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动态经济学——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过程中论文,产业结构调整论文,经济学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三大隐忧
我国的产业结构从规模上看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1970年代的平均水平，或者已达到工业经济的结构。到2000年，我国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增加值占GDP的百分比分别为：15%、52%、33%（世界银行，2003）。工业占国民经济的一半，从规模上看，我国也算得上“工业国”了。但是从生产力水平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当时的“工业国”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
目前最令人担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伴随着生产率增长率的提高，而我国则在“工业化”的同时却没有出现生产率增长率的不断提高，甚至近年来还有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工业在经济中的产值已达52%，占国民经济的一半水平。至2003年我国第二产业对经济的贡献率达到80%。看起来我国也可称为“工业国”了。根据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在三大产业中，工业，特别是制造业是最能吸纳先进技术的部门，工业的扩张过程就是整体经济的生产率增长率提高最快的时期。但为什么我国生产率增长率却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同呢？这似乎是一种违反常规的现象。
其次，尽管我国从中央到各地区政府部门都十分重视产业结构的“调整”，但是各地重复建设、重复生产、恶性竞争等现象比较严重。据国家发改委报告的数据，2006年我国有11个行业出现或存在潜在的生产能力过剩，包括钢铁、焦炭、汽车、电解铝、铁合金、电石、铜冶炼、水泥、电力、煤炭、纺织等。但其中很多产品还需要进口，如汽车、钢产品等。这表明，我国的产业结构调整机制还不够有效，以至于不能及时淘汰过剩产品的生产、提供和扩大市场需要的产品。造成一些部门生产过多，而另一些部门生产不足，还需要从国外进口。
第三，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我国已经逐渐形成了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加工基地，有人形象地把中国的这种地位比喻为“二传手”：中国作为“世界加工厂”为发达国家加工产品；但是由于大量地消耗资源，必须从发展中国家进口原材料。表现在金融关系上，中国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贸易顺差；很多进口给中国原材料的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是贸易顺差。现在美国在外汇汇率上向中国施压，中国是不是也会向其他国家施压？不仅如此，这种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加工工业是一种资源消耗高、污染高，但附加值低的工业。短期看虽然对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有贡献，但长期看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的发展会造成严重的阻碍。
这些产业结构“升级”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被经济学界和政府部门所忽视。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各地政府为了加快经济的发展，常常提出与产业结构调整有关的“发展战略”。但是，如果把各地区的“发展战略”放在一起对比，我们会发现这些“战略”往往大同小异，各地的结构布局雷同。其结果似乎是产业结构越调整越乱，重复建设下形成无谓的竞争。要走出产业结构调整的误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产业结构变动的规律。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无论总体布局还是地方调整，我们需要尊重和顺应这一规律。
二、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变化的基本规律包括结构平衡的规律和结构变迁的规律。在结构变迁过程中这两个规律相互作用，表现为经济在非均衡动态的调整过程中不断发展。
1.产业结构的平衡与失衡
产业结构是一国经济中各个部门之间的比例，从大的方面看它是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大产业之间的比例，从小的方面看它是一切相互联系的生产和经济活动之间的比例。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使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市场经济中，每个部门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部门的联系。它们之间相互独立又彼此供求，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维持产业结构的平衡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保证。
然而，由于资本的流动或转移，产业结构的平衡总是被打破。产业结构的失衡意味着一些部门生产的产品太多，另一些部门生产的太少，表现为总供给与总需求不能相等。
市场经济体系自身存在结构平衡的调节机制，通常被称之为供求规律。当某些部门供给大于需求时，市场价格下降，利润的减少促使生产减少；当某些部门供给小于需求时，价格上升，刺激生产的增加。“供求规律”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投资者使各个部门生产的数量朝着等于需求的规模变化。
但是在经济活动中决定利润变动的因素除了价格的变动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如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的周转速度、生产率、垄断程度等等。当这些因素对利润率的影响大于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时，某些部门的产量就不一定随市场价格变动而调整，供求的不一致就成为不可避免。
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就揭示了部门间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这种结构不平衡的可能性。马克思发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假设前提下，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与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相比，因为资本周转速度较慢，年利润率更低。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些部门的资本会转移到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于是，有机构成较低的部门生产较多的产品，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生产较少的产品。这种供求的不一致，不但不能通过供求机制恢复平衡，反而被固定下来。生产较多产品的部门，产品价格下降到其价值以下，生产较少产品的价格提高到其价值以上，结果每个部门的利润率趋于平均化。当利润率没有差别时，部门间的资本转移停止，生产的结构不平衡被平均利润率规律固定下来。
