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笔谈——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以农村消费实践的研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方法论论文,笔谈论文,为例论文,调查研究论文,策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术语的界定
实地研究这个词，如果翻译成“field research”的话，在社会科学界有一个比较狭义的界定，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它有时候也被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定性研究方法(qualitative method)”、“解释性研究(interpretative research)”、“个案研究方法(case study method)”或“民族志方法(ethnography)”。这个研究取向，在社会科学调查这个领域里，传统上主要是由社会人类学家采用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实地调查的对象空间往往相对比较小，研究者可以和所研究的对象生活在一起、工作在一起，而研究者所使用的主要研究工具，就是他本人，即他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生活在当地人中间、参与当地人的活动，从而获得对当地社会的系统化情境定义的了解。因此，这样的实地研究，实际上就是以研究者本人为研究工具的一个学习过程。[1](P1)
除了这样一个狭义定义之外，在中国社会中，关于实地研究还有一个广义的界定，那就是走出书斋，到你所要考察的社会对象那里，去亲身体验和搜集实地的数据。有时候，我们也把这项活动叫做“实地调查”、“实地考察”或“实地调研”。可以这么说，自从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发表以来，遵循实地调查的方法，去采集社会现象界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制订出有事实依据的政治政策和社会政策，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各界（不仅仅是社会科学界）的一个潮流，[2][3]向以至于我们今天在大学校园里，还经常听到大学生们暑期社会实践，要到哪个哪个地方去进行实地调查等等的说法。这样的实地调查，实际上是在表达这样一种要求，即调查者必须和调查对象进行实际的面对面的接触，从而确保信息采集过程的真实性。
本文并不打算采取上述的狭义定义和广义界定，而是提出一个折衷的界定，即基于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采取可辨识的研究手段和研究工具，与调查对象进行实际的物理接触，系统性地采集到关于调查对象的目标数据的活动。它与社会人类学的实地研究取向的区别在于，研究者并不仅仅把自己作为研究工具，他还使用了其他研究工具（如预先制作的访谈提纲和调查问卷），而且他的研究时段也许并不是很长。而与中国社会中常用的实地调研这个术语的区别，则在于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研究手段的标准化和程序化程度的不同。
二、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争端
在谈到当前社会科学的实地研究策略时，我们不得不首先指出，目前在国际社会科学界存在着一个十分明显的争论，那就是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的争议。我先简要地对定性研究方法对主流实证主义定量研究方法的批评做出说明，从而为阐述我自己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策略奠定一个论述的基础。
首先，我们来看主流实证主义(Positivism)研究策略的主要特征。Jack Katz把实证主义的科学观总结为四个以R字母开头的指导性原则，又称4R原则：首先，我们必须避免反应性(Reactivity)。所谓反应性，就是由于研究者本身的存在，导致被研究对象受到影响而给出了有偏差的信息；其次，通过保持和研究对象的疏离，我们还要解决可靠性(Reliability)问题，也即如何从调查对象所展示的大量数据中，系统地做出数据采集和筛选；第三，一旦研究者从数据分析中得出了结论，他们还要保证这些结论并不仅仅反映他们自己的独特属性，而是必须具备可复制性(Replicable)。换句话说，其他研究者面对同样的数据，也应该得出同样的结论；最后，研究者所采集的数据，应该不是调查对象所独有的，它们还应该具有代表性(Representative)。也就是说，该数据得出的结论应该可以推论到调查对象所属的一个总体当中去。[4](PP127-148)
