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特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近乎于乌托邦的理论，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是，他们的理论中也有某些合理因素，如提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制定革命的新策略，关于西方革命的主体及革命斗争的方式变化问题，关于思想文化革命、意识革命及掌握这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问题，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问题，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制度的某些设想等等都有可供参考之处。这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及其规律性，了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长期性、曲折性，坚定社会主义最终必定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念，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世界视野中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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