本文特别要提醒注意的是，马克思的生产价格理论揭示了一个重要的现象：当各个部门的资本都能获得“平均利润率”时，一些部门的产量少于市场的需要，另一些部门的产量多于市场的需要，这时资本在部门间不再转移，供求规律的调节不再起作用。这是因为，最终决定资本转移，从而资源在不同部门间流动的是利润率；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结构的不平衡可以被固定在“平均利润率”基础上，从而限制了供求规律对生产的调节程度。
结构不平衡不但可以通过“平均利润率”固定下来，还可以通过“垄断利润”的追求被固定下来。在竞争中资本不满足于获得平均利润，还通过技术创新的办法取得市场的垄断地位，获取垄断利润。因此市场机制对结构平衡的调节力会进一步受到限制，结构的不平衡不可避免。
2.结构“升级”的规律
当产业结构的不平衡被“固定”下来时，经济不能正常运转，因为社会分工决定的各个部门间的相互依存性要求他们按各自的比例生产。所以，结构的不平衡现象不可能长期固定下来，供求规律（或价值规律）虽然暂时受到限制，但仍然会通过“强制”的方式为自己开辟道路。
马克思曾经指出：“要有充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科学的认识，理解到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部分而互相全面依赖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马克思、恩格斯，1995:140-141）所谓“强制开辟道路”，就是恩格斯所理解的“周期性的革命”。
我们可以设想，在生产价格的“调节”下，生产过多产品的部门的产品，因为超过了产业结构要求的必要比重，仍然不能完全被市场吸收，必然成为“过剩商品”；生产较少产品的部门，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也没有达到产业结构要求的比重，会出现失业。这就是说：一些部门的“生产过剩”与另一些部门的“失业”同时存在。当这种状态维持到一定程度时，累积的不平衡就会发展到经济危机的程度。
历史经验证明，每次危机或经济衰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企业往往是掌握先进技术的大企业。因为他们有能力通过对生产和市场的控制使自己的损失转嫁给竞争对手。更重要的是，资本的本性决定，有能力的企业在竞争中并不安于获得“平均利润”，还要尽可能获得“垄断利润”。技术创新历来是资本在竞争中取得垄断地位的基本手段。通过技术创新，有机构成较高的部门不仅利润率不再低于有机构成部门较低的部门，而且由于这些“资本密集型”企业特别容易吸收先进的技术，使生产率大大提高。单位产品成本因此大大下降，这类部门生产的数量不再过少，而是不断增加，甚至迫使产业结构的失衡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技术变动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比平均利润率规律更大，它不仅仅驱使资本的流动超越“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更对其他部门的生产产生颠覆性的冲击力，并最终导致总体经济发生产业结构的“升级”。
首先，技术的变革会在经济中兴起一些新的部门，如工业革命伴随着机器制造业的崛起和发展。原来的产业结构中无疑会因这些部门的“添加”而改变。
其次，个别部门采用先进技术对于其他相关部门具有“扩散效应”，从而引起一系列部门的生产技术的改变。这些部门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不仅会因此而发生数量比例(K/L)的改变，也会对生产要素的质量提出新的要求。
第三，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效应会引起市场需求的扩大，因为商品成本和销售价格的降低会提高消费者的实际收入和相关部门生产成本的下降。
于是，围绕新技术的采用，经济中各个部门发生相应的更新和重新组合：一些部门因技术变革而市场扩大；另一些部门因技术变革而被无情地淘汰或大大地缩小。这就是熊彼特所言的“创造性毁灭”过程，也是产业结构的“升级”过程。不甘心被毁灭的企业必须在技术创新中寻找出路，这样新一轮又一轮的技术创新又可能引起新一轮又一轮的兴起与毁灭。
如果说平均利润率规律下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导致的结构失衡是在技术条件给定情况下发生的话，那么垄断竞争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则是以技术条件变革为前提的。例如，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从个别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开始，到机器制造业的兴起、发展，再到工业体系的建立和整体经济的现代化，正是生产过程创新带动技术变革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经济的不平衡不是以个别资本眼前利益为转移，而是以他们的长期利益和生存空间为转移的，所以结构变迁引起的经济波动和震荡更加惨烈。一些部门必然会永久性地退出经济，从而引发结构性失业和企业的大量倒闭；另一些部门因技术优势获取大量的超额利润，因而也会引发投资膨胀、金融投机泡沫等潜在危机。
三、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路径
产业结构变动或“升级”规律和发达国家的经验都表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很复杂的过程。简单地靠政府的力量改变部门间的数量比例不能达到“升级”的效果；简单地扶植个别部门的发展也会引发整体经济结构的失衡。政府在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1.政府“介入”的必要
产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规律表明，如果没有政府的“介入”，由资本的本性及资本的运动规律决定，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必然发生。那么政府的“介入”是否干扰或破坏这种“自然规律”呢？当然不是。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经济的非均衡动态特征恰恰需要政府的介入。
虽然资本之间的竞争和市场机制相互作用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升级，但这是一个惨烈的、动荡的过程：经济中总有一些部门扩张、兴起和发展；另一些部门的收缩、衰落和破产。
由于市场经济中的“自然规律”，无论是供求规律还是“平均利润率规律”和垄断竞争规律，都不能使经济达到完全的平衡。经济中总是存在一个供求缺口，总有一部分生产能力被抛出经济运转之外，处于闲置状态。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介入”，来缓解矛盾的激化，或防止破坏性的后果“惨重”。为了维持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政府不能袖手旁观。
关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发达国家从战后到1970年代成功地采用“凯恩斯主义”政策进行宏观调控。但是，1970年代的“滞胀”宣告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失灵。从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来看，凯恩斯主义的缺点不在于对宏观经济的干预，而在于不了解结构失衡的根源。
结构的升级过程带来的不平衡不能用总量政策来应对。比如，一些新兴部门对传统部门的冲击，使传统部门失业的劳动力还很难进入新兴部门，因为他们掌握的技能和文化素质可能不匹配。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扩大总需求还是抑制通胀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都无济于事，反而引起“滞胀”的发生。