4R原则所指引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研究活动，以问卷调查研究(Survey Research)为代表。但是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遭到了反思取向的(Reflexive)社会科学实践者的批评。主要的批评，集中在对4R原则的神话性揭示。换句话说，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很难在研究过程中得到实施，因为这些原则受到了Michael Burawoy所说的4S的挑战。
Burawoy的4S给出了研究实践活动所无法避免的4大难题：首先，以问卷调查研究为代表的实证主义研究活动，为了减少研究对象的反应性，总是试图在不诱导研究对象的前提下，获得他们明确而清晰的回答。但是，研究对象事实上很难避免所谓的刺激－反应效应(Stimulus-Response)。因为实施问卷调查的情境因素，如调查员的年龄、性别和族群特征，调查进行的具体地点，以及问卷问题的排序，都将成为诱导调查对象做出反应的因素；其次，为了确保数据采集的可靠性，研究活动采用了标准化的(Standardized)调查工具。但是，调查对象对每个问题的理解，以及他们各自所持有的本土概念，却从来都无法得到标准化；第三，研究结论的可复制性，要求研究对象所处的外部环境条件是稳定的(Stabilized)，不会随着时间和地点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这一点又恰恰是不可能的，因为实地田野的外部条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最后，代表性要求研究者必须选出一个由个体分析单位所组成的样本(Sample)，并以样本的特征来推论总体。这就必须首先假定，该个体本身就是一个合适的分析单位，并且其所处环境的情境效应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可是，符号互动论和现象学长期以来一直指出，面对面互动的情境，将不但使这些个体分析单位的特征得到干扰或歪曲，而且互动情境中的某些社会因素还将掺人到样本的反应之中，形成新的样本特征。[5](P13)
表一 定性研究手段作为以定量分析为目标的实地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实证主义的实地研究存在着上述无可回避的问题，因此，Burawoy本人采取“扩展的个案研究方法(the extended case method)”作为解决之道，[6](PP4-33)以民族志作为主要的研究手段，承认研究过程中的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进入调查对象的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重要性，以及研究活动本身就是一个社会过程(social process)。[5][6]
三、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定性先行，定量跟进
尽管实证主义的研究取向存在Katz和Burawoy所说的种种局限性，但是笔者仍然认为，随着研究所关心的问题的不同，选择定量研究方法，有时候却是必须的。比如说，当我们需要在短时间内采集较大数量样本的信息，以便为某个社会政策的出台提供理论依据时，问卷调查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工具。因此，笔者的方法论立场是一个多元主义的立场。该立场主要有两个观点组成：(1)正如上面所说，随着研究所关心问题的不同，或者随着研究所预期得到的产品不同，无论是定性的方法，还是定量的方法，都是策略性选择的结果；(2)为了纠正纯粹定量研究方法的内在局限性，在决定选择定量研究手段来获得最终研究产品时，应该在研究初期，密集地在本体论意义上使用定性研究手段来作为采集本土信息的手段。换句话说，笔者的实地研究方法论策略，是以定量推论为目标的，但在研究过程的初期，却整合了定性研究手段这样一种取向，它简单地可称为“定性先行，定量跟进”的策略。
在标准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教材中，关于在定量研究过程中整合定性研究手段的做法，有一个相应的名称——“试调查”。但笔者认为这一称呼，极大地忽略了定性研究手段在以定量分析为目标的研究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笔者更愿意把这一阶段的研究，称呼为“以学习为目的”的基础研究。表一给出了定性研究手段究竟可以在以定量分析为目标的研究过程中，扮演何种重要角色的简略说明。
接下来，笔者就以自己一直想做但尚未正式实施的关于农村社区的消费实践这样一个研究领域为例，对上述方法论策略做出具体的阐明。
四、以中国农村消费实践研究为例的说明
与笔者的研究兴趣相对应，对中国农村消费实践的研究，其目的是在选定的研究问题上，建构出一个能够被定量数据加以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命题，并建立起变量间的关系来。因此，研究者首先必须明确，自己想研究农村消费实践活动中的什么？换句话说，研究问题应该具体到什么程度？下面的研究设计框架，给出了笔者的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农村社区中消费活动的商业化及其扩展。
1.中国农村社区中，消费活动的商业化现象是否存在？
2.商业化消费项目的引入，是村庄内生需求的反映，还是外部商业利益入侵或地方政府推动的结果？
3.商业化扩展之后的利益和利润，主要是在村庄社区之内分配呢，还是溢出到了村庄之外？
4.村庄内部社会力量对商业化扩展趋势的抵抗是否存在？这些抵抗是否成功？哪些消费领域的抵抗比较有社会基础？是什么样的社会基础？
5.商业化扩展的社会后效是什么？
其次，为了表明笔者对以理论建构为目的，或者以定量分析为目的的研究的忠诚，我们还可以以上述的某个研究问题为例，给出我们最终希望获得的研究产品——可被定量数据证实或证伪的理论命题或理论模型的一个例子。我们选择上面的问题5——“商业化扩展的社会后效是什么？”作为理论模型建构的例子。
理论命题：中国乡村社区消费活动的商业化扩展，导致了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那就是：中国乡村地区出现了“现金短缺”的趋势，而这一“现金短缺”的趋势，又引起了其他的重大社会后果。其理论模型如图一所示。
第三，笔者还将阐明，这样一个理论导向的定量分析框架，必须依赖于扎实的定性手段所提供的初级产品（参见表一的第三栏）。换句话说，在最终大样本地采集定量数据之前，必须有充分的定性研究作为前期的基础研究。可能采取的定性研究步骤包括：
1.研究者首先需要对村庄社区的消费景观和消费图景做最基本的参与式观察，以便得到一个再教育的学习过程。因为目前的消费研究，主要集中在对都市消费现象的关注之上，因此研究者大多对都市的生活体验和消费活动了解较多，而对农村的消费实践却知之甚少（注：在中国社会中，城市和乡村这两大社会空间之间的差别实在太大了，而且影响消费行为的各种力量和机制也有很大的不同，如收入的稳定性、消费机会的物理接近性和方便程度、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等（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农村，相当一部分消费品是自己生产的或物物交易得来的）。），因此，对某些代表性社区的个案研究，是必须进行的。
图一 中国农村社区消费场域的“现金短缺及其社会后果”模型
2.根据研究者对农村社会的了解，我们认识到至少有两种类型的村庄存在：一类是“传统型村庄”，满足传统上界定乡村社区的大部分条件，如生产方式上以第一产业为主，居住环境表现为较明显的低度城市化特征等；另一类则是“处于快速城市化边缘的转型农村社区”，由于其生活方式已经处于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型过程当中，因此这一类社区，无论是在生产方式、居住环境和生活方式方面，都在向城市化的方向发展，因此其消费实践，与传统型的村庄有着明显的不同。因此，研究者需要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分别开展前期的基础性定性研究。
3.参与式观察时，研究者可以做哪些信息记录工作呢？他至少可以采集到一个有关“商业化扩展”的名单：(1)从前没有的消费项目，现在已经有了；(2)从前不需要花钱买的东西，现在需要花钱买了。他还可以对农户家庭的现金流走向，实施个案定点观测工作。
4.集体焦点小组访谈的主要功能，是对图一中研究者心目中的各个概念——如传统技艺和文化形式、地方性借贷关系、阶级流动等，进行本土化的转译，即在乡村社会中，人们是如何来界定和解释这些概念和术语的，在现象层面上，这些概念和术语所代表的社会事实分别是什么？换句话说，这些概念必须在研究现场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操作化定义和操作化指标。
5.开放式访谈的主要功能，则是对理论框架所涉及的操作化指标的进一步细化。如图一中的“环境危机”这个概念，可以找到“环境恶化”这样的操作化定义，而“环境恶化”这个操作化定义，又必须找到在该乡村社区内最能被研究对象所理解的测量指标：究竟村庄居民们对“环境恶化”的感知，是来源于“饮用水水源的缩小”或“饮用水的商品化”；还是过量采伐用作燃料的植被而导致的“水土流失”所带来的潜在的泥石流危险呢？
因此，在笔者能够开展对中国乡村的消费实践活动的定量研究工具——调查问卷的制作之前，将有大量的定性研究工作要开展，这两大方法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笔者心目中的实地研究的方法论策略：建立在扎实定性研究基础之上的以理论建构为目标的定量分析。