西方发达国家主流学派认为应当放弃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张放任自由，让市场“自然规律”发挥其调节的功能。但是，从美国“新经济”的经验中我们看出，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政策的成功并不在于放弃宏观干预，而在于鼓励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和积极解决失业问题。而这样的政策措施实际上具有结构性调整的特点。
2.中国政府如何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经济只有“工业化”没有“现代化”的症结在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变成了“加工基地”。换句话说，产权和技术专利大部分掌握在发达国家手里，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廉价劳动力和较广阔的市场。这使得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政府不仅需要努力解决结构变动中的不平衡问题，还要在推动技术进步上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引进外资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2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大大改善了我国的经济落后局面。但是，外资的进入对我国原有工业体系的冲击也是巨大的，特别是机器设备制造业正面临着“生存危机”。
如何面对外资冲击下的结构不平衡问题呢？按照产业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我国明智的办法应该不是去“扶植”被“淘汰”的企业和部门，而是通过经济政策引导这些部门的“过剩生产能力”进入其他领域，如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保证他们的消费水平，防止经济萧条和危机的发生。
结构升级的基础是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我国要解决现代化问题，惟一的出路就是掌握技术创新的主动权。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和刚刚转型的市场经济体，我国的企业与发达国家的垄断集团相比力量还很弱，政府有针对性地扶植和支持尤其重要。这里所说的“针对性”是指在认清我国在目前国际分工下各个产业部门的优势和劣势的前提下，提出重点扶植的产业和研发项目进行支持。
我们应看到，培养我国能够与发达国家垄断势力相抗衡的大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应该是我国政府的长期政策目标，因为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摆脱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局面。
过去我国政府在解决结构不平衡和鼓励技术创新上已经做过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效果。可以说，我国长期的高速经济增长与政府部门的这些工作是分不开的。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企业资助积极性的前提下制定政策。产业结构升级的规律表明这两者是主角，政府的宏观调控是配角。政府政策的范围应保持在这两个主角以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对市场机制或对企业活动的“代替”或“参与”都不太明智。
参考发达国家的经验，我国政府需要做的工作至少可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教育，建立良好的学术环境，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和吸引人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教育资源本来就相对稀缺，再加上人才外流等原因，科研能力已不能适应竞争的需要。政府应采取措施，除了物质条件以外，特别应创造宽松的学术环境，吸引人才留在中国工作。
第二，建设良好的融资环境，引导资金流向技术创新企业和生产性投资。在货币非黄金化的今天，各国经济都具有虚拟化的趋势，如果生产性投资和科研开发的利润不看好，资金就会流向金融部门，加重经济的虚拟化。反之，如果生产性投资在我国具有长期发展的优势，资金就可能流入实体经济。资金的自由流动需要政府部门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得力，防止破坏性投机和“虚假”交易对实体经济的干扰。
第三，建立良好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分配制度，来保证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跟上或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产业结构的升级离不开需求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人来说，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下，国内市场上需求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相对低下。中国人口占世界1/4的水平，一旦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发达国家水平，我国“内需”将使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得到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两极分化会导致大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下降，甚至在结构转变中一部分人变成永久性失业或难以提高收入水平。政府部门应该出面解决这种市场经济下靠企业无法避免的问题。这就是要建立一种“收入转移机制”或政府出资建立一些竞争中的企业不愿投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基础设施建设、某些社会保障体系下的服务部门、环境保护主旨下的某些建设部门等等。
第四，组织力量有针对性地进行科研攻关，然后以市场交易的方式把科研成果卖给中国有能力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环境中，我国企业面临的竞争对手更多地来自发达国家，而不仅仅是国内企业。在技术上单靠企业自身的力量非常有限，特别是高新技术的研发需要集中人才资源、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和组织成本等。作为发展中国家，借助政府部门的力量，可以缩短企业创新和研发的时间，有助于摆脱国际竞争中的被动局面。
总之，产业结构的调整不能人为地减少一些部门，增加另一些部门，而是遵循产业结构变迁的规律，引导技术进步和实现经济现代化。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应该抓住机遇并充分利用外资以加快我国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也要靠政府集中力量培养自己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有国际竞争能力的企业，使得我国的产业结构在世界范围的资本流动中得到“健康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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